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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
李志逵
怎样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是一个素有争论的问题。我们当然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但反对决不是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把它一棍子打死。
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唯心主义。确定唯心主义之为唯心主义，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恩格斯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凡主张思维、精神是第一性的，存在、自然界是第二性的，是唯心主义。但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正象在现实中从来没有一般的人，只有张三、李四等具体的人一样，在哲学史中也从来没有一般的唯心主义，而只有具体的唯心主义，如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等等。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不是评价一般的唯心主义，而是对具体的唯心主义，对某一具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评价。
唯心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方面，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它当然是错误的。但并不是凡错误的思想都是唯心主义。例如，古希腊最早的一些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把一些具体的物质的东西，如泰利士把水、赫拉克利特把火看作形成世界万物的始因，这种不用超自然的原因而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的观点，虽在认识世界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具体观点却是错误的。现在稍有科学常识的人决不会肯定这种观点，然而它就不是唯心主义。
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大多数代表了社会上保守的和反动的方面，然而并不是凡反动的思想都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概念，进步和反动是政治上的概念，二者虽有联系，但究竟有区别，是不能加以混淆的。此外，也不是凡唯心主义思想都是反动的。例如，欧洲十二世纪后陆续出现的一些神秘主义异端思想，主张人们可以通过内在的神秘的“启示”或“灵感”和上帝直接联系，因而不需要教会的“中介”，人们可以靠虔信“得救”。这种思想实质上要求推翻教会的封建统治及它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然它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却决不是反动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曾把这种神秘主义异端思想说成是欧洲中世纪的革命反对派反对封建斗争的形式之一。又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资产阶级哲学家提出的人性论，用人来对抗神，用要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来反对封建主义对人的压迫。人性论把抽象的人性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时期所起的作用却主要是进步的。
也不一定每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全部哲学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例如，从贝克莱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主张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仅就这一观点，并不能确定他们是唯心主义者，因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这一观点，这是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只有在进一步解决感觉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时，才能区分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说：“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这个定义应该不仅对于唯物主义，而且对于唯心主义也适用。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循直线发展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在人的认识发展的长河中，推动整个人类认识前进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唯物主义；但唯心主义在多少歪曲地总结当时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基础上，也能不自觉地在一个片面或局部加深认识。
从认识论方面看，历史上的唯心主义是否可以说曾经起过如下一些积极作用。
第一，我们知道，人类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借助于大脑的抽象和概括的活动，而不断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现象进入本质的，概括的结果则以概念和范畴等等形式固定下来和表达出来。概念和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在哲学史上，有些范畴就是由某些唯心主义者最先提出的。例如，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存在”这个范畴，就是由古希腊最早的唯心主义者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者，但苏格拉底第一个要求用归纳的方法从个别事物求出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概念，这不能不说是他在哲学史上的贡献。柏拉图根据苏格拉底的学说发展成为“理念论”，把“理念”和具体事物完全割裂开，对立起来，并把它们说成是独立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用它们来说明个别事物的存在，因之形成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虽然如此，但柏拉图不但第一次提出“理念”这个范畴，并且在他的“通种论”里研究了存在、同一、差别、运动和静止五个最普遍的“理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发展了古代的辩证法思想，这也不能不说是他在哲学史上的贡献。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第二，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我们的认识就是对这个规律性的反映。某些唯心主义者在反对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证中，却完全违反他们的本意，不自觉地揭露出世界的一些辩证规律。例如，古希腊唯心主义者芝诺在他反对“多”的论证里，本来是想证明不可能有事物的多样性的，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事物是无限和有限的矛盾统一；他在反对“运动”的论证里，本来是想证明不可能有运动存在的，却不自觉地揭露出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间断性的矛盾统一。德国唯心主义者康德提出“二律背反”思想，本想证明世界不能有矛盾，却揭露出人的理性在认识世界时不可避免的四对矛盾。黑格尔甚至在唯心主义的方式下阐明过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即：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对立的相互渗透、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恩格斯曾指出，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是他的巨大功绩。列宁曾把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称为“聪明的唯心主义”，说它比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
第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而是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的。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的根本缺点，在于他们不理解认识中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认识简单看作照镜子似的消极直观的反映；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却在唯心主义抽象思维的范围内系统地阐明了认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企图说明从感性到概念形成的过程，这是他们在哲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其中，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对绝对观念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的描述，他建立了范畴推演的逻辑体系。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范围内最充分地发展了主观能动作用的哲学家。
第四，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例如，黑格尔批判康德割裂事物和意识、本质和现象的观点。他指出，康德虽然承认范畴的“客观性”（即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实际上他的范畴与事物本身之间隔着一道无法越过的鸿沟，因此他所说的范畴只是我们主观的，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所以康德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认为，范畴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范畴不仅是我们主观的，同时还是事物的本质。绝对观念就是一切事物的本质。黑格尔认为，这就是他的绝对唯心主义和康德主观唯心主义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很明显，黑格尔这种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对康德的批判，对于我们了解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错误是有益处的。
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这个问题，在过去“越左越革命”的气氛下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在恢复实事求是传统精神的鼓舞下，才有可能提出。当然，我们不应从过去全盘否定唯心主义的一个极端又走向全盘肯定的另一极端。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作为一条哲学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某些具体的唯心主义思想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乃至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只有敢于而且能够对一切历史文化遗产作出具体、历史的分析和评价，我们才能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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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竞争是好事》的一点意见
里文
《人民日报》六月六日发表的《竞争是好事》的评论员文章，宣传了党的保护竞争的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其中有的提法值得商榷。文章说：“我们只要把视野放开，就会发现竞争是自然现象，到处都有的。……既然如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为什么不可以运用竞争”？并说：“竞争、优胜劣败、淘汰，是宇宙间普遍的规律，……它贯穿于人类社会之中。”
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
今天我们所要宣传的竞争，指的是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由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流通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竞争也就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我们通过一定的竞争，可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为社会提供越来越丰富的价廉物美的商品。这种社会主义企业间的竞争，是受到限制的，同“大鱼吃小鱼”式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有着原则的区别。过去，有人把达尔文关于自然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学说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总是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今天宣传党的保护竞争的政策，一定要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界限。
里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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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词解释
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一个学派。它把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与人间的相互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生存斗争看成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并且断言这个规律在人类社会中也起着作用，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也只有“强者”和“适者”才能在生存斗争中生存下来，弱者就只有灭亡。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学规律机械地搬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抹杀社会发展具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它力图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就曾把社会发展过程生物化，以致得出存在着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的种族主义论断。
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要把这些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再搬回社会的历史，那是很容易的；而断定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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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终身制是一种古老的制度
严家其
“终身制”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制度。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建立了国家以后，有两项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一项是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私有制”，一项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终身制”。早在奴隶主阶级专政时代，国家元首的终身任职就形成了一种制度。古代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等国的首脑都是终身任职的。当然也有例外，公元前六世纪末到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共和国，国家的首脑是两位执政官。执政官的任期限定为一年，每年改选一次。从历史上看，在私有制下，作为国家首脑任职制度的“终身制”，它和君主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几乎历史上所有实行君主制的国家，都离不开“终身制”；而在共和制下，“终身制”的确立往往是君主制复活的先导，只要对国家首脑的任期不加限制，共和制就要发生蜕化，变成君主制。罗马共和国晚期，那些在内战中成长起来的军事首脑，竭力废除共和时期官职有严格任期的制度，先是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延长自己的任期，最后宣布自己终身任职。随着国家元首“终身制”的确立，公元前一世纪末，罗马共和国终于变成了罗马帝国。除了古代罗马外，在近代历史上，法国的拿破仑、路易·波拿巴以及我国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都是从延长任期、宣布自己终身任职、最后摧毁共和制而登上帝位的。同君主制一样，“终身制”是一种古老的、为历史发展所逐渐淘汰的制度。
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废止“终身制”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许多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或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就完成了。国家首脑的任期长短不一。瑞士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联邦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任期只有一年。美国总统任期为四年，而法国总统任期长达七年。英国名义上是君主制的国家，但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不掌握在终身任职的君主手里，而是掌握在有一定任期（五年）的议会、内阁和首相的手里，“终身制”徒有虚名。资产阶级废止了最高权力握有者的“终身制”，有力地防止了专制主义的复活。然而，在这些国家，同“终身制”一样有悠久历史的私有制没有受到触动，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资产阶级不管怎样规定总统、首相的任期，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政权体制（如内阁制、总统制），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废止“终身制”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摘自1980年第3期《新时期》《论废止终身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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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吴树青
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乍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难道有谁不知道社会主义生产就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吗？但是，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却告诉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顺利地向前发展，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无从加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长期以来，当谈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时，我们固然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但在分析作为生产目的的这个需要时，却常常使用一些诸如“整个社会的需要”、“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之类概念，实际上是用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使用问题，代替了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科学分析。例如，多年以来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这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劳动者维持生存、延续后代、改善物质和文化生活、发展体力和智力的需要；这种需要代表着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后者则包括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需要，以及管理国家、巩固国防、援外乃至扩大社会主义生产的需要；这些需要代表着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于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被说成是全面地满足这两个方面的需要。这样来认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表面上似乎十分全面，考虑到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要求，实际上恰恰模糊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目的。
首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既然被规定为满足这种包罗万象的“社会需要”，因此，不论怎样去组织生产，不论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结构，都不会也不可能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因为只要生产出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产品，它总会在某个方面被纳入这种包罗万象的“社会需要”的范围之内。它们或者作为个人消费品用于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或者作为生产资料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或者作为其他的物品被用于满足管理国家、国防等等方面的需要。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实际上变得无关紧要，不论在制定计划还是组织生产时，都不必特别加以注意了。
其次，由于扩大社会主义生产、行政管理、国防、援外等方面的需要，统统都被列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内容之中，而且还代表着生产目的中表现劳动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部分，那末，按照个人的目前利益要服从整体的长远利益的一般原则，这部分社会需要理所当然地应当优先地加以考虑和保证，因而它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经济计划的出发点。于是，重视积累，轻视消费；重视生产性建设，轻视非生产性建设；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等等，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当前在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改变那种以重工业自我服务为重点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中出现的一些阻力，也往往是同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分不开的，同片面强调满足劳动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需要分不开的。
最后，按照上述那种流行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我们就很难彻底肃清“左”的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大家知道，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就是借口要满足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把一切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斥之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他们那套“八亿人民生活苦点没关系”、“穷革命、富变修”的反动谬论，固然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但当我们在理论上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包括发展生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在内的笼统的“社会需要”时，就不能有充足的理论根据去彻底驳斥这种谬论。
总之，用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样的概念来概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实践中已经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已经是应当抛弃这种似是而非的模糊观念的时候了。
应当指出，笼统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社会需要都当作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理论上也是没有根据的，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就是上述各种需要对劳动者都是必要的，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是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得以满足和提高的前提。说上述各种需要对劳动者都是必要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根据这一点并不能得出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结论。拿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说，这对劳动者当然是必需的，因为它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内在的经济条件。不满足这方面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就得不到迅速的发展，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应当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一个目的。大家知道，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如果说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也是生产的目的，岂不是说手段本身就是目的了吗？这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至于满足管理国家、巩固国防、援外这样一些公共需要，它们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得以顺利进行所不可缺少的政治条件。但这些需要本身同样并不构成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因为专政本身也只是实现一定的目的的手段，它当然不可能变成目的本身。因此，把满足扩大生产、行政管理、国防、援外等方面的需要当作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同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条件混为一谈，因而是不正确的。
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决不是说一切社会产品只能用于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要。社会生产的目的同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如何使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指的是社会生产应当服从于什么样的根本任务，后者则指社会产品如何分配，用于哪些方面。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例如，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利润，但这不妨碍它的大量社会产品要用于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也不影响社会总产品应当分配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只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才能使社会总产品得到正确的分配和使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经济上还比较落后，为了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处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时，很容易产生片面强调国家建设的需要，忽视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因此，搞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无疑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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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代史研究》今年第一期出版
《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最近出版。
肖克同志为这一期撰写了文章《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文章回忆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二方面军的前身——红军第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会师前后的一段历史。全文共分五个部分：一、六军团北上、西征及与二军团会师；二、战斗在湘鄂川黔边；三、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胜利进行反“围剿”；四、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根本原因；五、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作者用边叙边议的方法，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若干经验教训。文章指出，这段历史是红二方面军逐渐脱离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历史。其斗争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我们应当重视这一时期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
（齐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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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丛考》出版
《宋史丛考》是聂崇歧先生生前所写古代史论文的选集，共收文十二篇，因大部分是有关宋代的论文，故定名为《宋史丛考》。
聂崇歧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典章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的研究，收入本书的《宋役法述》、《宋代制举考略》、《宋史地理志考异》、《汉代官俸质疑》和《中国官制简述》等，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
《宋史》成书匆忙，讹误颇多，同时，对南宋的记载又失之疏略，甚至
“罕所记载”，许多事件，特别是典章制度，首尾不够完具。聂崇歧正是针对《宋史》的这些不足，进行了深入研究，广征群书，写下了上述论文。这些论文，对宋代有关制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中有些文章，如《宋史地理志考异》等，早在解放前就被开明书店收入了《二十五史补编》，在学术界一直受到重视。
（崔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