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一个艺术家在战场上
——悼念蓝马同志
刘大为
深夜，灯下，重读鲁迅先生的名言：“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先生的话，也象一团火，点燃我心上的火种，再次照亮亡友蓝马同志生前写给我的信；它使我忆及二十九年前，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刻。
一九五一年初春，蓝马同志在上海刚把他的财物变卖一空，倾其所得，买了一千多元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然后打起背包，以一位名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即被邀请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战场上去完成中国人民交付的使命。我们就在这个时候相识。那时，蓝马主演的影片《希望在人间》正在全国各地放映，他留给人们的是刚直不阿、热爱祖国人民、正义、含辛茹苦、不畏强暴，一位长者教授的严肃形象。可是，我们在一起筹备赴朝慰问团文工团的工作生活中，他却是那么幽默、乐观，甚至带有天真的儿童心情和真挚的赤子之心。象一个即将离家前夜的少年那样，盼着早一点到达前线，向中朝人民学习，然后再在舞台和银幕上塑造那些英雄们的形象。他还说，他少年时代，在北京念书，有一位朝鲜革命者，曾经做过他的老师，偷偷地教他画过锤子镰刀。他憧憬着：此一去，在炮火连天的大舞台上，故人重逢，该是多么幸福……。
跨过鸭绿江的前夕，慰问团总团长廖承志和副总团长陈沂同志命令我组织文工团战备行军的指挥工作。廖承志同志严肃而又风趣地说：“你们带领的这些都是知名演员，可以说都是‘国宝’。你们部队的同志，一定做好防空战备工作，保护和带好这些祖国人民交给你们的‘国宝’。”
问题来了：蓝马到底算是“国宝”，还是战士？思之再三，我认为：他刚参军，缺乏行军作战的经验；又是全国知名的表演艺术家，应属于保护照顾之列。于是，我分配蓝马坐小车，跟在大队后面前进，有战士保卫，遇有敌机轰炸和特务袭击，隐蔽起来方便，安全。
没想到，蓝马跟我发了火。他指着胸章问我：“你知道吗？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回答：“廖团长说，你也是‘国宝’。”蓝马一急：“‘国宝’？那是第二自我，你知道吗？我的第一自我是战士！这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我故意气他说：“我不听史坦尼的，我听团长的，这不是演戏，这是行军，作战！”双方争执不下，我们共同去请示廖、陈二位团长。他们说：“蓝马同志要求锻炼锻炼也好么，让‘国宝’变成宝剑！”
我不得不分配这位刚出鞘的“宝剑”担任车长，负责带领一卡车演员。跨过鸭绿江那天夜晚，蓝马把他的小手枪擦了又擦，为了对付可能遇到空投的敌特；发现敌机，车长还有鸣枪命令停车闭灯的任务。
我们的车队刚刚跨过鸭绿江，敌机就飞临夜空，在我们头上盘旋。我赶忙下车，正要发出全车队闭灯停驶的信号，坐在我后面卡车上的蓝马突然跳下驾驶棚，掏出手枪，乓乓地向前打了两发子弹，他没有射击常识，枪口的仰角偏低，两发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掠过。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向着蓝马呼喊：“你这个车长怎么对着我开枪？”他象做了错事的孩子那样跑过来解释：“我鸣枪通知闭灯，心一急，枪打低了……”这一夜，我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冲破无数次敌人的空中封锁，到了宿营地。蓝马又对我检讨道：“当一名战士可真不容易，比扮演一个将军还难哪！”我故意用他的语言回答他：“因为你在战场上作为战士打枪，那是第一自我；在舞台上扮演将军那是第二自我。”他思索了一会，说道：“我参军，上战场，就是让新我改造旧我；让第一自我指挥第二自我。”
生活在朝鲜人民中间，我们常常被那些英雄人物的斗争经历感动得热泪盈眶。又因为语言不通，缺乏翻译，遗憾地失掉了许多直接听取朝鲜战友讲述的好机会。有一天，蓝马顾不得我们昨天深夜演出归来的劳累，一大早就把我唤醒，硬拉着我到朝鲜战友利用已被炸毁的破房子，为我们布置的一间阅览室去。我以为他要和我在这里商量工作，怕影响别人休息。一进阅览室，我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原来，我们的田汉副总团长正在这儿，双手捧读着朝鲜同志为我们准备的朝鲜语文读本，大声地朗读学习朝鲜语文。蓝马激动地说：“你看田汉同志，年纪那么大，为了工作还抓紧学习朝鲜文字，咱们更应该学！”田汉同志看到蓝马这种表现，微笑着说：“你在生活上不勤快，有人说：‘蓝马是懒马’，到了朝鲜，你有了进步，我要为你正言：‘蓝马不懒’，‘蓝马是战马’。”果然不错，蓝马在慰问演出中有时报幕，有时点汽灯、布置会场，生龙活虎一般。一次，我们在大山洞里隐蔽演出，山高路远，无法供应开水，演员嗓子渴得直冒烟儿。蓝马托着军用水壶从山洞的岩石上接下水珠，然后点燃一支蜡烛，用烛火烧开了水壶里的水，给演唱的同志们润喉。我感动得对他说：“你这个小小的第一自我的创造，比你创造的大角色光辉得多！”后来，蓝马也常常提起，如果没有朝鲜之行，没有他在志愿军战士中这些类似把枪打低了，用蜡烛为大家煮开水的生活积累，他是无法塑造老红军李有国在长征中的光辉形象的。尤其忘不了下面两件事。
一天深夜，蓝马同志和我带领一部分演员，跟随着田汉同志去慰问人民军的高炮部队。刚一到阵地，敌机突然袭击，低飞轰炸，我军高炮一齐开火，火光四射，硝烟弥漫，气浪把人掀倒。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情况下，蓝马一面学着指挥员那样高喊“卧倒！”一面奋力把田汉同志推入吉普车内，然后，他张开双臂毫不犹疑地堵住车门，用身体掩护田汉同志；这时，早又有两位战友用身体掩护了蓝马。……
著名的相声演员常宝堃同志，在三八线附近光荣牺牲。我们在前沿阵地上开了个少数人的追悼会。会后，蓝马同志从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他写下了下面这些话，交给我：“战友！为了完成祖国人民的嘱托，我随时准备献出我的一切，直到生命。假若我战死在火线上，请跨过我的尸体继续前进！胜利之后，请在我的坟前立一个小小的墓碑，上面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战士蓝马之墓。请勿写什么‘国宝’名演员之类的头衔。因为真正的我是战士。”
……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动乱之中，这样一位对党和人民怀有赤子之心的文艺战士，竟被打成黑演员、反动权威、国民党特务，没完没了地勒令他认罪，直到林彪垮台之后，他才离开牛棚去青岛治病。一九七五年他给我的信中还说：“人活着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是值得的！”他又写道：“党的优良传统，在今天来讲是多么珍贵呀！”
一九七六年，他患了不治之症。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毁灭，就与世长辞了。临终之时，他在病榻上，最后对我说：“我时刻都希望早一天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我生为共产党的战士，我死后也是共产党的儿子。”
蓝马同志离开我们将近四年了，近年来，文艺界许多同志提出要总结这位表演艺术大师的工作经验。这时，我愈发地感到这位艺术大师首先是一位忠贞的革命战士。此刻，窗外正淅淅沥沥地洒落着春雨，我再一次读着他的信，脑子里回荡着他那发自肺腑的遗言、心声。真的象捏着一团火，企图给它流布。愿党的春雨也滋润着一个正直的艺术家的理想和遗愿，让它发芽，成长……
（附图片）
刘少奇同志和话剧演员蓝马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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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先天下之忧而忧
王培楷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了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并且通俗地解释说：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应当有这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少奇同志这种新的诠释，是对共产党人崇高品德的概括。千万革命前辈，爬雪山、过草地、跨黄河、渡大江，备尝艰苦，但他们想到的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缔造光明和幸福，因此不管斗争多么曲折艰苦，他们从不以为苦，反而以能从事那样崇高的事业而感到幸福。他们把自己多受一些艰苦换来下一代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安慰，把自己先苦先忧作为应尽的责任。
在林彪、“四人帮”恣肆为虐的岁月里，“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本应继续发扬的革命传统，却遭到了批判。而他们那伙社会渣滓和人民的吸血鬼，却是一面过着糜烂的腐朽生活，一面想法设计残酷地迫害那些“先苦先忧”的老一辈革命家，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在那股邪恶歪风的侵蚀下，“先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某些人奉行的信条。尽管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毕竟以一种高尚的道德风尚流传下来，而且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为数并不少。丙辰清明前后，“四五”运动的英雄们，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张志新、史云峰等同志更是杰出的代表人物！
现在，那个黑暗的时期过去了，我们的国家进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时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更应该大大发扬。真正做到先忧后乐，我们才会不因革命的胜利而贪图安逸，不因新的革命任务的艰巨而怕苦怕难。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刚刚开始，许多艰苦的工作和革命任务在召唤着我们。然而它比起革命前辈们的披荆斩棘，在那漫漫长夜里高举火炬去打开地狱之门，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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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亚夫的启示
李仲玉
“五丈原头刁斗声，秋风又到亚夫营”，这是陆游的两句诗。亚夫是周亚夫，他是汉文帝时守卫京都长安外围细柳的一员大将。一天，文帝亲率随从去细柳劳军，车驾却被挡在营门之外。直至文帝派人交验证件，说明来意，亚夫才开营门，但申明“军中不得驰驱”。文帝只好徐行。亚夫又要求“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就这样文帝不仅不责怪亚夫，反而赞赏他严明的军纪，威武的军容和高度的警惕性，因而文帝对亚夫更加重用，临终时告诉太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尽管是皇帝，但还服从兵营的规章和军令，不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
至于如列宁排队理发，周总理排队买饭等革命导师和革命前辈遵纪守法的事例就更举不胜举了。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例如某机关财务科某会计复核报销单据，发现工作人员报销私人订《参考消息》费六元后，马上要追回。科长却理直气壮地说：“是我办的。”接着又用命令式的语气补充了一句：“报了就算了罢！”科长为什么知错不改呢？关键在于他把自己置身于执行规章制度之外。
从亚夫执行军纪严明，想到我们干部的作风，真希望染有不良作风的干部能够以古为鉴，并且认识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任何普通劳动者都有他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领导干部都有他必须遵守的义务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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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例外”
孔见
会场铃声响了第三遍，主持人走到麦克风前，宣布会场纪律：“同志们，今天，市委万书记给我们作重要报告。为了保持空气良好，减少疾病，保证大家听好报告，会场内一律不准吸烟。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他回头正准备欢迎万书记作报告，忽然看到万书记手里夹着一支烟，赶紧把嘴对着话筒：“补充一下，作报告人除外，作报告人除外……”
这时，万书记灭掉了手上的烟，边走向讲台，边说道：“报告人为什么要例外？”主持人尴尬地笑着，会场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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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采访
赖宾
某电台某记者每次到啤酒厂采访，都取得“双丰收”——既完成采访任务，又白得一大提兜瓶装啤酒。
这天，该记者在啤酒厂采访后回到家，儿子一看提兜里的啤酒便明白了，问：“爸爸，您又去啤酒厂采访了？”记者点头“嗯”了一声。儿子若有所思地说：“爸爸，以后您能去表店、银行采访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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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文化事业与生意经
石敬原
文化事业作为一种事业，无疑也是应该讲经济效果的，但是，文化事业毕竟不同于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它的产品不是直接用于吃穿，而是为了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是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固然在旧社会有许多以赚钱为目的的书商，但是，资产阶级为了宣扬他们的意识形态，巩固他们的统治和培养掌握技术的劳动力，也曾经办过一些不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事业，他们懂得，从根本上说来，他们还是得利者；甚至连封建统治者也知道散发“善书”，免费开讲“圣谕”，将给封建阶级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有自己进行宣传教育的任务，不应当以赚钱为目的，这一点从来是很明确的。然而，近一时期有的文化单位竟然也在那里一味追求利润，光看书的销路大小，而不问其社会效果。当然，一般说内容好的书销路会大一些，然而有些趣味较低的书也可以卖得很快的，而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发行量却未必大。如果仅仅看销路、利润，一些在生产、科研上有用的书就会受到冷遇，而侦探、猎奇和织毛衣、做家具之类的书则会成为热门书。当然，群众有需要，印一些这类书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论担负什么任务的出版社都热中于此，就值得考虑；如果为了赚钱，大量印行某些内容并不好的译本，那就更成问题了。至于发行部门，为了多得利润，为了怕麻烦等原因，对利润微薄的科技报刊、儿童读物、科教电影不愿发行和放映；甚至有些学术活动竟也出现了敛钱的作法，例如，请一位专家讲学，外单位去听的人，就得缴纳一笔可观的听课费。这些做法，究竟是有利于文教事业的发展还是不利呢？确实值得深思。
我以为，办文化事业与做生意，无论如何是应该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