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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汇报
应让福建多种甘蔗
我国目前仍是一个食糖进口国。听说国家每年要进口一百几十万吨糖。
闽中、闽南地区，光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甘蔗生长。当地农村种植甘蔗，历史悠久，富有经验。以我厂所在蔗区为例，平均亩产达四点六吨，其中平均亩产八吨（可产糖一吨）以上的大队有八个，面积有八千余亩。
发展甘蔗生产的关键，是怎样解决粮蔗争地的问题。种粮面积少了，没有饭吃。这个问题不解决，甘蔗就不可能有大发展。
要解决粮食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用省与省之间调剂的办法。目前有的省，如浙江、湖南等产粮区，也在发展甘蔗，产量既低，糖份也低，很不合算。再一个办法是出口食糖换粮食。我厂的优质糖完全符合出口标准，应该给省、地区和企业以出口糖、进口粮的自主权。
福建漳州糖厂
接到漳州糖厂的来信后，我们访问了这个厂和福建省的一些有关部门，听了省委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漳州糖厂的意见，很值得重视。
他们说：福建确实是盛产甘蔗的好地方，平均两亩地就可产一吨糖。而浙江、云南要四亩，广西、四川要五亩，湖南要六亩。如果国家允许福建省和一些最适宜种甘蔗的地区以种甘蔗为主，群众吃粮由国家统一解决，那么，我们的制糖工业肯定会得到迅速的发展，我国食糖就会由进口变为出口。一九七六年，国家给福建解决了两亿斤粮食，糖产量即由十一万吨增加到三十五万吨，而且年年都在增加。过去当地所以不能大力发展蔗糖，正如漳州糖厂的同志所说，主要是怕种甘蔗多了，与粮争地，没有饭吃；所以，宁可放着种蔗这种有利的事情不干，去种粮食，自己束缚自己。其实，只要统筹兼顾，打破各省吃粮自己负责的老框框，充分利用各地特点和优势，蔗区吃粮问题便不难解决。糖厂的同志还给我们细算了他们在信里所算的帐。他们说，有些省、区盛产粮食，但是为了解决本地区吃糖问题，不得不去种产量很低的甘蔗。如果适合种粮就集中力量种粮，适合种蔗就集中力量种蔗，省与省之间交换调剂，不是糖和粮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吗？
另外，也可以多出口食糖，多进口粮食。福建平均二亩地产一吨糖。按国际市场价格，每吨糖可换回小麦二吨。不要说全国和福建全部宜种甘蔗的地区都种甘蔗，只拿龙溪地区来说，就是一笔很合算的生意。这个地区有五十万亩地可种甘蔗，现只种了二十八万亩。如果都改种甘蔗，每年可提供三十万吨糖。只要出口二万吨糖，就可以换回全区所需的粮食。
龙溪地区农民很乐意种甘蔗。他们也有一笔帐：一吨糖出厂价格是一千零五十元，国家得六百元（包括税收），工业加工费等一百三十元，自己可净得三百二十元。种甘蔗对国家对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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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境民族地区要求早日通邮
新巴尔虎左旗是以蒙古族为主的边境地区。今年第一季度，全旗共订了三十六种报纸和三百八十三种杂志，平均六个人就有一份杂志。但订的报纸少，杂志多；直属机关订阅量大，基层社队量小，而且多数是公款订阅。
主要问题是邮政传递工作跟不上。目前还有部分社、场不直接通邮。全旗所有的生产队都不通邮。对这些社、场、队来说，报纸就成“抱纸”。离旗所在地阿穆古郎镇一百一十公里的“五一”牧场，由于不通邮，有订报刊者，牧场不敢负责收订；谁要订报刊，就得跑五十公里到乌布尔宝力格公社邮电所去订。订了以后还看不到报，所以群众干脆不订了。今年全场没有订报刊。
为什么迟迟不能通邮呢？旗邮局一位负责同志说，主要是这些地区人少邮件少，派专车太“赔帐”。为了开通边远社队的邮路，上级曾经拨给一辆小汽车和三辆摩托车，邮局考虑“赔帐”，已把小汽车变为机关用车，摩托车封存起来了。前两年，旗邮局曾在白音塔拉公社搞“队队通邮”试点，也因为考虑“赔帐”，就停了下来。
“赔帐”问题，基层邮政部门确有难处，上级邮政部门应统筹考虑。实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通邮，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内容。如果国家不予特殊照顾，象“五一”牧场这样的小场就很难通邮。请想一想，长年累月战斗在边远地区的各族人民，看不到报刊、文件，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多么难受啊！
从新巴尔虎左旗情况看，邮政部门有潜力可挖，有必要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我建议：
一、拨给邮政的专车专款应该专用。
二、讲究投资效果，压缩合理亏损。
三、在实现机械化之前，可骑马或乘马车传递报刊邮件。
四、采取“民办公助”办法，生产队出人出马，邮政部门负责费用，这既符合党的政策，又能解决眼前困难。
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旗委宣传部 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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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送报送信应该送到底
我们这里经常看不到报。因为投递员怕麻烦，投送信件、报纸没个准地方。有时送到附近生产队，有时送到半路，便让人带回；常常不是丢了，就是一来一大卷。信件也不能及时寄走。大家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
河北吴桥县娄子卜公社后孙大队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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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信不知何处去
我从陕西蓝田入伍。两年来，同家里书信往来从未间断。可是，近三个月来，我给家里写了五封信，寄了四张照片，家里一纸未见。母亲为此坐立不安，父亲接二连三地来信问我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其实，我每接到一封家信，都及时写了回信。可家里就是得不到我的消息。父亲向我所在部队写信，部队领导同志向我了解情况，并让我写了回信；但仍无回音。我想找邮电所问一问，一则路远，二则无凭无据。想让父母在当地邮电局查一查，又没有办法通知他们。真不知该怎么办好。
宁夏平罗县驻军 刘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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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恢复五十年代的做法
我们公社方圆三四十里，人口近十万，只有一个邮电支局。下属二十多个大队，没有一个邮政代办所。邮汇、包裹、电信都要到支局办理。支局只有三四个邮递员，一个邮递员每天负责传递六七个大队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放在各大队代销店的信袋里，任人拿取。信件常丢失，或被偷拆。报刊积压散失也是常事。
五十年代，每个大队都有一个邮递员。他们拿工分，邮局补贴一部分，当天的信件和报刊都能及时送到户。希望恢复这种做法。
福建闽侯县 林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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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辑后记
尽力改善农村邮政工作
不少社员来信，反映农村不能及时收到报刊邮件。
为什么呢？我们访问了邮电部的有关同志。他们说，农村邮件传递慢，是当前邮政通信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原因是近年来农村投递业务量增加很快，投递人员却增加很少。一九七八年，全国农村报刊业务量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九，乡邮投递人员反而减少了一万余人。有的投递员一个人负责六七个大队，根本做不到按规定的投递深度和班期投递。现在，全国有三千五百多个公社，五万八千六百多个大队，是三天以上投递一次，有的大队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才能看到省报。所以群众说：“订报看不到报，一来一大抱，日报成月报，新闻变资料。”这些都是事实。
投递人员不足，是因为乡邮投递员劳动强度大，工作艰苦，天天跋山涉水，走乡串户，风雨无阻；而工资待遇和粮食标准却偏低。这些年来，有的老乡邮员因此而改了行，有的准备改行。再一个是自然减员。另外，在城镇招收乡邮员非常困难。如陕西安康地区需要七十名乡邮员，报名的只有一人。有的复员军人分配做乡邮员，只跑了一天邮路就不干了。
现在全国尚有六十六个公社、两万多个大队、一百二十多万个生产队不通邮路。报刊邮件靠群众捎，丢失损毁现象经常发生。不少支局房屋破旧不堪，有的支局分报刊还在露天作业。有的连桌子都没有。有的支局、所邮寄包裹，甚至用钩子秤。
最近邮电部给国家经委写了报告，要求帮助解决设备和人员不足的困难。但从国家的整体考虑，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
靠国家调整固然重要，但邮电部门本身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呢？据说，在邮电部门内部，邮政建设投资本来就少，分到农村的就更少了。
农村邮政工作关系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希望得到关注。为了解决乡邮员不足和后继无人的问题，希望能够在农村就地招工，并合理地解决乡邮员的待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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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集
让车
三月十一日上午，恩施县县委副书记徐国清同志乘车去甘溪公社检查工作。半路上，突然发现路旁躺着一个孕妇，在风雨中痛苦呻吟。老徐急忙下车，来到担架旁。一问，原来他们是甘溪公社白果大队的社员，送孕妇去县医院，可才走出七八里路，孕妇就不能再往前走了。这里离县城还有二十多里，附近既无村庄，又无避雨的地方。老徐看到这种情况，就和司机小伍、孕妇的丈夫一起，把她抬到自己的车上，向甘溪公社卫生院驶去。可是，当车离甘溪公社还有七八里路时，孕妇便开始生产了。老徐想，既然如此，再送医院已没必要。于是他便把车子让给孕妇，自己冒着风雨，向甘溪公社走去。临走还嘱咐小伍，等孕妇生下孩子以后，把他们夫妇和孩子一起送回家去。夫妇俩见此情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新的生命平安诞生了。小车向白果大队飞驰而去。
湖北恩施县人民武装部 熊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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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应减少水泥周转中的浪费
我是长期做运输调度工作的，多年来，亲眼见到水泥在运输周转过程中，浪费十分严重。首先是铁路方面卸车不按操作规程卸码，致使纸袋破裂。例如今年二月九日，卸在我市六里棚货场的十六车皮水泥，每车皮的破袋都接近半数。其次是有的货场设备不好。如六里棚货场，地势低洼，没有站台。有的水泥卸在货场外刚垫起来的塘上，被浸湿大半。再次是水泥到货太集中，大都是一到就是一整列，市运输部门事先得不到需用多少人力的通知，也没有准备。加上防雨设备差，一旦遇雨，往往便要造成很大损失。
为了减少水泥周转中的浪费，我提出几点建议：
一、物资部门和铁路部门订立合同，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装卸破损要赔偿损失。
二、情报先行。如铁路发车时间、发放水泥数量、卸货地点等情况，有关单位都应事先通气，互相配合。
三、改进包装纸袋的质量。
河南信阳市运输三统管理办公室 季光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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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义马矿的落地煤亟待抢运
河南义马矿务局积压落地煤太多。今年二月，突击运出了一万四千余吨。目前，仅杨村矿落地煤就有十五万吨。春天来临，气温回升，风刮、日晒、雨淋，加上义马煤自燃快，如三个月不运走，煤堆将要变成火山。煤运不出去，是因为没有火车皮。义马站、渑池站、洛阳站只能解决一部分车皮，满足不了运煤的迫切需要。呼吁有关部门协助解决运输问题。
义马矿务局 熊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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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榨糖机不吃甘蔗饿以待毙
江津地区行政公署门前，摆着六部火车头似的机器。一打听，原来是地区工业局调进的榨糖机。据我所见，机器摆在那儿的时间已经不短了，遮雨的棚子翻修了两次，机器涂过两次油漆，仍没排上用场。
此地甘蔗有的是，榨糖机正缺哩。可是这些机器却不吃甘蔗，专吃甜菜，由于不对胃口，只能饿以待毙。
四川永川县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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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毖后录
这份电报发得实在荒唐
巩县孝义公社革委会三月二十二日收到一封奇怪的电报。发报单位是河南化工厂。该厂距公社顶多两公里；发报地点是巩县邮电局，距公社不过一千米。巩县邮电局既是发报局，又是收报局。这个电报发得实在使人感到荒唐。
河南巩县孝义公社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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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棵白果树的前前后后
三月六日《河南日报》刊登的《党的政策回山村》，报道的是俺房后一棵大白果树的归属问题。消息传开，社员们兴高采烈。俺母亲含着眼泪说：“党和俺们真是心连心哪，这点小事也上大报啦！”
那还是一九七五年秋天，我采了俺房后的白果到供销社去卖，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全社广播大会上，说我是钱迷心，树缠身，把我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批判。除了让我写检讨、取消我代销员资格外，还以损害集体经济的罪名，罚我稻谷二百斤。社员房前宅后的大树，也一律被宣布为集体所有。
一九七九年六月，根据我的申诉，县委和公社党委派人调查后，宣布白果树归俺家，取消了原来的结论和处分，重新安排我担任大队副业会计。
消息象插了翅膀，村里村外、山前山后的群众都知道了。有些多年不出门的老人，也拄着拐杖，兴致勃勃地来到俺家。七十七岁的老人洪旭初见俺母亲高兴得直流泪，笑着说：“你这是老来流下幸福泪呀！”方圆一二十里的群众，凡认识我的，见面就道喜；不认识我的，在赶集上店、谈心聊天时，也把这件事传为佳话。
今年，俺队植树与往年比，有三早：封山育林早，集体植树早，家家户户准备得早。缺树苗的人家，都提前育苗、借苗，或到市场购买。往年沟旁、山边长的野生泡桐、胖柳、水冬瓜树苗等，集体不便管理，只好让人砍，任牲畜糟踏；如今，早被人们当宝贝一样挖回培育。截至目前，俺队集体植树一千一百棵，社员植树九百棵，平均每人植树十五棵。社员王大开家人多、房多，房前宅后闲地也较多，往年荒着不栽树，今年光泡桐就栽了二百棵。在俺队已绝种多年的苹果树、梨树、板栗树，也都被多方设法，请上山来。今年植树节，俺队男女齐上阵，人人动手，运的运，栽的栽，象办喜事似的。社员说：“十年后，请到俺们山里来运木材，尝干果吧！”
河南固始县 李耀南口述 李和树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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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说说我们矿区职工的难处
我矿位于四川南充地区华蓥山，职工两千五百余人，加上家属和友邻单位共五千人左右。矿区一无菜店，二无粮店。职工买菜吃肉，只有星期天到十二里外的一个小市场上去买，否则就只好清汤下饭。这里有个小商店，独家经营，官商作风暂且不论，就是豆瓣、酱油和醋之类的调料也常缺。我们多次向有关单位反映，都无济于事。另外，矿区离火车站二十六里，离汽车站十二里，交通不便。要外出看病或探亲，只有靠两条腿，真是出门难呀！
四川李子垭煤矿 卢承显 刘家田 谢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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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讨与研究
政治课·外国语·考试
怎样把大学教育办得更有成效，高质量、高效率地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材？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商讨。
一、关于课程的安排
大学和中学的部分课程重复。这以政治理论课的部分内容为甚。若干年来，政治理论课，尤其是哲学课，从小学开始一直讲到大学。这种状况近来尚无根本变化。一般中学的政治课每周平均三个学时，比大学文科少一个学时，比理科还多一个学时。
这种做法的弊病是：内容重复，时间浪费，课程流于形式，学生失去兴趣。同时使增加新内容受到总学时的限制。
普及式的政治课或在中学开设，或在大学开设，没有必要各来一次。
大学文科和理科公共政治课教学应有区别。在社会主义大学里，应该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但不应该不分对象，不加区别地把四门政治理论课加于每个专业。
要考虑各门学科的特点。政治思想教育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尽管二者联系较紧）。前者是每门学科、每个人所必需的；后者则不是每门学科、每个人所必需的，它在各门自然科学中（除唯物辩证法外）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不能说在一些专业中取消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就是取消了政治思想教育，就是缺少了德育。实践证明，通过加强党团教育和开设时事政治讲座、报告，比按部就班地为理工科学生开设三四门政治理论课效果好得多。
我们讲要学有专长，对人不可求全责备，但教学体制却按照“完人”的标准来培养，几十年不变，这难道不是矛盾的吗？
二、关于外语教学
现在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都苦于外语学习。本来在大学或在研究生时期，是学习、钻研问题的大好时光，可是，却要把时间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放在学习外国语上。应该让学生在年龄小、记忆力好的时候，多学一点外国语。现在大学外语教学既不管中学外语的教学安排如何，又不管不同类型人的差异
（没学过的，没学好的，学得不错的），一律使用同一教材，都从简单的A、B、C和语法讲起。这不免使人们这样想：中学五年所学外语究竟要达到什么水平？为什么在中学学习几年后还要到大学再学一遍？外语教学的地位，以及中学生、大学生应具备何种水平，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如中学已经达到了基本过关的水平，大学就应该改变教授内容与方法，或者允许学生选修其它专业或其它外国语。把不需要背诵的政治理论课放到中学让学生背诵，而把需要及早背诵的外语放到大学里去学，这难道不应该改革一下吗？
三、关于考试
在考试问题上往往走两个极端：要么否认文化考试的必要性，要么过分强调文化考试的重要性。文化考试是必要的，问题是怎样考，考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较大的问题是许多考试没有考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考了半天，不过是老师讲授或书本知识的一次简单还原。大多数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为了得到较好的分数，去背诵老师讲过的内容。
高考的政治考试，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判卷时又都以既定的标准答案和口径为准。结果只能是考生背条条，阅卷老师找观点。这样的考试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只限于考察记忆性、知识性的东西，也限制了考生独立思考，不易考出一个人的理解水平。
现在不论是上大学、考研究生，甚至招工，不论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都必须考政治，好象有了这一项就算有了德育，打上了政治保票；却忘了政治知识和政治态度是两回事。这种考试，考察不出人们真实的水平和政治态度。
没有文化考察，考察中没有条条杠杠自然不好；但有了条条杠杠又不免使人们去追求它，投其所好，这也不好。考试的利弊，的确处于两难之间。但是，是否可以进行这样的尝试：以适量的记忆性、知识性考试为辅，更多的是给学生出题目，引导学生去想问题，鼓励和安排学生写文章、写论文，允许学生标新立异，培养、考察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把背诵式的考试引导到有主动性、创造性的学习上来？
现在的时代是不断孕育新学科的时代。希望出一门“教育结构学”，从纵横两个方面，好好研究一下大中小学的阶梯式教育怎样安排更合理；研究一下各个专业究竟开什么课、开多少为好。大刀阔斧地砍去那些可开可不开的课程与分支，以便把宝贵的时光用于每个专业每门课的主攻方向上，用于不断吸收新鲜科学文化知识上。万万不可将时间耽误在重复上，耽误在背诵上，耽误在应付形式主义的需要上。
北京广播学院 闵惠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