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悼念铁托同志 发展中南友谊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王炳南
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老战士、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领袖铁托同志和我们永别了！这是南斯拉夫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无可挽回的损失。在这悲痛的时刻，我回想起两次到南斯拉夫的情景，不禁感慨系之。
一九三四年我在德国学习期间，曾到南斯拉夫旅行。当时的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信伊斯兰教的妇女穿着蒙头的黑长衣服，有的戴着面纱。我们在贝尔格莱德住的旅馆靠着马路，每天清晨，进城赶集的农民，吆喝着一群群响着铃铛的毛驴从窗下经过。贝尔格莱德的居民那时也就是二十多万人，同柏林相比，犹如一个小的市镇。
一九七九年我在访问了欧洲三国以后再次路经南斯拉夫。时隔四十五年，贝尔格莱德全然变了样，旧的痕迹已几乎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高大的新建筑物，同时在昔日的沼泽地带又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贝尔格莱德新城。整个南斯拉夫同首都的变化一样巨大。战后，南斯拉夫的工农业生产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南斯拉夫的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已从一九四七年的二百美元增至目前的近二千美元，南斯拉夫已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防备外来的侵犯，南斯拉夫建立起了强大的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体系。在国际上，铁托总统倡导和坚持“不结盟运动”，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信。
应该特别指出，南斯拉夫的这些成就，是在经历了严酷的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曲折和顿挫之后取得的。南斯拉夫人民为什么能做到这一切呢？我这篇短文不可能来进行全面论述，在这里，我只想从个人的所见所闻，谈几点印象最深的感受。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在铁托同志领导下，坚持了一条符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列宁指出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南斯拉夫为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顶住了一切外来的压力。毛泽东同志就曾称赞铁托同志象铁一样坚强，不怕压。
为了贯彻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逐步建立了一整套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这一制度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使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广泛地参加对生产、分配和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南斯拉夫国民经济的发展。
南斯拉夫战后一直在扎扎实实搞建设，尤其是做到了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制订各项政策，包括与外国搞协作，引进外资，以及具有自己特点的农业政策，等等。由于尊重科学，按经济规律办事，南斯拉夫的工业在战后得以按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九以上的速度发展，农业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七年增长一倍半，使粮食、肉类、牛奶、蛋类都达到自给有余。
南斯拉夫有一套正确的干部制度。他们十分注意培养干部，全国解放后大批年青干部送到大学学习，从中涌现出了许多专家、教授、部长等人才，并使整个干部队伍专业化、技术化。南斯拉夫的干部一般都不兼职，并强调集体领导，定期轮换。联邦主席团是国家的最高集体领导机构，由六个共和国、两个自治省各选出一名委员加上作为当然委员的南共联盟主席组成。主席由铁托总统兼任，副主席由八个主席团委员轮流担任，任期一年。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设执行主席一人，由主席团成员轮流担任，任期一年；设书记一人，两年轮换。这一集体领导制度也要推行到各级党、政和人民团体组织机构中去。定期轮换制度也一直坚持下来，如总理轮换议会一个院的主席，后来又去当工会主席，共和国总理轮换去当一个工厂的经理等，这样的轮换已进行了四轮。这不仅使领导干部获得全面的工作经验，还可以避免其它弊病。南斯拉夫对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不论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给予优待，照顾得很好。在南斯拉夫设有老战士协会，凡参加过或帮助过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人都可参加。老战士协会按地区组织，各行各业、台上台下的人编在一起，他们到处受人尊重，这对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都起着良好的作用。由于在台上的领导干部没什么特权，退休后又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因此在南斯拉夫干部退休制度执行得很好，除科学家、教授等外，凡到了年龄的干部都实行退休。
南斯拉夫上述成绩的取得，都是与铁托同志本人的领导作风分不开的。铁托同志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十分令人感动。在战后国内外复杂的环境中，他始终正确的估计阶级斗争形势，不缩小也不夸大。一九四八年事件以后，南斯拉夫从未搞过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出现了问题则实事求是的处理，这就保证了南斯拉夫能把主要的精力完全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铁托同志有句名言：革命不吃自己的孩子。他对那些曾对革命有过贡献而后来犯了错误的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我们比较熟悉的南共盟中央执委、国民议会议长吉拉斯（前译德热拉斯），一九五四年犯错误被开除出共盟并撤销盟内外一切职务后，现仍住在萨格勒布，并可与外界和记者接触。作为其主要助手的一位中央委员，现仍在一个研究所当研究员，写了书，并被选为院士。曾担任过副总统的兰科维奇，一九六六年犯错误被开除出党后，现在领着很高的退休金，生活过得很好。特别是在一些历史展览中，照样展出他们过去的照片，如实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对犯错误者的第二代，更不存在因他们父母的问题而受株连的情形。
铁托同志不搞个人突出。去年路经贝尔格莱德时曾参观南斯拉夫的军事博物馆，其中系统地陈列着南斯拉夫各个历史时期的图片和实物。我们并没在一开始就看到铁托同志的照片，而他作为游击队指挥官第一次出现时用的也只是一张很小的照片，与此同时，突出宣传的则是一位在当时牺牲了的民族英雄。随着历史的进展和铁托同志所起作用的日益重要，他的照片和实物才自然增多起来。铁托同志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亲自抓第一手材料。开会时，在他主持会议时，他坐在主席台上，否则就在台下，需要发言时，走上台去，发完言再回到台下就坐。他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新年和节日等的庆祝活动，都与老战友们一起度过。
铁托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绝不允许他们搞任何特权，包括他的夫人在内。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参加保卫斯大林格勒战斗负伤致残，是苏联英雄，平时从不露面，现在已经退休；次子在克罗地亚共和国一个企业里当工程师，曾随该企业的代表团一同来过我国。他作风朴实，并不因他是铁托的儿子而突出自己。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铁托同志本人的高贵品质。
敬爱的铁托同志同我们永别了。所幸的是，铁托同志希望在有生之年来中国访问的愿望已在一九七七年实现。在这之后，中国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党的关系，一九七八年华国锋同志又回访了南斯拉夫，使两国的国家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十分珍视促进中南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由姬鹏飞同志率领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去南斯拉夫访问，得到南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和各阶层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近几年来，我们也接待了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团、青盟代表团、工会代表团，以及斯洛文尼亚经济考察团等，为南斯拉夫同志了解我国尽了一份力量。
安息吧，敬爱的铁托同志！我们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支持南斯拉夫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正义事业，我们将在您崇高品质的鼓舞下，为发展中南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附图片）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铁托同志在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开幕式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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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书简
我们生活在朋友中间
中国赴苏丹医疗队 李新民
库赖迈是苏丹北方一个很普通的城市，不大，也算不得漂亮，但一排排整齐的平房，一行行葱绿的阿拉伯橡胶树，熙熙攘攘往来的汽车和行人，给荒凉的大沙漠带来了生机，带来了生活的欢乐和希望。根据中国和苏丹两国政府一九七二年的协议，中国赴苏丹医疗队的一个分队就驻扎在这里。九年来，医疗队一批接着一批轮换，我们已是第十一批了。
来苏丹之前，我曾私下揣测，从亚洲来到遥远的非洲，总会有许多生疏和不适应的感觉。然而，一到这里，我就深深感到有一条友谊的纽带把我们这些不同肤色、不同习惯的人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按照沿袭下来的惯例，新队员到达之后，要在老队员的带领下，逐个拜会当地的知名人士和认识老朋友。穆哈默德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库赖迈经商，是一九七二年第一批医疗队结识的朋友。一天，我们去他家作客，他热情地说：“我们全家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到了我们家，就象回到你们家一样，客气是不允许的”。他家使用的东西，包括茶具、自行车、热水瓶，孩子们用的铅笔和文具盒等，都是中国制品。
在库赖迈，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有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热情地招呼我们：“息尼（中国），够意思！”
在菜市场上，人们卖东西一般都不用秤，而由商贩们将蔬菜、瓜果一堆堆放好，标定价格。但遇到我们买菜，在付过钱以后，他们常常会从筐子里再抓出一大把来加上。并且对你说：中国人好，我要特别优待。
汽车在沙漠里行驶，常会陷进沙窝。朋友们只要看到是我们的汽车陷住了，不管当时太阳是怎样火毒，也不管热风是怎样伴着黄沙漫卷，他们都会主动、热情地赶来相助，直到汽车开动为止。
在节假日里，朋友们有的登门来访，有的则邀请我们去做客。一位朋友这样说：“你们远离家乡，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我们一起欢渡节日，节日会过得更愉快”。
一次，一个以修理手表为业的朋友邀请我们到他家喝茶。临别时，他要送给我们些大米，我们感谢了他的好意，但表示不收礼物。朋友坚持说：“你们不远万里来给我们治病，八、九年如一日，苏丹人民非常感谢你们，这几斤大米，是我的一片心意”。我们再三解释，这位年逾六十岁的老人，竟急得当场哭了起来。……象这样动人友好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我们为能对维护苏丹人民的健康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为培育中国人民和苏丹人民友谊之花浇上一滴水，感到无限的欣慰。我们衷心祝愿这朵芬芳的友谊之花，永远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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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体坛
看日本和美国女排的实力
张敏先 董天姝
日本和美国的国家女排前来我国参加五月五日在南京举行的国际女子排球邀请赛。日本、美国、中国和古巴、苏联的女子排球队目前被称为世界五强。这次日美两支劲旅的到来，将对进一步提高我国排球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将引起我国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关心和注目。
日本女排在六十到七十年代中期是唯一能与苏联女排争夺世界冠军的对手。它的特点是：防守严密，进攻快速多变，作风泼辣，是一支技术全面、久经沙场的强队。
日本女排在历届世界性大比赛中，战绩卓越。
一九六二年大松博文率领以日纺贝塚队（现在的尤尼奇卡队）为主力的日本女排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排球锦标赛，崭露头角，击败了前三届冠军苏联队，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一九六四年第十八届东京奥运会上，日本女排又一鼓作气拿了金牌。从此“东洋魔女”的称号风靡世界体坛。
一九七六年第二十一届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日本女排再次拿了金牌。
后来，日本女排由于一些著名队员在一九七七年世界杯赛后相继离队，实力受到削弱。此时，世界排坛也发生巨大变化，古巴女排、中国女排、美国女排等群雄四起，打破了日、苏垄断世界女排的局面。
这次来访的日本女排成员是刚从南美远征归来不久的原班人马。总教练小岛孝治从一九六五年起接任大松博文职务，任尤尼奇卡队教练。他训练队员，要求严格，与大松博文的极量训练很相似，并以注重防守训练而闻名。日本女队平均身高一点七三米，平均年龄二十三点八岁。除横山树理是参加过一九七六年奥运会的老将外，几乎全是近年进入国家队的新手。
但是，由于日本女排作了调整，经过国内各种联赛和对抗赛的锻炼，加上南美远征的经验，技术水平会有很大提高。她们依然是我国女排的劲敌之一。
美国是排球运动的发源地，但是美国排球的水平长期与此不相称。在许多重要的国际性比赛中成绩不理想。因此，美国女排就没有参加一九七六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可是该队教练塞林格是个有雄心的人。他从那时起就立志一定要把奥运会的金牌拿到手。
塞林格教练对队员的训练要求很严格，并十分注意培养队员的意志。他要求队员吃苦耐劳。
此外，塞林格教练还研究了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力学，以提高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训练水平。在这以后的几年中，美国女排进步显著，曾先后打败过日本、南朝鲜、中国女排。被誉为世界五强之一。
美国女排多数是参加过一九七八年世界锦标赛的成员。全队平均身高一点七八七米，平均年龄二十三岁。
其中身高一点九六米的海曼，号称当代世界第一扣球手。她扣球凶狠有力、点高，动作灵活，接发球技术也不错，是美国女排的核心人物。
场上队长多德尔，左右两手都能扣球，拦网、接发球等技术全面。总的说，美国女排有相当实力。
总之，中国女排与日本、美国女排各有千秋，互有胜负。
现在，日、美、中三国女排群雄荟萃南京，鏖战正酣，不断呈现出争夺激烈，高潮迭起的精彩场面。
（附图片）
日、美女排在日本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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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格勃”之蛇在东京
胡思升
八十年代刚揭开序幕，日本破获了战后第七件苏联间谍案。
一九八○年一月十七日，日本警视厅公安部在传递情报现场逮捕了为“克格勃”充当间谍的日本原陆上自卫队准将宫永幸久和现役自卫官大岛经利准尉。三十多小时后，宫永间谍集团的指挥人、苏联驻日武官尤里·科兹洛夫上校以“母病危笃”为由仓皇飞回莫斯科。
由于铁证如山，经过三次公开审判，宫永、大岛和另一名日本现役自卫官香椎英一中尉完全承认了被起诉的事实。四月十四日，东京地方法院刑事四部审判长神垣当庭宣判，分别判处三名间谍案被告以一年左右的惩役。
莫斯科指挥的三名间谍已经锒铛入狱，那条“克格勃”之蛇在东京的秘密活动，也被揭露了出来。
一、难逃“玛丽亚”掌心
一九七八年五月的一个周末之夜，东京都杉并区闲静的住宅区的一条小胡同里，行人稀少。这是一条路面仅三米宽的狭窄小街，恰好没有路灯。代号“装甲车”的日本原陆上自卫队准将宫永幸久和代号为“河川”的苏联驻日武官科兹洛夫一前一后走进这弥漫着初夏气氛的僻巷。这位苏联武官一反往常，不穿苏军上校制服，而是外套西服，里面穿一件美国流行的条纹衬衫，左手拿着英文《日本时报》和一个纸口袋，活象一个漫不经心的美国游客。五十八岁的宫永，也拿着一个相同的纸口袋，双方迎面走来。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外形相同的纸口袋就换手了。两人察看周围毫无动静，就放心地走出胡同，各奔东西。
原来这位新任苏联驻日武官科兹洛夫，并非默默无闻之辈。美国读者文摘公司出版的《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一书中，科兹洛夫榜上有名，原来他是经过两个以上的可靠来源被证实是“克格勃”人员。一九六六年，他曾因从事特务勾当被加纳政府驱逐出境。有鉴于此，科兹洛夫于一九七八年准备出任驻日武官而征询日方意见时，日本防卫厅不拟同意，后来顾忌苏方报复，勉强同意了。因此，科兹洛夫于同年十一月一踏上日本国土，就处于日本警方的监视之下。
日本警方侦悉，就在这次接头的前几天，宫永匆匆走进东京都麻布有栖川公园，在园旁一块写有“都立图书馆”的指示牌左侧，贴上一小块白色胶带。两天后，苏方人员把这块胶带揭走了。这是“可以接触”的信号。于是，日本警方动用了美国专为反谍报工作研制的特制电视摄像机，它所使用的超感光度录像带，可以在无光源的黑夜把三十米以外的物体清晰地拍摄下来。科兹洛夫和宫永没有估计到，虽然没有路灯，缺乏亮度，他们的接头和传递材料的每一个动作，尽管伪装得巧妙，都已经进入日本警方在附近建筑物上秘密设置的电视摄像机的镜头之中，录制在胶片上，有案可查了。
这一切神不知鬼不觉的安排，是日本警视厅公安部制订的被称为“玛丽亚”行动方案（后来改为“米雅科”计划）的组成部分。
（一）
费声福 插图（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