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象列宁那样狠抓能源
童大林
能源短缺问题，已成为当代举世瞩目的问题。
在一九七九年联合国召开的维也纳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上，能源被列为人类面临的四大问题（能源、粮食、人口、环境）之一。
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由于经济政策和计划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能源形势日趋紧张。现在已经形成严重的能源供应不足的局面。一九七九年我国每人平均能耗量约为世界水平的三分之一。全国电力短缺，严重地影响了工业开工率。
我们当前面临的能源紧张局面，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能源生产严重短缺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至于我国各种能的资源蕴藏比较丰富，怎样更好地加速开发利用，那是属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前景的问题。不能因为我们有尚未开发的丰富的能的资源，而可以对当前的能源紧张状况稍加忽视。
在人类历史上，能源革命是生产力革命的前导和动力。火的发现和广泛使用，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蒸汽动力和电的广泛采用，变革了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生产力的巨大规模的发展，则是以大量廉价石油的开采和使用为基础的。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前程，是同能源供应的状况密不可分的。我国当前能源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势必严重影响现代化建设。这就是说，能源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战略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可以说是第一位的问题。
面对我国当前能源的紧张局面，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和远见卓识，狠抓能源的光辉事迹。
十月革命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燃料危机。特别是燃料危机，几乎使所有工厂关门，运输中断，使国民经济停摆。列宁在百忙中，用了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在为党中央起草的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突出地强调了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它作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来抓。列宁在一系列讲话和报告中，强调解决能源问题是当前最紧迫、最重大的任务，是最大的政治。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解决能源问题列入党的会议的经常议程，并把党的得力干部派到第一线去解决燃料生产问题。列宁本人对俄国丰富的煤炭资源十分关心，亲自作调查研究，发出具体指示，经过三年的紧张斗争，苏联基本上缓和了燃料危机。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列宁对能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了更大的关心，发表了一系列极为精辟的见解。列宁认为，对于象旧俄国这样的小农经济国家，要对全部国民经济进行彻底的技术改造，必须有充分的能源保障，必须有详细的、科学的发展能源的全面规划。列宁建议组织全俄电气化委员会，并以带病之身，亲自领导了这方面的工作。列宁写信给苏联著名的能源专家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请他考虑提出一个发展电力生产的长远规划。列宁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在十年（或五年？）内建立起二三十个（或三十至五十个）用泥炭、水力、页岩、煤或石油发电的电站，使全国各地布满半径为四百俄里（或者、至少是二百俄里）的发电中心（大致地、粗略地把俄国区划一下）……在十年（二十年？）内使俄国成为电气化的国家。这就是以后闻名世界的俄国电气化计划的最初蓝图。
一九二○年，在列宁主持下，召集了二百多名科学家和专家，花了十个月时间，制定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列宁把这个计划称为俄共（布）的“第二个党纲”，并且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这个规划非常详细周密，包括了燃料供应、水力发电、工农业生产、运输业、国家经济计划等多方面内容，并规定了实现计划所需的投资、设备、技术、劳力等物质技术条件。
列宁不仅抓了开发能源的政策和规划工作，抓了落实规划的组织工作，同时还付出大量精力来抓宣传工作，抓电气化知识的普及工作和节约能源的鼓动工作。他自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还为其他科学家的专著写序言，宣传电气化的意义，使人们从中看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景。他说：“电气化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消除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
可惜，列宁在制定电气化计划以后不久就病倒了，过早地逝世了，没有能够把这项工作一直抓到底。但是，列宁在这段时期狠抓能源的实践，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
第一，列宁对能源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极深刻的理解。他知道，能源是推动全部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提供能源上的保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把开发能源作为“最中心的问题”，在革命胜利之后，就坚持不懈地狠抓这个问题。
第二，列宁抓能源，不是孤立地当作解决燃料危机本身来抓，而是把它同整个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当作发展国民经济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来抓。同时积极把各种能源转化为电力，用电气化来带动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用电气化促进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我们知道，只有现代化的大工业才能最有效地利用电力，也只有大规模地使用电力才能促进大工业的发展。全国电气化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全国机械化、现代化的同义语。
第三，列宁不仅把能源当成经济工作来抓，而且当成政治任务来抓，从中看到它所包含的全部巨大政治意义，把它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密切地联系起来。“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生动的、鲜明的定义，不仅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精神鼓舞，而且成为千百万人民的行动纲领。
第四，列宁在规划和实施这项重大工程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作用，信任和依靠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不断向他们请教。他同这些学者专家保持着极亲密的私人关系和友谊，对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表现了极大的关怀。他不仅对党内专家是这样，对党外专家，包括旧俄时代的资产阶级专家，也是这样。正是在有关实现电气化计划的一篇文章中，列宁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宁肯拿几十个徒有虚名的共产党员，来换一个有真才实学而老实工作的资产阶级专家的名言。
第五，列宁不仅十分重视专家的作用，而且十分重视向广大群众进行电气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他用了极大的精力来抓这方面的工作。他知道，没有科学技术知识的大普及，实现电气化是不可能的。他除了自己写文章宣传外，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组织措施，在每个县设置“示范中心”，向全体居民进行电气化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他要求所有的工程师、技术员无一例外地向群众讲课，每周讲二至四次，每人教会五十人懂得电的知识。在列宁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苏联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群众自觉学习电气化知识的热潮，连带进行了扫除文盲的运动。这为以后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六，从列宁抓能源建设的事例中，体现了把理论和实践、宏伟规划和具体措施、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密切结合起来的光辉榜样。列宁是一个革命家，他善于从革命需要的全局来观察问题，把能源提到战略的高度和理论的高度，把它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光辉远景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列宁又决不同于空想家，而是一个实干家。他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反复核算、检查、修订电气化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对实现规划所必需的物质技术条件，作了充分的保证。所以，这个电气化计划是一个科学的规划，是切实可行的规划，决非头脑发热、纸上谈兵的东西。后来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种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的结合，是我们应该很好学习的。
列宁逝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的短促而光辉的一生，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留下了丰富的宝藏——理论宝藏和实践宝藏。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许多问题必须向列宁求教，能源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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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一点看法
邹健明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限制、堵塞“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但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往往望文生义，随意摆弄，给农村经济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资本来到世间，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资本的出现是偶然的吗？完全不是。资本主义倾向的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在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没有资本主义倾向，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一方面商品生产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另一方面出现了脱离了土地、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在资本家阶级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倾向的突出表现就是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所谓原始积累，就是暴力剥夺，用暴力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脱离，用暴力聚敛财富。英国的圈地运动和欧美的贩奴活动就是两个典型的事例。他们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烧毁农舍，踏毁庄稼，土地变成了牧场，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雇佣劳动者。他们远涉重洋，贩运黑奴，征服殖民地，掠夺和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这种原始积累虽然在资本家阶级形成过程中起了杠杆作用，但这种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入人类编年史的倾向和行动，却不是一种偶然的东西。
小生产者不是任何时候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倾向。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小生产者。小生产的历史比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悠久得多。无论在奴隶社会，也无论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都大量地存在着小生产者。小生产者是要产生两极分化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分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奴隶社会，小生产者分化的结果，极少数爬上了奴隶主的宝座，绝大多数人沦为奴隶。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小生产者分化的结果，极少数成了地主，绝大多数成了佃农。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绝不可能分化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来。只有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小生产者才会出现向资本家或雇佣工人的两极分化。如果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离开对小生产者本身的具体分析，笼笼统统地说小生产者具有资本主义倾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我国，合作化以前，农民是个体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依靠个人的劳动进行生产，的确是小生产者。在合作化以后，人们仍然把他们当作“小生产者”看待。既然是“小生产者”，当然就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后来，又突然升了级，不仅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且还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小生产，也称小商品生产，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生产资料个体私有；二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我们确定小生产是否存在，只能以这个经济标准来衡量，不能另立标准。在我国，经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小生产者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农民，既不是小私有者，也不是个体劳动者，而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小生产者这顶帽子已经不恰当。
当然，农民中仍然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存在着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残余。但这同以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倾向，是迥然不同的。实际上，这种旧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不仅在农民中存在，在工人内部、甚至在党内也是存在的。这些旧的东西无疑是应该反对的，应该清除的，但不能称为“资本主义倾向”。
“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提法，在实践上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在农村中，长期以来把“富”字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划等号。“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已经成了口头禅。畏“富”如虎，不敢冒尖，甘居落后，以穷为荣。只要讲多开生产门路，生活富裕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帽子就扣下来了。
“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同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紧紧连在一起。谁要是在自留地上下点功夫，谁要是家庭副业搞得好一些，谁要是赶了几次集市，同样免不了带上“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帽子。
在落实农村基层干部的冤假错案中，因“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受处分、遭迫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本身没有科学涵义，可以任人随意解释。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把“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为一根棍子，顺我者留情，逆我者挨打，致使不少干部和社员长期蒙受委屈。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挥舞“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根棍子，使有的人还在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黑锅。
“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个概念，应当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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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在调整的基础上改革，改革要有利于调整
卢之超 王昭栋
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中，当前的关键是什么？应当怎样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看法不尽相同。本文想着重谈谈调整与改革的关系问题。
所谓调整，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照经济本身所要求的客观比例协调发展。在当前，特别是要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因为这是一种根本的带全局性的比例关系。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训恰恰在于积累率过高，忽视了生产生活资料的经济部门的生产建设，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率过高的结果不是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恰恰相反，是延缓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现在如果不把积累和消费这一重大比例关系调整好，我们的经济就很难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人民生活就很难得到改善，这不仅不利于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所以这种比例关系的调整是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
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并不仅仅表现在马上增加多少钱直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从这方面说，近几年国家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钱不算少（包括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扩大就业面、升级调资、实行奖励制度等等）。由于积累一时压不下来，生产的增长又有限，在目前情况下，要更多地增加是有困难的。这里更重要的，在于根据实际情况去压缩基建投资，改变投资分配的方向，更好地改善和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去组织和发展生产。多年的经验证明，建设规模是否同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相适应，基本建设投资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是否合理，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否恰当、整个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的一条重要界限。积累率过高，建设规模过大，历来都是国民经济中各方面比例失调的突破口。这个问题近年来虽然引起注意，但并不能说已经引起所有经济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要把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压缩基建投资，并且对基本建设战线做合理的调整，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包括改革在内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弊病很多，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主张把改革作为当前贯彻八字方针的关键。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们承认，对于目前这样一种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和交换的经济体制，必须进行全面改革。而且即使在当前，在调整的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和可能的改革，对调整也是有利的。但是当前关键的问题是调整，在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可能的改革，而不能把这种主次关系颠倒过来。如果整个经济的调整工作做不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就缺乏必要的前提。拿目前正在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来说，它不仅要有企业的内部条件，而且要有外部条件来配合。如果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不能调整好，不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结构，那么企业进行正常生产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等就没有可靠的保证，扩大自主权的试验就难以深入开展下去，更不容易全面推广。近几年来，由于缺电，我国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业能力发挥不出来，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所以，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没有得到适当调整以前，就急急忙忙地进行重大的全盘的体制改革，不仅会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难以实现，而且搞得不好还可能引起新的混乱。这一点必须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因为我们的国民经济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了。
调整是关键，是针对当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状讲的。从长远说，要使我国经济持续地健康地和迅速地前进，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在八十年代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根本的出路则是在于对现行体制坚决地、有步骤地实行全面的改革。这种改革，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创造出一系列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有效形式，探索出一条切合中国情况的、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我们有了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还有外国的经验教训可以供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实际做起来，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对于这样复杂的工作，仓促进行、急于求成是不行的，必须谨慎从事，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如果看不到这种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和典型试验，或者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就打退堂鼓，甚至怀疑改革的必要性，则更是不对的。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里，除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方向和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需要由国家计划加以调节外，必须根据价值规律，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否定这种作用，企图由一个计划机关去安排一切，体现这种指导思想的管理体制势必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比例失调。虽然我们也常说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但是我们原有的经济体制，却没有能够有效地体现这一点。企业没有自主权，一切统收统支，吃“大锅饭”。这种情况，使企业和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计划中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难以发挥，他们的要求、愿望和意见也难以反映到国家计划中来。这也是计划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生产目的性不明确，常常积累率过高，人民的需要在国家计划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至造成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
这些情况说明，调整与改革有密切的关系。从长远来说，只有经过改革，逐步建立起能够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的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才能找到经常协调各种比例、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的经济动力，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地前进。
既然当前的关键是调整，而根本的出路又在改革，那么我们在贯彻八字方针的时候，在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上，就要兼顾这两个方面。要在调整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要能够促进调整。
调整是关键，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要把调整放在首位，在调整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这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在不妨碍调整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有利于调整的、必要的和可能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仅要自下而上地进行，而且要和自上而下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调整期间，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做好某些改革的试点工作，要拟订全面改革的方案以及各种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拟订调整价格和税收方案，要建立一套有力的经济监察机构和监督制度，要大力培养和训练经济管理干部，提高他们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本领，等等。从各方面为将来的全面改革作好周密的规划和充分的准备。
应当看到，在调整和改革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的。例如在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上就有这种情况。从调整来说，需要适当的集权。六十年代初期调整国民经济的经验证明，很多调整措施往往都带有全面性，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利益，需要强调集中统一。从改革来说，又要适当分权，才能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解决这种矛盾，应当是在需要集中的地方坚决地集权，在可以分权的地方适当地分权。比如，在基建项目的调减、工业企业的改组、财政和物资的分配、市场和物价的安排等等问题上，部门之间，部门和地区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特别是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比较落后的地区之间，将会遇到许多矛盾。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特别强调加强全局观念，关心整体利益。计划规定的财政上缴任务，调出的物资，要保证完成。对于涉及全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各地区各部门不能自行其是。凡是中央规定的现行政策措施和下达的任务，地方和部门都不能随便变动。各地区各部门所进行的改革，凡是影响全局利益的，都要十分慎重。当然，在这同时，全局也要照顾局部。国家要兼顾地方和企业的利益，下放一些可以下放的权限，而不能把一切卡得死死的，使地方和企业无法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有些改革，不仅不影响调整，而且能够促进调整任务的实现。这种改革就应当积极进行。例如现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权力与经济责任脱节，这样的体制不改革，不利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影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必要的改革，首先解决这个脱节的问题。比如把基建投资由国家拨款改为由建设银行贷款的办法，就是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变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就可以把经济权力和经济责任结合起来，就可以改变过去不少地区和部门热衷于争项目、争投资、争材料设备，而不讲经济责任和经济效果的情况，有利于国家资金的合理使用，有利于基本建设调整。
（摘自1980年4月29日《财贸战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