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认真调查研究 解决实际问题
孙长江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两年了。形势发展确实很快，思想解放的步伐确实跨得很大，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在我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前也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变化也很大。当时，梁启超作过一个很有名的描述，他说：“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敬告我同业诸君》）回顾我们两年来思想解放的过程，不是与这种情况很有相似之处吗？两年前的思想界，闻“实践”而“骇”者，虽然不能说“比比然也”，但那时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却是不合法的，是要担着“砍旗”罪名的风险的；两年后的今天，不仅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合法了，而且载入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的党的思想路线。从这一点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很大的成绩。我很同意有的同志说的，两年来的事实说明，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和新闻界、理论界以及各有关部门的同志们的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奋斗就能够坚持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并不等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实际情况远远不是这样。我们看到，问题还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反对“长官意志”，本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所谓“长官意志”，就是那种不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按个人主观意志办事的瞎指挥。也就是说，不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以“长官意志”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可是，有的同志却提出反问：“难道长官没有意志行吗？”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反对批评
“长官意志”的论据，我认为是毫无道理的。有的人还说，批“长官意志”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这就更没有道理了。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怎么能够用后一个来反对前一个呢？可是，这样一来，实际上却把对“长官意志”的批评抵销了。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可以把它叫做“抵销法”。
还有一种情况，很值得注意。这就是当公开反对实践标准已经不可能的时候，就把这场很有生命力的讨论，变成一个时髦的套话。在口头上、文件上、文章上、报告上、简报上、标语上，都加上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于实际工作呢，那是另一回事：一切如旧。什么群众呼声，什么实践证明，根本不予理睬，说归说，做归做。要反对一种新的事物、一种真理，最厉害的莫过于这一着了。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一些人习惯于搞的那种手法，叫做“同化”。接过去的是美丽的外壳，而内瓤却完全是旧的。
由于形势变了，有许多新问题、新情况需要认真研究。许多问题在我们理论队伍内部也会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不足为怪。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回避矛盾，而应当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坐下来共同探讨，解决这些矛盾。例如，近来听说不少读者对报纸宣传有意见，不象一两年前那样喜欢看报了，这说明报纸的宣传同读者的要求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我觉得这个矛盾就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解决一下。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同志对新闻界有一段讲话。当时有一位报社领导同志汇报说：有人讲怪话，说心中有领导，编报无自由，读者不爱看；心中无领导，编报有自由，读者就爱看。毛泽东同志说：这也要具体分析。报纸是要领导的，但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讲的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讲的也是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的道理。我们的报纸只有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认真调查研究，按实际情况办事，报纸宣传和读者要求的矛盾才能逐步解决。
第5版()
专栏：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章发表两周年的前夕，五月五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召开了首都理论界座谈会，并发表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发言摘要。我们将选择其中几篇陆续转载。
——编 者
要解决矛盾就要多谈问题
阮铭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两年来，我们在思想战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重要标志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已经载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成为全党必须遵循的党规党法。今天，公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言论听不到了。但是，不能以为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估计。事实上，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学、军事、外交各条战线，我们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进行任何一项较为认真的改革，都不能不遇到思想上的阻力，都不能不遇到辩证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矛盾和斗争。反对前进，反对改革的人，他们采取的形式和两年前不同了。他们不再讲两个“凡是”，他们口头上也讲实践标准，但是既不用来总结历史经验，又不用来解决现实问题。比如经济战线目前有一种说法，叫“多谈成绩，少谈问题”。谁要谈问题，谁就是散布悲观情绪。成绩和问题，都是客观存在，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主要精力还要放在认识矛盾、解决矛盾上，也就是要多谈问题。谈，就是研究，通过调查研究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一天存在，就要谈下去，直到解决为止。如果有矛盾不敢揭露，不准揭露，不去解决，谈也不许谈，那我们怎么能前进呢？我国的经济战线正面临调整、改革的巨大历史任务，尤其需要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周密地调查研究现实情况，科学地解决调整和改革中遇到的大量新问题。所以，结合经济工作的实际进一步深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反对脱离实际、掩盖矛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思想理论战线的当务之急。
现在全党正在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为四化选拔优秀人才。如果思想路线没有解决好，选拔人才不从四化的实际需要出发，不按照实践标准考察干部的德和才，或者抱住土改时期扎根串连的老框框，或者更坏一点，按照派性标准，按照个人好恶，通过选拔人才扩充“实力”，结果肯定选不准就是了。思想路线不解决好，组织路线也不可能解决好。
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胜利，或者以为今后的任务只是关起门来探讨一些学术问题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理去解决四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大量新问题，不断克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阻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长期使命。
第5版()
专栏：
郭老治史的创新精神
黄烈
郭老逝世快两年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有内容宏富、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他的治学方向、方法和学风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他在学术活动中的创新精神，在今天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
研究历史的一个“先决问题”
郭老在一九五一年曾向史学工作者提出过六点要求，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从旧时的唯心史观逐步转向为唯物史观”。一九五四年他又说过：“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到了六十年代，他还是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重视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这是史学界长期存在的问题。郭老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早年在日本求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一九二四年他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接受了这部书的影响；但又指出这部书的某些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旨”，表明了他的识别能力。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钻研精神，从他的日记片断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二八年年初的一段日记里，有几处记载着读《资本论》，日记中还保留了一段德文原文和郭老自己的中文译文。一九二八年到日本后，郭老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他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说明他是把恩格斯这部著作当作自己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的典范的。郭老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工作。
郭老在谈到他研究古代社会时说过：“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正是由于郭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同时又非常重视占有大量的史料，所以他才能在历史研究领域里开一代风气之先，他的甲骨文、金文著作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相辅相成，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周易》这部充满神秘色彩的著作，几千年来无论是传易和解易，都兜不出八卦的迷魂阵。是郭老首先剥掉了它神秘的外衣，剔发出丰富的社会生活资料，将当时的渔猎、牧畜、商旅、耕种等生活状况，和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结构等社会面貌，以及宗教、艺术、思想等精神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尚书》这一部真伪淆乱的书，从汉代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开始，由解说上的分歧，演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后，笔墨官司一直延续到近代。清代考据学者在辨伪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们对古代的典籍在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史料价值却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是郭老首先从《书经》和《诗经》中，发现了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生动材料，找到了贵族阶级和奴隶阶级的生活写照。郭老还充分利用了甲骨文、金文资料，从卜辞和彝铭中发现了大量殷周社会史实，与文献材料互相参证，补其不足。郭老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所作出的贡献，用他自谦的话来说，是开辟了一条“草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应该说正是在郭老和其他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带动下，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沿着这条“草径”走过来的。
要继承，更要前进
我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郭老历来主张，对于旧的史学传统应该按照历史科学的需要，加以批判继承。反对一概抹煞，也反对因循保守。旧的史学讲究考据，作为处理史料的方法来说，郭老是肯定的。他说“占有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工夫，也就是考据。这些工夫是不可少的，是应该肯定的。”但考据作为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历史研究要求最广泛地占有史料，但正如郭老提出的：“史料的批判更重于占有”。郭老是精于考据的，而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深入地研究史料所得到的见解有时极其犀利。这是他与先前的考据学者根本不同的地方。
在研究方法上，郭老主张要“追踪前人的研究过程”。在对待前人成果上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一切从头来，决不是正确的；但不加分析地走前人的老路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所以郭老说“要把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出发”。郭老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在甲骨文和金文方面的成就就是最好的例子。卜辞是从二十世纪初才逐渐为人们所注意，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搜集整理，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问。特别是经过王国维的研究，卜辞的时代性和殷代的信史地位才被确定下来。郭老则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从卜辞中发现了古代社会的许多真实情况。一九三三年在日本出版的《卜辞通纂》所据资料虽多采自罗、王等诸家；但选收菁粹，自创体裁，自成系统。在文字考释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发现，为“罗、王诸家所未识”。《殷契粹编》为《卜辞通纂》的姐妹篇，考释方面更有不少重要的阐发。郭老在甲骨文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创造和发展，如甲骨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都为日后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郭老对于彝铭学的创新，贡献更为突出。殷周青铜器，在北宋以来已有著录，器物虽多，但时代不明，一团混沌。王国维曾慨叹：“于创通条例，开拓阃奥，概乎其未有闻也。”郭老抓住了时代区分这个环节，扬弃了“以日为名”定为殷器的标准，费了五六年的研究，创通了一个明晰的体系。他的方法是先寻到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再就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大体上就可以判断出各器的时代性。郭老对青铜器的研究集结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从这部书开始，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才纳入了科学的轨道，大量金文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才日益被人们所重视。郭老所创通的青铜器整理方法和分期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郭老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表现了他不怕违众的胆识。如对先秦儒家和孔子的评价，长期以来在新史学家中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郭老对比孔墨，认定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潮流的，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幸福”。郭老的基本看法，一直到他的晚年并没有改变。他曾经说过：“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心安理得的。”对孔子的评价，在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郭老是一家之言。但郭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评价孔子和儒家，并不是站在儒家一边，或对孔子有所偏爱。他在一九五○年曾说过：“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老早过去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性而去追求历史的政治效果，那只能走到邪路上去。在研究实践中，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郭老就责备过自己有时失之偏颇。
坚持“自信”，改正“错误”
郭老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我的对于孔子和墨子的见解，虽然遭受了相当普遍的非难，但我却得到了更加坚定的一层自信。”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中，他又说：“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上虽然贡献了一些新的见解，但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这些本质上的错误，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郭老这种既坚持自信、又勇于改正错误的可贵的学风，直到晚年，依然不变。
要对自己的论点和学说不断再检验，确定是坚持还是修正，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郭老在这方面对待自己是十分严格的。郭老博学广识，根底深厚，而又勤奋不懈。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可以背诵诸子，对基本史料往往不假翻检就可引用自如。在四十年代他就说过：“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可能的准备和耕耘。”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随时都在注意新成果，发现新材料，“只要有新的材料，我随时在补充我的旧说，改正我的旧说。”郭老在三十年代初曾经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其后由于在卜辞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在观点上清理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错误，重新论证了殷代大规模奴隶生产的事实，确认殷代已是奴隶社会。殷代大规模人殉等事实的发现，更丰富了他的论证。郭老是主张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他不仅在金文中不断有所发现，还特别注意搜集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的调查材料，对比研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说法。郭老对井田制最初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经过了十五年的探讨，终于纠正了旧说，确认殷周存在土地国有的井田制。
郭老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学说，是他二十多年研究古代史的重大成果。他曾二易其说，在一九五二年最后确定分期界限为春秋战国之交。他详细论证了春秋战国时代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用大量史料说明了铁器、牛耕的广泛使用，荒地的垦辟，私田的产生，地主阶级的出现，农民阶级的形成，私门与公室的斗争，奴隶起义，国人暴动，各国变法和文化思想领域的活跃等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事实，完整地阐述了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全部过程。郭老的分期主张与他的殷周奴隶制说、殷周土地国有的井田制说一脉相承，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古代史体系。他的学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又并不套用马恩对希腊、罗马和古代东方的具体论述，完全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因而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但郭老只是把自己的学说看成一家之言，并不强加于人。郭老曾经说过：“虽然在今天，我们在划分阶段上还不能取得一致，那是由于我们所占有的古代材料还不十分充分，也由于还须得有一段时间来等待大家的意识的澄清。拖延着不想找结论固然是要不得的；急于想找出结论以求人为的统一，那也会流于武断。我自己不想拖延，也不敢武断。二十年来不断地在追求材料，也不断地在澄清自己。”
郭老的创新精神，使他在学术上是一个冲锋在前的尖兵，使他的史学成就放出夺目的光采。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不畏攀登的钻研精神，使他常葆学术青春。我们应该学习郭老的创新精神，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对韦昌辉的评价也该实事求是
长期以来，尤其在“四人帮”影射史学泛滥成灾的年代里，史学界流传着一种看法，就是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韦昌辉定为反面人物，说他是混入革命的
“阶级异己分子”，是“发动天京反革命政变的罪魁祸首”，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
去年年底以来，史学界有些同志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梁杉人的《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韦昌辉》（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学术月刊》）、饶任坤的《韦昌辉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今年三月十日《广西日报》）和孙捷的《韦昌辉与天京事件》（今年第三期《辽宁大学学报》）等。
这些文章指出，把诛杀杨秀清的天京事件说成是韦昌辉所发动，并把这次事件看成是韦昌辉“反革命暴乱”的人，主要有两个论点：其一，天京事件是因韦昌辉妄图变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引起的；其二，韦昌辉挥舞屠刀，滥杀无辜，是疯狂阶级报复，韦昌辉是阶级异己分子。
这些文章的作者认为，天京事件的性质并不是什么反革命暴乱，而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农民阶级所要推翻的，只是剥削压迫他们的那个封建王朝及其皇帝，他们不可能建立没有皇帝的政权；他们的领袖人物还是要建立新王朝，要当新皇帝。所以，随着起义胜利的到来，争权夺利，争夺皇权王位的内讧，就成了旧式农民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我们不能因为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杨秀清出身贫苦又是实际领袖，他们互争皇位宝座就曲笔讳饰，也不能因为韦昌辉出身地主阶级，就说他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就把天京事件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叛变。在天京事变中，杀杨秀清的主谋是洪秀全，韦昌辉只不过是执行者。从现有史料看，在韦昌辉杀死杨秀清，独握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既未发现他改变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史料，更无通敌叛变，向清政府输诚纳款的事实。
一些文章分析了韦昌辉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前后的实践，说明他并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坚持地主阶级立场，敌视农民革命，搞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创始人和领导人。即使天京事变已发展到滥杀的地步，仍然不能认为是反革命暴乱，因为：二万太平军将士之死，主要死于自相杀戮的内讧，作了自己领袖们争夺权力的牺牲品，不应该把这笔账统统记在韦昌辉一个人身上，此其一；韦昌辉始终拥护洪秀全为太平天国最高领袖，对洪秀全忠诚不变，此其二；韦昌辉的斗争锋芒始终对准清朝封建地主政权和外国侵略者，此其三。
总之，天京事件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间个人权势欲和“帝王思想”逐渐膨胀起来的必然结果；是旧式农民战争内部矛盾冲突导致的公开火并；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历史悲剧的重演。它的性质既非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也不是韦昌辉的阶级报复和“反革命复辟”，而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这一事件，从农民战争的内部矛盾看，有其一定的是非曲直，但从争夺权力这一点来说，既不存在路线斗争，也无进步与反动之可言。当然，韦昌辉为争夺权力参与内讧的火并与互相残杀，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革命力量，使革命由盛转衰。对此，他负有重大罪责。 （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