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难忘的一天
方志纯
一九五九年八月的一天，庐山会议休会。刘少奇同志要趁这个机会，去海会寺、白鹿书院和星子县城看看。我作为江西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又是大会的接待人员，就陪同刘少奇同志前往。
八月，正是江西酷热的季节，也是避暑胜地庐山的黄金时节，天高气爽，凉风阵阵。这天早饭后，我们驱车下山。一离开牯岭，温度就开始高起来，沿途美不胜收的景色，却使我们忘记了炎热。平时，少奇同志不喜欢多说话，这时他的话多起来了。我们由南方的水稻，谈到北方的小麦；从九江的庐山，谈到延安的宝塔山。也谈起我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工作和战斗的日子。
解放战争时期，我任过中央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该部的政委，就是少奇同志兼任的。当时，我们卫戍部队担负的任务很繁重，而实际警卫力量只有一个团。在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等同志的精心关照下，在杨尚昆同志（中央卫戍部队司令员）的组织指挥下，我们依靠群众，顺利地完成了警卫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机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等重大任务。自然，这与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也是分不开的。在日常接触中，我们感到少奇同志对待同志很随和，没有架子。所以，进城以后，我们都喜欢到他家里去，顺便向他汇报思想情况。
刘少奇同志这次去海会寺、白鹿洞，是旧地重游。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来过庐山，我就是这次知道的。
我们去白鹿洞之前，一天晚饭后，我陪少奇同志到牯岭街上去。在路上，他对我说：我对庐山是很熟悉的。一九二七年夏天，我曾在庐山养过病，不知我住的房子还在不在，我们去找找看。根据少奇同志的回忆，我们走到牯岭街的一处房子前，他边审视，边回忆说：我当时就住在这里的一幢小房子里，可是现在这个房子不象。我们问过附近的群众，才知道原来的房子已经拆掉了。
地是物非，少奇同志感慨万千地告诉我：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在武汉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杀害中国市民的“四·三”惨案。他当时在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便发动和组织了各界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进行斗争。六月，汪精卫要叛变国民革命、实行宁汉合流。湖北省总工会为了避免损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一些已经暴露了身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进行疏散：有的转移外地，有的就地荫蔽，也有的被派到叶挺、贺龙部队中去。为了坚持斗争，又选调了一部分政治身分未暴露的同志来武汉工作。六月底，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日趋暴露，大打出手，指使国民党军队占了工会的房子，还要工会宣布“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事情发生后，刘少奇同志一方面召开工人大会，作报告，提醒工人群众提高警惕；另一方面又到国民党武汉政府当局，向汪精卫提出抗议。在谈到解散工人纠察队一事时，少奇同志愤慨地对我说：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是陈独秀等人决定的，我是不满意的。中央决定后，我们也只好执行，只好缴枪了。说到这里，他心情显得很沉重。我们知道，对这件事，少奇同志是没有领导责任的，他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批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一些关于少奇同志的“材料”，却把罪责强加在他身上，这是诬陷。接着，他对我说：繁忙的工作，把我的身体搞垮了。当时经中央同意，我就到庐山养病来了。停了一下，他又难过地说：我来牯岭养病，是组织上要林伯渠同志的弟弟为我安排房子的，可惜，这位同志病故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问少奇同志，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你还记得吗？他说：记得，是铁皮做的。这时，一个同志插话说，是不是请你画个式样，我们再做一幢，恢复原貌，做个纪念。我也笑着说：是呀，结构不变，按原样做一幢，也花不了多少钱。少奇同志看了我一眼，严肃地说：“不准做，搞什么纪念！”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很多“批判材料”上都有这一条：刘少奇到处树碑立传，想抬高自己。我心里想，这确实是冤枉——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少奇同志是不喜欢人家“纪念”他的。
我们边走边谈，不觉到了海会。从这里到海会寺还有三、四里路，得下车步行，我们慢慢向海会寺走去。路上，刘少奇同志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走，我们到海会寺找和尚去。他接着说：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到庐山没几天，就听说汪精卫、唐生智、陈公博、朱培德要上山来开会。我不愿见他们，就躲到海会寺来与和尚作伴了。在海会寺，得到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的照顾，不知现在他们还在不在？
岁月已经将海会寺剥蚀得凋零残败，昔日那番香火鼎盛的情景，也随着时代的风云飘逝了。刘少奇同志跨过断垣，走进寺内。这时，一位老和尚走来，少奇同志就向他打听当年那两位和尚的下落。那和尚盯着少奇同志看了又看，说：我就是当年的小和尚，师父已经圆寂。少奇同志仔细地看了看他，点头说：哦，是有点象。那和尚也笑着说：是啊，似曾相识。少奇同志便对他说：民国十六年，我在你们这里住过。这件事已时隔三十余年，他们竟尚能依稀相认，并且，一同回忆出了当年少奇同志住的房间。这时，又有一位同志说：是不是花点钱把海会寺修一下，将您住过的房间按原貌恢复。少奇同志见他是个工作人员，没吭声。我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知道少奇同志不会同意，便拉了那个同志一把，他才没有再说下去。
在海会寺休息了一会，吃了点自带的点心，我们继续上路，前往白鹿洞。在车上，少奇同志接着对我说：我在海会寺没住几天，听说汪精卫、唐生智又要来游海会寺。于是，我就搬到了更偏僻的白鹿洞养病去了。
到白鹿书院后，少奇同志在藏书阁前，伫立了许久，并对我说：我当年就住在这里。白鹿书院的环境很优美，我们奔波了一个上午，有点累了，便坐下来休息。一阵凉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这时我才发现汗浸透了每个人的衣服。我怕少奇同志受凉，便请他坐到阳光下，同时，叫警卫人员将他的衬衣脱下来，在溪水里搓了一把，晾起来。那天，少奇同志只穿了件衬衣，脱下来后，没衣服换，就只好打赤膊了。我正为我们的工作疏忽感到抱歉，少奇同志却问起我江西的工农业生产、文化建设和群众生活的情况，并对江西的工作作了许多指示。文化大革命中，当我看到一些小报上说刘少奇“修”得很厉害、生活上很讲究时，我的脑海里却总是浮现出他在白鹿洞打赤膊晒太阳的情景。
在乘车前往星子县城的路上，刘少奇同志继续回忆说：我在白鹿书院住了一段时间，听说汪精卫他们开完了会，又要来白鹿洞。于是，我就找到一个认识的工人同志，搬到星子县城住了下来。
到星子县城后，他告诉我们说：那个工人姓周，是卖文具笔墨的。并告诉了我们他家住的地方的大概方位。按照他说的地点和姓氏，县委立即派人去找那位工人。中午，我们在星子用膳，稍事休息后，县委来人报告说，没找到姓周的工人。少奇同志听说没找到，感到很遗憾。他马上又说：走，看看去。于是，我们一行随着少奇同志来到县城东边，在一条小弄堂里，他指着一栋房子说：老周家好象就是这个房子，我当时就住在这里，你们以后再找找他吧。接着，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工人早年在武汉做工，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就回老家星子，做文具笔墨的小生意。我离开白鹿书院后，就住在他家里。
离开这里以后，少奇同志在路上对我说：你们调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了解一下他后来的情况，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适当照顾一下。停了一下，少奇同志带着怀念的神色对我说：他总是为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的，后来虽然脱党了，但从我所知道的情况看，大革命失败后他没作过坏事。我当时住在他家里，还是很安全的。
人虽然没有找到，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对一个为革命作过一点好事的普通工人如此关怀，却使我们非常感动。
路上，刘少奇同志突然问起我星子县县名的来历。我便把我道听途说的来历告诉他：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在这个县城旁边的湖里，所以叫星子县。少奇同志听我这么一说，便饶有兴趣地问道：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吗？那就是陨石罗。这石头还在不在？我说：在，就在县城西头的湖里，现在水小，看得到。少奇同志兴致勃勃地说：走，去看看。于是，我们又从县城东头来到县城西头。
已经傍晚了。一抹晚霞，洒落在鄱阳湖上，几只水鸟，在湖面上展翅飞翔，湖光山色，分外妖娆。这是秋天的鄱阳湖上难得的迷人景色。我指着湖中的一块石头对少奇同志说：就是那一块。少奇同志看着石头说：不一定是陨石吧，哪里有这样大的陨石？如果真是陨石，那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呢！我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还是一本正经地说：是陨石。少奇同志便说：好吧，我叫北京派人来看看。后来，少奇同志果然叫有关单位派人来过，行家一看，就知道不是陨石。闹了一场笑话。
这一天，我们回到牯岭，已经是明月松间照的时候。
这是愉快的一天。没有想到，正因为这一天，后来给我带来了不愉快，使我更加难忘这一天。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在江西的代理人”。“罪行”是很多的，除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外，直接和刘少奇同志有牵连的“罪状”也不少。据专案组的人说，其中一条就是：在庐山会议期间，“鬼鬼祟祟”地到星子县，搞了一天的“名堂”，“阴谋策划”了什么？
……
如果你不想胡说八道，不想昧着良心说话，你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七年夏在庐山的活动，牵涉到他们所谓的“刘少奇在武汉叛变，充当内奸、工贼”的问题，所以对“星子这一天”的活动，他们不知审问过我多少次，总想从我这里取得“旁证”。我当然只能如实回答，因此，他们总是不满意，于是，专案组的人就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我，但我始终“执迷不悟”，一直没有写出一份能使他们“满意的”材料来。
今天，党中央已经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我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学习了五中全会的公报后，更加怀念刘少奇同志，因此，写了这篇文字，以表深切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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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安人民怀念少奇同志
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后，刘少奇同志在延安的旧居重新开放，延安儿女纷纷前往瞻仰，表达他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对少奇同志的怀念。
少奇同志在延安工作、生活多年，与延安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九三六年六月，刚长征到达陕北的少奇同志，又从这里出发，奔赴华北抗日斗争的前线，领导北方局的工作。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少奇同志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又一次从这里出发去苏北，重建被破坏的新四军军部，指挥敌后抗日斗争。日寇投降后，当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少奇同志肩负着全党委托的重任，在这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一九四七年，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少奇同志还是从这里出发，去河北省西柏坡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少奇同志服从革命斗争需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延安人民留有深刻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无论对少奇同志进行如何卑鄙的政治陷害，少奇同志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仍然屹立在人民心中。当时，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冒着犯“弥天大罪”的风险，保存了少奇同志的一些照片和他在延安用过的一个小台钟、一个笔筒。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少奇同志旧居瞻仰的人们，看到少奇同志当年在延安办公的放大照片和这两件珍贵文物，无不赞扬延安人民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的坚定信念。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们说，建馆以后，少奇同志被作为重点宣传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多次对他的革命史迹进行调查。大量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无私、正直的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他们列举了很多生动的事例。有的说，一九四二年，党中央调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少奇同志和随行的警卫班夜行昼宿，长途跋涉。七月的一天，通夜的急行军，大家渴得嗓子里冒烟，路过一块西瓜田时，警卫战士就跑到田里，搞来几个西瓜。少奇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这件事，让战士把西瓜又送到瓜地里。有的说，有一次途中休息时，牲口吃了路边的庄稼，少奇同志看到后说：“随时随地都应该有一份关心群众利益的心事”。当年的枣园乡政府指导员高崇林老人告诉我们：一九四七年正月初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请枣园乡的干部、群众吃饭，少奇同志亲自为大家斟酒，询问乡亲们的生产、生活，并亲切地对他说，你们搞乡政府工作的，既要动员群众搞好生产支援前线，又要注意爱护群众的利益。
延安的党员群众缅怀少奇同志，总是把他和我们的党紧紧连系在一起；谈论少奇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再提到的是他在我们党的建设上的功绩。一九三五年就担任中共瓦窑堡市委组织部长的徐锡令同志说，他牢牢地记得，中央红军到达瓦窑堡的第二天，刘少奇同志就同张闻天、李维汉等领导同志，一齐来到瓦窑堡市委，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当时瓦窑堡市分六个区，每个区的党组织各有不同特点。少奇同志一个区一个区的都问到了，并且鼓励瓦窑堡市委的同志，要积极扩大党的力量，发展统一战线。这次会见的情景，深深地印在徐锡令心里。就是在少奇同志横遭诬陷最凶的日子里，他也不相信这样关怀地方党组织、致力于党的建设的好同志是“反党头子”！
在延安，人们引以自豪的，不仅是这里的土地上留下了少奇同志革命的足迹，而且是在延河畔兰家坪的土窑洞里，少奇同志写下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在杨家岭大礼堂，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论党》），为我们党的理论武库增添了瑰宝。许多老党员，有的亲耳聆听过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有的至今珍藏着当年边区印刷厂用马兰纸印制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延安地委宣传部长黑振东同志过去搞了近二十年党校工作，他给学员们不知作过多少次《论修养》的辅导。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他的主要“罪行”，被七批八斗，被抄了家。但是他还是冒着风险保存了一本一九六二年版本的《论修养》。最近他又从箱子底下把这本宝贵的书拿出来了。他说：“讲党的建设，不讲党员修养，那就缺了一大课。少奇同志的《论修养》，曾对于我们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少奇同志的旧居重新开放的那天下午，我们遇见了枣园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马九胜同志。跨进少奇同志当年办公室的土窑洞，看着少奇同志的照片，看着窑里那简陋、朴素的摆设，马九胜万分感慨。他说：“几年以前，咱是想来也不敢来啊”。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基层干部，那时因对林彪、“四人帮”那套不顾农民死活的极左做法表示不满，竟被强行“劝退”出党。如今，老马已经重返枣园大队的领导岗位。他高兴地说：“为少奇同志平了反，顺了咱农民的心，这以后就真的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放心了，踏实了。枣园照着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办，社员口粮由原来三、四百斤，增加到五、六百斤；劳动日值也达到两块钱左右。就是这样，前些时，还有一些群众在背地里嘀咕：现在实行的这些政策，虽说条条都好，今后会不会还要挨批？党的五中全会宣布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社员们心头的那片乌云吹散了。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