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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访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班部分青年学员
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是人的行动准则的出发点和依据。
现在的青年人，在他们刚刚开始建立自己信仰的时候，林彪、“四人帮”就把愚昧落后的盲目崇拜偶像的宗教狂热冒充科学信仰，印在他们白纸般的脑海上。粉碎了
“四人帮”，经过拨乱反正，迷信被打破了。虽然有人消沉，有人徘徊，但大多数有志的青年，并没有失去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信仰。他们象三十年代从大后方奔向延安的青年一样，渴望马列主义，正在寻求科学的精神支柱。这是我们访问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班部分青年学员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强烈而突出的印象。
去年十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一改过去的招生方法，一不要群众推荐，二不要领导选派，只要是中共党员，有志于从事理论研究，均可自愿报名，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曾有人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对学马列不那么感兴趣，恐怕很难完成招生任务。然而，消息一传开，竟有七百多名青年党员踊跃报名，把这种担心一扫而光了。招生名额几经追加，最后录取了二百二十五人。他们来自工厂、机关、学校，绝大多数是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
这二百多名学员中，许多人原来有比较舒心的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的还有一笔可观的奖金。但是，他们自愿作出一些牺牲，决心在这里苦读两年。
他们为什么这样渴望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
“为了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朴素感情不再被人蒙蔽和利用，从而能够自觉地行动”。
“为了解决我满脑子的‘？’，寻求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份份充满辛酸回忆和难言痛楚的入学答卷，飞出的是一个共同的心声：为了使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能早日实现！
十年的悲剧，给许许多多青年心灵上的创伤确实太重了。周亚正这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看上去那么憨厚老实，可是当
“红色风暴”骤起时，尽管他才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也跟着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占领了学校的图书馆。教书的老师、校长都被批斗了，书还有什么用？他怀着无比的忿慨，拚命去撕那些据说是“封资修”的书。回想十多年前的自己，他感到真是愚昧无知到了极点。这个“撕书的愣小子”，深感“再也不能这样鲁莽地生活下去了”！他为了找到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多么想多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啊！
和周亚正同年的艾利民、叶春荣，一个原是东城区团委学校部部长，一个原是崇文区副食管理处团委书记。他们说：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动乱中。过去听到、看到、学到的“革命理论”，许多是冒牌货。但在那整个世界被扭曲了的时代，“假作真时真亦假”。当时，我们认为扛着红旗，高喊着“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去冲、去杀、去揪、去抓，算是“最最最革命”的了。然而，这样的“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却是“三大空白”（文化知识、马列理论、做人的道德）、“三大丢失”（革命理想、革命热情、革命干劲）。我们现在还在做教育人的工作，如果不努力掌握真正的马列主义，修正自己的思想，仍然用曾经骗过自己的“理论”去坑害别人，这不又会重演过去的悲剧吗？
在这批青年学员中，有五分之一是中学教师和基层领导干部，有半数以上是党的宣传干部。好学的学生、多思的青年曾问他们：“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美国工人的生活比我们好？”“帝国主义既然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生产力还在发展？”……有些问题看来好回答，但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往往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他们迫切地感到，要教会别人，自己首先要学好；要说服别人，自己首先要弄通。他们说：信仰马列主义就是因为它能指导实践，如果理论不敢正视现实，或者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种理论再好也没用，这样的信仰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此，学员梁燕成的回答要更简洁、也更明确：“我对理论的渴望，就是对实践的渴望”。这个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是满怀“干一番事业”的壮志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去的，在那里碰到的许多问题曾使他苦闷。一九七五年，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成套设备公司工作，耳闻目睹的事实又使他大吃一惊：经济部门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太不成样子了！如此下去，生产力怎么能飞速发展？去年，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照亮了梁燕成的心。他立志改革，也有过设想，提过意见，但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都会触及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梁燕成就是为了寻求经济体制改革的途径而来党校的，他相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会给他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
李志强遇到的则是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十年无情的政治旋风，把这个朴实的青年矿工刮得有些晕眩了，整个世界在他的脑海中翻转着，有时则倒立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脑子里成了一锅粥”。十多年的矿工生活，使他深感中央采取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是对的，非这样做不可，但在理论上，他对许多问题又解释不通，不免有些担心。他是多么想从过去全盘接受的“理论”的羁绊中挣脱出来啊！他说：“我来学理论不是由于兴趣，而是由于需要，我坚信马列主义能解开我思想上的疙瘩。”
虽然学员们要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但自觉要求学习马列，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要实现则是共同的。不少学员从报名的第一天起，耳边的冷风就一直没有停过：“现在是搞自然科学、搞技术的时代，马列不吃香了”；“趁着还年轻，赶快改行吧！”。这风来自亲人，来自战友，来自领导，来自家庭。但不管它怎么吹，都动摇不了学员们的决心。他们懂得，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学技术，更需要马列主义指引。“马列主义不象吃糖块那样放到嘴里就觉甜，但它却象阳光、空气一样，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形势千变万变，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不能变。”“共产党员不能为一时的潮流所左右，任凭冷风吹，我自志不移。”这是多么好的一代青年啊！
就说黄苇町吧。他的祖父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殷切期望小苇町继承他的事业。可是文化革命一来，一切都颠倒了，祖父被打成了“走资派”。临终前，他对小黄说：“对马列，你还根本没有入门。不要赶时髦，要下苦功学习基本理论。我一生对党贡献甚微，那些残存的手稿是我唯一能留给人民的东西，你们要想法使它和人民见面。”祖父为捍卫马列主义奋斗了一辈子，最后却被自诩为“马列主义理论家”的人迫害致死。小黄热泪簌簌而下，他真想大声疾呼：马列主义啊，你连自己的忠诚战士都不能保护，你还灵不灵？！他怀疑了，动摇了，扭头就去报考了理工科大学。粉碎“四人帮”后，祖父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遗稿也正在整理出版。小黄终于看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为了使先辈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小黄放弃了别人羡慕的技术研究和试验工作，回到了这光荣而艰巨的理论战线上来。
决心是下定了，但是到党校来学习，需要付出代价，对许多青年学员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考验。
来自大安山煤矿的杨玉清，父亲在解放战争时牺牲了，母亲不久也去世了，他从小跟着伯父伯母。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他既高兴，又犯难。一进党校，下井补助没有了，奖金没有了，收入突然减少一半，家里能同意吗？他爱人说：“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去学习，家庭的担子我一人担。”伯父是个七十多岁的退休矿工，说得更爽快：“我们不能光‘向钱看’。”为减少他经济上的负担，伯父、伯母搬到了他姐姐家。家庭的支持，给了杨玉清很大的力量。他想：“革命前辈为寻找真理前仆后继，我们为了实现祖国的四化，不努力学习能对得起谁？”
为了专心学习，有的学员说服了自己的女伴，推迟了婚期。有一位学员结婚后第二周，就背着背包来了。屈健民、柴素娥夫妇同进理论班，两人年龄都不小了，还是下决心在学习期间不要孩子。
这样的故事，在学员中可以听到许多。谁强迫他们这样做了？没有。他们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崇高的信仰，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贪图个人生活的安逸，就只能象一条没有脊梁的爬虫，永远不能直立起来。共产党员为了崇高的信仰乐于牺牲个人利益，否则还算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先锋战士？
夜深了，北京市委党校一栋大楼依然灯光通明，一批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攻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是有人说“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吗？请他们来看看这些年轻人吧！他们是大有希望的新一代，正在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发向前。
本报记者 吴鸿业 宋世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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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海盐县委改进领导作风
说到做到 不放空炮
本报讯 去年三月，浙江省海盐县第五届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新县委成立后，做出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加强集体领导，健全民主集中制”。时过一年多了，执行情况如何？干部和群众说：县委说到做到，没放空炮。
海盐县委的几位主要负责同志，都是参加革命三、四十年的老干部，但他们并不因资格老，就以老大自居。一年来，他们注意倾听常委中的不同意见，坚持集体领导原则，从不个人擅自决定任何重大问题。一次，在讨论一个公社书记任职的会议上，县委书记把自己考虑好久的一个人选提出来请常委们研究。有些常委同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另一个同志更为适合。县委书记同大家反复比较，觉得有道理，便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服从了集体的决议。
在常委会议上，有时对某些问题难于统一，他们不急于做结论，而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去年春天，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精神，县委常委讨论对少数规模过大、生产长期上不去的生产队进行规模调整。会上，在何时调整的问题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一是认为应迅速调整；一是认为太急了不利于当前生产。常委会没有马上做出结论，而是下去把情况摸清楚，然后做出了决定。全县十七个公社的七十八个生产队，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县委做出的结论，因情况发生变化，或考虑不周到，或不正确，需要修改和重做决定时，不论是书记还是分管该项工作的常委都不个人做主，而是再次提交常委会复议，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在坚持集体领导方面，正副书记和常委都有明确的职责和具体的分工，而又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去年“双抢”时，工农业用电矛盾相当突出，分管工业的副书记顾全大局，采用工业调整班次、避开用电高峰等方法，支援了农业生产。
海盐县委在常委内部，还坚持了一季度开一次民主生活会的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次，有一位常委无意中向一个公社干部流露了常委会讨论这个干部任职的情况，造成了有关部门工作的被动。在民主生活会上，这个常委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同志们也诚恳地对他进行了批评。由于常委之间经常沟通思想、互相了解，使一些问题在萌芽状态中就得到解决，促进了常委的团结。
在民主生活会上，他们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今年春节，在拥军慰问活动中，他们不备烟酒和糖果，受到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称赞。一年来，十二个常委不仅没有一个人收受礼物，大吃大喝，而且还下到基层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不搞特殊，不走后门，不违反政策安排子女亲属，给广大干部和党员带了一个好头。
李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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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同市委改变会风
本报讯 中共大同市委最近召开了一次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除住在离城较远的郊区的外，一律不住招待所，不吃会议补助饭，到时间来开会，开完会各自回家食宿。参加会议的市委主要负责人改变小车接、送的作风，或步行或骑自行车。
在市委的带动下，现在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上下班和在市内开会，都不坐小车了，不少单位还停驶了专为领导干部服务的小汽车。
武建明 王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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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部队某团党委
取消电影场上的“首长座”
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团党委根据中央关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不准搞特殊化的规定，取消了电影场上的“首长座”，要求领导干部看电影时要做到：一、同机关干部战士一起列队入场；二、无论哪位领导干部因事不能按时入场，都不得影响电影准时开映；三、领导干部同机关干部战士拿一样的小凳，不能坐“高人一头”的藤椅。 蒲启贵 丁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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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举办青年业余训练班收效显著
群众反映：“政府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本报讯 云南省昆明市各街道办事处努力办好业余教育，已先后办了四百六十四个文化补习班和专业技术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两万一千四百多名青年人，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待业青年。他们经过学习，提高了文化技术水平，大批走上工作岗位。
昆明市各种类型的业余文化技术训练班，是由城区各街道办事处在去年开始举办的。文化补习有扫盲、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等班级；专业技术训练班设置财会、中医、西医、幼师、裁剪、机械制造、无线电、汽车驾驶、摄影、美术、舞蹈等专业。每期三至四个月，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课。五华区崇仁街办事处幼师班培训的三十一名学员，已全部被市、区、街道幼儿园录用为保育员。报国街办事处机械制图班学员毕业后，很快都被安置了工作。群众普遍反映说：“政府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昆明市业余文化技术教育工作所以取得较好的成绩，主要是认真抓好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街道都成立业余教育校务委员会，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兼任主任，并配备几名熟悉业余教育的干部负责日常工作。
二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缺什么人才就开办什么班，生产需要什么工种就设置什么专业。
三是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原则。开办文化技术训练班的经费，除少数街道由区、街给以适当补助外，大多数是依靠自力更生筹集的。上课的教室，一部分是向附近中、小学借用的，一部分是居委会挤出的办公用房。师资问题，主要是请中、小学、技术学校和有关专业公司帮助解决。
各个街道在抓好教学的同时，还抓紧对学员进行了遵守纪律、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以及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使学员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技术知识，也培养了良好的品质和习惯。
李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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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州部队某师各级党组织
加强对共青团干部的培养
据新华社福州五月二十五日电 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某师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共青团干部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成为团结、带领青年好学上进、同心同德干四化的骨干。
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来，这个师已举办了六十多期共青团干部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共青团的基本知识，分析新时期青年的特点，研究做好青年工作的规律，帮助大家提高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下部队时，也对共青团干部切实搞好传帮带。师政委白藻香在一连蹲点时，具体帮助共青团支部书记黄放萍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青年的思想问题，使黄放萍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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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述评
刹住干部为子女大办婚事的歪风
据反映，现在有的地方和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儿女大办婚事，借机敛财，搞得一些干部群众疲于应付，影响十分恶劣。请看群众来信反映的两个例子：
某县委副书记在老家给儿子娶媳妇，共收贺礼一千五百元，床单、被面、毛毯、衣服等一百三十余件。全村一百多户，几乎家家都送了礼。
某县领导干部为子女抢办婚事成风，有的子女不到婚龄也从后门领了结婚证。其中一户收礼金近七千元，外加被面三十条。在这个小县城里，有的干部几个月就送礼几十次，花费一两百元，被迫东挪西借。一些老人叹息道：旧社会的官僚军阀动不动就找题目让人送财礼，想不到我们少数干部也学会了这一套！人们纷纷要求刹住这股歪风。
借婚丧嫁娶大搞请客送礼，是旧社会的一种陈规陋习。解放前，那种兴师动众办婚事的作法，除了一些人是受虚荣心的驱使，还常常是一些土豪劣绅和市侩习气较重的人搜刮钱财的手段。解放后，这些庸俗的“礼尚往来”和敲诈行为早已没有多少市场了，而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期间却又泛滥起来。他们滥用窃取的权力为所欲为，使不少人受到毒害和腐蚀。利用职权为儿女大办婚事敛财，就是这种病毒仍在起作用的一种表现。在一些人看来，干这种事既有
“面子”，又能发财，赚得多，来得快，而且不冒风险。一些普通干部和群众，即使素无瓜葛，为了不得罪人，也只好凑上一份财礼去“随喜”。显然，这样的大办婚事，已经不光是铺张浪费的问题，简直成了一种“公害”。干这种事的人，尽管口头上也讲“大干四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却把心思用在如何凭借职权搞变相的敲诈勒索上面了，这种思想作风，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多么不相称呵！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一再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他们行使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不论权力大小，只能用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决不允许为个人谋取私利。可是，有的人就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利用儿女婚事搜刮财礼的行为，明明是败坏党风、腐蚀干部和子女、毒化社会风气、损害群众利益的坏事，有些人偏要去干。这哪里还有一点人民公仆的气味！有的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对这种不正之风竟然采取了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个别领导人甚至还亲自出面捧场，这就更不应该了。
各级党组织应该结合学习《准则》，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大力开展无产阶级党性教育和怎样做一个人民公仆的教育，帮助大家牢固树立“人民的权力为人民”的思想。对那些滥用职权、败坏党风、违法乱纪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必须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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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都来重视道德风尚问题编辑同志：
近来读报有感，想就社会道德风尚问题谈一点意见，以期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我们的祖国，对外素享“礼仪之邦”的美名。特别是解放后，我国的社会风尚和道德面貌更加为之一新。人们讲团结友爱，讲互相帮助，讲尊老爱幼，讲见义勇为、舍己救人，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雷锋同志就是体现这种新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典型。外国朋友赞扬我们的社会是“四时常在的春天”，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我自己在学生时代，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九六一年的冬天，学校放寒假，我买妥晚上动身回家的火车票。离校前，我必须参加一个临时召开的会议，由于我记错了时间，会议结束离校时，只剩半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急如星火地登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同志见我气喘吁吁的样子，便走上来问我。当我说明了缘由，他热情地安慰我说：“别急，我们想办法叫你赶上车。”他见乘客不多，便向司机嘀咕了几句，然后征得大家的同意，少停了两站，并且把我径直送到北京站广场离进站口不远的地方。当我终于赶上了即将开动的火车时，内心的激动着实是难以述说的。
然而，经过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场浩劫，良好的道德风尚受到严重的摧残。有极少数青年，似乎认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所谓道德风尚，大概历来就是如此。因此，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文明、礼貌，谈不上遵守公共秩序、讲求公共道德。有的人在游览历史名胜时，“保护文物”的醒目大字就在眼前，他却视若无睹，狠劲地随手刻上他那斗大的名字，甚至随地拉屎撒尿。闻名中外的泰山之巅的南天门，就被这些人糟蹋得接近不得。一个外国友人挖苦说：“非要到天宫的大门楼子里拉屎撒尿，简直比孙悟空还想得出来！”搭乘公共汽车，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捷足先登，抢占坐位，抱着小孩的妇女、拄着拐棍的老人却站在一旁。公共场合，人多拥挤，张三不慎碰了李四，本来一句道歉话就可了事，却象各自身上绑着地雷一样，一碰就炸；或者甲方已经道歉，乙方还是以不堪入耳的恶言相加。在街上，看到有人吵架、打架，不是上前劝阻，而是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
上述种种现象固然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不能代表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中就包括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这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化的必要条件。因此，整个社会都要十分重视道德风尚问题。希望教师、家长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并且自己作出好的榜样。希望我们的作家更多地塑造具有高尚道德风貌的人物形象。希望我们的报刊、电视、广播更多地表彰好人好事，批评那些实在不象话的现象。让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为树立崇高的道德风尚而努力！
赵常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