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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一种批评的反批评
郑汶
四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用楷体字刊登一篇文章，题目叫《文艺与政治关系小议》（署名古里木）。虽曰“小议”，但议的却不是小问题。文章认为“文艺与政治是什么关系？”是个“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文艺界居然“戏剧性地”就这个早有定论的问题展开讨论，“众说纷纭”，以致“把人的脑袋瓜，嚷嚷成‘浆糊桶’了”。
我不准备在这里专门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只想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讨论，提几点看法，也算是对古里木同志所作批评的一种反批评吧。
近一个时期来，文艺界广泛展开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由来，人们是很清楚的。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郑重号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夏衍同志所作的第四次文代会《闭幕词》明确指出：“在我们这次大会中接触到的必须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例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我认为都有大胆地正视现实而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必要。”林彪、“四人帮”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搞得十分混乱，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粉碎了“四人帮”，文艺界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拨乱反正，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很正常的。这场讨论，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在第四次文代会的号召下进行的。尽管讨论还有待于深入，讨论中所出现的观点也未必都很正确，但讨论本身却是完全必要的。把问题讨论清楚，有助于人们澄清思想，提高认识，有助于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小议》的作者认为，文艺要与政治保持“依存关系”也就是从属关系，说是各种人都主张文艺“非要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不可”，断定天下“哪有不为政治服务的”文艺，等等。这种观点当然也可以算是“百家”中的一家。但它是否就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就是一种“科学常识”呢？我看未必。
我们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要否定文艺与政治的联系，取消文艺对于政治的促进作用，而是反对无限夸大政治对于文艺的作用，反对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绝对化、庸俗化。过去曾经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一切文艺都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服务就是文艺的全部任务。这次讨论，正是针对这种观点提出来的。为政治服务，这是文艺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并不是它的唯一职能。既然文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它既要反映经济生活，也要反映政治生活和其他生活领域；既然文艺会对生活产生反作用，那么它既会对经济，也会对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产生促进作用。历史上有过不少政治性很强的优秀文艺作品，但也有一些不带政治色彩的文艺作品，同样为人民群众所欢迎。难道因为它们不带什么政治色彩，就可以抹煞它们的价值，取消它们的存在么！要求一切文艺都要反映一定的政治内容，都要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难免要导致文艺主题、题材、内容、形式的狭隘化，导致文艺的僵化。
《小议》的作者对“众说纷纭”（其实他那篇文章也是“众说”中的一说）不满意。这种态度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党号召“百家争鸣”。要“争鸣”就免不了出现“众说纷纭”。人多议论多，广泛开展争鸣，有助于明辨是非，认识真理。这有什么坏处呢？总要比搞“一言堂”好吧！怎么能说是制造混乱，“把人的脑袋瓜，嚷嚷成‘浆糊桶’了”呢？我觉得把人的思想搞糊涂的，恰恰不是目前开展的这场讨论（以及类似的对其他一些理论性问题的讨论），倒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倒是那种僵化、半僵化的观点。
《小议》的作者在维护那种很值得怀疑的观点的同时，用了一些颇为刺耳的语言，对参加讨论的同志进行挖苦嘲讽。什么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在那里“嚷嚷”呀，什么“避嫌”、“迂回曲折”呀，在他看来，有些人是不负责任地说大话，制造耸人听闻的东西。他说有一些“在文艺方面很有些经验和声望的同志”，指的大概是提出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比较负责的老同志吧！看来，这位古里木同志的脑袋瓜一点不象“浆糊桶”，而是很明确，清清楚楚地在批评提出问题和参加讨论问题的同志。可惜的是事实并非这样。绝大多数参加讨论的同志，都是抱着探索真理的严肃态度来发表意见的，态度也是认真的，有什么根据把他们的思想境界描绘得如此低下呢？
《小议》甚至说，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看法，反映出政治观点的不同，“如果政治思想上一致，双方还有什么好争的？”作者大概不会认为他本人持的不是无产阶级政治观点吧！那么和他持不同见解的，显然就是非无产阶级政治观点的“不同政见者”了。你不同意“文艺从属于政治”，你不同意文艺统统要为政治服务，就是提倡为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种逻辑会引出什么样的结果，人们是不难预料的。
《小议》指责人们居然讨论起“最起码的常识”来，这就涉及到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某些所谓“最起码的常识”，可不可以议论呢？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即使是“最起码的常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经过检验，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要坚持它、维护它，但也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使它进一步丰富起来，完善起来；如果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那么管它是“常识”还是“定论”，都要毫不含糊地打破它，推倒它。总之，都是可以讨论的。在中世纪，太阳围着地球转曾被人认为起码的常识，然而伽俐略、哥白尼却敢于议论它，否定它。如果把所谓的“常识”、“定论”一概视为禁区，奉为神明，不敢用实践去检验它，不敢越雷池一步，“曾经圣人语，议论安敢到”，那还谈得上什么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呢？
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还指出：“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三年多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勇于解放思想，勇于探讨新情况、新问题，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人们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对于确实出现的缺点错误，当然要努力去克服。文艺界也正积极地采取措施解决前进过程中的问题。但这是为了促使思想解放运动更健康地发展，决不意味着可以不要解放思想，甚至去否定思想解放运动的成绩。我觉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要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下去；大量思想理论的是非，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大量新情况新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继续解放思想、继续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对于解放思想，只能促进，不能促退，气可鼓而不可泄，冷嘲热讽，更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我感到，《文艺与政治关系小议》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所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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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着裘挥扇
翟葆艺
一九三○年夏，画家齐白石曾经翻穿皮马褂、手持白折扇拍一小照，并在白折扇上题辞曰：
挥扇可以消暑，着裘可以御寒，二者须日日防，任世人
笑我颠狂。
此照片曾陈列于北京海王村照相馆。初见者莫不笑道：哪有身穿皮袄扇扇子的？但深思之，才悟出这是一幅讽刺旧社会世态炎凉的绝妙佳作：己热时要防人趋炎附势；己寒时要防人落井下石。其实，何止是旧社会？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动乱时期，借自己的升沉看周围一些人的嘴脸变化，大约许多人也会有同感的。
这里我不想多谈这些。我想说的是，这个画面和题辞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防止过热、过冷地走极端，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林彪、“四人帮”的十几年折腾，“走极端”这方面的教训够深的了。他们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好，就什么都好；坏，就一无是处。从极左到极右跳来跳去，把“烧饼”的两面都“烤煳”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这几年的拨乱反正，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恢复和发扬。最近，邓力群同志在田家英同志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褒不掩过，评不掠美，情挚意深，真切感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地对人对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意识和唯心史观的影响，由于长时期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的毒害，一些同志在处理事情时，往往走极端的旧病又会复发。比如，提倡思想解放，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是完全必要的，这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效果，推动了我们事业的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一说解放思想，就忘记了四项基本原则，忘记了我们的国家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没有任何限制，百无禁忌；同时，也有另一种人，一看到我们前进道路上出了一点难于避免的问题，提出注意加强引导，马上又神气活现，要搞“算账”了，置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于不顾，甚至同党的路线相违背，又想搞打着封建烙印的“一统”天下。又如，在贯彻“双百”方针，领导文艺工作上，提出不要“横行干涉”，有的领导文艺的负责同志就撒手不管，放任自流；一说要加强领导，就又多方限制，这也不能发表，那也不能演出，搞一刀切。再如，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是对的，但有的人连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也学了来；但一提出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这些“不良影响”，有的人又忙于去搞服装的“标准化”，甚至不许谈人体美，对艺术院校画模特儿也出现了种种非议。真是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冷来时冷得在冰凌上卧，总不能保持正常的体温。
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完全的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和社会。按照对立统一规律，除了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根本原因外，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交融、协调，也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原因之一。
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谬误。走极端意味着从一个谬误跳到另一个谬误。让我们从历史中记取惨痛的经验教训，学会用辩证法看问题，不折不扣地贯彻“双百”方针，再也不要搞不加分析的“一刀切”和跳来跳去的“极端化”了。我们既要反对“左”的破坏，也要防止右的干扰。这两种不同的片面性，都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
“着裘挥扇”，在貌似“颠狂”里蕴藏着对立统一的深刻道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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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洞庭儿女前进的足迹
——简评中篇小说《湖边》
行人
周健明同志的中篇小说《湖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细腻、朴实而又含蓄的白描淡彩之笔，给人们留下了生气盎然的印象。作品生动地记载了洞庭儿女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前进、迟疑、排除阻碍、继续前进的历史足迹。
从题材上看，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并不新鲜。但是，作者在处理这一题材时却给作品带来了新的生气。第一，它没有去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而是仅仅截取建社以后如何巩固合作社这样一段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部分，进行深入肌理、细致入微的剖析和描写，给人留下较大的思考和想象的余地。第二，作品在描述退社事件中的阶级关系时，把带头闹退社的人物确定为一个出身好、根子正的翻身农民，真实合理地剖析了他们的思想逻辑，展示了整个农村胜利前进的图景。第三，作品在描述这场斗争时，从农村生活的各个领域去描述，写了老少几对人物的爱情故事，使人们透过合作化的奔腾洪波，看到了农村人民感情生活的涓涓细流，耳目为之一新。
在洞庭儿女前进的历史足迹中，走在前头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中，徐咏英就是突出的一个。女社长徐咏英，作为一个农村姑娘，具有一般女性的精细、善良、温存、勤劳而又热情的柔美；作为一个合作社的领导人，她又具有正派、原则性强、考虑问题全面、讲求实际和苦干实干的刚健之美。作者赋予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是柔中见刚。在批评教育袁水生的错误思想行为时，她从爱护出发，言辞激烈地敲了水生几棒，又在处理社员退社时，通过细致入微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婉转亲切的批评帮助，成功地挽回危局，表现了坚定的立场和态度。在一些坏人掀起退社风波和队长卜华等人盗粮杀人事件败露后，县里驻社干部吴祥以追究责任为名，对工作方法简单、思想保守的社支书大搞极左时，她又挺身而出，严格掌握政策界限，义正词严地批驳吴祥转嫁罪责的恶劣行径。应该说这个人物是写得有一定个性的。
伴随着巩固合作社的激烈斗争，作品还成功地描述了老少几对时而欢乐、时而痛苦的爱情波澜。在处理爱情的发展和波折上，这部作品自有独到之处，可以说是平中见奇。女社长徐咏英和驻社干部吴祥已经有了一段交往，从各方面的条件看，应该说是条件相当的一对恋人。但是事出意外，思想的分歧使他们疏远了，徐咏英爱上了一心为公、朴实直率的青年队长刘大瑾。只要咏英的心灵窗子稍微向刘大瑾打开一点，两人的爱情就会得到圆满的结局。但是作品又一次出现跌宕，在徐咏英就要捅破这种爱情的窗纸时，刘大瑾却和饲养员小菊儿手拉手地“人约黄昏后”了。说到刘大瑾和小菊儿的爱情萌发，似乎是一种偶然的机遇。徐咏英让刘大瑾从垦荒工地回来关照养猪场，本来是一件十分平淡而又自然的生活琐事，但是就在这个平淡无奇的猪崽接生的事情中，爱情之神却鬼使神差地给他们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写得很合理，很自然，也很奇巧。
这部作品触及的这个农业合作化的题材，对于作者来说，还是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因此作品不免还有些欠缺之处。女社长徐咏英在作品的中心事件里，基本上是一个事后评判者，没有在退社风波中身临其境，显露出她的才干和作用，因而徐咏英在后面挽回残局，解决这个问题时，就使人感到缺乏足够的力量。其次，徐咏英是合作化的带头人，作品在处理她的爱情问题时，还不敢深掘她内心深处的感情的蕴底，笔墨拘谨，不敢放开，因而使人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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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生动的历史文献
古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将陆续出版《星火燎原》选编。《星火燎原》是一九五六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发起“三十年征文”，由总政治部编辑的。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八集，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工作被迫中断。这次选编，分为十集，共七百多篇文章，三百多万字，大都经过作者重新修改审定。作者六百多人，近一半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些革命的老一辈满怀激情，不顾年老多病，在百忙中挤时间，就是为了要把毕生难忘的事写下来，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传下去，教育青年，留传万代。
《星火燎原》它不是写一个人、几个人，而是写一个伟大的战斗集体；它不是写一事、一段，而是有头有尾的全过程，是按历史顺序照年代编辑的史书。选编一至四集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五至七集为抗日战争，八至十集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套书对各地起义、各个革命根据地、各部分军队的活动都实事求是地给予反映；并且注意把党的领袖、我军的领导人放在集体、组织、群众之中；突出了党领导的伟大的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成千上万指战员集体的英雄事迹。
《星火燎原》选编的文章，有理论概括，有经验总结，有部队渊源，有战斗经过，有珍贵史料，有人物记略，有英雄特写；内容丰富，大到革命道路、战略思想，小到个人轶闻、生活趣闻都有描述。许多文章故事生动，情节曲折，感人肺腑，催人落泪。老同志看看这套书，仿佛又回到烽火满天的战争年代，不忘过去，焕发青春；年轻人读了会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一定要接过革命班，继续艰苦奋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将通过阅读《星火燎原》学习传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现已出版，共收六十六篇文章。其他各集正在赶编，争取两、三年内陆续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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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银幕上的“人间喜剧”
——浅谈卓别林的电影艺术
潘耀华
电影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一八八九年——一九七七年）的十几部影片正在我国陆续上映，这虽然只是卓别林所拍摄的八十多部影片中的一部分，但都是他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杰作，基本上可以体现卓别林影片的艺术成就。
这位艺术大师所拍摄的影片，大多是自编、自导、自演、自作曲的。他的创作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最初，他拍的都是无声短片，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使用的多为踢打、扔奶油蛋糕一类的闹剧手法，作品的社会意义不大。
不久，卓别林就摆脱了社会上世俗爱好的羁绊，进入了他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内容多为表现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与讽刺，艺术手法则更含蓄精炼。他在一系列影片中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形象——头戴小圆帽，手持拐杖，身着又脏又破的礼服，足蹬过大的皮鞋的“绅士流浪汉”夏尔洛。这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他善良、正直，既不安于贫困、饥饿、屈辱，又时时以过人的机智与灵巧保护着自己，不断给权势与暴力的代表以嘲弄。夏尔洛很快就风靡五大洲，为全世界所熟知和喜爱。《寻子遇仙记》、《淘金记》、《马戏团》、《城市之光》、《摩登时代》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标志着他第二个时期的成就。拍摄《城市之光》时，有声电影已经出现了好几年，卓别林受到严峻的考验。人们在议论：卓别林是不是已经落伍？他的艺术是不是已经面临末日？但他毫不犹豫地坚持拍摄无声片。他认为哑剧是一种比说话更高的技术，“我只要眉毛动一动，就比说五十个字更能表达感情”。影片《城市之光》的上映，证明了卓别林默片的艺术魅力并没有衰减。这部“以哑剧形式演出的喜剧浪漫史”，实际上是一出杂揉着喜剧成分的悲剧。在这里，卓别林不但鞭挞了“高贵”的“上等人”，而且以极为巧妙的隐喻讽刺了整个社会。表演的细致入微，思想的深沉蕴藉，使得这部影片取得了成功。
卓别林拍《摩登时代》时，经济危机的浪潮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现代机械的广泛使用，把人也变成了机器，同时使更多的人陷于失业的困境。卓别林大胆地揭露了在繁荣外衣下的社会真相，不论是题材的选取，情节的安排，无不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敏感的问题。这部影片一方面备受垄断资产者的攻击咒骂，在法西斯的德国和意大利竟被禁演；另一方面，却受到各国人民，包括象夏尔洛一样的“小人物”的热烈欢迎。《摩登时代》不仅是对有声片的挑战，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
在这一时期中还有一部影片需要注意，这就是卓别林一九二三年自编、自导和自己作曲的《巴黎一妇人》（但他在这部影片里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是他从短片、中片过渡到长片的第一次尝试。卓别林曾经说：“《公共舆论》（即《巴黎一妇人》）是我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在处理这样一种作品的时候，我表现了革命精神。这部影片无论是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相信它在表演和动作处理上是有些创造性的。人们在里面看不到复杂的情节。只有刺心的痛苦，富有人情味的欢乐，以及幽默的表现”。《巴黎一妇人》描写女主人公玛丽·圣克莱尔想离开她的小村子，同她所爱的男子让·米利特到巴黎去。由于让的父亲突然去世，他不能立即动身，所以玛丽单独去了。几年后，玛丽成了一个有钱的无赖皮埃尔·雷维尔的情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玛丽与已成为画家的让又见面了。他们准备结婚，但让的母亲不同意，玛丽只得又回到皮埃尔那里去，而让痛苦地自杀了。玛丽本来很厌恶皮埃尔，在让自杀后她毅然和皮埃尔决裂，到乡下去同让的母亲一起生活了。卓别林所以要选择这样的题材，就是要通过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广阔而深刻的描写，用主人公与这一社会的冲突和最终的悲剧，来与另一些适应这一社会而取得成功的人做对比，写出一部新的“人间喜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卓别林的创作进入第三个时期。形式上，他开始拍有声片，同时抛弃了夏尔洛的形象；内容上，他开始以电影为武器，反映重大的政治内容和社会问题。《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一个国王在纽约》即属此类。
一九四○年，正当法西斯势力疯狂扩张，破坏着世界和平，而“自由世界”各国坚守“中立”的时候，卓别林怀着极大的义愤，丢开原来的创作计划拍摄了《大独裁者》。他以新颖的手法，高超的演技，无情地揭露了希特勒的面目，目的是告诉全世界的人们：世界需要“真正的民主和摆脱魔鬼般统治的自由，这种魔鬼般的统治正蔓延到全世界”。这次他不得不拍有声片，因为要表现希特勒（在影片中叫兴格尔）的狂妄和歇斯底里，这就需要让观众听到他狂言乱语的声音。
《大独裁者》中既有直接的刻画（如希特勒煽动反犹太的狂热，犹太理发匠被错认成希特勒后的演说），也有巧妙而又易懂的隐喻（如希特勒贪婪地舞弄地球仪，希特勒猴子般地爬上帷幕，墨索里尼在希特勒雕像上划火柴），预示着法西斯丑类的可耻下场。以电影艺术为武器向法西斯开炮，这在当时的世界影坛上是罕见的。
《凡尔杜先生》则是另一种手法。在这部影片中卓别林第一次完全脱去那身闻名世界的流浪汉服装，而以一个风度潇洒的银行小职员凡尔杜的面目出现在银幕上。卓别林为什么刻画这样一个人物？直到影片结尾才由凡尔杜说出来。他在走上断头台前对记者说：“小规模的犯罪的确没有好报。战争、冲突，这些都是生意。谋杀一个人，你是凶犯；谋杀一百万人，你就是英雄了。杀人越多，越有道理。”正是因为卓别林大胆说出了阶级压迫下这一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所以招来不少人的猛烈攻击，但正直的人们却认为这部影片是卓别林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如从艺术角度看，应该说《舞台生涯》达到了他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这里，悲与喜的结合，含蓄手法的运用等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卡弗欧是卓别林理想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难能可贵的品质：真诚，善良，乐于助人，酷爱生活和艺术。他在生活中挣扎了一世，终于悄然地死在舞台上了。卡弗欧对残酷现实的态度已不同于当年的夏尔洛，他不再甘心随着生活的浊浪漂游，他要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的格言是：“要搏斗”。为了突出《舞台生涯》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片头首先点题：一小道斜射的灯光，同时写着两个主演的名字，预示着两位主人公的命运；片名后接着是字幕：“在迷人的舞台灯光下，当年老的下场时，年轻的登场。”而影片的最后的一个镜头又与之相呼应。一颗艺坛新星，年轻的特莱萨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起舞、升腾，而卡弗欧恰在这时悄然死去，那停在侧幕边覆盖着白布单的尸体，便成了特莱萨轻盈舞姿的背景。这种严密、巧妙的构思，不仅增强了影片的完整性，而且加重了故事的悲剧性。
一九五七年上映的《一个国王在纽约》，则是对“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讽刺与抨击。卓别林亲身受到这个委员会的迫害，并因此不得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美国而移居瑞士。他把满腔的愤慨化作连珠炮般的冷嘲与热讽，对这种迫害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片头的字幕写道：“现代生活中一件恼人的小事就是革命。”但影片中被当做革命嫌疑分子传讯的却是被本国革命赶到美国来的国王。卓别林扮演的国王沙多夫一下飞机，就发表了对美国的感想：“我为你们温暖的友情和殷勤好客所感动。这个宽宏大量的国家对从暴乱中来避难的人，已显示了它崇高的慷慨”。与此同时，移民局的官员则毫不客气地抓过他的手在登记表上按了一个又一个指印。这是多么绝妙而深刻的讽刺！
综观上面提到的这些影片，不难看出卓别林艺术发展道路的轮廓。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卓别林长达半个世纪的银幕生涯，几乎就是一部西方进步电影的发展史。西方评论界说：是卓别林首先摒弃了好莱坞那种打打闹闹博取廉价笑声的噱头；改变了即兴创作的方法，开创了精心构思、细致刻画之风；更重要的，是他首先把银幕与现实社会、与万千平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他的无声片由于继承和发扬了英国哑剧的优良传统而独霸影坛；他的有声片也由于哑剧的影响而具有台词简洁、主要靠高明的演技和丰富的表情表现人物内心等特色。
正因为卓别林努力反映普通人之所思、所忧、所喜、所恨，所以他的影片往往在喜剧的形式中充满了悲剧的内容，所揭示的生活由某一具体问题扩展到全社会，乃至涉及到整个人生。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面地、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法国的社会面貌。而从所表现的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面之广而言，卓别林的影片也堪称银幕上的“人间喜剧”了。
卓别林电影喜剧的艺术水平在世界上是有口皆碑的。他惯于使用夸张的手法：人物形象、动作（后期则包括语言）、情节，无处不包含着大胆夸张的成分。但他并不追求脱离了主题的毫无意义的噱头，而是用夸张的表演表现十分丰富深沉的内心活动。
卓别林的这些杰作直到今天还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教益和启示。不仅我国电影工作者将从中吸取艺术养料，而且对于青年一代也还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附图片）
卓别林主演的《凡尔杜先生》中的一个镜头：凡尔杜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寡妇，每周送鲜花给她，企图骗取她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