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对生活和艺术的探求精神
——读高晓声的短篇小说
董健
高晓声是一个勇于对生活和艺术进行探求的作家。探求者的面前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二十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年青的文学新人时，为了这
“探求”的呼声，他被一巴掌打到了生活的最底层。然而，艰难困苦反倒玉成了他的“探求”。当时，他要求文艺“严肃探索人生，促进社会主义”。大概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正当要求竟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实现的。高晓声近一年以来发表的以《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为代表的十几篇小说，正是他这种对生活和艺术的探求精神，在经过长期的、充满痛苦的坎坷道路之后，结出的宝贵果实。这些艺术之果，猛一闻香气并不扑鼻，乍一看色泽并不鲜艳，但却叫人越嚼越有味道，给人以丰富的养料——在审美的艺术享受中启发你思考问题、认识生活、领悟真理，增加了为把我们的生活建设得更美好而奋斗的智慧、力量和信心。
作家对生活观察、研究、体验的深度，是决定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的首要条件。高晓声是以一种执着的探求精神去认识生活的，他对生活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他不象有的作者那样，把自己还没有吃透的生活素材勉强写进作品，造成作品的虚假和平庸；也不象有的作者那样，凭着对生活的一知半解和道听途说的点滴趣闻，就煞有介事地敷衍成篇，弄点艺术上的小“噱头”来补救生活根底的不足。他的思想是解放的，但他的解放决不仅仅表现在大胆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尖锐话”。他是敢于面对严峻的现实的，但他在解剖生活时，丝毫没有那种
“看透一切”、“事事皆非”的颓丧情绪，也没有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小资产阶级清高观点。他总是努力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来面貌，严肃认真地、不惜心血地探求生活的无限丰富复杂的底蕴，因此，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很有分量的感觉。
从高晓声最近一年发表的小说来看，他追求一种“平”中见“奇”、“冷”里寓“热”的艺术风格，作品严谨朴实。作者象谈家常那样，不紧不慢、娓娓动听地向我们叙述一个个看来平常的生活故事，描写一个个普通人（尤其是庄稼人）的生活命运，如：李顺大怎样为造三间瓦房而奋斗、而操心（《李顺大造屋》），陈奂生怎样为口粮问题而苦恼，解决了吃粮问题后又怎样在追求“精神生活”上有了新的发现（《“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周华英和刘玉梅如何为自己的就业问题而奔波（《周华英求职》、《柳塘镇猪市》），刘和生如何苦于种种掣肘使他不能做好一个公社书记的工作（《漫长的一天》）等等。但是，在这些平平常常的人物的命运之中，却闪耀着作者对生活严肃探求精神的奇妙之光；透过冷静的观察和描写，洋溢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关注。象《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这样的小说，就其概括和反映生活的深度来说，在建国以来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中，恐怕是不多见的。
高晓声小说的“平”中见“奇”、“冷”里寓“热”，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我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生动反映上。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农民问题解决得如何，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极大。高晓声在农村二十多年，他的“患难”处境不仅有利于他更冷静、更深刻地观察充满着矛盾的农村生活，而且也使他便于和那些最基本的农民群众结成“患难朋友”。作者说：“我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主陈奂生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心。”他正是用自己经过探索所得出的对农民问题的独到见解，照亮作品的主题。从大方向上说，中国农民的道路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作品在揭示农民所走过的道路的曲折和阻力时，多着眼于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自私、保守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抵触，再不就是地主、富农的破坏或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等等，而高晓声却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一个更加难以识别、从而也更加难以抵制的危害更大的东西：在漂亮口号下的“自家人拆烂污”，并揭示出善良农民受到危害以后的心理状态。当李顺大积蓄的造屋的砖瓦木材（这是他全家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在“大跃进”中充了公时，他的心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一，他是靠了共产党才翻身的，“随便哪个党员讲一句，对他都是命令”。尽管东西被拿走，“他也曾肉痛得簌簌流泪”，但他相信“建设完全是为了大家，大家自必全力支援这个建设”，相信个人的小损失会换来将来的大幸福，确实享受过“思想解放”的“一身轻快”。二，事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尽管他诚心诚意赔上了全部家当，共产主义天堂并未一夜而至。狂热浮夸的十二级台风吹过以后，他“看着那倒坍了的炼铁炉（他的砖就在其中）和丢弃在荒滩上的推土车（他的木料就在其中），睁着泪眼，迎风唏嘘”。三，在“以最低的价格落实退赔政策”，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作出自我牺牲”时，他受到区委书记的开导和帮助，提高了觉悟，感动得“呜咽着满口答应了”。四，他暗暗“吸取了特殊的教训”：以后存钱不存物（然而不久之后就证明了他这小聪明的不行，因为有钱不一定能买到物）。即使如此，李顺大还是真心实意、毫不勉强地做着“跟跟派”，对党和社会主义没有产生过二心。
同样，由于农村粮食政策的不合理，身强力壮、勤快能干的农民陈奂生成了“漏斗户”，天天为口粮犯愁。“尽管这样，他还是一点没有办法怀念过去，能够寄托希望的只有现在。所以他一刻也没有失去信心，即使是饿得头昏目眩，他还是同社员们一起下田劳动，既不松劲，也不抱怨。”从李顺大、陈奂生的遭遇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与农民关系的复杂内容。一部优秀的作品，不管从什么角度选材，总要象镜子一样照出社会某一重大问题的某些方面来。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等作品，可以说比较真实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解决农民问题时所遭到的挫折、走过的弯路及其深刻的教训。高晓声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思的！
高晓声对生活的探求是与他对艺术的探求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对生活的见解和感受，是在生动艺术形象的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打入读者心灵的。作家对生活和艺术的探求常常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状态：或者，他对生活有较深刻的见解和感受，但艺术表现跟不上；或者，他在艺术上有一定素养，但对生活没有新的、属于自己的见解和感受。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写不出好作品。高晓声就不是这样，他既善于思考生活，又善于把握一种适于表达自己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内容的艺术形式。他所追求的“平”中见“奇”、“冷”里寓“热”、严谨朴实的风格，正是在对生活和艺术的探求中所取得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表现。
第一，高晓声笔下人物的性格，不是作者设计的，不是主观赋予的，而是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必然行动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这种人物的性格象生活一样真实，象生活一样丰富和复杂。我们从李顺大的遭遇中看到了许多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的共同命运，但李顺大还是李顺大，他不是概念的化身，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他积钱造屋的方式是独特的，他表达心曲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例如，在忠厚纯朴这一点上他和“漏斗户”主陈奂生是一致的，但是他除了农业劳动外，还挑挑担子走街串巷，卖糖拣破烂，所以他有点小聪明，不象陈奂生那样“戆”而“憨”。陈奂生木讷得不会讲话，而李顺大在经受了第二次打击（文化大革命中他积蓄的造屋钱被诡诈去了）后，却能“回忆”出一首《稀奇歌》，表达了他对那段一切都颠倒了的历史的悲愤之情。《漫长的一天》对那位急切地希望“明天有一个新的开始”的公社书记刘和生是热情歌颂的，但又真实地写出他在十年浩劫刚刚过去的客观环境中的矛盾、苦恼和斗争。“他的党性一再鼓起他的勇气，要快刀斩乱麻，但是他也分明看到自己仍被乱麻缠住了身子。”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他有时也不得不“带着假面在舞台上演戏”，毫无办法地应付一些事，然而他终于还是从泥淖中站了起来，迈开了前进的步伐。这样，人物性格就叫人觉得十分真实。
第二，高晓声善于把热烈的爱憎之情，寄托在一种催人泪、揪人心的幽默之中，这使他的“冷”里寓“热”的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幽默是人机智地透视现实、评价生活的一种态度，它用夸张的语言揭示事物的矛盾和差异，给人以滑稽可笑之感，以达到褒、贬、美、刺的目的。高晓声小说中充满着在俏皮的语气和夸张的语言中流露出来的幽默感，他这种幽默感与轻浮、油滑不同，因为它有严肃的社会内容和正确的立场、态度。它使你在发笑之后，又遏止不住难过的泪水——如果你真的思考了的话。写到李顺大在“大跃进”中赔光了造屋材料后，到了要“落实退赔政策”时，小说写道：“李顺大的损失是很不小的，但政治觉悟是确实提高了。因为在这以前，从不曾有人对他进行过象这样认真细致的思想教育。”教育的结果自然是受损失的李顺大感动得泪水“泊落泊落流了出来”，满口答应
“作出自我牺牲”。这种描写，显然被涂上了一层幽默的色彩，叫人读之轻松，思之沉重。其他如李顺大在苦恼的日子里如何编出了《稀奇歌》和他参观
“新农村”建设时的感慨，陈奂生住上了招待所高级房间所遇到的矛盾以及他心理的变化等情节的描写，都充满着这种催人泪、揪人心的幽默，这背后隐藏着作者十分强烈的爱和恨。
第三，高晓声小说的构思和剪裁也是值得注意的。人家的作品已有的东西，或者是读者容易理解和想象得出的东西，他尽量不花或少花笔墨，而把描述的重点放在自己作品所特有的东西上。李顺大被砖瓦厂文革主任诡诈，挨了打、坐了牢、丢了钱，这些都没有做具体描写，放出来时家人问他为了什么事，吃了什么苦，他只嘶哑着喉咙说了两个莫名其妙的短语：“他们恶啊！我的屋啊！”这笔墨何等节省，又是何等性格化。但对于此后李顺大的心理变化以及如何“回忆”出《稀奇歌》，作者却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刻画和渲染，因为正是在这里，作者找到了一个表达自己对生活独特见解的独特艺术形式，这是独创性的东西。又如，《周华英求职》对周华英心理的描写也是别具匠心的。作者写她在长久难耐的等待中数着屋顶的网砖，观察雨水在网砖上渗出的印迹，并联想出千变万化的图象。这样的构思不仅巧妙地烘托出这个善良老实的妇女求职二年无着的烦乱心情，而且也点明了她已是无数次地来过此地了，既生动，又节省了不少文字。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高晓声对生活和艺术的探求，虽然并非开始，但也远未告成。他近年来发表的作品，质量也各有高低。有些作品（如《流水汩汩》、《一支唱不完的歌》等）比较一般化；有些作品对所揭示的问题，还没有深深地挖下去，如《拣珍珠》中所提出的农村姑娘不愿嫁庄稼人的问题，显然还没有挖出更深刻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因而作者对矛盾的解决，并不是叫人感到很有说服力的。
第5版()
专栏：
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
——谈谈杨佩瑾的长篇小说创作
李定坤
青年作家杨佩瑾同志，一九七三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剑》。这部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发行在百万册以上，翻译成英、日等国文字，使他在文坛初获声誉。接着，他又出版了反映湘赣边区秋收暴动的长篇小说《霹雳》。最近，他又完成了第三部长篇——也就是《霹雳》的姐妹篇《旋风》的写作。杨佩瑾同志今年四十五岁，近七年内连续创作出三部长篇，共一百万字。在这之前他还写过两部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无疑，他是有才华的，但更为主要的是他谦虚、勤奋。如果一个作者能够经常地、勤奋地积累生活，他的创作源泉是不会枯竭的。这里我想简单地介绍他的几部长篇，探讨一下他所走过的创作道路。
文学作品应当给人以希望和力量。杨佩瑾一直在注意往这方面努力。他的处女作《银色闪电》这部中篇小说，是二十年前出版的。小说描写新战士姚文青如何成长为一个优秀无线电员的故事，是一部描写我军训练生活的好作品。一九五八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南昌铁道报》工作，之后又写出了中篇儿童小说《雁红岭下》。这是有一年在抗洪前线，他目睹铁道工人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铁路员工和公社农民在救灾中相互关心的雷锋精神，特别是在汹涌着洪水的铁路旁边，一伙孩子用小木筏来回摆渡旅客，那种勇敢、机灵的神情，使他深为感动，从而就构成他这部小说最初的几个人物。一九六四年这部中篇小说出版，以后又由长影拍成了故事片。
反映志愿军侦察员生活的长篇小说《剑》，通过梁寒光、周良才、金万钟等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人物形象，象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紧紧吸引着人们的心，给人以鼓舞力量。《剑》的现实意义，在于奋发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鼓舞人们向新的革命目标进军；对于某些在新长征途中“混革命”的人，也许还有自我反省的明镜价值。《霹雳》的现实意义也许更深刻些。它通过对革命老根据地的斗争生活的描绘，使人懂得：党并不是由“神人”组成的，它的机体本身也许并不十分纯，但从总体来讲，党是在前进，逐渐走向成熟。党在自己的斗争中，从来就是既有胜利，又有各种挫折、失利。在胜利时总能运用集体智慧，克服骄傲，巩固阵地，乘胜前进；同样，在困难时，党也能依靠自身力量，克服错误，和衷共济，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夺取新的胜利。即使在失利时，党的旗帜仍是光辉灿烂的，这是由党是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本质所决定的。《旋风》选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客籍人民因世仇引起的械斗事例，描写党怎样教育土客籍人民消除仇恨，共同向制造仇恨的人作斗争。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团结起来共同前进的主题，结合现实斗争，寓以新的含义，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杨佩瑾的作品明显的特点是给人以向上的力量、革命必胜的信念和高尚情操的熏陶。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悲悲切切。文学园地里百花争艳，有的作者写伤痕，以照出阴暗，这当然需要，杨佩瑾把这些作者比做进军道路上的军医；而他自己却说愿做一名文工团员，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正在前进的队伍增加点勇气和笑声。人们知道，勇气和笑声有时比药物更有力量，能帮助人恢复机体健康，战胜困难。
读者称赞杨佩瑾的作品富有中国文学传统的艺术特色，这当然是对作者的一种鼓励，但我想，从杨佩瑾的几部长篇来看，他正在努力追求、探索，并力求能更好地在作品中体现这种特色。故事要“奇”，就是要极力避免平淡、一般化和雷同。独特的风格对作家至关重要。所以他在结构故事时，总是要力求做到故事的发展出人意外，矛盾的解决出奇制胜。《剑》这部小说就是这样的。同样，在《霹雳》中也运用了这种手法。结构上的
“巧”，就是要避免笨拙、松散，力求有头有尾，缜密巧妙。结构上的“巧”，是为了表现“奇”的故事的。有了“奇”的故事，如无“巧”的安排，就很难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当有了“奇”的故事之后，就要全力围绕着“奇”来不断修改自己作品中的结构安排，这里需要的是作家构思时的“匠心”。
作者能够比较成功地塑造人物，是根据他所描写的时代和环境——也就是遵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原则进行的。《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梁寒光活动时间从始至终只有一星期。在这种典型环境下，作者不可能象《银色闪电》和《雁红岭下》中塑造青少年典型那样，描写人物的成长过程，让他们逐渐成熟，从克服自身矛盾中表现出他们的性格特点。而是在错综复杂、艰险曲折的斗争中，展现这个侦察英雄的性格：内心强烈的爱与憎，沉着的、不动声色的外表。他不是料事如神，指导他思索问题的不是天才，而是信念——对战友、对朝鲜同志的信任，对敌人本质的了解，对人民的热爱。《霹雳》中的朱子炎，他是生活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入党不久的工农义勇队总指挥，又处在党内陈独秀错误领导的非常时期。在这种典型环境下，作者一方面注重描写他在对敌斗争中的勇敢、坚定，而且比较成熟、有办法；另一方面在党内斗争中，则表现他只凭一种直觉——即从斗争现实本身判断问题——他的判断是对的，但却又无法解释与何特派员之间，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因而，比较幼稚，显得焦躁、迷惑、苦恼。这也可以说是我党在幼年时期从挫折到逐步成熟的一个缩影。
杨佩瑾在写作《银色闪电》、《雁红岭下》和《剑》三作品时，它所反映的都是他经历过或基本经历过的生活。他当过通讯参谋，而且他本人曾是荣获“一级技术能手”称号的优秀报务员，对电台生活非常熟悉。写《雁红岭下》时，作者不仅是记者，而且还兼着南昌铁路小学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所以对孩子们也熟悉。作者写作《剑》的基础也是雄厚的。他在朝鲜中部和西部前线，作为军部电台报务员，一度和侦察连住在一起，听侦察员讲故事，看他们抓回来的俘虏。出国那年他只有十六岁，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趣，天天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自己的感受。他在朝鲜老乡家里，向他们学习语言、风俗习惯，所以对朝鲜战争生活是熟悉的。读者称赞《霹雳》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确实也真正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虚心地向生活学习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认为“要象蜜蜂那样点点滴滴地采集生活的花粉。尤其是对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更要拜群众为师，勤奋地学习、积累，在生活面前来不得半点取巧，只有踏踏实实地学习蜜蜂”。这个体会是实在的。
杨佩瑾同志和我国绝大多数有才华的作家一样，正在党所指引的康庄大道上迈进。虽然，杨佩瑾同志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也有过挫折和曲折，他的作品也有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但只要他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的文学创作水平就会日益提高，一定能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第5版()
专栏：
怀念潘天寿先生
蔡若虹
三十年代之初，潘天寿先生是上海美专国画系的老师，我是西画系的学生，同在一个学校，但没有见过面。不过潘先生的作品却是常见的。那时候，年轻人看画评画，往往把“喜欢”或“不喜欢”作为导语；而潘先生的画，即使在我们这些学习油画的学生眼里，也常常成为共同喜欢的对象。全国解放后，潘先生的创作数量逐渐增多，艺术的个性特征也更为明显。许多人都喜爱潘先生的作品。到底喜欢它的什么呢？论题材，他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创举，无非是树木、花草、泉石……之类。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潘先生描绘的树木、花草、泉石的具体形象，和一般古代画家惯于描绘的有所不同，他画的树木，往往是那种和狂风搏斗以致树干倾斜、枝丫残折，但终于没有倒下的倔强的老树；他画的花草，也往往是那种自生自长、不太惹人注目的闲花野草；他爱画腾空的瀑布，也爱画淌在雨后洼地上的涓涓细流；而更多的在他笔下出现的，却是那既非八面玲珑又不争奇斗异的、十分平板十分憨厚的巨石。的确，潘先生的创作取材，往往是自然风物中容易发现而又容易被人忽视的东西，是一些被古代诗人们称为“野趣”的东西；只要被他那挺拔的构图和苍劲的笔墨稍稍点染，就会从“野趣”之中透露一股勃勃的生气，让你赏心悦目，如有所获。许多人欣赏潘先生的作品，我想大概就是欣赏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的美吧。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潘先生见过几次面，但那不过是极为平常的会面。因为潘先生和我，都属于那种不善于操纵语言、不会从无话中找出话来讲的人，除了握手问好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一次是例外，潘先生对我说了许多话。那是哪一年呢？记不清楚了。有一次我到杭州以后，潘先生所在的学校要我向同学们谈谈美术创作问题，记得在我讲话的时候，潘先生坐在我的身旁，我只要一转脸，就能看见他的侧面，我看见他是那么严肃那么认真地在听我讲话。后来，学校里有几位老师邀我到一个地方去喝茶，潘先生也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所在呢？简直记不得名称了。只记得是一个拾级而登的高处，有一栋轩窗四敞的亭阁，里面摆着几张饮茶的桌凳。阁外苍山如壁，云天在顶，景色颇为沉郁。潘先生和我同坐一桌，本来旁边还坐了好些人，后来都三三两两到外面看风景去了，只剩下潘先生和我两个。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一场断断续续的谈话。潘先生说话并不流畅，可是却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一直到现在我还能够记得。
记得话头是我从艺术的推陈出新讲起的。潘先生认为，绘画上的仿古，只能是技术学习的一个阶段，不能老是“仿”下去。特别是作品的“立意”，古人有古人的“意”，现代人应当有现代人的“意”，“踩着古人的脚印走路，路子就越走越窄”。
潘先生又说：“我总以为‘出新’是出时代之新，时代不同了，你还守着过去时代的东西不放，岂不是抱残守缺……”；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当然，古代画家也有不少是关心祖国的兴亡，关心人民的疾苦的，我以为继承，就是要继承这种好的传统。”
随后话题一转，又转到爱国和五四运动上面来了。潘先生讲了自己的切身体会。由于我听话的能力很差，而潘先生说话又带有浙江的乡土音调，为了让我能够听清他的意思，他常常用不同的字眼来解释同一个意思。例如他说：爱和恨都是“具体的”，都“不是抽象的”，都是“从具体的感性认识出发的”。他说，五四运动能够深入人心，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恨”，“对欺负我们中国人的洋鬼子的恨”；另一个是“对生我养我的本乡本土的爱”，“对亲人朋友的爱”，“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爱”，“对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的爱”。他说：“没有这种爱和恨作基础，哪里会爱国呀！”他认为不带着情感作画是不能想象的。他说：“没有感情就没有作画的欲望，没有感情怎么能动笔呀！”
潘先生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眼睛在看，心里在想，想那些和山和水有关系的事情。其实，都是人的事情。……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潘先生说到这里，就很天真地笑了起来。
后来我们又谈到美术教育。潘先生主张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并重。他说：“练笔在课堂，取材在自然，立意在心上（思想）”。潘先生很珍重地告诉我，全国解放以后，有两件事情使他很感动，很钦佩：一件是土地改革，他认为这是“立国之本”；另一件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和工农相结合，他认为这是“造艺之本”。潘先生怕我听不懂，他反复地说了两遍，并且用手指连连敲着桌面，说：“这是根本呀，这是根本的根本呀！”
我是多么欣赏潘先生的这些见解。我是相信“情与貌，略相似”的（辛弃疾的名句）；听了潘先生的这些见解，我又感到“人与画，全相似”。他就和他画的树木、花草、泉石一样，的确，就象他自己所说的，他就是他故乡雷婆头峰上的一块石头，一块多么朴实、多么纯洁的石头啊！人们常说潘先生的画品很高，我以为画品是从人品中派生出来的。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突然一阵凉风从亭阁里穿过，这是山雨欲来的征兆。在外边看风景的都跑来催我们回去，我们不得不结束谈话，起身往坡下走。可能是我走得比较匆忙，曾经有几次落脚不稳的表现。本来是走在我后面的潘先生，马上绕到我旁边说：“让我走在你前面”。那意思是，如果我滑倒了，有他在前面挡住。就这样，一个高大的身影（我认为无论是体形上和品格上都是高大的）就笔直笔直地竖立在我的前面，在风声中，在苍茫的暮色中，我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下去。
谁能料到，这仅有的一次聚首交谈，竟成了永别！
我听见潘先生逝世的消息很迟，是在粉碎
“四人帮”一年之后。一位从杭州来的朋友又告诉我潘先生逝世以前的情况：是非颠倒的诬蔑，无尽止的凌辱，作品被抢劫一空，病重时不给医药……，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人走后，我把房门掩上，把窗帘拉上，一个人埋头在哀思冥想之中；我想起他的作品，想起他的言论，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我甚至想象他在受凌辱受迫害时的情景。我还想到临别之前他说的那句话：“让我走在你前面”。的确，潘先生是勇敢地走在我的前面了。那么，走在他后面的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潘先生是爱护青年的；而现在，愿意学画的青年特别多，他们都热衷于技术上的百花齐放，却很少注意到精神园地上的荒芜。于是我想，当林彪、“四人帮”的遗毒未净的时候，要不要建议在新写的美术概论中添上一章，标题是：“论画品与人品的关系”。
第5版()
专栏：
勤学苦练技艺娴熟
——记青年舞剧演员周洁
陈国兴
舞台上，扮演舞剧《半屏山》里石屏姑娘的演员周洁，以优美的造型、柔韧的身段和充满青春活力的诱人舞姿翩翩起舞。她不仅在群舞中显得技艺出众，而且成功地表演了动作幅度大的五段独舞和六段双人舞，尤其以熟练的技巧和饱满的激情，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蛮子”接“云里翻”、“抛人托举”、“跪转”、
“快速原地窜翻身”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成功地塑造了石屏姑娘美丽而纯朴、热情而内涵、坚贞而富有智慧的形象，受到了许多观众的热烈赞赏。
周洁除了扮演《半屏山》里的石屏外，还曾扮演过《小刀会》里的周秀英，《丰碑》里的潘妹子。一个年仅十七、八岁的青年演员，能在几个大型舞剧中扮演主角，是难能可贵的。
勤奋出人才。周洁在表演技巧上取得突出成就，全赖于长期的勤学苦练。她从小酷爱文艺，红领巾时代参加过文艺宣传队，练过武术。一九七四年被选进歌剧院学习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她除了在规定的基本训练时间里刻苦习舞外，还充分利用假期和其它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进行实践，甚至在阑尾炎开刀后的第三天，就偷偷练习“擦地”、“小踢腿”等动作。此外，对别人的表演，她总是认真观察、揣摩，虚心学习别人之长。她这样用心，是因为心中坚定了一个念头：“必须跟时间赛跑，不要虚度年华。”也正因为如此，她顶住了林彪、“四人帮”煽起的反对钻研业务、批判“白专道路”的歪风，一心一意地攀登艺术高峰。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刻苦努力，攻克了许多难关。譬如“原地连续点步翻身”是民族舞中难度较高的一种技巧，周洁数以千计地反复练习，终于掌握了要领。这样，在一九七八年学员毕业考试时，她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励。
扮演《半屏山》里的石屏，对周洁来说更是一次刻苦学习和实践的机会。为了充分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她对剧情和人物的思想脉络进行了认真分析，虚心求教老师，还翻阅研究了有关刻画少女形象的参考资料。国外舞蹈大师塑造艺术形象的体会，她经常阅读，反复思索，从中学习经验，很有收益。对于编导在剧作中为石屏设计的一系列舞蹈动作，她都一丝不苟地成百次上千次地进行练习。尤其为达到剧作对高难动作的要求，她更是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攻关精神。在排演中，由于劳累和较大的运动量，她的肋骨骨折，她一声不吭，忍受着剧痛，坚持到底。
第5版()
专栏：编后小语
编后小语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大批文艺新人，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给我们的文艺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气。这些新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勤奋努力。他们思想比较解放，艺术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这些新人的涌现，预示着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旺的前景。
文艺新人的造就，需要得到整个社会的关心。要有更多的“伯乐”，来发现和推荐“千里马”；要有更多的园丁，来爱护和热情扶植文艺新苗，帮助他们更快地成长。今天本报介绍几位作家和演员，目的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相信，大家都来关心这个工作，就一定能发现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多的人才，更快地造就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