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把首都建成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优美清洁城市
陈克寒
（一）
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是一个很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央书记处成立不久，就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提出了四条建议。这四条建议不仅是北京市的建设方针，而且是北京市的工作方针。据我个人的体会，中央书记处建议的精神，是要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优美清洁的城市。
中央书记处的建议是根据党的政治路线，结合北京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这个根本特点，以及其他各种条件提出的。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呼声、要求，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一公布，就受到北京大多数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党的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等，实事求是地制定方针、政策和办法，决不能千篇一律。只有这样扬长避短，互相协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多快好省。
北京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神经中枢。北京市的首要任务是为中央服务，为全国服务，为我国的国际政治活动服务。因此，北京市的各项工作和建设必须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中心这一点着眼。虽然北京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它的工作方针和建设方针，决不能同其他工业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一样。这是首都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如果我们不按实际情况办事，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中央书记处的建议指出，要把北京建设成全国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要把北京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在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候，北京市社会秩序井然，刑事案件很少，黄色书刊绝迹，人们尊老爱幼，在公共场所自觉遵守纪律，除四害，讲卫生，在世界上有“无蝇城”之誉。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十年大破坏，人们思想被搞乱了，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也不如过去。现在进入八十年代，我们的要求标准更高。但只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书记处指示，真正做到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提倡继承和发扬五十年代的优良传统和风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人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那末，首都的面貌不难焕然一新。
北京是文化古城，高等学府林立，文物古迹很多。解放以后，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了一批研究所和大专院校。现有各种研究所约二百个；高等学校四十九所，在校学生约五万五千人，加上分校，则有七万多人；中等专业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一百一十二所，在校学生将近一万七千人；中小学生一百八十万人。报纸、刊物很多，广播、电视等在全国首屈一指。作家、艺术家云集，文艺团体众多。我们如果努力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师范教育，有计划地吸收旁听生，举办函授教育，加强中小学教育，大力发展电化教育，有条件的机关、工厂和企业、事业单位举办各种夜校、业余学校；积极开展科学和学术研究，并进行国际国内的广泛的交流活动，发展文学艺术事业，那末，北京就能成为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向全国输送人才，推广科学技术成果。
“要使北京经济上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定。”这里所说经济上不断繁荣，不仅指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建筑业、交通邮电事业、商业服务行业、旅游事业。经济繁荣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生活方便、安定。要达到这个目的，比较艰巨。但是，北京毕竟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我们只要坚决执行中央书记处的建议，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总可实现这个目标。
（二）
有些同志想继续大规模地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把首都建设成为工业中心，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执行了党的政治路线。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姑且不论这样的方针和做法，是否同首都的地位相称，先来看看过去的经验和今天的客观条件。应该肯定，解放以来，北京市的各项工作和建设是有很大成绩的，其中工业建设也取得一定成就。但是，相当长时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过分地不适当地大办工业，加上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1）人口。解放初期，北京全部人口为二百零三万，其中城市常住人口是一百六十五万。一九五八年把河北省八个县划归北京，那时全市人口约六百六十万，其中城市常住人口为三百六十万。到了一九七九年，全市人口达八百七十万以上，其中城市常住人口为四百九十五万以上。北京人口的高速增长，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太猛。一九四九年工业职工只有十五万六千人，一九七九年达到一百三十三万人（不包括建筑业、交通邮电业等）。人口大量增加，对城市各方面增加很大压力，使人民衣、食、住、行、用都发生了困难。
（2）土地。北京解放初期土地面积为七百零七平方公里，以后经过五次扩大，现在增加到一万六千八百平方公里。一九四九年市区建设用地面积为一百零九平方公里，一九七九年扩展到三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市区建设用地不合理，与某些国家的首都相比，工业用地所占比重过高（北京是百分之十六点三，东京是百分之九点七，巴黎是百分之十点五），住宅用地所占比重太低，城市道路所占比重也低，至于公共绿地按平均人口算更低于外国大城市水平。一九六五年农村有耕地六百七十万亩，因建设工厂、办公楼等占用了三十万亩以上。一九六五年近郊区菜地年平均亩产一万斤；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郊区全年供应城市的蔬菜，少则二十一亿斤，多则二十四亿斤。现在近郊的好菜地大量被侵占，新辟的菜地不如老菜地，年平均亩产降至八千斤。一九七九年城市人口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一百几十万，而郊区供应城市的蔬菜总量只有二十四亿斤，这是蔬菜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之一。
（3）北京市是自然资源缺乏的城市。北京市可以利用的水资源，目前平水年只有四十一亿吨左右，枯水年只有三十一亿吨至三十五亿吨左右。而用水总量已达四十八亿吨。其中农业用水约三十二亿吨，城市用水约十六亿吨。在城市用水中，工业用水占了百分之八十一，其中冶金、化工等重工业用水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因为逾量开采地下水，市区地下水每年以很大的速度下降，而且水质变硬、变坏。如果继续大规模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北京市区居民用水将发生困难。
北京市缺乏燃料和原材料。一九七九年北京市的能源消费折合标准煤一千九百多万吨，其中四分之三是煤，仅耗煤量（自然煤）就达一千七百多万吨，而京西煤矿产煤仅六百二十万吨。一九七九年全市用电八十二点五亿度，其中工业用电占百分之七十五，市政和居民生活用电仅占百分之十三点九。
北京没有可供开采的铁矿。现在从河北省迁安县调运铁矿石到首都钢铁公司冶炼钢铁，从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山东的胜利油田，千里迢迢输油到燕山石化公司，炼制化工产品，是否还要发展首钢和石化，很值得研究。
（4）北京市一九七九年拥有的机动车比解放初期增加四十点五倍；公共汽车、电车比解放初期增加十六点五倍，客运量增加六十九倍，而道路只比解放初期增加九倍。公共汽车、电车的数目跟不上客运量的增长，道路的修建更远远落后于车辆和客运的增长。自行车增加到三百万辆，仍不能解决交通问题。
电话设备少而陈旧，线路短缺，许多新成立单位往往很长时间装不上电话，一般居民装电话就更困难。
（5）商业、服务业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一九四九年北京城区、近郊区有商业、服务业网点七万二千三百零三个，直接为居民服务的从业人员十一万五千人，每百个居民中有商业、服务人员五点六六人。一九七九年营业网点只剩下八千三百九十个，从业人员为十八万八千人，每百个居民中只有三点六四人。因此，买东西、吃饭等排队是普遍现象。冬季衣服要夏季预制，夏季服装要冬季定做。居民日常用品损坏了，修理困难，浪费很大。
（6）高等教育还没有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中专和师范教育大大削弱，中小学和幼儿保育事业落后。许多小学实行两部制，三分之二的小学没有操场，不少新建居民区还没有小学校。许多街道的托儿所、幼儿园被挤占办了工厂。青少年缺乏文化体育活动的场所。图书馆很少，读者借书十分困难。
（7）住房严重缺乏，成为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城市人口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为四点五七平方米，其中一般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三点六七平方米。居住严重困难户达二十多万户。
（8）环境恶化。一方面，农村树木被大量砍伐，市区从六十年代以来被侵蚀的绿地达六千多亩；另一方面，污染严重。每天有大量污水未经处理排入河内，使河水污染；全市的工业锅炉、暖气锅炉、茶炉和家庭煤炉，排放大量二氧化硫和烟尘。一位外国科学家说：我跑了世界上几十个大城市，象北京这样严重噪声和污染的还没有碰到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明明白白摆在这里，过分地不适当地大办工业，已经使得北京市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很不合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作为首都的北京的实际出发，我认为应当首先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并把市政公用事业和社会服务设施的现代化放在重要地位。贯彻执行中央书记处的建议，就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三）
我们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中央书记处的建议，尽可能迅速地改变首都的面貌。
第一，要重新深入地进行爱祖国、爱科学、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肃清林彪、
“四人帮”的思想流毒，提倡自觉地守法遵纪，讲卫生，讲礼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创作和上演更多革命的、健康的文艺作品，使人民得到有益的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各种宣传教育，应当联系实际，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真正深入人心，提倡人民要有崇高的理想，树立良好的风尚，意气风发，有所作为，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这就是说，要努力做到北京不但是物质文明，而且是精神文明的城市。
第二，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做到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首都人口任何时候不超过一千万人的要求。北京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九七九年已经降到千分之七点七五，其中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五点八。问题严重的是机械增长太快，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两年迁入超过迁出达二十万人。今后要继续搞好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严格控制外地人口迁入北京。
第三，认真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投资建设的重点坚决地从工业逐步转向绿化事业，市政公用事业，科学、文教、卫生事业，旅游事业，生活服务设施以及“三废”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近五年内，特别要集中基本建设力量，大力修建居民住房和外宾用房，并且务求生活服务设施配套。
工业内部的结构也要进行调整。截至一九七八年止，北京市工业总投资为一百一十二亿元，其中重工业占百分之八十七点九，轻工业为百分之十二点一。以工业总产值计，一九七九年重工业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七，轻工业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三。重工业的比重超过上海、天津等工业城市。世界各国首都都很少有这样大规模的重工业。应当把用水多、耗能高、运量大、污染严重的重工业逐步调整，有选择地发展那些用水少、耗能低、运量小、没有或者很少污染的特种工业、轻工业，以及电子、仪表等工业，向高精尖发展。
第四，工业生产的增长，要靠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调动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性，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挖潜、革新、改造。北京市的工业，主要是在党中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后发展起来的，大中型企业大都是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的设备，有的是七十年代的设备，优于上海、天津等城市。但是，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所实现的利润只有二十六点三元，而上海为六十三元。目前实际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水平，不少企业比一九六五年下降得很多，大有潜力可挖。在近五年或者十年内，如果实际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五，增产的幅度就不小，而这是完全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
第五，积极地发展商业、服务业，使人民生活方便。在国营商业已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要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商业、服务业，也要允许个体经营。个体经营的商业、服务业不要只限于副食业、饮食业、修理业，也应该允许经营日用百货的杂货铺。对于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的商业、服务业，国家都要既加强管理，又保证货源供应，使它们能够长期地持续地经营下去。已经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就不要去向他们招工。要大力增加网点和从业人员，两者要互相适应。如果把全市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商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初步增加到占人口的百分之四，第二步增加到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六，就可吸收一大批人员就业。要发展商品流通，积极向全国各地采购优美商品，供应市场。允许某些商店，包括那些有特殊风味的食品店，到外地直接选购商品。要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教育职工懂得商品知识，为顾客当参谋，有礼貌。为此，要办好一批商业学校。
第六，城区区委、区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领导街道党委、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办好中小学、幼儿保育事业以及课外社会教育，办好商业、服务业，搞好卫生工作，做到市容整洁美观。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办街道工业。街道工业应当逐步地整顿、压缩，有些可以转为修理业、服务业。那些干扰居民生活、危害居民健康的工厂应该停办。
第七，郊区农村要大搞植树造林，发展多种经营，真正建成副食品基地。山区首先要把原有的核桃、栗子、花椒等经济树木加以抚育，并进一步有所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市每年收购核桃、栗子等干果八百多万斤至一千万斤，而一九七八年只有二百多万斤。要开辟新的游览区，发展旅游业。社队工业的发展应该有计划、有选择，主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编织业、食品工业等。有些社队还可在附近集镇和大街两旁经营商业、服务业，既可增加社员收入，又便利过往人员。北京的所谓远郊区，近的如通县、顺义、大兴，距市区只有五十公里左右，远的如延庆、密云、平谷，也不过一百公里左右，而且处于水源上游，一般不宜安排污染的工业。
第八，许多事业应当逐步实行社会化。如医疗卫生事业，一九七八年统计，城区近郊区共有区级以上医院九十七所，床位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九张，其中社会医院只有五十六所，床位一万三千张，平均每千居民只有三个床位，低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而机关、部队和企业、事业单位所属的内部医院有四十一所，近万个床位，利用率很低，应该将其中一部分向社会开放。机关企业的运输汽车要交给市的运输公司统一调度使用，以提高运输效率。水暖、门窗、家具的维修，各机关、企业、学校各搞一套班子，浪费很大。北京市应当成立各种服务公司，负责把这些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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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央书记处的建议，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关键在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我们要联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中央书记处的建议，继续进行深入讨论，认真领会它的精神实质，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我们要努力改进领导作风，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做到对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发现新问题，妥善予以解决。我们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认真发扬民主，倾听群众的呼声、意见、要求，关心群众生活。象首都城市建设这样的大事，尤其要听取和尊重专家的意见，拟订几种可行的方案，加以比较，然后作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外地来京人员，都很关心首都的工作和建设，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只要虚心听取上下左右的意见，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刘少奇同志生前曾经说过：党必须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共产党人什么都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原子弹不怕，就是怕脱离群众。这话讲得多么深刻，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