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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前年五月开始讨论真理标准以来，已经两年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明确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重新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领域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在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全国形势发展非常之快。今天，这条思想路线已经载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成为全党必须遵循的党规党法。同两年以前相比，现在很少听到公开反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声音了，因而容易使人们发生一种错觉，以为思想路线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然而实际生活告诉我们，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各条战线，每前进一步，实行任何一项较大的改革，都会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在经济战线表现得尤为突出。毫无疑问，这样的矛盾和斗争将会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切实做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周密地调查研究现实情况，科学地解决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新问题，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每当革命到了某一重要关头，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思想路线问题。这是因为，当革命到了这种关键时刻，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正确地认识尖锐地摆在革命者面前的客观实际。也就是说，能不能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这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决定革命成败的矛盾。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的斗争，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延安整风运动。为了从思想上弄清过去几次路线斗争，特别是清算王明的“左”倾路线，毛泽东同志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然后通过整风使全党普遍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这一次讨论，情况更加复杂。实际上，关于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提出过。大跃进以后，遇到了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外宾时谈到对当时中国党的路线的看法。毛泽东同志说：“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说明”。同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又说：大跃进，总路线等等，是不是正确的，还需要经过若干年的实践检验才能证明。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又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的要求。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任何人的认识都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任何人提出的理论、方针、路线等等，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是否正确。毛泽东同志反复阐述的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伟大真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可惜的是，在实践上这些话后来并没有坚持。十年动乱中，更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造成严重的极左思潮，严重的“大树特树”，严重的是非颠倒、敌我颠倒，其结果是使得不少同志在很长时间内，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关于思想路线的讨论，面临的就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这种状况。而“两个凡是”，实质上正是不顾上述严重情况，对中央的拨乱反正工作的严重干扰。值得高兴的是，经过长期实践，花了重大代价，我们终于恢复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从遵义会议以来，很长时间是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的。为什么后来没有能够贯彻始终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说，错误常常和正确联系在一起。失败往往由胜利引导出来（当然是在一定条件下）。回顾历史，我们党有一个辉煌胜利的时期，那就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间。一九四七年是我国革命的大转折，开始了战略反攻。其后，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消灭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夺取全国政权。民主革命不间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抗美援朝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实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不断革命，不断胜利，几乎没有遭受挫折，这在世界革命史上是罕见的。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果实最显著地表现出来的时期。在这种空前胜利的形势下，逐渐滋长起一种骄傲的情绪，逐渐形成了一种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不大尊重客观规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于是在革命的口号下，干出了刮共产风、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一类损害革命的事。
辉煌的胜利还可能带来一种祸害（这种祸害在革命困难时期或者未取得胜利以前不易出现），那就是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杰出人物，因为胜利及其他各种条件，包括人民的拥戴、欢呼，党内的“一言堂”、“一边倒”现象等，往往形成个人突出。少数野心家和心术不正的人则搞“应帝王术”。林彪、“四人帮”就是如此，他们把这种封建性的东西引入无产阶级政党，党内唯我独尊、个人独断的作风进一步发展了。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党的性质就要完全改变。
损坏集体领导，当然不仅是某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是还有人想继续搞过去的那一套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少宣传个人”、“领袖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历史上惨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一定要记住，今后凡是神化个人的那种“高举”，再也不能去“紧跟”，而应该加以抵制。
胜利本身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如果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忘乎所以，就可能产生坏事。这是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的。因辉煌胜利而带来骄傲情绪、脱离群众、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因辉煌胜利而造成夸大个人作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是我们党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或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丧失实事求是传统、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因。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党这种弱点和错误，使事情达到登峰造极、荒谬透顶的程度。这是我党建国三十年历史中一项非常明显的无可否认的事实。
五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着眼于个人责任，要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党公开承认错误，公开纠正错误，党的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页）他还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同上，第458页）可惜，我们过去没有从“所犯错误的后果中”认真学习，以致有些错误本来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以后还一犯再犯，越犯越严重。经过这一、二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极其丰富，我们一定能够从中学习许多东西，包括弄清楚思想路线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对于多少担负一点领导责任的同志说来，总结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要尽可能地把自己摆进去，自觉地用实践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思想路线问题就是世界观问题。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的思想行动，就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谈历史经验如果不把自己摆进去，大家只拿实践标准去检验别人而不检验自己，那就不可能得出全党共同认识的经验教训和结论，即使得出正确的结论，也缺乏全党共同执行的思想基础。这样，错误还可能重犯。
坚持思想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思想路线本来就包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坚持思想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呢？
这个问题是实践本身提出来的。当我们开始着手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时候，面对着的主要问题是思想僵化，被教条、本本、甚至被一句话、一个提法所束缚，使我们前进不得。有些事情甚至弄到非常荒谬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不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根本不能实事求是。因此，坚持思想路线就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是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又发现了另外一种背离党的思想路线的情况，就是在极少数人中间出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所以，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说，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搞本本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从实际出发，四项基本原则本身也是发展的，所以，要真正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解放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另一方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这是保证我党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基础。无论坚持思想路线也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好，都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一是要反对和批判那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所规定的。就是说，党要求我们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这两种倾向，已经成为我们的党规党法，不是一时的措施。这就要求我们给予重视，经常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日程上来。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简单从事。
有没有借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反对解放思想、反对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呢？有。这有两种人：
一种是不能摆脱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影响的人。去年当中央重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以后，这种人就很活跃。他们说什么：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他们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歪曲为“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没收自留地、关闭集市贸易”等等。显然，他们想坚持的，基本上还是“四人帮”搞的极左路线那一套。这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恶意曲解。
另一种人是属于思想僵化，墨守陈规。他们当中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很古老的时期，他们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思想中反动的腐朽的东西同可资借鉴的东西区别开来，而是盲目地不加分析地乱反一气，不愿意重新认识变化着的世界和我国的国情，不想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和现代管理，不屑于学习新事物，思考新问题，不懂得下面四条道理：
第一条，他们不懂得要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不断研究、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不但不能受失败经验的束缚，也不能受成功经验的束缚，而要根据新的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尊重实践经验，不研究新问题，不提出新任务，就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例如，不提出四化的新任务，长期停留在经济不发达状态，不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怎么同“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划清界线呢？老百姓怎么会拥护这种社会主义呢？
第二条，他们不懂得真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根据新的变化了的情况，完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不能和一九五六年以前完全一样。在我们国家里（除台湾省外）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了。地主阶级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也已经不存在。专政的范围大大缩小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新的剥削分子，还有流氓犯罪分子。当然，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必须取慎重态度，决不能再重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现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职能，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些都是新问题，都要认真研究。
第三条，他们不懂得要真正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所要坚持的是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这就不仅要求恢复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而且还要重新学习，使得我们党的领导能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第四条，他们不懂得要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根据新的情况，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予以创造性的运用。否则，要坚持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了。如果列宁不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他就不能够在帝国主义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如果毛泽东同志不做发展马列主义的工作，他就不能够在中国的条件下坚持马列主义。同样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化任务相结合，同当前国内外的具体斗争实践相结合，运用它，发展它，我们也不能夸口说我们能够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空话，吹大牛，或者墨守陈规，背语录，是不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不懂得这四条道理，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就谈不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作了结论，无需作为问题讨论的；但是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是需要研究的。所谓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来对待四个坚持，就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呢？有。这也有两种人：
一种是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搞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他们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和劳动纪律，追求资产阶级堕落生活方式和腐朽的文学艺术。对这种情况，不能等闲视之。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同时，对于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要绳之以法。为了保卫四化，我们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对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分子的镇压职能。
一种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表现出某些左右摇摆。有一些人，长期以来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分不清什么是真马列主义，什么是假马列主义，而对林彪、“四人帮”那套假马列主义信以为真。当这套假马列主义理所当然地被否定的时候，他们由于厌恶而不加区别地怀疑马列主义本身。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两种倾向都应该反对。但大量事实证明，目前，在我们的干部中间，总的说来，第一种倾向即思想僵化、本本主义的倾向，还是主要的。三中全会开过刚一年多时间，虽然形势的发展很快，但是，“积重难返”，十年、二十年积累起来的东西不可能在短期内清除干净。拨乱反正还有相当的阻力。例如，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措施，采取怀疑、抵制态度，甚至咬牙切齿的人，还是有的。我们对于这种阻力不能轻视，不能低估。第二种倾向当然也要注意，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对四化这个最大的政治采取冷淡态度、极端民主化等等倾向，各个方面都有表现，主要表现在政治上，表现在对待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上。对于这种倾向，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引导工作。但是，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切记要实事求是，要联系思想、联系实际，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大话、空话和老生常谈的话是无济于事的。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不存在过头的问题，因此坚持这个方针是不能动摇的。既然要解放思想，那末，在“解放”出正确的东西、正确的意见、好的建议、新的理论观点的同时，也难免会有人说错话，会出现一些不正确的东西，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毛泽东同志说过，不让发表错误的意见，错误的意见还是存在着。发表出来，就可以做工作，进行适当的批评，克服错误的意见。这个方针必须坚持。
形势发展很快，许多工作要求我们去做。只要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夺取新的胜利。
（原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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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李大钊同志的《狱中自述》
朱乔森 姚维斗 黄真
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革命无限忠诚，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他的高风亮节，是永存的。“四人帮”及其顾问为了篡改党史，从根本上否定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其“改朝换代”的迷梦，对李大钊进行了种种恶毒的诬蔑和诽谤。他们由张春桥及某顾问亲自出马，胡说什么李大钊“晚节不终”、是叛徒等等。他们的攻击矛头首先指向广大群众并未见过的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是一个向敌人“乞怜”和“投降”的文件。但这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诬陷。让我们来读一读李大钊这篇最后的遗文吧，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它将象李大钊同志的英名一样永存。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三个稿子的精神完全一致。现在就以第三稿即最后一稿为主，来看看他是怎样写的。我们从“自述”中看到：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李大钊无所畏惧，坚持革命的原则，掌握斗争的策略，身陷囹圄，仍然一心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再造”和“振兴中国”，义正词严，字字血泪，严守我们党的机密，继续阐述当时公开宣传的革命主张，掩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样的“自述”，哪里能找到一丝一毫损害革命利益的字句？
首先，李大钊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就必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二，《狱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谈了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他“入国民党”的情况，还谈了国民党在北京和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想从这里抓住李大钊的“把柄”，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与敌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其他被捕的同志，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群众。《狱中自述》的这部分内容，正是起着这个作用。
具体地来看看他对当时的情况究竟写了些什么，就十分清楚了。这些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势力而写的假情况。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一类是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诬蔑而作的说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显而易见，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讨好”敌人，而只是为了保护革命。
还有一类，是李大钊经过慎重的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徐谦、顾孟余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早已见诸报章的。李大钊这样写，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曾经与张作霖缔结过军事联盟，共同反对吴佩孚，并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而当时，奉系军阀也正在采取拉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国民党员“将来均可依法释放”。国民党当时在北方处于半公开的地位。这些情况，李大钊是非常清楚的。他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正是为了利用当时奉系军阀的这个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个稿子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并向奉系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完全表达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对于李大钊这篇光辉的遗文，“四人帮”及其顾问竟妄加攻击和诬蔑，他们用以骗人的，是蓄意制造和推行的一条极左路线。按照这种极左的逻辑，似乎在敌人面前，就只能连声呼喊最最“革命”的口号，而象李大钊那样，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的斗争方式方法，即便确实保卫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保护了革命的力量，也要被指斥为“叛徒”和“投降”。更不用说他们那些毫无根据的捏造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搞得“叛徒”俯拾皆是，而冤狱遍于国中。惨痛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评价一个同志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的行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原则，因为这些同志是在非常困难和复杂、非常危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