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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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人民内部矛盾要作具体分析
杨春贵
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理论上说,这似乎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许多哲学教科书和文章毫不含糊地回答:“团结——批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唯一正确的公式。
问题是不是这样简单呢?“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没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否还需要其他的方法?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不太成熟的意见。
人民内部矛盾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政治思想上是与非的矛盾,又有物质利益上得与失的矛盾,在科学和艺术领域中还有不同学派和风格的矛盾,等等。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同解决其他任何矛盾一样,也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它同任何科学公式一样,也有自己一定的适用范围。
大家知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是在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过去在党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毛泽东同志对党内和人民内部进行思想斗争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正式提出这个公式,是作为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方针提出来的。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针对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的情况,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提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里说的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显然说的是解决人民内部思想问题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方法;并没有说这是解决人民内部一切矛盾的唯一的方法。
事实上,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除了着重谈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以外,还谈到了许多其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例如,在谈到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合作社内部、合作社同合作社之间这些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他指出:“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谈到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以及少数民族问题等等的时候,除了指出从政治思想方面去进行教育工作以外,又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更直接从经济关系上谈到了许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原则。显然,在这些地方所谈到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都不是单纯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所能完全概括和代替得了的。
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一提到人民内部矛盾,便只归结为思想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就简单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与此相联系,在实际工作中也造成了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凡是发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往往只知道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因而掩盖了许多客观上不属于思想问题的人民内部矛盾,使这些矛盾越积越多,以致造成某些矛盾的激化。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认真进行总结的。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说,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说根本利益一致,也就是说在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上还存在着不一致,还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这种物质利益上的矛盾是一定要在人们的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有些人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有些人则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因而产生思想上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矛盾。对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毫无疑问,应当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但是,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归根到底,还要通过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去解决。解决思想问题可以为解决物质利益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却不可能完全代替物质利益本身的解决。
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毛泽东说:“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所谓和平的方法,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法;从经济方面来说,则是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和平赎买的方法,而不是剥夺的方法。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之间在利益上也存在矛盾,这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毫无疑问要批评各种官僚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思想。但是,必须在经济政策上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如何从经济利益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所说的“批评”,具有广泛的意义。它既包括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服教育,也包括学术批评、学术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这个公式的具体体现。总之,要用民主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思想、学术、艺术上的种种矛盾。
但是,必须指出,即使在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上,也不能说只有这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而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思想上的分歧,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产生的原因往往比较复杂,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是由各种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在处理复杂的思想问题的时候,仍然需要作具体分析,在正确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的同时,常常还需要采取别的方法。
例如,在学术领域中,是与非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批评,不同学派和观点之间的争论,都有助于明辨是非,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整人的方法,强制推行一种观点、一种学派,禁止另外的观点和学派,都是有害的、错误的。但是,应当看到,有些学术上的分歧往往是由于争论双方在占有材料上都还不够充分,彼此都很难使对方信服。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争论也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它需要双方各自继续进行实践和搜集材料,才能解决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否则,只是口枪舌剑、一味地打笔墨官司,仍然是徒劳无益的。毛泽东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这里谈到的就是讨论和实践两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不相容的。
这方面的事例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人们对光的本性提出了两种学说,一是惠更斯的波动说,一是牛顿的微粒说,双方争论得很激烈,但是,当时还缺乏足够精确的实验材料来判定两种学说的是非,只是由于牛顿的威望,微粒说才占统治地位达一个世纪之久。矛盾并没有解决。后来,科学实验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为微粒说所无法解释,波动说才占了上风。可是,再后来发现的一些实验事实,波动说又不能加以解释。到了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等人从新的实验事实出发,推广普朗克的量子说,建立起波动说与微粒说相统一的光量子说,才解决了人们认识上的这个矛盾。试问:如果不是通过反复的科学实验,只是关起门来在那里批评、争论,矛盾能够解决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在,在基本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生命科学等各个科学领域,人们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学术讨论、学术批评固然可以推动这些研究的进展,但是,从根本上说,则是要靠人们深入的实践去解决人们之间这些认识上的分歧。把学术批评、学术讨论看成是解决人民内部认识上矛盾的唯一方法,并不是彻底唯物论的观点。
再比如,官僚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主要是批评教育的问题。但是,应当看到,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以外,和我们的某些制度不够完善、组织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等等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大力精简行政机构,并在干部的考核制度、奖惩制度、罢免制度、退休制度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在经济上则要改变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铁饭碗”制度。只有从多方面同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总之,注重矛盾的特殊性,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是我们解决一切矛盾,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凡属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应当坚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凡属人民内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则应当通过经济的方法去解决,同时配合以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于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由于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须是多方面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切简单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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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
李洪林
据说,有两种长官。一种是有意志的长官,这是好的长官;一种是没有意志的长官,这是不好的长官。
前些时候,大家对“长官意志”批评了一阵,有的同志就说话了:你们批评“长官意志”,难道要没有意志的长官吗?
其实,人民要的是公仆,而不是长官。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长官,人民当然不要。那种有意志的长官,人民也不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有意志的长官还不如没有意志的长官。没有意志的长官,无非是多消耗一些俸禄而已,能量毕竟有限。那种有意志的长官,如果误用他的意志,就会给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害。
有一年我在一个县里,看见好好的田地被一些新的和旧的渠道分割得乱七八糟。旧的渠道还没有挖成,又填上了,在旁边又挖开新的渠道。为什么呢?新来的县委书记嫌前任县委书记主持开挖的渠道不整齐,于是用尺子在全县地图上画出等距离的方格,象棋盘一样,新的水利大会战又开始了。这就是他们的“学大寨”。中国人民是勤劳的。可惜在这种“长官意志”的瞎指挥下,有多少劳动白白地浪费了!把这些年的无效劳动加起来,用到有用的地方,中国的面貌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群众痛心地说:“张书记挖了王书记埋,李书记上任又重来。”(注:这些姓氏都是代号。)
“意志”这种东西,本身无所谓好不好,要看它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意志,是错误的。错误的意志是要在现实面前碰钉子的,但它并不是不起作用的。它要起一种相反的作用,也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作用。如果错误的意志出在一般人的身上,“败事有余”的作用还比较小。如果它出在掌权者的身上,那“败事有余”的作用就大得多。他掌的权有多大,就能在多大范围内把事情弄糟。而且他的意志愈坚强,便会把事情弄得愈糟糕。例如,刚才说的那位县委书记,他的能量就足以把一个县搞得天翻地覆。如果他的权力更大,随便在一个省的地图上用尺子画些线条和方格,那后果不是更糟糕吗?
被人叫作“长官意志”的这种意志,虽然没有法定的含义,但是一般都是用来专指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只有那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的干部,才被人民看成“长官”。“长官”的头脑里产生的意志,往往是主观主义的。因此,当人听到“长官意志”的时候,不会产生好感,是很自然的。
有没有好的长官和正确的意志呢?不赞成批判“长官意志”的同志,大概就是这样想的。
封建社会确实有清官,很有作为。这种长官,不能说坏;他的意志,未必不好。为人民所传诵的包拯和海瑞,就是这种长官。但这只能是封建社会的事情。因为在那种社会里,除了革命,只能指望有个好的皇帝和清官。可是,时代不同了,今天已经是人民共和国。根据宪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没有长官的位子了。在这个国家里,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应当是人民的勤务员。他只有义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权利把自己当作人民的长官。他如果想的是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不会从脑子里产生出“长官意志”了。这时他当然也有意志,但只能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这种意志当然很好,但是谁也不会把它叫作“长官意志”。这种干部当然很好,但是谁也不会把他当作长官。
中国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这是我们新长征路上的沉重负担。更快地甩掉这个包袱,实在是四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把干部看成人民的长官,或者干部自以为是人民的长官,就是封建主义传统的一种表现。对于这种现象,当然不必大惊小怪。但是,这是有关我们国体的原则问题,是有关共产党员思想作风的原则问题,原则问题不应当含糊。对“长官意志”的不同看法,主要的分歧不在于这种意志有没有正确的成分。问题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干部究竟是长官还是公仆?这个问题必须讨论清楚。有的同志居然写文章为“长官意志”辩护,说是“长官意志”不可一概批倒,批倒了将使干部“无所措手足”。这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奇闻。这种文章看起来好象是在维护领导的威信,其实是在帮倒忙。如果我们真正爱护领导,爱护干部,就应当批评“长官意志”,不管它表现在谁的身上。我们应当提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赞美人民公仆,而决不应当从“长官意志”里找出好东西,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助长干部当长官,在客观上推动他犯错误。过去我们已经吃够了“长官意志”的苦头,在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中,浪费了多少人力,糟踏了多少财富,耽误了多少时间,留下了多少伤痕!现在好不容易才从混乱中走了出来,转上按照人民的意志、按照客观规律建设四化的轨道,难道我们不应该大声疾呼“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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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
江洪其 黄学忠
加强对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这是当前经济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前要十分重视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人民物质生活的各种需要主要是通过市场来得到满足的,市场需要的状况和变化基本上反映了人民物质生活各种需要的状况和变化。因此,了解人民物质生活的各种需要,除了可以直接向消费者进行调查外,就是要调查研究市场需求的现状和变化。而市场需求的现状和变化要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诸如人口的增长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消费习惯的变化,消费者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心理状况的变化,以及思想道德观念的变化、中外交流的发展,等等。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又刺激着消费的增长和变化,从而也影响市场需求变化。这些制约和影响市场需要变化的各种因素,不下大气力进行调查研究,是不可能及时掌握的,更谈不上对市场需要发展趋势的正确预测。
其次,制订各项计划必须面向市场,以市场需要作为制订计划的重要客观依据。如果计划不反映市场需要量和构成的变化,这种计划就缺乏客观基础,失去了科学性。前些年,我们对市场需要调查研究不够,制订计划往往从主观的意愿出发,造成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脱节。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更为重要。当前,有些工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找米下锅”,商业部门逐步扩大选购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如何及时地准确地掌握市场需要的万千变化,安排生产和组织商品收购,就取决于我们对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认识程度,以及市场预测的正确与否。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掌握市场需要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性,就根本谈不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市场供求的变化会更快更大。诸如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和生活的改善,引起童车销售量的剧增;服装的日益新颖又引起手提包式样和其他装饰品的需要的变化,等等。这些商品的供求变化,如果不花功夫进行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及时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和流通,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甚至还会影响到一些企业的生存。
第四,进行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是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果的迫切要求。当前,许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经济效果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很多生产经营的决策权已下放到企业。每个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与市场发生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与市场的联系将越来越密切。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因此,市场需要及其变化,就成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前提和重要依据。企业只有把市场需要和变化趋势,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同企业自身状况和发展目标协调起来,通过研究分析,选择最优方案,才能取得生产经营的主动权。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远远不够,很不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甚至造成重大损失。
第五,进行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是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要求。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是关键。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压缩长线产品,拉长短线产品。但是,什么是长线产品,长了多少?什么是短线产品,短到什么程度?这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能确定的,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由于市场需要总是在不断变化,长线或短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充分调查研究了市场需要和变化,才能有助于确定哪是长线产品,哪是短线产品,以便进行截长补短的调整工作。当前在贯彻八字方针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对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市场需要量和构成变化趋势的研究分析很不够,使调整工作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最后,进行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还是解决当前工商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工商矛盾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工商矛盾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工业方面从自己的生产能力和原材料状况出发安排生产,而商业方面认为有的产品产大于销,不愿收购,有的产品市场需要,工业又生产不出来。在计划衔接时,往往各执一端,争持不下。今年,武汉市产销计划衔接时,又有二十九种产品由于工商双方意见分歧很大而不能衔接。如何解决?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开展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如果真的是市场不需要,就要下决心转产,如果是供大于求,那就压缩生产。可是现在的情况是,究竟是工业方面的意见对,还是商业方面的意见对,谁也说服不了谁。因此,要解决工商矛盾,就要加强对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把双方的认识统一到市场需要的客观基础上。
怎样加强对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认为应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对市场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把对市场需要进行调查研究作为“资本主义生意经”加以讨伐,一些重视市场需要调查研究的同志被打成“业务精”加以批斗。另一个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市场需求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商店有什么消费者就买什么,反正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哪里还去搞什么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现在,情况不同了,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需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这个问题,已经十分迫切地摆在各级领导的面前。再不认真进行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就会贻误四化建设。
第二,各个经济部门、各个企业都要建立进行市场需要调查研究的情报机构,从组织上予以保证。一九六六年以前,特别是在五十年代,许多部门和企业都设有专门的机构,配有专职人员,效果是很好的。近年来,从武汉市的情况来看,凡是恢复和设立了市场调研机构的单位,哪怕是还不健全,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当前,设置市场调研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已是当务之急。在各个企业和部门设立市场调研机构的基础上,在全国根据经济区域设立若干市场情报中心,形成全国市场情报网,收集、交流和积累各地和国外市场情报资料,研究市场变化趋势和规律性,并负责培训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出版这方面的刊物。我们建议有关经济院校设立这方面的专业或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培养专门人才。
第三,建立各种相应的制度,采取各种有力的措施来确保市场调研工作的开展。例如,建立同类企业生产档案,掌握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外企业的基本情况;建立产品用户档案,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消费者对产品的各种意见、消费量和变化趋势;建立商品档案,掌握商品销售情况、影响商品销售变化的各种因素等。当前,还要采取措施,交流推广国内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研究借鉴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提高市场调研工作水平。
第四,要特别加强对农村市场需要的调查研究。我国农村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市场将越来越繁荣兴旺。如果不通过全面调查和典型分析来掌握农村市场需要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就会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处于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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