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紧紧抓住调整这个关键
陈斐章 蒋振云
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公报的数字表明，去年的农业生产，在上年较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又增长了百分之八点六，这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少有的水平。轻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改变了多年来增长速度低于重工业的状况，这也是建国三十年来所不多见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盼望多年的改善生活的愿望，开始逐步实现。国家提高了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了部分职工的工资，新建城市住宅六千多万平方米，城乡经济进一步活跃，绝大多数城市的猪肉已经敞开供应，经济开始活了起来。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善，整个国民经济正在稳步前进；党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是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要求的，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一年来的实践，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有必要进一步弄清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八字方针的关键是什么？搞调整应该从哪儿入手？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根本上是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的，不进行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调整就不能顺利进行。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固然，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很多，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是造成局部的或者某些比例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全局性的、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如农业和工业比例的失调、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的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失调，并不是现行经济管理体制造成的。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那就无法解释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现有的这一套，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却比较协调这个事实；也无法解释即使在经济管理体制比较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仍然经常有协调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任务。
那么，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在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经济工作违背客观规律的要求，搞高指标，搞瞎指挥。在农业上想得太窄，限得太死。在工业上想得太偏，统得太死。一讲农业就是粮食，一说工业就是钢铁，而对粮食和钢铁的指标又总是要求越高越好，使国民经济失去了综合平衡。久而久之，在人们的思想上逐步形成了“高指标是马列主义，低指标是机会主义”的不成文法规，大家都争当“促进派”，去干那些超越客观可能而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这怎么会不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呢？！现在看得很清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经济上遭受挫折，统统是吃高指标的亏，吃孤军突出的亏，反反复复地吃亏，一次比一次严重。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上又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结果不仅没有使比例失调的状况得到解决，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是从解决高指标、基建战线太长和某些工业孤军突出问题着手，正是切中时弊、对症下药的。事实证明，不从这里着手，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依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是不可能解决全局性的比例关系失调问题的。
按照那种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管理体制的看法，必然的逻辑结论是，首先要抓改革，而不是抓调整，调整的任务只是在体制全面改革后才能完成。我们认为，这是主次颠倒了。在体制没有大变化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国家计划，以及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把比例关系调整好。我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成功经验。而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则没有可能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全面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都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有的用了七、八年时间，而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大体协调地发展，则是一项重要的准备。在改革过程中，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展开广泛的讨论，制订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和必要的经济立法。如果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大改大革，就会引起经济活动的混乱。
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对于能否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关系极大。调整与改革有统一的一面。有些改革是为调整的顺利进行所必需的，搞好了，可以促进调整。而比例关系的调整，涉及经济政策的调整，这本身就带有体制改革的因素。但我们必须看到，调整与改革也有矛盾的一面。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要使调整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就要适当集中；要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则要求改变过去那种统得太死的弊病，这就要适当分散。一方面要适当集中，一方面要适当分散，这就是很大的矛盾。从目前来说，要适当集中，保证调整任务的完成。只有调整好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才能为经济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条件。现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实行的奖金和利润挂钩的办法，对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经济效果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作用。但在目前这种还属于小改小革的做法，也只能在一部分企业中进行试点，不可能全面推开。这是因为：第一，由于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不足，不可能使所有企业都获得扩大生产所需要的外部条件；第二，现有的价格体系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有的产品价格大大高于价值，有的产品价格远远低于价值。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只有通过调整。特别是价格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局，需要统筹考虑，逐步解决。因此，在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上，要以调整为中心，改革必须服从调整，促进调整。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小改小革，不宜大改大革。任何不利于调整的改革，那怕从长远来看是合理的改革，也要从长计议。对一些有利于调整而又有条件的改革，要积极去搞，弄清上下左右的关系，不断总结经验，逐步走出一条路子来。脱离调整要求的改革，在改革上急于求成的做法，都应当避免。
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一件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一个重要比例关系的调整，或者一个主要指标的调整，会引起整个经济的连锁反应，这不仅需要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而且要做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需要有个过程，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真正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调整好比例关系，不是一年半载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几年的时间。拿积累率来说，长期高积累带来的危害，逐步为更多的人所认识了，但积累率保持在一个什么水平上比较合适，却需要认真研究。最近，根据历史的经验，提出在目前情况下，把积累率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比较合适，这是完全正确的。要把长期以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高积累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不能采取一刀砍下来的办法，因为积累的陡然下降，也会带来许多问题，弄不好经济上要遭受很大损失，因此要逐步地调，没有较长的时间是不行的。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这样，调整其它重要比例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要充分估计到调整任务的艰巨。只有当我们做到了积累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财政、信贷、物资达到了平衡，能源、交通先行工业不适应的状况有了改善，才能说调整任务大体完成了。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来看，调整比例关系，主要应抓住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使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相适应。现在，中央安排的投资是压缩了，而部门、地方和企业，由于机动财力多了，自筹的基本建设投资也增加了，因而总的建设规模并没有压缩，反而有所扩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上上下下都要有很大的决心，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对现有的基本建设项目，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项目，要逐个研究，逐个落实，缺乏必要条件、影响综合平衡的项目，要坚决甩包袱。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有些项目在局部看来是必要的，但从全局看来却是一时办不到的，或者办了就要影响其它方面，那就要坚决停下来。
二是进一步调整工业生产，使生产规模同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的可能相适应，使工业结构更加合理。现在的工业生产规模，总的来说，大大超过了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的可能。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很不协调，长的长，短的短，长线继续在生产，短线由于缺乏条件而得不到发展，因此必须截长补短。什么是长线，什么是短线，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状况抽象地谈。如果脱离现实的条件，只是从需要出发，确实没有什么长线，哪一方面都需要发展；但从现实的比例关系来看，从综合平衡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分出长短了。而且在长线中也有短的地方，短线中也有长的地方。比如，重工业长了，轻工业短了；重工业中，燃料、动力又是短线，是突出的薄弱环节。所以，我们看问题一定要有全局的观点，要有综合平衡的思想。不然，长的下不去，短的也就上不来，长短一齐拖，那是搞不好调整的。在调整工业生产中，要千方百计为发展短线产品创造条件，挖潜、革新、改造的重点也要放在这里。解决能源这个短线，要三管齐下：一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努力节约，把消耗降下来，特别要从“煤老虎”、“电老虎”、“油老虎”上开刀；二是要择优分配，首先保证短线产品生产的需要，保证经济效果好的企业的需要；三是要真正把它作为“先行官”，加速它的发展。那些生产长线产品的企业，在目前不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的问题，有些要在整顿、提高方面下功夫，努力降低各种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规格；有些要停下来，或者合并，或者转产。
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调整这个关键，把经济工作做得细致更细致，扎实更扎实。
第5版()
专栏：
要敢于从实际出发
张显扬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要求。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本来意义，就是主张“从物到感觉和思想”，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常说，搞四化，要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说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老情况和老问题，也了解不了，解决不了。
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例如，当我们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概念上打转，而忘记了实际本身究竟是怎样的。拿民主问题的讨论来说，就有这种情况。本来政治民主化的口号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下，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针对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十年之后的我国的政治生活的现实提出来的。但是，当讨论一开展起来，这个问题在一些同志那里就逐渐地被关于民主和集中的相互关系的抽象的议论代替了。这种情况似乎可以这样来描述：第一个人说，我们要民主；第二个人说，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统一，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第三个人说，这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总有一方是主要方面，现在应该强调民主；第四个人说，主要方面是可以转化的，前一段强调民主，现在情况变化了，应该强调集中；第五个人说，不管强调哪一个方面，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方面总不能偏废。这样转了一个圈之后，似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就解决了。有些同志认为，只有这样才合乎辩证法“全面性”的要求，否则就是片面性。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辩证法的“全面性”，而是对概念的灵活性的主观应用。因为这样的讨论，并没有说明我国的民主生活实际上是怎样一种状况，还存在些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列宁说：如果对概念的灵活性“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那种脱离实际的所谓辩证分析，实际上往往是貌似全面的折衷主义或诡辩，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弄得不好还可能把问题掩盖起来。这是需要我们十分注意的。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不要从原则出发，特别是不要从那些内容极不确定的抽象的空洞的原则出发。例如，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改革，就不能从“一大二公”的原则出发，而主要应从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出发。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化程度高的就无条件地比公有化程度低的好，生产组织规模大的就无条件地比生产组织规模小的好。实际情况是，适合生产力性质、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生产关系是最好的生产关系，除此以外都是不好的。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领导同志，一听说包产到组或责任到人，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什么“方向”、“道路”问题，其原因之一，就是不敢从实际出发，被“一大二公”框死了。我觉得这些同志现在是摆脱这种精神枷锁的时候了。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记得刘少奇同志一九六四年给一位省委书记的信中说过，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了解情况，反复调查，反复实践。“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如此。”少奇同志讲的这个不了解实际就不能掌握真理的道理是多么深刻！
第5版()
专栏：
也要重视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
何匡
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斗争，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更不是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这就是基本的国情。
由于对这点认识不足，好象土改一完成，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就同封建主义制度一样，被一齐扫除了。好象在意识形态领域再没有同封建主义的流毒和影响作斗争的任务了。
建国以来，我们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抓得很紧，这是正确的，也是有成效的。五十年代在我国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是同这方面的工作有关系的。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也存在着问题：或者把正确的思想，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成资产阶级思想反了；或者把纯属认识方面的错误思想，当成资产阶级思想反了（有人插话：还有用什么思想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对，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反，还是用封建主义思想、用小生产者的思想去反。再说，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也要加以分析。对那些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需要学习，需要借鉴，是不能一概反对的。
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除了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外，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没有反对封建主义的影响，没有正确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我国还是广泛存在的，比如官僚主义、帮派残余、特殊化、“一言堂”等等，它们的主要特征，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主义的。我们今后在继续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一定要记取沉痛的历史教训，要正确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四化创造好的条件。
（首都理论界座谈会发言摘要，原载《光明日报》）
第5版()
专栏：
从疗养院长乱砍树被拘禁谈起
徐国喜
一九二○年六月十四日，苏联田庄哥尔克境内的疗养院公园内一棵长得十分茁壮的云杉，在疗养院长韦威尔指使下被砍掉了。一般人可能认为，砍一棵树算个啥！可是，列宁却十分重视，并且作了严肃处理。
列宁专门写了一个《关于处分‘哥尔克’疗养院院长厄·雅·韦威尔的决定》。决定指出：“韦威尔同志身为苏维埃的田庄哥尔克境内的疗养院院长，竟有这种破坏苏维埃财产的行径，现决定给予拘禁一个月的处分。”“如果查明韦威尔同志过去未受过处分，则拘禁一周后可予以释放，但必须对他提出警告，如再犯乱砍园林、道旁树木、森林或其他破坏苏维埃财产的错误，除应受新的处分外，还要拘禁三周，并撤销其现任职务。”列宁派人向韦威尔及其助理人员当面宣布这项决定，并要他们签字具结（参见《列宁文稿》3集第251页）。严肃处理这位院长，说明列宁何等注意保护园林、森林和道旁树木，保护国家财产，要求何等严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指出了爱林护林是全国人民的光荣义务和权利。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对违反森林法的各种行为，都明确规定按照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处分，直至开除公职；情节严重的，予以法律制裁。然而，在《森林法》公布后，乱砍滥伐树木、毁坏森林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据报道：《森林法》颁布后，福建武夷山区经常被人乱砍滥伐。崇安至邵武林区的公路被乱砍下来的木头堆满，汽车无法通行，始终无人处理。个别人带领群众大砍大伐树木。有个地委书记在干部会上甚至说：“山上的树哪棵大你就砍哪棵，谁有钱你就卖给谁，林业部门不要干涉。”（见《人民日报》1980年3月23日第三版）
一则题为《毁林开荒如同杀鸡取卵》的报道说：近几年来，陕西省不少地方单抓粮食生产，毁林开荒，毁草开荒。这主要是有些领导干部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不珍惜自然资源，暗示、默许、纵容乱开荒地。《森林法》的执行也有名无实。（见《人民日报》1980年3月14日第四版）
读了这些报道，不禁要问：为什么有的地方，有的人仍然目无法纪，继续毁坏森林呢？看来，进行遵守《森林法》的教育固然十分必要，但教育不是万能的。对于那些违反《森林法》的，要象列宁那样，根据情节轻重予以不同处理，直至逮捕法办。不这样，就不足以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破坏行为。此外，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提高干部和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
第5版()
专栏：
全面理解控制人口的计划性
胡保生 汪应治 王浣尘 蒋正华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后，有些同志提出将来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会不会过大，老年人和青壮年人数的比例会不会不协调。这就是所谓人口的“老龄化”问题。
提出人口“老龄化”问题，要求根据人口发展的现状及未来的趋势，自觉地适时地调整人口政策，使人口的减少或增加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提出，是积极的。
有的同志担心人口“老龄化”，是对我们有计划控制人口方针的计划性缺乏全面的理解。他们把有计划控制人口片面地理解为减少人口，把一个时期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简单地理解为永远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样，就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实，有计划控制人口的计划性，不能只理解为减少人口。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自觉地减少人口是计划性；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自觉地增加人口也是计划性。有计划控制人口的计划性，也不能理解为永远只实行一种人口政策。不顾情况的变化，把一定时期的人口政策长期化，那不是计划性。瞻前顾后，对人口发展作出一个长远的规划，根据情况的变化自觉地调整人口政策，才是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根据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一对夫妇大体上生两个孩子是较理想的。但是，由于解放后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基数很大，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全国人口将增加到十四、五亿才能趋向于平稳。在近四十年里人口发展到这样多，对于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极为不利，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伟大强国的目标妨碍极大。在我国目前人口增长的具体条件下，从整个民族的利益出发，只能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不如此，就不能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但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如果在一九八五年，做到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并且长久继续下去，十四岁以下年轻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急剧下降，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逐渐上升，半个世纪以后将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以上，那就意味着每三个人或四个人当中有一个老年人。人们所担心的“老龄化”问题，可能就是从这里引起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可不可能发生呢？应当说是有这个可能的。可不可以避免呢？肯定说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在于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调整我们的政策，掌握人口控制的主动权。
我们对比了多种方案，现在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二○○五年左右调整政策，就可以把总人口的峰值限制在十亿零六千万左右，到二○六○年就能进入平稳状态，总人口将在八亿三千万左右，老年人的比重在二○二○年为百分之十三点三，二○三○年为百分之十七点八，二○四○年为百分之二十三点三，二○五○年为百分之十九点五，二○六○年为百分之十四点三，之后就一直维持在百分之十四的等级上，即在七、八个人中有一个老年人。其中只有一个短时间内达到在四、五个人中有一个老年人的情况。这说明在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满可以放心地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时候，根据这几十年的历史过程和当时的情况主动地调整政策，又可以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以下，限制在一定的短时间之内。
人口发展的计划性，不仅在于不失时机地调整人口政策，而且要有长远的规划。人口的规划比起经济发展规划时间应当更长，因为人口的发展是有惯性的。人口要增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增加得了的，人口要减少，在正常情况下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减少得了的。
人口发展的惯性是相当大的。根据系统工程和控制论的方法，我们对几十个人口控制方案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得知我国的人口有一个七十多年长的周期。这个周期接近于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一旦出生了一个小孩，平均地说，他将在我国的历史舞台上活动七十年左右，都要先后经历青少年期、中壮年期和老年期三个时期。这也就是说，在人口政策上的一个变化将要影响其后七十年以上的人口发展过程。面对这样巨大的惯性，讨论我国人口控制问题，至少要有七十年以上的远见，要从今后七十年以上的全过程来考虑今天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