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文艺战线思想解放的丰硕成果
——一九七九年文艺一瞥
陈荒煤
一九七九年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贯彻、思想解放继续深入的一年。由于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加速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文艺工作面临着新的伟大历史任务，也由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艺术事业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九七九年二月，《文艺报》、《电影艺术》第一次发表了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受到全国文艺界热烈的欢迎。讲话的发表不仅为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而且也为清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文艺报》二月间举行的文艺理论座谈会，就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对历次文艺运动中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着重研究了怎样正确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思想僵化的问题。
这一年，文艺界还开展了关于歌颂与暴露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向前看、向后看”的文学的争论；文艺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讨论；文艺是否要反映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以前，《文艺报》与《文学评论》又召开了批判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的座谈会，继续深入批判极左思潮。这些讨论和批判，对于澄清文艺战线上历次思想斗争中反复受到的“左”的干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是非常需要的。例如，对林彪、“四人帮”批判的所谓“黑八论”，特别是“写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写中间人物”论的重新讨论；对一九五七年发表的王蒙、刘宾雁等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桥梁工地上》这一类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的重新评价；对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同志的批判的平反；对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以及赵树理、老舍等同志一系列作品的再评价，都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活跃思想，总结经验方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大促进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
文艺界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艺创作的繁荣；这既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又促进了思想解放的深入。这一年，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电影（包括故事片、新闻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个新时期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已经初步形成。
文艺创作的繁荣，首先取决于题材是否多样化，是否冲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各种禁区，是否冲破过去理论上的片面性所形成的人为的限制。事实证明，只有题材多样化，文艺创作才能广泛、真实、深入地反映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开掘出许多应该表现的深刻的主题，才能调动广大作家的积极性，才会有风格样式的多样化和典型的多样化，才会有真正的百花齐放。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评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优秀影片和青年优秀创作奖，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评奖，摄影作品评奖的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
以短篇小说为例——因为它在文艺创作中是一支轻骑兵，它短小精悍，勇敢地出现在我们时代的前沿阵地上，不断进行探索、侦察和狙击。这里一个值得高兴的现象，是许多作品已经表现了普通的人物，尽管他们身上还多少带着伤痕的烙印，可是，他们终于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投身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斗争洪流中站了起来，重新焕发了青春。如《谁生活得更美好》、《我们家的炊事员》、《我爱每一片绿叶》、《空谷兰》等一类题材。
引起广大读者注意和欢迎的《乔厂长上任记》和《船长》，触动了当前社会上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带头人和实干家！不少群众就是这样呼吁：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厂长和实干家，即使这些英雄还有缺点，也不愿看到高踞于领导岗位上那种力求稳妥、缺乏专业知识又无所作为的领导人。话剧《报春花》中塑造了一个重新返回领导岗位的李键，也受到群众的热爱。
还值得高兴的是，不少作家怀着总结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心情，更进一步探索一些历史悲剧的根源，发人深省，开拓了更为广泛的题材。例如中篇和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啊！》、《剪辑错了的故事》、《内奸》、《李顺大造屋》、《黑旗》等。
由于广大群众急切期望早日迈开步伐向四化进军，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和不良现象，对特权思想、官僚主义、青少年犯罪等等形成的阻力，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反感、愤慨和忧虑。于是象话剧《报春花》、《权与法》、《未来在召唤》、《救救她》，短篇小说《悠悠寸草心》，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就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
十年浩劫遗留下的“伤痕”，不可能一旦消逝，文艺创作既是生活的一面镜子，终究还要反映出这一方面的某些烙印来。可是，看得出来，许多作者都企图透过悲剧性的题材，挖掘出更值得思索的问题，使得主题提炼得更深刻，回答一些原来象迷雾一般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谜。于是，象短篇小说《重逢》、《记忆》，歌剧《星光啊，星光》这一类作品，就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当时严酷的现实。
我们伟大的人民，事实上已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医治创伤，振奋精神，团结起来，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历史必然要向前发展，但严重的历史教训却不是能够忘却的。正如《记忆》中最后所说的：“共产党人……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错误，造成的损失，牢牢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
为什么悼念与歌颂张志新烈士的报告文学、诗歌、绘画那么风行一时？那就是人民既要歌颂这位烈士敢于和林彪、“四人帮”进行大无畏的斗争的崇高品质，又不能不满怀义愤难以忘却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因此，有些热情、真挚、悲痛的诗歌令人难忘，如《小草在歌唱》、《题在花圈上的诗》等。
为什么在文艺创作中，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绘老红军、老干部、老科学家崇高品质和光辉形象的作品不断涌现？这也是在缅怀他们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又不能忘却他们竟然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严重教训，表达了人民异常悲愤的怀念和崇敬的心情。话剧《陈毅出山》、《神州风雷》，电影《曙光》、《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国画《人民和总理》，组诗《献给一个生者和两个牺牲者的歌》、《白花与红花》、《对一座大山的询问》、《高山之歌》，短篇小说《虎将行》、《小镇上的将军》，就是这一类很有代表性的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命运》，比较集中地报道了从周总理病重到逝世以后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而报告文学《大雁情》、《她有多少孩子》，话剧《沉浮》，电影《苦难的心》，则热情表现了老科学家的新生和他们的命运。
题材的多样化，还给文学艺术带来一些罕见的奇花异草，使得文艺园地更加瑰丽多彩。历史剧《王昭君》和《大风歌》，舞剧《丝路花雨》、《召树屯和楠木诺娜》，电影《傲蕾·一兰》，动画片《哪咤闹海》以及首都国际机场的大幅壁画，无论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艺术形式上都在进行大胆的探索，富有民族特色，取得了可喜的新的成就。
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中篇小说实际也是一个丰收年。它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主题、新颖的题材，深刻地描绘了一些时代的悲剧。作者们都以自己独特的观察力，面向生活，真实地描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风云变幻的激动人心的各种斗争，深刻地通过各种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的风暴，从党和国家的命运，从人民和忠实于人民的干部的命运中，探索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和教训，接触到我们生活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迫切关心、普遍关切的重大社会问题。诸如《第十个弹孔》、《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天云山传奇》、《永远是春天》、《春寒》、《布礼》等等，无论是在取材、主题、结构、情节、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各有其特色。《第十个弹孔》的作者笔锋锐利，敢于短兵相接，能够挖到那些打不倒的人物灵魂的深处，把他笔下的鲁泓这个人物暗喻为超过百龄的老树，今后“步履迈得更加坚定有力”了。作者对这样的人物给予热情的赞扬，正如作者在篇头一开始就问道：“我们应该唱的，难道仅仅是伤痕的悲歌？……”表达了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思考而实际又以自己创作实践回答了的问题。《永远是春天》的作者以一种女性特有的缠绕人们心灵的柔情，娓娓动听地给我们讲完韩腊梅的故事后，向我们叹息地宣告：“在这洁白的世界里，一株鲜艳的腊梅正在雪中盛开”。
其实，何止是一株！今年春天，她不是在《人到中年》中又给我们捧出一株“傲雪的寒梅”么？
中篇小说的丰产，是否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文学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之路呢？短篇小说虽然有其轻骑兵狙击手的作用，然而，要打开深邃广阔的时代的大门，要向历史的纵深发展，就不免显得力量不足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逝去的历史上的某些问题逐渐澄清，作家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入，他们的艺术技巧能力也不断提高，这就促进了中篇小说的发展。这也说明在不久的将来，概括历史全貌，反映时代特点，有更高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优秀作品也必将接踵而来！例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二次握手》、《生活的路》、《黄河东流去》、《将军吟》、《破壁记》等等，就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在这篇短短几千字的文章中，要概括一九七九年文艺创作繁荣、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活跃的面貌，实在是极困难的。尤其是对优秀的作品的提名，难免挂一漏万！就以诗人为例，艾青、贺敬之、严辰、白桦、公刘、柯岩、李瑛、叶文福等同志，都发表了不少新作，其中有的诗人既歌颂了自卫还击战中的新的英雄，也为老一辈无产阶级战士谱写了颂歌，为思想解放、四个现代化发出召唤。艾青在《党的赞歌》中曾预言“让我们从地球出发，飞向太阳”；白桦则呼号“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骆耕野的《不满》和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则发人深思地提出了诗人的质问：“你将怎样去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至于大量的业余作者的新诗也不乏优秀之作。
再以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大量通讯报道与诗歌为例，也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作品。如报道《爱情凯歌》，短篇小说《战士通过雷区》，诗歌《在燃烧的战场》、《代战士致祖国》等等。
再以电影为例，各类题材的作品，有许多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如《小花》、《瞧这一家子》、
《苦难的心》、《啊！摇篮》、《泪痕》、《樱》、《归心似箭》，都无法一一列举了。
这一年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抹煞的！但是文艺战线和其他任何战线一样，不能说没有缺点和错误，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任何阻力和障碍。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的时期，在文艺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精神领域中，要求所有的创作和评论都百分之百正确，要求任何闯将不出一点差错，要求在百花盛开的园地不见一根杂草，那是不现实的。文艺阵地不可能是一个真空地带。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余毒，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错误思潮、西方文艺的影响，以及我们长期工作中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都不可能不影响文艺创作。例如，现在有极少数作品脱离生活，过于追求离奇的情节；或以偏激的情绪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而忽视社会效果；或者沉湎于“伤痕”的刻画，不能给人以鼓舞力量等等。当然，特别应该看到，这种现象在少数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更加证明，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怀，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有力的引导。
总之，一九七九年是文艺界思想解放、理论活跃、创作繁荣、新人辈出的一年。正如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所讲的：“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而一九七九年的文艺工作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最生气勃勃的一年。小平同志对三年文艺工作的评价，是历史的科学评价，是党对文艺工作的最崇高的评价。这一九七九年的丰硕成果，必将为一九八○年的文艺的发展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我们相信，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必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开辟一个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的新时期。
〔本文是作者为大百科全书一九七九年年鉴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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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振奋革命精神，办好文艺期刊
本报评论员
由中国作家协会召集的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最近已在北京圆满结束。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进一步提高文艺期刊的思想和艺术质量，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致的《祝辞》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和文艺期刊所作出的贡献分不开的。文艺期刊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培养人材等方面，都发挥了它既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又是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积极作用。仅就繁荣创作这一点来说，三年多来，各种期刊发表了大量题材新颖、风格多样的作品，短篇小说令人瞩目，中篇小说异军突起，剧本创作骁勇矫健，诗歌散文丰富多采……，各种形式的创作这样活跃，作品在群众中受到那样欢迎，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文艺工作，包括文艺期刊所取得的成绩是客观存在，谁也否定不了的。
文艺期刊是党的报刊的一部分，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革命报刊在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发挥过特殊重大的作用。今天，我们的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十分重视革命报刊、包括文艺期刊的特殊的战斗作用。我们要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振奋革命精神，满怀信心地把我们的文艺期刊办得更丰富多采，更有生气。
办好文艺期刊，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三年来，如果不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种种禁区，大胆表达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文艺创作中，能出现那么多有血有肉、充满生气、动人心弦的优秀作品吗？我们一定要充分估价文艺战线所取得的成绩，懂得成绩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坚定我们的信念，继续沿着党所制定的路线前进。党中央负责同志一再重申：党中央的路线是坚定不移的，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也是决不动摇的。我们做文艺工作，包括编文艺期刊的同志，一定要相信党的路线和中央的决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中央的正式文件、正式决议，确定我们的具体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安排，绝对不要凭道听途说，或听到个别同志发表的个人意见，就左右顾盼或手足无措。
办好文艺期刊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地估价文艺战线的形势，对出现的问题加强积极的引导。文艺战线，包括文艺期刊成绩是很大的，总的倾向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例如，少数刊物上的个别作品，有的比较平庸，艺术上很粗糙；有的格调不高，迎合了某种低级庸俗的趣味；有的反映的问题虽很尖锐，却不那么准确；也有的调子低沉，流露了阴暗、伤感的情绪……。对于刊物上出现的这些缺点和问题，不能夸大，把支流说成主流，从而动摇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信心；但是，也不能忽视，掉以轻心。不然对党的事业不利，对文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我们应该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不要“一刀切”，不要大轰大嗡，更不要刮台风。当然，要解决问题也不能没有一点风，要和风，有时还要一点雨，要细雨。我们要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加强政治责任感，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和交换意见的方式，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的方式，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文艺期刊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力争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
办好文艺期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就是要关心我们的编辑队伍，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编辑是“无名英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地为繁荣创作、培养人材辛勤工作，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理应受到尊重。我们的各级领导都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应该积极创造条件，适当改善他们的待遇，改善他们的学习条件和工作条件。我们相信，有党的支持，人民群众的支持，编辑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一定能把我们的文艺期刊办得更加丰富多采，更加有声有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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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人·写神·写英雄
纪怀民
有的同志说，在文艺创作中，林彪、“四人帮”要把人写成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人写成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恰切。在塑造人物问题上，林彪、“四人帮”鼓吹造神论，提倡写“高、大、全”式的人物，是形而上学的。但如果从“造神论”发展到“摄像论”，忽视人物塑造的典型化，也同样是形而上学的。文学创作中的“摄像化”，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模拟，不可能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现象反映本质，通过个性刻画再现生活的真理。我们反对对英雄人物的神化，但决不能说一写英雄人物就是神化。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十九世纪下半期在西欧流行的一些文学流派，脱离具体现实，专事杜撰一些离奇、怪诞可笑的人物，斥责它们是“恶劣的个性化”和“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由此可见，我们在人物塑造问题上，切不可从一个极端发展到另一个极端。
在人物塑造问题上，林彪、“四人帮”的那套“三突出”、“三陪衬”的三字经，规定作品只能写英雄人物，并把英雄人物神化，这当然是完全荒谬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文艺作品在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同时，不再需要着力于塑造代表人民利益的英雄人物或理想人物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是一贯重视塑造和描写本阶级的英雄人物和理想人物的。列宁曾经给予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以极高的评价，称赞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母亲》之所以获得列宁的赞许，是由于高尔基成功地塑造了巴威尔和他的母亲彼拉盖雅·尼洛夫娜的英雄形象。巴威尔母子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革命道路，为俄国工人的两代人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艺作品描写和歌颂英雄人物及其业绩，必然会给人民树立学习的榜样。虽然反面、落后的人物形象也可以给人以警觉；但是英雄、先进人物形象的独特作用，是其他人物形象所代替不了的。从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来看，正面教育的作用有时会比反面教育的作用更收效。对年青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如此。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岩》、《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对青年一代起过多么巨大的教育作用！我们通过许多英雄人物成长中受到文学影响的感人事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称赞文学的教育作用时，说它比哲学更有说服力，它是一种更生动的制胜手段。
恩格斯对如何正确地塑造英雄人物，有深刻的理论，还有亲身的创作实践经验。一九七四年三月，法国巴门市的恩格斯纪念馆馆长米歇·格弦里木在德国诗人阿道夫·舒尔兹的遗稿里，无意中发现了恩格斯的文学剧本《科拉·迪·利恩齐》。恩格斯以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了一部文学作品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尤其是塑造反映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
当今，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纷纷涌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应当表现他们的理想，塑造新的丰富多采的英雄形象，用以培养一代新人，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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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音乐笔谈
编者按：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我国的群众歌曲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热烈欢迎。这是主流，应该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目前创作和演出中，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在群众音乐生活中也有某些不良的现象。广大音乐工作者担负着繁荣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光荣任务，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破除各种束缚、障碍，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努力创作出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的新作品，用健康的音乐陶冶听众，帮助听众培养高尚的情操和爱好。下面发表几位同志的文章，以期引起大家注意。
要对青年加强美育教育
刘诗嵘
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对人类文化采取禁锢政策，不仅使年轻的一代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而且也降低了他们的免疫能力。有一些青年人如闭居深山的小和尚，乍一出山，见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目迷五色，无所适从。产生这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感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由于我国教育工作中美育教育一直是个十分薄弱的环节，使一些青少年几乎处于“音盲”的状态，分不清音乐的优劣和美丑，更缺乏社会、历史的知识。因此，才对《何日君再来》、《桃花江》这类旧时代的电影歌曲，丧失了鉴别能力。对于一些新传入的西方或港、台的流行歌曲，也由于上述原因，不分良莠地盲目接受，甚至模仿起来。
我认为，将目前社会风气中的某些消极现象，尤其是青少年中的不良倾向，完全归咎于流行歌曲的影响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任何事物的变化，有外因，也有内因，但主要还是内因起作用。正是因为某些青少年的世界观中有了消极的因素，才具备了接受不健康的流行歌曲的土壤。社会上的某些不良风气与不健康的文艺的流传是互为因果的。要改变青少年中某些不良风气，要从解决整个社会问题来“综合治理”，头疼医头是不能根治的。很难设想一个有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有比较丰富的文化修养、热爱并熟悉世界上的一些优美文化艺术的青年，会迷上那些庸俗的不健康的流行歌曲。作为一个建议，我希望各级党、政、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以及教育部门，首先应解决青、少年在整个人生道路上的理想、世界观问题，同时加强美育教育，在学生、职工中开展丰富多采的业余文化活动，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品德有所帮助和促进。也希望我们的作曲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我们今天的时代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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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时代曲”及其它
李焕之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与各国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的日益发展，西方与港、台的流行音乐和“时代曲”的传入，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所谓“时代曲”，是由二十世纪初期兴起的爵士音乐发展而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标榜为“时代曲”，是因为它拥有不少的听众，有风靡一时的“歌星”。传播这种音乐的场所不是在音乐会上，而是在茶馆、酒楼、舞厅等地方。这种音乐在三十年代传入我国后，也就相应地出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特点的流行歌曲，诸如《特别快车》、《桃花江》等等。
三十年代的中国，外有强敌侵凌，内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西斯专政，人心所向的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民主。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音乐运动，产生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歌曲，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它唤起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团结起全民族爱国志士起来进行斗争。在这样一个革命浪潮滚滚的时代里，革命歌曲是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它与当时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相抗衡，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成为人们战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在那个年代里，流行歌曲是腐蚀人们意志，使人沉湎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享乐之中，把祖国的危亡、人民的苦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革命音乐工作者和爱国、进步的青年对那种靡靡之音，从来是反对的、鄙视的。
岁月流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流行音乐也在发展变化中。对于生长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人，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被打破之后，一接触到这些流行音乐，在眼花缭乱中感到有点“耳目一新”。其实，对我们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这种流行音乐是老对手了。不过，老对手并不完全是老相识，似曾相识而容颜改。当今的“时代曲”是花样翻新，内容与形式都有着多样化的发展，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别对待，不能通通把它们列为靡靡之音。
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流行音乐，当然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人们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同时也反映出某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审美习惯和要求。因而，流行音乐之所以形成它特定的格调，是某种社会生活情调的反映。所谓“时代曲”，它只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角。我们需要欣赏一些好的、高尚的外来音乐，它可以开阔我们的精神生活，增长见识，扩大视野。而那些格调不高、宣扬爱情至上、忧伤郁闷，反映了变态心理，甚至庸俗低级的外来流行音乐，是同我们同心同德奔向四化的社会生活和昂扬健康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的。我们社会主义时代，要求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创作出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优美的音乐篇章，以满足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对音乐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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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爱唱什么歌
石祥
战士爱唱什么歌？我在下连教歌中作了一些调查，发现：战士爱唱革命的歌！战士爱唱前进的歌！战士爱唱健康的歌！
革命的歌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是这样。在朝鲜战场上，战斗英雄郭恩志所在连队，弹尽粮绝，人员所剩无几，而敌人又重重包围过来，这时他们在炮火硝烟中高唱起《我是人民的好战士》，与敌人战斗。在这次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在前线又亲身感受到革命歌声的威力。在莽莽的十万大山，巍巍的友谊关头，战士们高唱着《我的祖国》、《杀敌立功歌》等歌曲，踏破红河激浪，冲过密密丛林，战歌伴着战士冲锋陷阵，那时我真正感到：歌声也是枪啊！歌声也是炮啊！
在战争年代，革命歌曲能鼓舞斗志，是克敌制胜的一种武器。在和平时期，歌曲的题材和形式应该百花齐放。革命的歌曲，特别是部队急需的进行曲式的队列歌曲，也应该得到发展和提高，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总政文化部最近向全军推荐的革命歌曲，题材相当广泛，和部队当前的战斗任务紧密配合：有反映部队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有抒发军民鱼水之情的，有描写训练生活、开展杀敌竞赛的，以及体现战友亲密团结等方面的歌曲。它们大都取材于部队的现实生活，具有部队特有的气质和风格。
当然，这些歌曲还有不足，还远远满足不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需要。如有的歌词内容不深刻，有的词句也较陈旧，有的曲调不太新颖，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唱革命歌，鼓长征志。我们希望歌曲创作者，进一步提高创作质量，欢迎广大诗人、作曲家为部队创作优秀歌曲，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谱写壮丽的凯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