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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留在群众的记忆里
在天津开往济南的旅客列车上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傍晚，一位身穿灰布衣服的领导同志，手持硬席客票，剪票后走进了天津西站。服务员们一怔，这不是敬爱的少奇同志吗？车站上顿时欢腾起来了。
少奇同志迈着稳健的步伐，上了十五次列车倒数第三位的硬席车厢。旅客们一齐鼓掌，表示热烈欢迎。少奇同志坐下不久，乘坐这次列车的一些中学生围拢过来，他们有的坐在少奇同志身边，有的站在身后，还有的依偎着少奇同志的肩膀。少奇同志和中学生们热情地攀谈起来，他和蔼地问每个学生家在什么地方？学习怎样？当少奇同志问到他们毕业后的打算时，学生们都表示，以服从祖国需要为第一志愿，能升学就升学，不能升学就劳动，一定要做新中国有文化的劳动者。讲到这里，少奇同志频频地点头微笑。他指示学生们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做一个好学生、好青年。谈话中，少奇同志还勉励学生，要经常参加劳动，并站起来给学生做插秧动作，车厢里充满了一片欢笑声。
午夜，少奇同志又和乘坐这次列车的江西省都昌县农业考察团的同志愉快地交谈起来。他和团员们一一握手，并问是哪里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们是江西省都昌县来北京参观农业改革展览会的，现在是回去。”都昌县副县长张君亮说。接着，少奇同志问了都昌县自然地理等情况，张君亮一一作了回答。少奇同志听了以后，拿出香烟让大家吸。考察团的同志看少奇同志这样平易近人，谈话开始时存在的那种拘谨状态早就没有了。少奇同志又问大家参观有什么收获。团员们说收获很多，并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大搞技术革新，改造旧的农机具。少奇同志鼓励大家说：“对，你们不要怕困难，有了困难就能克服，不会就学。”
一个小时过去了。少奇同志身旁一位同志说，现在我们该休息了吧！少奇同志问考察团同志们累不累，大家说不累，都劝少奇同志去休息。少奇同志说：“不要紧，你们不累，再谈一会儿吧！”他又问了都昌县其他方面的情况，最后说：“农业社就不能单独搞一门，要多种多样地全面发展。”同志们表示一定要按少奇同志的指示去做。
时间已经很晚了，少奇同志看快到济南了，起身笑着对考察团的同志说：“好吧！你们可以休息了。”这时，王光美同志走到担负警卫工作的北京铁路局公安处的同志的面前，亲切地问候大家累不累，困不困；还问列车服务员在车上喝水等费用怎么交。
夜一点三十分，列车驶进济南车站。少奇同志下了车。车上的旅客们怀着恋恋难舍的心情，望着少奇同志远去的高大身影。
（原载三月九日《人民铁道》《少奇同志在旅客列车上》，
作者李连生 李连相）
“正因为是国家主席的船，更应该救险！”
曾经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宁辉深情地回忆说，她和宋雅美、许佩珉都担任过少奇同志的保健工作。少奇同志给他们留下的严肃可亲、关心群众、克己奉公的印象，永远不会磨灭。在少奇同志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尤其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刻，他更是不惜个人的安危关怀人民、保护群众。一次，少奇同志从重庆坐江轮到汉口视察，江轮驶至三峡时，风暴骤起，江轮在波峰浪谷中剧烈地颠簸，同行的警卫局同志感到处境危险，连连向北京发出遇险报告，全船的人都在竭力保卫少奇同志的安全。忽然，少奇同志隐约听到呼救的声音，原来是远处江面上有一条渔船即将被暴风雨吞噬。他立刻命令停船救险，卫士们考虑到国家主席生命安全，都说：“这种时候一停船，我们的船就更危险了，还是保卫主席的安全重要。”少奇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正因为是国家主席的船，就更应该救险！”后来这条渔船上的人，终于全被救上江轮。他们可能至今还不知道，正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少奇同志搭救了他们啊！
（摘自四月六日《健康报》《抹不掉的光辉形象》，作者汪葆明 洪威）
最信得过群众
一九四二年秋，刘少奇同志从华中返回延安路过晋中。晋中是山西省的腹地，汾河顺流而下，同蒲铁路贯穿而过，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刘少奇同志决定从平介县通过后，要我们直接向他汇报一下敌占区的情况，同时，听听我们对这次通过的意见。当时的平介是由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四个县的平原部分组成的，属敌占区，全县日伪军据点密布，碉堡林立。晋南工委负责同志和我一起把平介县的敌情动态、活动规律，通过的方法以及工作部署，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的工作搞到这个程度，应该说是很有把握了。我当时还满怀信心地对刘少奇同志说，敌占区日伪据点虽然很多，但不是村村都有；敌人虽然活动很频繁，但不会天天都出来；即便来了，一般是进村不进院，进院不进家。少奇同志听到这里问我：“那么敌人真进来了又怎么办呢？”虽然他没有继续往下说，但我已经感觉到我所抱的信心还有一定程度的侥幸心理。这时少奇同志转过话头又问我：“你们工作是怎么开展起来的？领导群众进行了哪些斗争？给群众办了哪些好事？群众对团结抗战的政策怎样认识？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看法如何？”我回答说：“群众都知道共产党、八路军一不抢粮，二不抓兵。”少奇同志说：“单凭这点还不够”。接着我把我们发动群众反抢粮，组织群众搞水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富调剂粮食，以及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建立了地方武装，发展了党的组织等情况，又给少奇同志作了较详细的汇报。这些在我们看来无非是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但少奇同志听了这些却非常感兴趣。我一边汇报，他一边不停地询问。我汇报完了，他才象真正摸到了底一样。这个底不是别的，就是群众。他把群众的思想觉悟，组织程度，战斗能力各方面都摸清楚了，才表示赞同我们的安排，——采取群众护送的办法。正如少奇同志说的：“我最信得过群众”。
（摘自四月十日《贵州日报》《刘少奇同志过晋中片断》，作者成克）
锻炼锻炼再说
爸爸对我从政治思想上抓得很紧，管得很严。记得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国人民大学班级支部讨论我入党转正问题。新党员结束预备期转为正式党员，我想这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哪知道，爸爸对我身上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觉得，我在思想作风方面，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锻炼，还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因此在讨论我转正问题时，爸爸就先和学校党委打了招呼，认为我现在不够党员条件，建议慎重对待这个问题，锻炼锻炼再说。
支部大会上发言很热烈，气氛也很严肃。我坐在那里沉默着，情绪很抵触。最后要我发言，我什么也没有说。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通过决议：不得转正，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我心灵上受到很大震动。心想：对我太苛刻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太幼稚了，就没认真想：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思想觉悟和实际表现应该是什么。
（摘自四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作者刘爱琴）
一份重要报告的来历
关心国事的人民大众，总该记得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吧！这篇长达一万三千字的社论，它所提出的主题，是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提出的经过是这样：我们一行来到石家庄，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一系列中、小学教师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各个角度来提出问题。末了，少奇同志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主题，抓出矛盾，讲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在正定，在新乡，在郑州的各种座谈会上，少奇同志讲得更系统了，从问题提出的依据，到概括出若干不同的观点，直至怎么解决思想问题，怎么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和这个问题的有关方面的人士应该持什么态度，统统涉及到，并且一一加以解决，非常有说服力。到了汉口，少奇同志在干部、教师和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是一个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全场鸦雀无声，人们为之动容，思想上服了。
会后，少奇同志对邓力群同志说：“你们把记录整理出来，讨论和修正一下。”第二天我们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他。少奇同志说：“好了，我明天要关起门来修改，你们不要来打岔，让我静静地干一天。”就这样，一篇重要的文献诞生了，形成了。这是少奇同志二十多天来夙夜匪懈辛勤用功的结晶。这个文件，当即报送中央，中央决定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各级党组织统一了思想，以此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和武器。一个议论纷纷，众说纷云的大问题解决了。
大家看，这就是身为国家领导人怎么工作的一个范例。少奇同志就是这么深入，这么和人民心连心，这么慎重，亲自动手调查研究方针、政策，亲自出思想，出主意，提问题，作报告，亲自动手写文章，而不假手于人，不靠拐杖走路。
随少奇同志近三个月的日子里，听他讲了许许多多话，他讲的，他回答的都是从实际中提出来的问题，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据的。
（摘自五月九日《工人日报》
《随刘少奇同志南下印象记》，作者张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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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主席：我们农民思念您！
“要是按刘少奇主席的办法办，我们早就不用年年打饥荒了！”这是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我们农民的共同心声。可在那年月，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在贴心人面前才能说说这样的体己话。
我们这里土地肥沃，是有名的南阳盆地，盛产小麦大豆。过去，按照刘主席提出的有关农业政策搞生产，生活很富裕。曾记得有那么一年，公粮卖的国家都不收了，社员家里还是缸满囤流。可是，想不到我们敬爱的刘主席一下子变成了“罪人”，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这一下，害了刘少奇主席，也苦了我们农民。一些切实可行的队规被废除了；一些用汗水开垦出来的、用以辅助生活的小片荒地又长满了草；一些既有实际经验又有一定领导水平的老干部被打成了走资派；特别是搞了什么“造反掌权”之后，更弄得“小麦没人种，谷子无人锄”。以我队为例，从一九六七年到“四人帮”垮台，十年中吃国家返销粮七年，平均劳动日值从未超过二角五分钱。生产队过去那种遵守队规、听从领导的优良传统没有了，一些能说会道不干活的人，却成了什么“革命运动的动力”。这些人活没多干，工分却不少占。老实的庄稼人只好忍气吞声，苦熬岁月。
文化大革命以前，农民积极性很高，从路边沟坎到河岸荒岗，哪怕是不到半间房大的斜角地都种上了庄稼，就是这些星星点点的土地，补贴了我们生活中的不足，减少了国家的负担。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所谓“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招牌下，我们农民的生活是一日不如一日，收获是一年低过一年。无劳动力的户不够吃，有劳动力的户缺粮更多，真是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我们队里总是今天斗、明天批，没完没了。那时的口号是：“阶级斗争抓好啦，产量就高啦。”可是，土地是无情的，你不给它上粪，它就是不给你长庄稼，结果是：口号一年高一年，土地一年薄一年，产量一年低一年，日子一年苦一年。
刘主席！您在世时，为了让我们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曾走村串队，亲自试点，探索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引导我们向富裕的道路迈进。林彪和“四人帮”以肃清流毒为名，对农民实行了“宁叫千家穷，不让一家富”的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使得我们养猪不敢成双，喂鸡谨防够群，有些人家平素分文无有，终年不见腥荤，真可谓贫困及顶，可怜之极！
拨开雾云见青天，党中央终于粉碎了“四人帮”，国家得救了，农民也有了希望。现在党中央为您平反昭雪，我们农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刘主席！望您在九泉之下，能听到回荡在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声音：我们农民思念您！
河南唐河县沅汰公社马湾大队 姚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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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伯伯教我不怕“鬼”
一九六一年五月五日，刘少奇同志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我才九岁，在花明楼小学念三年级。当时我胆子很小，妈妈讲我兔子胆，舅舅讲我蚂蚁胆。我反问：“蚂蚁那么小，还有胆？”他们听了哈哈笑：“你这个傻妹子，心中胆与身中胆不一样。”我听了更糊涂。
我家住的是土改时分到的地主房子，厅屋很大。一到晚上，左右邻居都围在厅里闲谈，从皇帝扯到牛吃麦，也讲鬼妖故事。我又爱听又怕。五月六日晚，钟爷爷正讲水鬼的故事，我已经很困，又怕去睡觉。
“妈！一起去睡觉。”我拖着妈妈后衣角。
“去吧！妈过会儿也来。”
“怕，里屋黑，我怕。”我们全村没有电灯，晚上全点煤油灯。里屋黑洞洞，我越看越害怕。
“这么大的女孩子还怕什么？”妈妈让我伏在她的膝盖上睡，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秀妹子！你看谁来了？”妈妈把我叫醒，我伸手擦着朦胧的双眼，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结实的老爷爷走进屋来。那老爷爷花白头发，穿一套蓝卡叽中山装，脚上穿着我们湖南人爱穿的青布鞋。
“我来看望乡亲们！”那爷爷向我爸爸伸出手。不知怎么搞的，爸爸反而泪花闪闪，他伸出种田人满是老茧的双手，把那双大手紧紧地抱着。
“快向四叔公问好！”
（刘主席兄弟四个，他最小），妈妈把我推到四叔公面前。他笑咪咪地拉着我，摸着我的头。
“向刘主席问好！”爸爸咧着嘴巴笑。
“刘伯伯好！”我按着老师教的称呼叫。
“好！”他用温柔的大手摸摸我的红脸蛋。
以后他们谈了队里的事情。末了，他看到我要睡的样子问：“小妹妹，要睡了吗？”
我摇摇头。
“她呀！还怕鬼！”妈妈把我的老底揭了。
“没有鬼，讲鬼是骗人的，小妹妹你说对吗？”
我点点头。
“你们哪一个看到过鬼！”刘主席的问话使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过不久，一个夜晚，爸爸不在家。后半夜，大母猪生病了。急得妈妈团团转，要请兽医没人去。
“妈！兽医杨大伯家在我们学校隔壁！”
“半夜黑古隆冬的，你不怕？”
“刘伯伯讲没鬼，我怕什么？这路我一天走四趟，三年不知走了多少趟。
“好吧！早去早回来。”妈妈拿一个手电筒给我。
一出房子，黑漆漆的一片，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这山路我可以闭着眼睛走，可现在越走越害怕起来，高一脚，低一脚，好象山中树木也变了样，一边沙沙叫，一边摇头摆尾巴。我只好张大眼睛，唱着歌给自己壮胆。走到半山腰，忽然发现前面一闪一闪的绿光。是萤火虫在飞跃，还是鬼火在飘拂？我想打着手电对准绿光照照看。可心一慌，把手电弄掉了，在地上摸了老半天才找到。这时，我记起刘主席的话，心踏实，脚有劲，那绿光也没有了。
不一会就到了校门口，拐了弯，杨大伯的门口可以看见了。就在这时候，他家屋角黑影中有个东西在晃动。我连忙停下脚一看，吓坏了，一个头尖尖、肚圆圆的矮怪物，一边摇摇晃晃，一边还嗤嗤叫。我想撒开腿跑，但脚发颤，一步走不了。这当儿，我又记起刘主席的问话，“你们哪一个看到过鬼？”也记起大家的笑声。于是我蹲下去，在地上摸起一块大石头，鼓着勇气，朝那怪物扔过去。
“汪，汪，汪！”
原来是只大黑狗，钻到鸡罩偷鸡饭，被盖在里面，顶着鸡罩叫。这一下，我高兴地在黑暗中手舞足蹈起来。
“杨大伯，我家母猪生病了！”我一边叩门一边叫，心里一阵轻快。
以后，当我独自在黑夜感到害怕时，还常常想起刘伯伯说过的话。
福建省永泰县电机厂
刘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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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刘少奇同志照像
党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我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这使我回想起十七年前为刘少奇同志照像时的幸福情景。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那节俭朴实、平易近人、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高尚品德，……全都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个普通的人”
记得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的一天晚上，少奇同志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在王光美同志和新华社记者孟庆彪同志的陪同下，以一个普通顾客的身分，来到了王府井大街南口的中国照像馆，要照一张准备出国访问（访印尼之前）用的半身像。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也是仅有的一次亲自为少奇同志照像。接触中，感到他老人家虽然身为国家主席，但却十分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少奇同志一走进照像室，就亲切地与在场的每个同志都握了手。当他听说我就是给他照像的主要摄影师时，便主动拉起我的手，同我攀谈起来。我刚刚说了一句话，就被他听出了我的口音。马上问我：“您是上海人吧？”我说：“是啊！”接着他又问我：“从上海来到北京有多久了，从事照像工作有多少年了？”就连我的生活情况也都问到了。一个国家主席跟我这样一个普通摄影员有那么多畅快话，当时我心里的激动劲儿就别提了。
“刘主席来我们这里照像了！”喜讯传开，照像馆里的好多人都围在摄影室门口瞧。少奇同志对围观的人们没有一丝嫌弃的表情，非常有礼貌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王光美同志还诙谐地向大家说：“你们看我们照像，可还都没买门票啊！”她这么一说，逗得大伙都笑了。
在给少奇同志照像时，我出于对领袖的敬仰和尊重，总想照得越理想越好。可是在照像姿势的处理上，使我为了难。心想：我怎么好意思象平常一样叫人这样那样呢？于是，我一个劲地光用打手势来调整他的姿势。他见到这种情景，笑着对我说：“老姚同志，不要不好意思嘛。我在机场照像从来是听新闻记者的；到了照像馆，当然就得听你们摄影师的指挥喽！”一席话，象一股巨大的暖流冲击着我的心房。
“半截纸烟”
给少奇同志照像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他节俭朴实的作风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清楚地记得，到了该给他照像时，只见他把已经吸了一半的纸烟放在一边，从休息的沙发上起身走过来照像。照过像，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顺手把那支没有吸完的纸烟，又装进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支细长的烟嘴上，重新吸了起来。这些情况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我心里暗想，他可真够省的啊！随即我问身旁一位随行人员：“刘主席那么节约啊！”回答说：“可不是，他在家里也是很省的。平常吃饭常常只炒一、两个菜就行了。有时工作到深夜，为了不惊动别人，饿了经常就用开水泡泡剩饭凑合了。生活上那是很省很省的。”十七年过去了，这半截纸烟的火光，一直深深地燃在我的脑海里。
“要多为人民着想”
少奇同志心里时刻想着群众，连到照像馆里来照个像的机会都不放过，还要过问过问财贸服务行业的服务情况。他在交谈时就这样问过我：“咱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哪些人啊？业务忙不忙啊？”我说：“来我们这儿的，主要是工人、干部，还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他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照完像以后，他走到候照室，见这里挂着一排结婚礼服，便很有兴趣地取下一件看了看，问道：“穿这服装照像的人多吗？”当他听说有不少新婚夫妇都非常喜欢穿这些礼服合影留念的时候，高兴地说：“这个服务项目可真不错啊！”他继续边看边问，走到二楼楼梯口，在一个挂着“理发部”牌子的小房间门口，停住了脚步，好奇地问：“怎么照像馆里还有理发部？”我马上接过来说：“考虑到许多顾客在照像之前，都想整理整理发型，或刮个胡子什么的。为了方便这些顾客，我们专门设立了这个小理发部。”他听了连声赞扬说：“你们这样做，很方便群众。服务工作就是要多为人民着想啊！”他临走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又一次对我说：“谢谢你了。耽误你们下班了。”
我要把对刘少奇同志的无限哀思和深切怀念化为巨大的力量，学习少奇同志的革命精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四化做出新的贡献。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商业劳模、中国照像馆经理、一级摄影师 姚经才口述北京市东城区委财贸部 李德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