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革命一生无愧怍
——纪念林伯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王首道 习仲勋 杨尚昆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逝世已经二十年了。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缅怀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革命战士。
林伯渠同志是我党少数几个从本世纪之初就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他的半世纪以上的战斗历程是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紧紧地联在一起的。他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曾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加了推翻清朝帝制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革命危急关头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长征，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财政经济和政权建设等工作。在一九三八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林伯渠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并以自己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在每个历史阶段，他都大公无私，勇往直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参加同盟会起开始革命活动
林伯渠同志生于一八八六年。他在青少年时代，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四年他到日本留学，接触到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革命者中间传播的各种思潮。他曾被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和维新学说所吸引，日本明治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对他也有所启发。他还受过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度认为西方文明可以拯救中国。遇到孙中山先生后，他很快就接受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的主张，于一九○五年在东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这以后将近二十年，他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反对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等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去。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联络秘密会社，在各地组织反对清廷的起义。一九○七年，林伯渠被派往东北，在吉林以劝学总所所长的身份作掩护，暗中从事结交社会下层人士和绿林豪杰的联络工作。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被调回湖南，在新军和巡防营中做军运工作，从而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及其继承者所篡夺。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杀后，他在湖南参加了第一次讨袁之役，失败后亡命日本。这时孙中山也在日本流亡，着手建立新党，企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林伯渠旋即奉命回国，在湖南军队工作期间，先后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讨袁护国之役和反对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的护法之役。从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以来，他同许多爱国志士一道，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努力奋斗，历尽艰险，但革命一再遭到挫折、失败，反动势力仍然此起彼伏地维持它的统治，国家还是那样孱弱、混乱，人民还是那样困苦，前途还是那样渺茫。这就在他脑子里萦回一个问题：出路究竟在哪里？
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这时他感到苦恼、迷惘。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那一套已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所建立的同盟会后来虽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局势。但他没有灰心，仍然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切盼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他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的先进分子带来了希望。
一九一三年林伯渠在日本流亡时，结识了李大钊，从此成为知心好友。他们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李大钊寄给他刊物，向他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阐述对中国当前革命形势的看法，并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和组织军队。他从李大钊和其他朋友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知识，虽然还只是一些初步的东西，却启发他去认识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决心为人类解放事业去奋斗。五四运动更使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他曾和他的堂兄林修梅（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一道，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刊物——《革新评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这期间，他继续协助孙中山工作，经常往来于上海和广州之间。当时各地已建立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正在酝酿联合起来建成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曾同陈独秀、沈定一、邓中夏、李汉俊一起开过会。他认识陈独秀是经李大钊介绍的。一九二一年由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经过了曲折的道路，他终于找到了党——一个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导到解放和胜利的党。尽管摆脱他早年所受的思想影响不那么容易，但他很清楚，要革命只有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资产阶级是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多年的痛苦经验使他懂得一个真理：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最终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知道，前进的道路到处是荆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既认定了是正确的道路，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协助国民党改组和参加北伐
一九二二年开始酝酿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局面，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当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于一九二三年底改组了国民党。在这一过程中，我党的主张是经过他向孙中山转达的，还通过他安排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特使同孙中山的一些会谈，也是由李大钊通过他联系的。他本人也曾参与会谈。一九二二年下半年，他就在上海同李大钊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和越飞（苏俄代表）的会谈，一连谈了六天。国共合作和国民党的改组，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的。林伯渠同志在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我党派了一些党员参加国民党，有些担任了国民党的职务，在各地的国民党秘密党部，大部分是由共产党员负责的。林伯渠同志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作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刺逝世后，他当了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长。不久又发生永丰舰（即中山舰）事变，接二连三的事件使他看清了国民党一些政客的反动面目。
北伐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在第六军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注意提高军队的素质，使它的战斗力得到加强。第六军向江西进军，于一九二六年十月打下南昌。这时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的勾结，革命力量内部分化的迹象已很明显，林伯渠按照我党指示力主先打南京。一九二七年三月第六军攻克南京。在攻克南京的当晚，各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军舰竟炮轰南京的革命军队与和平居民，制造了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事后，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反诬林伯渠为“宁案要犯”，悬赏捉拿“罪魁祸首林祖涵”。
在国共分裂迫在眉睫的时刻，林伯渠坚持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的一边。当时他的一个在国民党内共事多年的“老友”，多方诱劝他脱离共产党，背叛革命，被他严正拒绝。他曾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但当他面临国民党背叛革命时，就决心同它决裂并与之坚决斗争。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国共分裂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联合叶挺等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在起义期间曾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失败后随起义部队转战到汕头一带，由于不能继续在国内工作，党组织决定派他到莫斯科去。
长征前后的革命斗争
林伯渠同志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和在海参崴工作了一个时期后，革命的责任感促使他向组织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经组织同意，他于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秘密回国，一九三三年初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在偷渡苏区边境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曾被击伤。
在瑞金，他先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发起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他认真贯彻党的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白区）贸易，把坚持革命战争同巩固革命根据地有机地联系起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证前方的物质供应，解决群众生活的需要，给敌人的封锁以有力的回击。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先后担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他一路行军，一路工作。每到宿营地，他总是立即安排工作人员筹款征粮。尽管长征经过的地区筹集粮款非常困难，他还是严格要求部属注意政策，防止侵犯群众利益，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利益。对缴获的物品，除军需品外，尽量分给当地群众，以扩大红军影响。他以年近半百之身，爬雪山，过草地。一路上很少骑马，却处处关心病弱的同志。他手提马灯，拄着拐杖，满怀信心地行进在红军行列中的形象，不仅鼓舞了当年的红军战士，我们相信，也将激励八十年代进行新长征的后来人。
在中华民族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生死存亡关头，我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后，林伯渠同志再次奉命去从事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和周恩来、秦邦宪同志一道前往庐山，参加了同蒋介石的谈判。在抗战初期，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驻西安，来往于重庆、西安之间，联络各方面人士，阐述我党主张，利用各种机会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认真执行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对顽固派制造侵犯陕甘宁边区、扣押杀害我方人员等磨擦事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热情地接待一批批路过西安奔赴延安的青年，同他们亲切谈话，为革命和抗战输送了新生力量。他是我党委派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的七名参政员之一，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的国民参政会上，他代表我党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重要主张。
致力于政权建设工作
在这期间，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致力于这一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在党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他努力贯彻《边区施政纲领》，在政权建设中执行“三三制”，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有效地调动了各阶层人士参加边区建设的积极性。他亲自做著名的陕北开明士绅、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团结工作，有事商量，尊重对方的正确意见。在大生产运动中，他率领边区人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荒、移民、运盐、救灾，组织变工生产，兴建工厂。几年之间，被蒋介石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边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为支援前线和保证延安党政机关的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参军参战。当时他已年过六旬，党中央照顾老同志，想让他东渡黄河去工作。他觉得自己是边区政府主席，坚决要求留下来，同边区人民一起战斗，共同度过艰苦的战争岁月。他和西北局及边区政府的同志一道，转战陕北高原达一年之久，给当地军民以极大鼓舞。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他回到疮痍满目的延安，领导群众恢复生产，重整被破坏的家园，然后才离开边区，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模范地遵守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当时，负责西北局工作的都是当地的一些年轻干部，从革命经历、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各方面说，林伯渠同志都是老前辈，久经考验，在党内德高望重，但他对西北局的领导非常尊重。西北局每次开会，他都拄着手杖按时到会，西北局作出的决定，他都坚决执行，模范地贯彻。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哪些事先经过西北局讨论后再提交政府讨论通过，哪些文件经过西北局审阅后发布，他都掌握得十分认真、严肃。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原则，给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以极为深刻的教育。他精心培养、爱护本地干部的事迹，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国解放前夕，党又派林伯渠同志参加筹备召开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同盟会起走过漫长曲折道路的林伯渠同志，是怀着怎样的激情和感受，来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啊！建国之初，他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协助国家主席处理日常事务，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人大会上再一次当选。那时他已年逾古稀，仍然豪情满怀，精神矍铄，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实际情况，体察人民疾苦，始终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在建国十周年时，瞻望祖国前途，写下这样的诗句：“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波涛万顷望无极，稳掌南针总向前”。
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
林伯渠同志于一九六○年逝世。他的波澜起伏的一生，正象他自己所说的，生活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意义。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慈祥剀切的长者。他长期在国民党内从事革命活动，当过旧社会的高官，而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从不含糊，临难不苟。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总是顾全大局，处处以身作则，服从组织决定，勇于自我批评。他几十年如一日，“身酬革命轻艰险”（见陈毅同志悼诗），总是充满革命胜利信心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
在我党的重大政治路线斗争中，林伯渠同志坚定地维护党的正确路线，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他在苏联学习时，一部分中国学生在大革命失败后存在失败主义情绪，有些人成了右派和托派，还有些人搞小集团活动。他同“特别班”的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在这期间，坚持正确的立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中央苏区看到王明路线造成的危害，曾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的疑虑。因此，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时，他由衷地表示拥护，并经常向年青同志谈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庆幸党有了象毛泽东同志这样的掌舵人。抗战初期，当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企图向中央闹独立性时，他又起来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注意研究和掌握党的政策，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经常到各地视察工作，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特别在一九五八年，他不只一次提醒别的同志注意调查研究。他光明磊落，重视当时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的意见，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又注意维护党的团结。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一再谈到虽然自己能力有限，缺点不少，但政治立场始终是严肃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陈毅和林伯渠是战友又是诗友棋友，在一九六○年悼念林老逝世的诗中，他赞扬林老“革命一生无愧怍，路线正确是英雄”。
革命到老学习到老
最感动人的是林伯渠同志从不自满、不断追求真理、虚心刻苦学习的精神。他曾说过，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列主义去解决革命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使自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明确的观点，不致左右摇摆。不管是在陕北窑洞里，还是在行军途中，他总是尽可能挤出时间学习，思考和钻研理论问题。“励志唯存马列篇”，（见林伯渠诗篇《六十自寿》）他就是这样激励自己，勤奋而顽强地学习。在延安，他在自己六十诞辰的前夕，曾向毛主席求教，提出：“象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多做工作？”这种革命到老、学习到老的精神，确是一代革命者的楷模。
他的彻底革命精神，还表现在他严以律己，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决不姑息、隐瞒，勇于解剖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在陕北视察工作，他曾批评鄜县的群众工作做得差，但后来解放战争的考验证明，鄜县的群众工作是好的，他的批评错了。他为这事特别找到原来受过他批评的同志，承认批评错了，并再三嘱托把他的这个错误公开转告该县的干部和群众。一九四七年土改中发生“左”的错误，虽然他对“左”的做法也有意见，但由于自己是领导人之一，也负有责任，因而公开作了检查。他晚年经常同子女和一些同志谈到他生平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是自己不善于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探索如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谈到当初最早传到中国来的，只有《共产党宣言》等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也都读过，但没能象毛泽东同志那样，读了就能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他还常谈到他熟识的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长处，认为有许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他总觉得自己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较长，因而要比别的同志更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加强党性锻炼。
对于林伯渠同志这样一位一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具有无产阶级战士高尚品质的老同志，林彪、江青一伙在他逝世多年之后，还罗织罪名，对他横加诬蔑和诬陷。这一阴谋，也象他们搞的其他阴谋那样，已经彻底破产。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正义总是要伸张的，林伯渠同志的革命生涯是经受住历史考验的。他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永远是那样崇高，他的彻底革命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附图片）
林伯渠同志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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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声笑语满林卡
——拉萨藏民拥护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
五月的拉萨，阳光灿烂，风光明媚。党中央关于西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的指示，给拉萨带来了欢乐。
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天，有着逛林卡（林卡，即公园）传统习惯的藏族人民，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向拉萨一处大公园——罗布林卡涌来。由市区、郊区通往公园的路上，人群川流不息，就象内地赶庙会一样。男女老少，兴高采烈，都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许多人还带着围帐，提着青稞酒、酥油茶和各种点心、“卡塞”（油炸食品）。
拉萨市八角街的藏族老阿妈次丹卓玛穿得很整齐，带着一家六口来到罗布林卡欢度假日。彩色的围帐内铺上了藏毯，方桌上摆满了水果糖和“卡塞”。我们应邀到老阿妈的围帐里作客，一起喝酥油茶，共饮青稞酒。老阿妈深情地对我们说：“党的关怀真象太阳一样温暖啊！”在一个宽敞的围帐内，我们访问了几位藏族工人。他们都是西藏平叛、民主改革后新成长起来的西藏第一代藏族工人，有汽车修理工，有驾驶员，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上下的青年，身体健壮，满面红光。有一个叫果勒的藏族工人对我们说：“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是我们藏族人民的最大幸福！”他表示要为建设新西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许多西藏爱国上层人士也高高兴兴来这里游玩。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拉鲁·策旺多吉，刚学习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心情特别欢畅。这一天他特地换上了一件崭新的毛料夏装，携同夫人来游园。
这一天，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地将正在拉萨汇演的藏戏搬到公园里演出。罗布林卡内设了三个演出点，拉萨、日喀则、山南、昌都等地区的藏族业余演出队向群众演唱了传统藏戏和新编藏戏。
新华社记者
刘回年 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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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当局以所谓“暴行胁迫”罪名审讯周平德等人
继续对高雄事件参加者进行政治迫害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八日电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当局在对黄信介等八位非国民党人士进行“军法”审判以后，最近又由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讯周平德等三十三人，继续对高雄事件的参加者进行政治迫害。
据报道，台湾当局是以所谓“暴行胁迫”的罪名对周平德等人进行审讯的。在审讯过程中，三十三名“被告”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对台湾当局指控他们的罪名和所谓“犯罪事实”都一概予以否认，指出“都是无中生有”。
据报道，不少“被告”在法庭上还控诉了台湾当局在侦讯期间对他们进行严刑逼供的事实。乡土文学作家王拓说，他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被捕到今年二月五日为止，饱受侦讯人员的刑讯逼供。侦讯人员对他施以恐吓，又不准他睡觉，使他在侦讯笔录中承认不实在的话。传教士蔡有全控诉说，他的胸部被侦讯人员殴打过，已四个多月了，至今仍然作痛。汽车司机吴振明拿出一条染有血迹的裤子，控诉侦讯人员殴打他的暴行。
经过两天审讯和三天辩论后，台湾当局决定在六月二日将对周平德等人宣布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