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黄金梦的破灭
——八百两黄金盗窃犯伏法记
本报记者 金凤 本报通讯员 陈谦
警惕的眼睛
一九八○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走进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她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块扁方形的金块，递进收购金银的七号窗口。
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坐在角落里，悄悄注视着。
银行营业员管凤昆接过金块，用手一掂，有三斤多重；一看，金块一边有切割的痕迹。他用试金石验了一下，成色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有着多年收购金银经验的管凤昆脑中翻腾起来。“这金块成色很高，形状特殊，不象民间所有，却象工业用黄金。哪些工厂可能有呢？十九年前，六一五厂丢过黄金。……”他一面思索，一面凿开金块，继续检验。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警惕性，促使管凤昆向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使了个深有用意的眼色。刘国臣过来看了金块，也觉得不同寻常，马上去给工商局和平区管理所打了电话。
管凤昆用大天平称了金块，重一千八百二十六克多。按每克黄金十三元计算，这金块共值二万三千多元。管凤昆对那女人说：“你这钱不少呵，在银行储蓄吧。”那女人点点头，然后到八号窗口，分别用六个姓名办了两万三千元的定期储蓄，存了二百元活期储蓄，连同剩下的六十五元多的零钱，一起装进手提包中。那个坐在角落里的中年男子，看到钱已到手，情况正常，悄悄地离开了。
这时，刘国臣来到那个女人身边，劝她到办公室喝口水，休息一下。工商局管理所的管理员夏玉环已经来到，乘此机会和她随便聊天：“你带了这么多钱，路上怎么走？要不要银行派人送你回家？”那女人一口回绝：“不用了，我是坐火车从苏家屯来的，市里有亲戚。”夏玉环随口问她亲戚在哪里住，那女人神色有些不大自然，不肯说地址，只说坐十三路车就可以到。
夏玉环觉得这女人形迹可疑，给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分局打了电话。迅雷般的打击
九点半，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接到电话。十分钟后，他和分局三位同志一起赶到银行。经过询问，那女人说她叫黄淑珍，是沈阳郊区苏家屯公社的社员。
李广军马上和苏家屯派出所联系，回答是没有这个社员。分局同志的态度严厉起来，问黄淑珍：“你为什么撒谎？你究竟住在哪里？”黄淑珍紧张起来，不得不说出她家的真实地址：大东区小河沿路学工里六楼二幢五十四号。
又一个电话打了过去，查明户主叫关庆昌，是六一五厂生产计划科副科长。李广军当机立断，把黄淑珍带回分局。黄淑珍更加紧张，两眼发直，不住地喝水，一口咬定金子是她爷爷留下来的。
李广军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立即派人搜查黄淑珍的家里。经过四个小时紧张、仔细的搜查，终于从黄淑珍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长方形木匣中，搜出九块黄金，加上黄淑珍拿到银行的一块，共八百零七两，正是十九年前六一五厂失窃的全部黄金！
上午在银行角落里观察形势的那个男子，就是关庆昌。他看到二万三千多元顺利存入银行，放下了心，赶回工厂上班。下午四点，关庆昌正在工厂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工厂保卫科长叫他到会议室去。关庆昌推开门，只见两位穿民警制服的人。他的脸色变了，但仍然狡辩，说黄金是他爸爸留下来的。
公安分局依法拘留了他。当公安局的同志把搜出的八百零七两黄金摆到桌上时，他额头冒出冷汗，不得不供认十九年前作案的经过。
盗黄金 梦想“变天”
关庆昌今年五十四岁，一九四九年到六一五厂当力工，一九六○年被提拔为计划科副科长，他给人的印象是“老实”、“肯干”、“处事谨慎”、“有业务能力”。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解放前他是敌伪工厂的职员，当过蒋军上士文书，长期混迹于破烂市场的生涯，构成了他贪婪、投机、伪善、冒险的内心世界，一遇到适当气候，就发作起来。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在经济上遭到严重困难。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向巨大的困难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这时关庆昌认为“大捞一把”的时机到了。他和在六一五厂金电解小组当工人的老婆合计：“偷它一批金子，等国民党回来，就可以发一笔大财！”
一九六一年初，黄淑珍在关庆昌的指使下，利用工厂管理不严的空隙，先后从工段偷出金挂钩、金疙瘩和金耳子各一个。关庆昌觉得“不解渴”。他要寻找机会，亲自下手，“偷就偷它个实惠的”。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他进入成品包装组窥探情况，看到了装有黄金的木箱堆放在地上。作为计划科副科长，他知道当时库房已满，厂领导决定这批成品由包装组直接装车出厂。包装组铁门上锁，难以进去，但隔壁就是压延工段，中间只有一堵木板墙。这两个部门夜间都停产无人，这可是下手的好机会。
三月十七日，关庆昌查阅了生产日报，看不出那批黄金是否入库，又不敢再去包装组，便叫黄淑珍去那里看看，那批黄金还在不在。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关庆昌下班后急急回家。黄淑珍告诉他：“还在，用苫布蒙着。”
当时，天正下着小雨。关庆昌披上雨衣，带着羊角锤、绳子和手套，进入工厂，先把这些东西藏在办公室里，然后赶到工厂浴池洗澡。洗澡时，他故意和一些熟人大声说说笑笑。
从浴池出来，天已大黑。关庆昌到办公室取了羊角锤和绳子，穿上雨衣，戴上手套，直奔压延工段。撬坏木板间壁，钻进了包装组。他摸到苫布，搬下一个木箱，撬开箱盖，取出两个金锭，用绳子绑在一起，挎在脖子上，掖在裤腰里，外面是棉袄、雨衣。他摸黑出了工厂，赶回家里，把金锭藏在装刨花的筐底。
几分钟后，他赶到工厂俱乐部参加周末舞会，和工会主席、检查科长等翩翩起舞。散场后，他拉着一些熟人一道回家，边走还边批评一个同志不该和爱人吵架。
三月十九日，星期天，全厂休息。上午，关庆昌理了发。下午，他把金锭藏在做饭用的炉子的落灰膛里。
三月二十日，星期一早晨，包装组工人上班后，发现黄金被盗。失窃的两个金锭重八百零七两，成色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当时价值十四万一千多元。这起大案件立刻惊动了全厂，震动了全市。
公安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和提取了钉有胶掌的鞋印。这一情况，关庆昌当天就知道了。他晚上回家，立刻把脚穿的钉胶掌的棉鞋底割下来，找出一双没钉掌的单鞋，割下单鞋底，让他老婆连夜绱到了棉鞋帮上，又把割下的棉鞋底和单鞋帮一起塞到炉膛烧掉。第二天，他照常穿着那双已经“留帮换底”的棉鞋上班。
公安人员认定作案工具是羊角锤，关庆昌也很快知道了。他把羊角锤扔到公共厕所里。
专案人员找他谈话，问他星期六下班后的情况。他把进厂洗澡时和谁谈话，到俱乐部和谁跳舞，和谁一起回家，讲得头头是道。他把作案时的“二十分钟”，说成“到理发店理发，走了两家没理上，星期天才去理的发”。显然，这关键性的“二十分钟”没有任何证明，是很大的漏洞。但专案人员看到他新理了发，便信以为真。我们现在看到关庆昌的卷宗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新提拔的中层干部，无作案因素”。
因此，尽管当时抽调了大批人员，组成了庞大的破案指挥部，但由于工作上的失误，终于使狡猾的犯罪分子关庆昌滑了过去。
“屈死了好人，笑死了贼”
关庆昌确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从一九六一年作案以后的这十九年时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风浪，不但保存了自己，而且骗取了更大的信任。
四清运动中，工厂又掀起破案高潮。开始，他十分惊慌。但是，人们想不到这个一贯表面“工作积极”、善于逢迎上级的狐狸，不久，竟被厂领导调去参加卫生所的查帐工作，随后，又被派去参加市里的四清工作团。一个大盗窃犯，居然成了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工厂愈搞愈乱，关庆昌暗暗得意。他沉住气，不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玩弄“坐山观虎斗”的手法，整天不声不响地在车间劳动。工厂越乱，他越感到安全，隐藏得更加深了。
清队中，“造反派”宣称：“八百两黄金案，旧公检法破不了，我们来破！”他们怎样“破”呢？老厂长李榆同志，在这一案件发案时因失职受到处分，已调别处工作，这时又被揪了回来，关在黑屋子里，连遭毒打，精神几乎失常。他母亲一九六四年病故。专政队怀疑黄金藏在坟里，竟派人掘了他母亲的坟。他家有位老媬姆，一九五九年已回江苏扬州原籍。专政队从电影《羊城暗哨》中得到“启发”，硬说这位老媬姆是李榆的“上级特务”，黄金是“特务经费”，不远千里，派人到扬州折磨这位善良的劳动妇女。最先发现黄金被盗的青年工人小高，耳朵被打聋了，包装组组长郭家志，丢了党籍，妻子吓得得了精神病。连早已退职回乡的工人李春生，也被打得手脚残废。全厂受牵连遭迫害的工人、干部有三十六人之多。更痛心的是，辽宁省一位副省长被说成是“黄金案”的“后台”，夫妻双双被迫自杀！
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左路线掀起的妖风恶浪，正中关庆昌的下怀。“屈死了好人，笑死了贼”，正是这一历史插曲的又一描绘。谁能否认十年动乱，不是乱了我们，保护了关庆昌这样的坏人呢！
绞尽脑汁描绘画皮
关庆昌为了“更保险”，削尖脑袋往党里钻。一九七二年，工厂把他从车间调到财务科当成本员。他今天递一份“入党申请”，明天送一份“思想汇报”，处处显示他“紧跟形势”，“工作积极”。每天早晨，不到七点就进工厂，扫地，打水，把科长的桌子擦得溜光净亮，烟灰缸洗得干干净净。科里有同志要请假探亲，科长不同意，他给说情，“自告奋勇承担两个人的工作”。厂里上上下下，都说他是个“好人”。一九七四年，他终于被“纳新”入党，还当了工厂的“先进工作者”。
粉碎“四人帮”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为“四人帮”的“受害者”。工厂为他“落实政策”，重新任命他为生产计划科副科长。因为没有科长，他实际上主管全科工作，担任全厂的总调度。一九七七年，他还提了级，长了工资。
受他坑害的李榆同志下放到昭盟，他赶去送行，帮着装车。李榆从干校回来，他第一个跑去看望。今年春节，第一个上李榆家拜年的又是他！李榆的爱人王逊要作胆囊切除手术，又是他亲自找汽车送她进医院。骗得李榆的孩子也说：“关叔叔真是个好人！”他们哪里想到，就是这个“好人”，几乎害得他们的父亲送命？！
关庆昌靠着这样的伪装，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最近，更传说厂里要提拔他当副厂长，要派他到广州去参加重要会议。关庆昌踌躇满志，自以为从此平安无事了。
只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这八百两黄金“吃不了，用不了，卖不了，花不出”，这却难坏了关庆昌。为藏赃、销赃逃避人民的法网，他心惊胆战地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绞尽脑汁，描绘画皮。
原来，他住在工厂宿舍的三楼，已把金锭砌在了炉膛里。以后，他怕修房被人发现，主动与别人换房。一九六四年，他搬到小平房住，把金锭装在坛子里，埋在地底下，一埋埋了十五年。
一九七九年初，工厂分配给他一套新房。他让老婆、孩子先搬过去，自己留在小平房，花了十几个晚上，把金锭剁成金块。他砌了一个炉子，买了坩锅，从工厂偷了焦炭，从邻居家借了手摇吹风机。他取出剁开的一块金子，加进一个银镯（这是为了降低金的品位），开始熔化黄金。因为温度不够，熔了两次都失败了。
他从报上看到越南当局驱赶华侨、勒索黄金的消息，心生一计。去年八月十九日，他趁刘副厂长去北京开会之机，找到冶炼车间主任，谎说：“市银行给刘副厂长来电话，说有一位越南华侨冒着生命危险带回一块金子，由于成色不匀，市银行不好划价，求咱们厂重新熔炼一下。刘副厂长已答应了，请你给安排一下。”
第二天，关庆昌把没熔好的金坨子带到工厂，由车间主任陪着来到熔化班，既没有下生产通知单，又没有收生产加工费，也没有银行来的监熔人，就把这块金坨子放进工厂的高频电炉，熔化成形后，变成条状的成色均匀的金块。但仍有六斤多重，不好出手。关庆昌把金块藏在办公桌内，从车间借来扁铲，连续剁了四、五个晚上，把金块一分为二，带回家中。
正国法 大快人心
今年三月，国家提高了收购金银的价格。
四月，关庆昌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报道有人出售一万多元黄金，得款后全部存入银行。
四月十日，关庆昌和黄淑珍一起到中华路银行营业部观察情况。他看到出售金银的人很多，不用任何手续。他对老婆说：“是时候了，该出手了”。
四月十四日，他从附近储蓄所要了七张定期储蓄单，给黄淑珍、三个儿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各填了三千元的存单。
四月十五日清晨五点钟，他送黄淑珍到市银行门前排队。他急急赶回工厂上班，放心不下，又溜到银行，看到黄淑珍拿到钱，才回工厂。
关庆昌没有想到，做了十九年的黄金梦，转眼化为泡影。夫妻双双落入法网。
喜讯传到六一五工厂，全厂一片欢腾。多少职工当天就买肉馅包饺子，多少老伙伴聚在一起举杯祝贺。李榆同志的爱人王逊、包装组的工人小高和郭家志听到这一消息，更是忍不住热泪往下流：背了十九年的黑锅掀掉了！
人们为十九年的巨案终于破获而高兴，为粉碎“四人帮”后逐步恢复和健全法治的大好政治形势而高兴。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也证明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坏蛋，不管他怎样狡猾，如何伪装，隐藏得多么深，终将难逃人民的法网，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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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横溪大队党支部受到浙江省委表彰
本报讯 记者吴克强报道：浙江省遂昌县新兴公社横溪大队的共产党员在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被中共浙江省委表彰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这个大队的二十三名党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同现实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下定决心改变本大队的生产面貌，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哪里最艰苦最困难，共产党员就出现在哪里。
大队决定开发荒山，建设新桔园，全体支委和共产党员顶风冒雪，带头上山，破冻土，打坚石，大干苦干。党员们的行动影响和带动了广大群众，大家也都上山开荒地，开出了一百多亩梯地，种上了柑桔，在引溪水上山的施工中，老支书廖达富体弱多病，仍抢着干重活。许多共产党员不计较个人得失，勇挑重担。去年春，支部决定将砖瓦厂负责人、共产党员徐毛根调到第二生产队当队长，有人劝他说：二队干部之间有矛盾，生产落后，你年纪大，身体弱，工作难做，又要减少收入，还是不去的好。但老徐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要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能挑挑拣拣。他到二队后，团结带领群众发展生产，迅速改变了后进面貌。去年，全大队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
横溪大队的共产党员们，遇到艰苦的工作抢着干，在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面前却往后站。老党员温洪章一家祖孙三代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急需造几间新房。大队批给他家门前的一块空地作为地基。这时，从外地迁来一户社员，也急于找地基造住房。温洪章想到他比自己更急需，就主动把地基让给了他。几年来，这个大队发给社员的补助款达六千八百多元，而党员们却没有向集体乱支一分钱，乱要一粒粮。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全大队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去年粮食产量比一九七六年增长近一倍，社员生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该大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建立在高度政治觉悟基础上的。几年来，大队党支部通过上党课、过组织生活等，经常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要求党员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当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们确实成为带领群众搞四化的好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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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一批老干部担任顾问以后
积极协助所在单位做好工作
据新华社成都电 重庆市一百多名老干部当了各级领导机关的顾问后，积极发挥作用，协助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做好工作。
这批老干部、老党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召开各种群众座谈会，听取意见；在党的会议上，他们又认真提出各种意见、建议，出主意、想办法，协助党委做好日常工作。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委原副书记姚传德，在任顾问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深入一个人民公社、五个街道办事处，帮助整顿好了基层领导班子，还为当地群众办了许多好事。有一次，姚传德和区工作组干部到江北城调查时，当地群众要求解决孩子入托等问题。调查后，姚传德与有关单位商量，采取各种办法解决问题，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许多老红军、老干部当顾问后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并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和教育青年一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重庆钢铁公司顾问张志一为开展党的革命传统教育，曾到公司所属的十四个单位作关于党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重庆市第一商业局顾问张坚中，在深入基层商业单位检查工作时，发现不少单位不重视抓青年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青年中存在不少问题。他主动与各单位共青团组织联系，到各单位召开政工干部和青年职工座谈会，并先后到十二个公司、批发站、商店的基层单位作了一百多次关于党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使三千多名商业职工受到了教育。
许多担任顾问的老干部还抽出时间撰写革命回忆录，作为对青年一代进行教育的教材。七十二岁的老红军、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重庆分校顾问许凤翔，最近赶写了广西百色起义中红七军的革命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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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房产局第一住宅建筑公司顾问王兆恩（左一），不在其位，仍谋其政，经常深入实际，解决技术难点。
新华社记者 孙连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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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郝廷藻出以公心坚持原则
一年中接待处理来信来访六百多起
据新华社银川电 新华社记者谷忠诚报道：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委书记郝廷藻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去年五月担任县委书记以来，已接待群众来访来信六百多起。
常信公社谭渠大队第二生产队一九七六年被强行拆散，全队社员被迫搬迁到其它生产队居住。去年，这个队的干部群众找到老郝门上，要求恢复原生产队建制。郝廷藻送走了来访群众，立即把有关部门的同志找来，查询情况。他还到这个公社进行实地调查，广泛听取意见，对公社、大队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出了批评，并带着公社、大队的主要负责同志来到二队，向社员作公开检查，帮助他们建立和健全了各项生产责任制。
去年七月，一位基层干部写信反映，一些社队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不因地制宜，搞形式主义。郝廷藻责成县委有关部门认真调查解决，并将来信转发全县，以引起重视。他还深入到一些社队，倾听群众意见。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县委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纠正了农田基本建设中的一些错误做法。
郝廷藻在处理群众来信时，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敢于纠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担任县委书记不久，有人反映，在他过去蹲点的潘昶公社红星大队，一些干部对纠正“反坏人坏事”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有顾虑，怕给老郝处理过的错案平反，会引起他的反感。老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到这个公社，检查了那时所犯的扩大化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还把当时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及其受株连的家属召集在一起，征求他们的意见，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在老郝的影响下，这个公社不到半年时间，就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基本查清落实。
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过程中，郝廷藻深深感到，必须坚持原则，出以公心。今年年初，老郝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揭发县上一个副局长在下乡期间，多次擅离职守，外出聚众赌博，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这个副局长和老郝是“老同事”。老郝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他向犯错误干部的所在单位提出，必须对他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按照党的政策提出处理意见。后来，县委在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决定给予撤销他副局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