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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少奇同志在华中
张爱萍 刘瑞龙 胡立教 刘子久 沈其震 王阑西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是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者和领导者。一九三八年，徐州、开封、武汉相继失守。当年十一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了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战场的方针，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一九四○年改为华中局），任刘少奇同志为书记。刘少奇同志肩负着这一伟大战略任务，于十二月从延安到达河南。从这时开始，到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议结束，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少奇同志领导华中各级党的组织顺利完成了开辟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巨大任务。以后，他离开华中地区返回延安。
在这三年中，少奇同志和陈毅等同志一起，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纠正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领导和指挥新四军粉碎了日寇无数次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华中掀起的反共高潮，摧毁了一批日伪组织和顽固派的反动政权，挽救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所造成的危急局面。在苏、浙、皖、豫、鄂等五省、江淮河汉之间的敌后广大地区，逐步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党的各级组织。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不仅对坚持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解放战争直至全中国的解放，都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组织和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华中敌后抗日局面的开展，是刘少奇同志到达华中地区和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胜利结果。
这个时期的全国局势和华中情况是：
（一）日寇由于各种困难，停止了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加紧了在政治上对国民党的诱降阴谋，和对我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二）国内投降、倒退、分裂的危险，逐渐严重，亲日派猖狂活动，汪精卫公开投降；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全国反共高潮，在国民党地区内，党和进步的群众组织，受到严重摧残。我在华中敌后及皖南的武装力量，则不断遭到进攻；（三）武汉及长江中下游，津浦路、黄泛区以东地区，均被敌占领，我敌后各战场被敌隔断。
为了开展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明确指示，强调大力发展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指出这个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北可联山东，背靠八路军一一五师；西可联冀鲁豫，与一二九师相呼应；将来联成一片，既可独立作战，相互配合，并可为以后西进南下预作安排。
为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这一战略方针，刘少奇同志首先团结和教育同志，求得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并向熟悉苏北情况的同志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掌握基本情况。经过党内同志充分议论，确定苏北盐城为“东进”的联结点。他向中央建议：从华北八路军调一个纵队（由黄克诚同志率领）两万余人，越陇海路南下东进；同时命令在皖北活动的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同时东进；又命令江南新四军陈毅、粟裕同志所部渡江北上。经过各路将士的英勇奋战，突破重重的险阻，终于在一九四○年十月于苏北盐城胜利会师。
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会师，完成了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成为华中人民抗日的主力，新四军的旗帜飘扬在华中广大平原上。对这一情景，陈毅同志当时有两句诗做了热情的赞颂：“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蒙受严重损失。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随即在苏北盐城成立新的军部。同时，将华中地区的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包括八路军南下的部队）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为十万余人。在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等率领下，全体将士斗志昂扬，华中人民也都振奋异常。
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中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南扼长江，北倚陇海铁路，津浦铁路、京汉铁路南段均受我东西夹击，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敌伪巢穴，牵制了敌伪很大的兵力，形成了我军与日寇直接对峙的局面。在这期间，敌伪对我军大规模的“扫荡”和分片“清乡”，都以失败而告终。
少奇、陈毅等同志正确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对敌后战争的军事指导原则，严重打击了敌伪。在一九四一年的一年中，除皖南与豫皖苏边区外，我军各师共作战两千三百九十余次，缴获枪炮二万七千余件，毙伤俘敌伪匪官兵五万三千多名。我军战果不断扩大，华中敌后抗战的局面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一九四一年为止，华中敌后根据地面积已扩大到十八万方里，加上游击区约有二十五万方里，其中比较巩固的地区达十万方里。人口共约一千五百万人，在比较巩固的地区，人口约有一千万。我军不仅据有广大乡村，而且拥有部分城镇，有了巩固的后方，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迫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我军在夹击中成长壮大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夹击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华中新四军不仅要抗击敌寇和汉奸部队，同时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地区就不断袭扰我军，相继制造了平江惨案、竹沟惨案等事件。我后方机关遭袭击，人员遭惨杀。在江南敌后游击区，国民党冷欣、顾祝同部也常和我军磨擦。皖西的李品仙、皖北的李仙洲、苏北的韩德勤等部拥兵十余万之众，不去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却对新四军部队虎视眈眈，必欲消灭而后快。在他们的统治区域，则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不给人民抗日和民主的自由。当时黄桥地区有一首歌谣唱道：“天上有个扫帚星，苏北有个韩德勤，放着鬼子不去打，专门欺侮老百姓。”人民把韩德勤喻为“扫帚星”，时刻盼望新四军去解除他们的倒悬之苦，领导他们抗日。因此这些反共的军事力量，成了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的障碍，尤其是韩德勤部，更是我军东进抗日的阻力。
刘少奇同志审察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坚决大胆地扫除苏皖边区一切汉奸、投降派、反共派的势力”，“在扫除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分区扫除，并且有步骤有计划地扫除，首先打击最顽固的分子。广泛地发展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同我们一起与顽固分子作斗争。同时必须坚决打击日寇，提高我党我军的威信，然后才能胜利打击顽固派。”在刘少奇同志具体指导下，我军于一九四○年三月，在淮南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从津浦路西、路东向我夹击的阴谋，牵制淮南路西的广西顽固派，赶走了淮南路东的韩德勤，开辟了淮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夏，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一纵队王光夏部配合日寇“扫荡”，向我淮北路东地区进攻。我军发起反击，将其全部打垮，驱逐至根据地边缘。六、七月间，我渡江北上部队东进至郭村（泰县属）时，遭到数倍于我的顽军重重包围，激战七天，在陈毅同志率部增援下将顽军击退。我军东进至泰兴县的黄桥镇，韩德勤趁我立足未稳，调集一万七千余人，将我重重包围。在陈毅、粟裕同志指挥下，我军将韩德勤主力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大部歼灭。黄桥战斗的胜利，使得我江南北上部队能够立足生根。我八路军南下增援部队东进到达淮海、盐阜以后，韩德勤不得不率残部龟缩于淮宝间的曹甸一带。从此，才使得苏北平原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大片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一年秋末，韩德勤为隔断我苏皖部队东西联系，派王光夏一个旅，占领运河线仰化集、程道口数处，并侵扰泗沭边境。在陈毅同志亲自指挥下，我进行自卫反击，歼俘其大部，恢复了我苏皖之间的交通。一九四三年三月，韩德勤率王光夏残部又进攻我淮北泗阳地区，我将其全部歼灭于山子头。至此，韩德勤输完了他的全部反共资本。
华中地区在短期内能取得反顽斗争的全面胜利，同刘少奇、陈毅等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分不开的。少奇、陈毅等同志这时期领导华中全党和全区人民所创造和积累的经验，成为尔后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战争的宝贵财富。
动员广大群众到抗日前线
在华中敌后把千百万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作为坚持抗战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他认为，只有把根据地内的基本群众放手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充分发挥抗日的潜在力量；才能削弱和打破封建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动摇和摧毁敌伪顽的社会基础；才能通过发动起来的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去改造基层政权。把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基本群众手里，才能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壮男女积极分子组织到抗日自卫队和民兵中去，把抗日和反顽的武装斗争真正扎根在广大群众中。才能迅速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使群众懂得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只有在基本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党才能在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支部，并把它建设成为能够率领广大群众进行各种斗争，团结一切抗日阶层，进行抗日、反顽的领导核心和坚强堡垒。
但是，如何才能把根据地内基本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呢？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切实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真正改善群众生活，解除群众疾苦。
实行减租减息，虽然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在开始号召减租减息的初期，由于地主阶级的破坏和反抗，以及农民对党和党的政策还不了解，因此，对于减租减息能不能真正实行，是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为了消除农民的怀疑和观望，除了打击地主的反抗和破坏活动外，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动干部，深入群众，做艰苦耐心的教育和发动工作。着重从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日常生活困难入手，和群众打成一片，以取得群众对党的信赖，因而自觉自愿地起来为
自己的切身利益进行坚决斗争。
由于减租减息相继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华中地区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不仅乡区县都相继成立了工、农、青、妇各系统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儿童团，而且各地区还在工农青妇各自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地区的统一组织。一九四二年前后，华中各地有数百万基本群众参加到工农青妇组织中来。由于群众发动起来，区乡政权也得到了改造。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群众积极分子，纷纷加入自卫军和民兵，数量之大是空前的。地方武装和新四军主力部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先进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党在农村深深扎下了根基。华中敌后根据地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少奇同志一到华中地区时就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即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它的核心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少奇同志到达华中之前，华中地区敌后（也包括皖南地区）在王明的错误路线影响下，完全放弃了独立自主的方针，以退让服从来求得和国民党的团结，结果受到“皖南事变”的惨重打击。这是一条血的教训。
少奇同志到华中后，迅速扭转了王明错误路线给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所造成的危险局势，与陈毅等同志一道，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展开了积极斗争：
一、针对当时日寇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手段，投降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正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情况，少奇、陈毅同志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立场出发，立即准备反磨擦，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向我发动的武装进攻，坚决予以击退。少奇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初传达中央指示说：“在目前反共高潮时期，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中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如果在目前强调统一，就会造成重大错误，就会重复一九二七年的机会主义错误”。因此，只有反磨擦，坚决击退反共顽固派的武装进攻，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以后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少奇同志同时也指出：在反共低潮时期，则又要强调团结，强调统一。总之，只有采取以进对进的坚定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才能在统一战线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正确掌握和运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中上层和地方中上层，以及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绩。这突出地表现在陈毅同志进军江北，开辟苏北敌后根据地的斗争中。他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政策正确而巧妙地结合起来，兼施并用，作出了出色的成就。他凭借对苏北敌后敌、伪、顽情况的深透了解，坚毅果敢，灵活机智，成功地争取了地方实力派——苏鲁皖游击总队总指挥李明扬和国民党税警总队总队长陈泰运，以及曾担任过江苏省政府主席的苏北著名绅士韩紫石。他们保持中立，不仅孤立了反共顽固派，而且在韩德勤集中兵力向我军驻地黄桥发动进攻时，使我们能排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全歼韩德勤部主力八十九军包括军长李守维在内的一万一千余人，打开了苏中根据地的局面。这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极其生动、极其成功的光辉范例。
三、正确处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关系，这是我党执行农村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任务。由于日寇侵略中国，虽然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但是少奇同志说：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地主阶级还在继续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地主阶级的抗日要求也并不是坚定的。尤其是大地主和地主阶级当权派还是日寇想利用来统治我国农村的汉奸维持会的社会基础，也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用以维持他们的统治与我争夺敌后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我党我军在敌后根据地内主要依靠的抗日力量，则是广大农民基本群众。因此，少奇同志坚持主张放手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打击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并着重打击地主当权派，以确立农民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这是少奇同志十分强调的党在敌后农村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必须坚持的最根本的阶级路线。
四、在根据地内抗日民主政权的改造和建设中，要认真正确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华中各根据地从一九四一年前后，都相继成立和召开了县和地区参议会。在参议会中，除选举党、政、军、民（工、青、妇）参议员外，特别注意按比例选举或特邀了本县、本地区有声誉的士绅和地主参议员。为了认真地贯彻三三制，还选举了各阶层的代表参加各级政府委员会，努力改变过去上层政权中只有共产党执政的现象。在同一时期内，还有不少地区，召开了区乡各阶层代表会议，选举了区乡政府委员会，因而也改变了过去下层政权由封建势力操纵的现象。少奇同志曾经提出，根据地的政权应当“改造成为合乎三三制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上层既不是我们包办，下层也不是封建操纵，而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统一战线政权”。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在这些地方已初步达到了这个标准。
由于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如少奇同志所说，“消除了中上层人士对我们的怀疑与恐惧，并有一部分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我们与中上层人士一般的一直保持着合作的态度”。这对于建设各抗日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权，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重大的作用。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华中敌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是在少奇同志到达华中淮南地区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在这之前，由于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执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独立地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因而放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在新四军活动的地区，一个国民党县长逃跑了，我们自己不敢就地派人代替，而是电请国民党专员加以委派。也不敢筹集兵员、枪支和粮款，完全靠国民党政权的施舍过活。少奇同志到了华中以后，不仅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创建，而且从有了根据地的第一天起，便十分重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改造和建设工作。
华中敌后政权工作，大体上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军初到一地，国民党当权，我军只进行一般的抗日宣传、动员和统战工作。随着我军反“扫荡”和反磨擦武装斗争不断胜利和根据地的开辟，即开始委派自己的县长，接收政权，并利用旧公务人员来为我军服务。这一时期的政权工作，主要是筹办粮款，联络和稳定中上层地主士绅，揭破敌伪顽的欺骗宣传，进行建立民主政权的思想启发和组织准备工作。这时，基本群众尚未参加政权管理，民主制度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第二阶段是一九四一年前后，抗日民主势力已在各根据地内确立了优势，革命秩序已经初步建立，政权的改造和建设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因此少奇同志指示，必须通过对政权的改造和建设，“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成为包括所有各抗日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权”。
敌后根据地政权改造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它的本质是什么？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召开的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过如下深刻的阐述：（一）改变千百年来地主封建势力的专政，在经济上削弱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减租减息），在政治上打破地主阶级的垄断与优势；但又不彻底推翻与消灭封建势力；（二）提高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到统治地位，使政权具有广大的深厚的群众性（而不是与群众对抗或脱离群众），但又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所有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阶级对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因此他说：“根据地内政权的改造，不只调换几个人，而是政权机构与各种制度的改造……是要将千百年来便于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的政权机构加以彻底改造，使之成为便于广大人民群众来管理与掌握的政权机构。”
怎样进行政权的彻底改造呢？少奇同志尖锐地指出：“根据地政权的彻底改造，是意味着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一个严重的斗争——经济的、政治的严重斗争。因为地主阶级绝不会自愿的在政治上让出自己的优势，以及在经济上对工农作重大的让步。”所以，“如果没有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系统地有计划地斗争，把自己上升为根据地内的统治阶级，政权的彻底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政权改造中，少奇同志强调要“特别注意下层（区乡）政权的改造”，一定要使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进步分子，可靠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手中。
为了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新的民主制度与作风，少奇同志强调要“制定各种法律、条例等等，并且要切实实行法治，建立法律的高度权威”。少奇同志说：“各种法律的制定，需要各根据地用极大的注意力来进行”。
在政权改造和建设中，少奇同志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员要学习法律，养成法治精神，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好作风，反对关门主义及包办垄断的作风”。少奇同志强调说：“在敌后根据地中政权的民主化，我们负有极大的责任。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这方面严格检查自己。”
少奇同志的这些阐述是极为重要极为宝贵的，不仅对于当时华中敌后政权建设工作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今天我国政权的建设工作，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建设一个好的党奠定基础
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党的建设的理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
在这方面，大家所熟悉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这两部名著。应该指出，少奇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著述，很大一部分是在他主持党的中原局和华中局工作期间，而且很多是在一九四一年完成的。这期间，他在华中局党校和其他场合作过多次讲演，写过好多篇文章。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并有文字记载的来说，就有《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共产党员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人的阶级性》、《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等。这些著作和论述既是针对华中党组织中存在的实际状况和问题而提出的，又是总结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系统的建党学说。它不仅对华中各级党组织的发展与巩固起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全党来说，也具有普遍深远的影响。经过几十年实践的检验，他的许多论点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
少奇同志主持华中党的工作期间，在以很大的精力去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工作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和关怀党的建设和党员干部的训练与培训工作。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根据地内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并且提出了巩固党的组织，审慎地发展党员，对党员进行审查鉴定，办好党校，训练党的干部，注意培养教育地方干部，正确处理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关系，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等八项具体工作。少奇同志在华中党的建设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由于他的领导，在华中，无论地方还是部队的党组织，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日益发展与巩固，日益发挥着根据地内各项斗争和建设的坚强堡垒的作用。
刘少奇同志领导党的建设工作，首先是从党员的党性锻炼与修养这一环节来抓的。他在《共产党员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这是他在华中局党校的讲演，是他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续篇）这一著作中，把党员与党的关系比做细胞与人体的关系。他说：“每个党员应该成为党内积极的、活动的因素，应该起积极的、推动的作用，而不应起消极的作用。”在《人的阶级性》这篇文章中，少奇同志精辟地阐述了阶级性和党性的关系。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一种本性，一种本质。人们的阶级特性是由人们长期在生产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而慢慢养成，成为人们的一种天性。而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的最高的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的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要把无产阶级各种伟大的进步的特性发展到最高度。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与修养，就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论述，当时在华中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产生很大影响。加强党性锻炼，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身体力行的奋斗目标，对于巩固与提高党员的觉悟水平产生明显的效果。
少奇同志在华中所作的关于建党学说的论述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在《共产党员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这篇讲演中阐述得非常详尽而深刻。他说，党的组织结构，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矛盾的结构，是矛盾的统一体。党是由各个不同的党员结合而成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结合而成的统一组织，就是党的基本组织结构，而结合的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关于党员与领袖的关系，他说：“一方面党员决定了领袖，另一方面，党员又必须服从领袖；一方面领袖须服从党员与组织的支配，同时又须支配党员。党内没有不受党的组织支配的任何个人，如果领袖不受党的支配，不受党员的支配，而且要支配党，就不成其为领袖。但是党一定要有领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少奇同志还说，“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达到党的团结和统一。统一不只是集中，而且是民主的集中，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同时，没有集中，也不能有真正的统一。但是只讲集中就变成了专制政体，在党内就变成了家长制。家长制不是党的正确的结构，正确的结构是民主集中制。少奇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今天读来还是令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联系到前些年林彪、“四人帮”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来看，更加觉得少奇同志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阐述，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少奇同志在华中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多次提出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问题，他把这件事当作推动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一环，也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具体措施。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看到的《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这篇文章，其中就提出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发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行动，影响着自己，影响着其他党员，也影响着党的进步。一九四一年夏天，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党校作了题为《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讲演，其中列举了当时在华中党组织内存在的几种不良倾向，一一加以分析和批评。第一种是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与工作中，丧失自己的立场与独立性的倾向以及在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第二种是党内一部分同志的个人享乐主义的倾向；第三种是某些同志特别是某些负责同志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第四种是本位主义倾向； 第五种是一些同志不服从不尊重党与组织的倾向，以及一些无原则纠纷与不团结现象，他认为，这几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必须在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中来加以坚决反对。少奇同志指出的这些倾向，都很有针对性。开展对这些不良倾向的批评与斗争，是健全党的肌体、巩固党的组织的不可缺少的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不正之风”，少奇同志当时就是坚决反对这些不正之风的。
如何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包括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这个问题是少奇同志有关建党学说的论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在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内斗争》的专题讲演，这个讲演后来被收入在延安出版的《整风文献》中。少奇同志在这篇著作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条件，并指出，我们党内斗争中一种特别严重的偏向，是斗争进行得过火，进行得毫无限制，走到另一个极端--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党内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他还列举了党内机械过火的斗争的五种表现，并指出了这种不恰当的斗争所造成的恶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少奇同志当年所指出的这种过火的斗争，在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在我们党内是怎样发展和蔓延起来的，因此就愈加感到少奇同志关于反对党内机械过火斗争的这些论述，在今天来说，对我们是何等重要。少奇同志在这篇讲演中所分析的无原则纠纷与无原则斗争的几种表现，对于我们这些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也深有切肤之痛的感觉。林彪、“四人帮”一伙，比起当年那些站在个人或派别利益的立场上来搞无原则斗争的人，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惨痛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应该引以为戒。
总之，少奇同志当年在华中，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特别是少奇同志关于建党学说的理论贡献，更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我们党现在处在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党的五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任务，少奇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这些正确的论述，应该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及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的论述一样，受到我们充分的重视，并且努力遵循。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优秀的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地区的三年艰苦斗争中，领导创建了广阔的革命根据地，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在当时华中敌后的革命实践中，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积累了重要的革命经验，树立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光辉榜样。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作出平反昭雪决议的时候，原华中解放区的广大群众和在华中地区工作过的干部将更加怀念少奇同志，将永远牢记着少奇同志的教诲，永远崇敬少奇同志在华中的功勋。我们要更好地学习少奇同志为无产阶级奋斗终生的光辉榜样，学习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名著，提高思想觉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安定团结，更加热爱党、信赖党，满怀信心地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