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谈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问题
张曙光
目前，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问题，这是我们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和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严重性和危害性
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并不是个别部门、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生产建设的发展，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机械工业中，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有八、九个机械工业部门，十几个非机械工业部门，还有十几个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机械工业；很多工厂“大而全”、“小而全”，从翻砂到加工到装配，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因而，很多机械工厂重复生产品种规格、工艺技术、结构性能大体相同的产品。例如，我国的汽车厂有一百三十多家，但年产量并不多，车型牌号就那么几个。我国的轴承厂有几百家，产量不及日本的一家。一个工业原先就比较发达的省从一九七○年以来的九年间，共建设了二千八百八十个机械工业企业，增加了一倍，几乎平均每天建设一个新厂；仅交流电机一种产品，省内就有七十一家工厂同时生产。机械工业的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是造成加工工业过大、机电产品大量积压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冶金工业中，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情况也很惊人。全国除重点钢铁企业外，每个省不管有没有矿石、煤炭，都要搞一个到几个中型钢铁企业。现在全国的小高炉还有几百座，大都生产普通的碳素钢，而且能耗高、质量差。江苏有一个专区就有小轧钢厂十一座，生产大致相同的型材，设备利用率很低。
在化学工业中，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现象也不少见。以化肥生产为例，引进的十多套大型化肥装置，有的由于原材料不足，没有达到最大设计能力，而中小化肥厂到处都是，生产的又大都是氮肥，而磷肥和钾肥却生产得很少。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由于重复设厂和电力不足，河北省有一个地区的三、四个电石厂被迫停产转产，而与它相邻的另一个地区却在一缺煤、二缺电、三缺石灰石的情况下，大办小电石厂，已经建成的几家正常生产尚难维持，目前在建的还有五处。
在轻工业系统中，类似现象也到处可见。而且往往是大的、技术水平高的厂子吃不饱，小的、技术装备差的厂子还在建设。例如，苏州市属的两个大缫丝厂生产能力有余，而供应苏州蚕茧的几个县的社办小丝厂却在迅速发展，致使苏州市的大厂停产数月，生产的厂丝不能满足织绸的需要。广东的江门甘蔗化工厂，由于生产甘蔗的几个县纷纷建设小糖厂，原料来源减少，只能发挥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辽宁味精厂生产的“红梅”牌味精已赶上世界水平，畅销十四个国家和地区，但由于缺乏粮食原料，产量只及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而其他省区却又办起了一百几十家味精厂，这些厂往往用二、三倍的消耗也生产不出高质量的产品。
引进工程也出现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现象。例如，有一个汽车厂，从国外引进十一条生产线，其中有四条铸造生产线，根据目前生产的需要，三、五年内根本不必引进。集成电路引进一两个就够了，一下子搞了七个，有两个部门各引进集成电路用铬板生产线一套，可满足全国一、二十年生产发展的需要。
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普遍存在和不断发生，已经给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第一，打乱了综合平衡，破坏了计划经济。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大量出现，开始于一九五八年。在十年的混乱中又进一步发展起来。那时，正常的生产建设秩序、科学的计划管理遭到破坏，随意布点、盲目建设，成了经济工作的常规，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这种现象的普遍出现，反过来又进一步破坏了综合平衡和计划工作，加剧了生产建设的盲目发展和无政府状态。有的部门和地方为了自己方便，为了取得某种利益，为了不受制于人，便在已有生产能力旁边再搞上一个生产同样产品的建设项目。为了上这个项目，资金到处乱抓，物资到处乱挤，甚至不惜把当前生产用的资金和物资，也挪用到基本建设上去了，造成计划外工程大批上马，计划内工程不能完工投产，使得基建战线越来越长，产品积压越来越多。计划经济变成了一种半计划甚至无计划的经济。
第二，降低了生产效果，造成了巨大浪费。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现有生产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又建设一个生产同样产品的厂子；第二种是在现有需要已经满足的情况下，再搞一个企业重复生产同类产品；第三种是在一无动力、二无资源的情况下，再搞一些工厂与现有企业争原料、争动力。这样一来，就造成一种怪现象：建新厂，关旧厂；办小厂，停大厂；开技术装备差的厂，挤技术装备好的厂。一句话，关经济效果好的厂，开经济效果差的厂。以上述缫丝和制糖生产为例。由于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有个县调往苏州市的蚕茧，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七二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且多为缫不出高档丝的秋茧（把高质量的春茧留下自用），而社办厂设备差、技术低，每缫一担丝比市属厂多耗用二十八斤茧，质量低两个等级，造成厂丝数量大减，质量下降，降低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制糖生产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江门甘蔗化工厂是包括制糖和造纸的综合性企业，利用每吨甘蔗可创造一百九十八元的价值，而其他小厂只搞制糖，却把造纸用的重要原料蔗渣作为燃料烧了，利用每吨甘蔗只能创造一百一十一元的价值。
第三，削弱了经济管理，阻碍了技术进步。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是破坏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一种腐蚀剂。出现这种现象的地方和单位，事前往往不作可行性研究，事后也不认真进行经济核算，尽管在技术上不一定比原来的企业先进，在经济上也不比原来的项目合理，但在现行体制下，不仅可以生存下去，而且可能给有关单位和地区带来某种利益，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由于重复生产同样的产品，大家都是半斤八两，彼此彼此，一样的大路货，几十年一贯制。同时，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用去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挤占了用于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资金和物资，因而也阻碍了生产技术的发展。
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普遍存在和不断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理论认识和政策指导上的错误，也有经济体制上的问题。
从思想理论上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技术落后，大家都迫切要求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由此产生对速度问题的片面认识和过分强调，忽视了与此有关的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对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认识不足，不懂得现代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各项生产事业发展的具体技术经济要求，以为搞几个群众运动，来一个全民动手，大干大办，就能够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个地方一拥而上，八方布点，四处开花。回顾我们三十年来走过的路子，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严重泛滥的时期，大都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关。一九五八年六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是这样，前些年大办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农机五小工业的情况也是如此。结果是成功者少，失败者多。现代工业生产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是专业化日益发展的生产，搞好这种生产，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每一个工厂的建设，从选点布点、确定生产方向和生产规模，到具体组织施工和生产经营，必须对地质地理条件、设备成套供应情况、原料燃料的保证程度、市场容量、销售方向、运输条件以及供水供电等问题，逐个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论证，方能确定这种生产建设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合理。然而，这在放手发动群众大办大干的情况下，是难以做到的。不仅如此，在放手大干的情况下，往往把上述有科学根据的程序和规定，当作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予以破除，这就为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大开了方便之门。
在政策指导上，由于忽视了社会劳动分工和流通过程的作用，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把建立全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方针，不适当地硬搬到各个省、各个地区，致使很多省、区放弃了自己的经济优势，而去搞什么独立完整的体系，走所谓一切都自己动手、自给自足的道路。有的地方没有煤炭、矿石，却硬要建立自己的钢铁工业；有的省、市宜于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却去大搞原材料工业；有的地方是传统的经济作物产区，却不得不去种粮食；甚至为了搞自己的所谓体系，不顾全国生产分工和协作的要求，随意改变生产方向，割断原有经济联系和协作关系。这样一来，就使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管理体制上，以高度集中和行政管理为特征的现行经济体制，由于缺少自动的调节机制，由于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掩盖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倾向，成为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自成系统，军工民用、内销外贸各搞一套，划地为牢，互相封锁，自己不搞，就没了来源，明知这样搞技术上不可行，经济上不合理，甚至是赔本买卖，但是“逼上梁山”，不得不这么干，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由于现行体制的缺陷，虽然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从全局来看弊多利少，但从局部来看，谁搞谁得利，这就助长了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为什么全国到处都建手表厂，有的省甚至搞了十多个；为什么大烟厂没原料，小烟厂到处建，根源就在这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对现行经济体制的缺陷提出了一些批评，并开始试行一些改革，原先的一套监督控制的办法有些已经失灵，与此同时，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样，一方面，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现象产生的根源尚未消除，另一方面，又没有防止和制止其发生和发展的得力办法。这就是使得我们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对现有生产能力进行调整和重新组织的工作进展不快的原因之一。
要减少和防止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措施有三条：一是要加强计划领导和计划管理，克服经济工作中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二是要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必要的竞争，用经济办法和经济力量，促使现有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项目停产转产，并使其不再发生；三是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改组我国的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
这里想就解决这个问题时，如何把行政措施和经济方法结合起来，如何处理好集中和分散的关系问题，谈一点意见。我们批评过分集中和单纯行政管理方法，并不是不要集中，也不是一概否定行政措施，必要的集中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目前的问题在于，该集中的没有集中起来，该分散的没有分散下去，该用行政措施的地方，行政措施用得不够坚决和有力，该用经济措施的地方，又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特别是解决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这类由分散主义而造成的问题，更需要强调集中计划，也需要采取坚决的行政措施，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转产的转产，该改造的改造。这同我们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强调发挥企业主动性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在某些方面，似乎有一些矛盾，其实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完全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于那些重复生产的单位和重复建设的项目，有的可以采取行政措施，强令停产或转产；有的可以利用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迫使其改变生产方向；有的可以二者并用，兼而施之。如果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项目，由于管理有方，经营得法，效果超过原有企业，则迫使原有企业停产转产，也仍然符合调整的要求。
解决了现有的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的问题，又有了一套防止它重新产生的制度和办法，我们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就会收到很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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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一个良好的开端
——介绍几本档案资料书的出版
彭明
档案资料在历史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今中外著名的传世之作，大都是占有和分析了大量原始资料的结果。而档案就是一种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司马迁写《史记》，固然是因为他难能可贵地走遍名山大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但和他身为封建王朝史官，掌握了“石室金匮之书”，也是分不开的。“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可见他搜求的资料是极为丰富的。
建国以来，广大的历史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在历史资料编辑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做出了许多成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但是，这一工作在“四人帮”横行期间中断了。“四人帮”被打倒后，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工作者，要求开放历史档案、供给资料的呼声，愈来愈高。这种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据悉，国家档案部门已经和正在采取措施，拟订办法，逐步满足这种要求。这将会促进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最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原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辑了两本资料书：《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现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新华书店公开发行。这本书，选辑了北洋政府档案中的有关资料，按五四运动的发展脉络，分为三个部分编辑：（一）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二）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三）五四期间新思潮的传播。全书共收档案四百余件，其中不少是很有价值的，现举二例。
例一。五月四日当天学生游行人数，向有三千和五千两种说法。一般多采用五千的说法。现在根据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档案所存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密电，其说法是：“四日，北京大学等十数学校学生二、三千人，因青岛问题，在天安门前集合，拟赴各使馆争议。”（《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85页）当日，京师警察厅是派有密探跟随游行队伍前进的，而且这份材料又是吴炳湘的密电，看来，“二、三千人”不会是缩小之说。有了这条档案，再参照各报所载，大体可以断定：游行人数三千之说是比较真实的。
例二。“五四”后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活动状况，特别是在北京建团、建党的情况，文字材料已不多见，目前现代史工作者大多根据当事人回忆材料进行研究。而回忆者各人的角度不同，又加事隔多年，因此参错不一、难以判断的事，是经常遇到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收录了当时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的几种档案材料，引起了读者的很大兴趣。
这几件材料的原委是：当时步军统领衙门派了一个名叫关谦的密探，打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进行活动。关谦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三月三十日、四月六日、四月二十四日，多次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会。每次会议归来，关谦都有详细的报告上报步军统领衙门。因此，这几件材料对几次会议的参加者、讨论内容、发言经过及决定事项，都有详细的记载。
关谦在三月十七日向步军统领王怀庆的密报中，还附了一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其中写道：“我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这些，对于研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很有价值。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也还有不足之处，许多有待档案查证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发掘和补充。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配合编写《中华民国史》，根据馆藏档案编辑的一套大型的系统的资料书。第一辑为《辛亥革命》，第二辑为《南京临时政府》。从第三辑开始，按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教、群众运动等大类分为若干辑，每辑再分若干册。现在，第一辑《辛亥革命》已经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也已编选就绪，即将出版。这一套大部头的资料书的编成，不仅对编写民国史提供了宝贵的原材料，也必将推动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发展。
除以上两种资料书外，最近看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也是很值得称道的。《选辑》是根据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宣怀档案整理出来的，《辛亥革命前后》是其中之一，计收档案资料四百余件。这些资料反映了清朝政府和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和篡夺辛亥革命的全过程。许多资料都是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身为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曾致电赵尔丰，要求赵对罢市群众“格杀勿论”，并说什么“罢市、罢课倡首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息事宁人”。（《辛亥革命前后》第130、131页）但是，在盛的后人编印的《愚斋存稿》中，却将这些杀气腾腾的话全部删去了。现在《辛亥革命前后》根据档案原件辑录了全文，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盛宣怀档案将陆续按专题分辑出版。这一套资料书的出版，将对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历史的研究提供很有价值的素材。
我们欢迎一切历史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把这种作法当作一个良好的开端，群策群力，将宝贵的原始资料源源不断地挖掘和整理出来，以迎接历史科学的春天，使历史科学更加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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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招降纳叛”辨
任炳
“招降纳叛”的罪名，曾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内容，在十年动乱中风靡一时。林彪、“四人帮”把它当作一根棍子，到处挥舞，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领导，多少无辜的同志都尝过这根棍子的滋味。有一段时间，全国掀起一股“揪叛徒”的风，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冤案，造成了“叛徒成堆，特务遍地”的混乱局面，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三年多的拨乱反正，饱尝过这条棍子打击的同志，绝大多数已经平反昭雪。然而，“招降纳叛”论的流毒，并没有彻底清除，它的魔影，仍然在一些同志身边晃荡，至今还不同程度地阻碍着党的干部政策、统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
“招降纳叛”，本来是指的一种分化瓦解对方从而壮大自己的政策，是在对敌斗争中行之有效的一种手段。在古今中外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春秋战国时的齐桓公，为什么能形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重用了曾用暗箭射中他带钩的管仲。在垓下之战中击败项羽的韩信，原先就是项羽的部下，投奔刘邦后，受到重用，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辅佐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魏征，也曾是李世民的对手李建成的一名谋士，还给李建成出过及早杀掉李世民的主意。后来进兵中原，夺得皇帝宝座的元朝、清朝，无不大量任用汉族的谋臣、降将。
无产阶级革命和剥削阶级之间的争夺，尽管有本质的不同，也同样要积极地做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许多红军军官，就是从白军中争取过来的，其中不少人以后成了红军的著名将领，为创立和捍卫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贡献。在我国的革命斗争史上，类似事例举不胜举。就以解放战争为例，北京、长沙等城市的和平解放，和争取傅作义、程潜先生的起义是分不开的。在我们解放军中，也有不少功勋卓著的将领，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背叛过来的。在这方面，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都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正是依靠这些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壮大了革命力量，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招降纳叛”一直是我们党所实行的一项革命政策。实行这项政策，是对自己的事业和力量有信心的表现。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最终要消灭一切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对剥削阶级分子，总是尽力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对剥削阶级阵营中的逆子贰臣，不仅招之纳之，其中有德有才之士，还要委以重任。至于把使用剥削阶级出身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干部，说成是“招降纳叛”，则更是荒唐。剥削阶级出身的干部，本人并非剥削阶级分子；知识分子今天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如果仍然排斥、歧视他们，那只能危害革命事业。
在“招降纳叛”问题上，必须进一步拨乱反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这个问题造成的“余悸”，使我们党的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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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历史大辞典》正在编纂
《历史教学》将刊登部分词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下，我国第一部大型的史学专科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正在编纂中。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却一直没有一部大型的中国历史辞典。建国以来，广大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早就盼望能有一部观点正确、内容丰富、大型的历史专科辞典问世。去年春天，全国史学规划会议把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列为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愿望。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写工作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严谨作风，吸收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学习中外辞书的编辑经验，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科学性、知识性和稳定性的统一。
《中国历史大辞典》选收上自原始社会，下迄辛亥革命我国各民族的重要历史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图书史料、文物考古以及其他门类的历史名词；适当选收对我国有影响的外国历史人物、事件等名词。预计收词四万条左右，计划一九八五年出书，全书出版前，先按类别出版分册。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由全国史学界著名专家组成，由分科编委约请史学工作者撰写词条。目前，编纂处正进行辞目整理和部分释文修订工作。从今年七月开始，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开辟专栏，陆续刊登部分试写词条释文，征求意见，并供读者参阅。
（崔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