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党内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廖盖隆
将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的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跟已经出版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不久前重新发表的《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一样，都是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两篇著作，曾经被党中央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对于培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教育整整一代中国的共产党员和党外革命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是害怕事实真相、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的一伙政治骗子，他们对刘少奇的这两篇著作横加攻击，绝口不提这两篇讲演一经整理成文，就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这个事实。《论党内斗争》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加了这样的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时期，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说《论党内斗争》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呢？因为这篇著作对我们党内斗争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以及党内存在的偏向，作了系统的深入的分析。
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它为了实现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就要和各个时期的革命敌人斗争，就要和各种不同的革命的阶层和阶级联合。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中。这些阶级，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或在同无产阶级的联合中，经过党和无产阶级内部不稳定的成份，侵入到党和无产阶级的内心来，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和无产阶级。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的不良的倾向的来源，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也就是党内斗争的来源。
刘少奇是全面地、辩证地观察和提出党内斗争问题的。他说明，我们的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党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也同党内的各种敌人的以及非无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斗争。这两种斗争是有区别的，但都是必要的，在阶级实质上是共同的。这种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和对抗。根据斯大林的说明，这种斗争，就是为一定的原则、为一定的斗争目标、为达到目标的一定斗争方法而斗争，以便克服党内的矛盾。刘少奇说，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和独立，保证党的行动经常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实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为了这个目的，党内斗争还必须在两方面来进行，必须是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因为敌人的思想是从两方面来影响党的，是从右面或者从“左”面来进攻党的，是在党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因此，我们的党内斗争，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不仅始终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而且明确地指出，必须反对在党内斗争问题上实际存在着的三种偏向：第一是党内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第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第三是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和斗争。以上三种偏向，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由此可见，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说什么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只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甚至胡说什么刘少奇是借口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来攻击党和反对毛泽东的，说什么刘少奇是在鼓吹一种“党内和平论”，这纯粹是他们对刘少奇的造谣诬陷。
当然，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正如他在此以前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在此以后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文中一样，并不是没有重点地、平均使用力量地既反右又反“左”的。当时，在我们党内斗争问题上的主要偏向是什么呢？显然是机械的、过火的斗争，也就是如同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等文中所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刘少奇把主要的批判锋芒对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过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正是在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所受“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的经验教训方面，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说：“他们以为在党内同志中斗争得愈凶就愈好，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对什么小缺点也加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的斗争手段来惩罚同志；他们不按客观需要及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来适当的具体的进行党内斗争，而机械的、主观的、极其横暴的、不顾一切的来
‘斗争’。他们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开展党内斗争，而且斗争得愈多愈凶就愈好，以至发展到故意在党内搜索‘斗争的对象’，故意制造党内斗争，并使党的工作的推进依靠在这种机械的所谓‘斗争’上面。”
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并且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进行建设的。这种情况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好的，使我们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一开始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伴随着，因此使我党进步得很快。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常常使我们的党内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的斗下去。许多同志死记着列宁的原则，认为党内斗争是必要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是要不得的。但他们是机械地死板地运用这些原则，他们以为在党内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斗争得愈凶愈好。于是，这些人也就成为党内斗争中没有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嗜好斗争的“斗殴家”，为斗争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丑事，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十足的布尔什维克”，而只能证明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的侮辱，并用布尔什维克的名词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
刘少奇在这里对于党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的罪恶，揭露和批判得多么深刻、多么好啊！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在党内斗争中所使用的封建法西斯的野蛮恐怖的手段，远远超过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更加是党内斗争中没有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嗜好斗争的“斗殴家”。怪不得他们要咬牙切齿地反复引用刘少奇的这些话，硬说这是对“坚持斗争的同志”“破口大骂”，是“以反‘左’为幌子，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刘少奇批判的锋芒所指，不是什么“坚持斗争的同志”，而是如同他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所说的“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教条主义”，也就是以有“大堆的马列主义的词句、布尔什维克的外衣及其先天的两面性”为特点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竭力加以维护并且要替他们“翻案”的，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如同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所说的“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实际”、“经常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的“真马克思主义者”。这种
“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
“顾问”说什么刘少奇“破口大骂坚持斗争的同志”、
“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不是正好证明了他们是站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一边，来反对他们所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真马克思主义者吗？
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痛驳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的时候说：“许多同志是机械的错误的了解列宁的原则，把列宁的原则绝对化。他们认为：党在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党内的民主；党内斗争的必要，就否定了党内和平；党为无产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领导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就否定了工会及其他工人的与劳苦群众的组织之独立性；统一的铁的纪律，就消灭了党员个人的个性及党员的自动性与创造性……。”他又强调地指出：“上述这些，是中国党内斗争中的一种偏向，是在中国党内特别严重的（在外国党内虽然也有）一种偏向，是党内斗争进行得过火、进行得毫无限制，走到另一个极端——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否定党内民主，否定原则上一致的党内和平，否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相对的独立性，否定党员的个性及其自动性、创造性等）。这是由于中国党的特殊环境与特殊条件产生的。”
刘少奇在这里对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的揭露、批判，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斗争理论的概括和阐明，又是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好啊！
第一，关于党内斗争同党内团结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自称是“坚持斗争的同志”，而诬蔑刘少奇鼓吹“党内和平论”，这只能证明他们在党内斗争或党的建设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证明他们是十足的党内“嗜好斗争的斗殴家”或者“打手”，证明他们是坚决反对党内团结和在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党内和平的，并且证明他们是故意在党内斗争问题上制造混乱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因为正如刘少奇所说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不是为了削弱党的组织与团结，削弱党的纪律与党的威信，妨害党的工作的进行，相反的，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与团结，提高党的纪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的进行。
我们进行党内斗争并不是为斗争而斗争。我们的这种斗争是有目的的。开展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是为了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地主资产阶级的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对我们党的影响，是为了用正确的意见去克服错误的意见，是为了消除党内思想原则上的分歧和对抗，从而达到党内的思想一致和意志统一，加强党内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也就是实现党内在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和平。
毛泽东要求我们务必把敌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同人民内部的、包括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说：“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毛泽东的这些精辟的意见，和刘少奇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所谓在党内只要“坚持斗争”，不要党内的团结与和平的谬论，以及他们把对敌斗争的方法用来进行党内斗争的罪恶行为，完全是同毛泽东的上述意见背道而驰的。
第二，关于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这同上面所说的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集中制不仅不是否定党内民主的，而且它正是建立在充分的党内民主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充分的党内民主，党就不可能开展正确的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就不可能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用正确的意见去克服错误的意见，克服党内思想原则上的分歧和对抗，从而实现党内在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团结与和平，有效地动员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去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顺利地、有效地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因此，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借口进行党内斗争而取消党内民主，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完全是危害党和破坏党的罪恶行为。
第三，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和发挥党员的个性和主动性、积极性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的铁的纪律是保证党和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战胜敌人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但是，这种纪律是靠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靠他们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来维持的。一句话，党的纪律不是机械的，而是自觉的。这种自觉的纪律所要求于党员的，不仅仅是自觉的服从，而且是以高度的主人翁的责任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同发挥党员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完全一致的。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指出：“我们还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党员在革命事业中的前进心与朝气。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发扬还是不够的。譬如，某些党员的学习不努力，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兴趣不高，就表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绝不是反对党员的这种前进心，——这是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与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拥护真理，并最有效的为真理而斗争，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和进步性；而后者即对于个人来说，它的进步性也极有限度，并且是没有前途的。”
由此可见，刘少奇是坚持党的纪律性和党员的创造性的辩证统一观点的。顺便指出，他在有一次谈话中说过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话。刘少奇在这里是从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完成党所指定的任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的意义上来讲的；但这样说毕竟是不科学的，也是同他自己反复阐明的上述纪律性和创造性相统一的观点矛盾的。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抓住这句不准确的话，无限上纲，硬说刘少奇提出了一种系统的错误的“驯服工具论”。但是刘少奇的著作俱在，他们的造谣污蔑是徒劳的。
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的历史功绩和崇高的革命品质，将永远为我国亿万人民所怀念和学习；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理论遗产，特别是他关于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和党内斗争、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将永远是我们党的坚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5版()
专栏：
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重读刘少奇同志的《人为什么犯错误？》
如知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而斗争的，我们要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的事业。在实现这个事业的漫长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误。事实上，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常常犯错误；每个党员在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中，也会经常犯错误。共产党所以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共产党人所以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不在于他们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各种错误产生的原因，能够按照历史的规律和人民的利益不断改正错误，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使自己日益聪明起来。就是说，共产党人能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自己。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人为什么犯错误”的问题，就成为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期写的《人为什么犯错误？》一文，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我们知道，延安整风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当时的情况是：党经过了分别由右倾路线和“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两次大失败，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这个时候，党有必要也有了可能来认真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教训，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这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全面形成时期，也是关于党的建设的经验系统化的时期。除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其他整风文献以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也是关于党的建设经验的重要著作，整风的重要文件。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列举了共产党员需要进行的各方面的修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方法，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以及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修养等等。但重点是论述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方面应有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一文，则是着重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人们犯错误的原因以及如何少犯错误的问题，论述对于犯错误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补充。
首先，刘少奇从根本上，即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上分析人们犯错误的原因。动物只是消极地适应自然，它本身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对于动物来说，不存在主客观矛盾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犯不犯错误的问题。而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类已经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去改造自然，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存在形式和认识能力，改造人类社会。所以他在文章中说，人能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能懂得辩证法，并能按照辩证法而行动，但是，任何人还是要犯错误的。当然，认识这个原因，不是为错误辩护，而是要使人们客观地寻找出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的办法。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我们只要求人不故意犯错误，不重复错误，不犯严重的、一贯的原则上的错误与少犯错误，只要求人勇敢与迅速纠正错误。”
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文章比较简要、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规律。确实，这里所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可贵的是，他从当时进行党内教育的需要出发，在介绍这些哲学内容的时候，说明了观察问题时应注意的方法，着重分析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以及防止错误的办法。例如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时候，分析了对抗的矛盾和非对抗的矛盾的区别，并且联系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说明，如果把矛盾的性质认识错了，在实践上就要犯错误。把对抗的矛盾认成非对抗的矛盾，就会犯右倾的错误或者调和主义、自由主义的错误；把非对抗的矛盾认成对抗的矛盾，就会犯“左”的错误。
当然，从现在的观点看，这篇文章里的有些哲学概念和表述并不十分精确。这一方面有时代的限制，由于当时中国哲学界的译著在概念和表述上还存在许多不够确切的地方，作者当时不能不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只是从一般的辩证唯物论原理来谈如何防止犯错误的问题，并不是一篇专门的哲学论文，何况后来又没有机会修订和公开发表，论述中不够精确在所难免。如果我们不是从概念和表述的准确性上去苛求，而是通观全文的大意和精神实质，那么，文章观点的正确性是毫无疑义的，里面一些提法上的小毛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篇文章，和他的其他言论、著作一样，遭到了连篇累牍的讨伐。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年，他们对于此文掀起了两次“批判高潮”。什么“合二而一论”、“先验论”、“错误人人有份”等等，罪名一大堆。采用的断章取义、歪曲捏造、生拉硬扯、强词夺理等等手法，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一一批驳。这里要特别分析一下的，就是在如何对待错误的问题上，他们的这种“批判”以及其他种种“大批判”所造成的极其恶劣的影响。
按照林彪、“四人帮”的逻辑，人分两类，一种是他们那些“革命左派”，这种人从娘胎里开始，就是“一贯正确”，毫无错误；另一种是他们要打倒的“走资派”之类，这种人也是从娘胎里开始，就一贯错误，十恶不赦，毫无正确可言。一方面，他们用这种逻辑来神化领袖，把领袖说成是先知先觉、全知全能、从来不犯错误的“天神”。其实，名曰树别人，实则树他们自己。他们这样做，是毫不知耻地要全党全国人民把他们当作“一贯正确”的天才加以崇拜和拥护。另一方面，他们用这种逻辑肆意打击和迫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不同意他们的革命者。他们抓住谁的一点错误，马上就可以上升为一贯错误，甚至颠倒是非，把正确的东西硬说成是错误，归入打倒之列。如果一个人是他们所要打倒的，那么他的每一个行动，他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必须是错误的。因此，在那种形而上学猖獗的日子里，本来是每个革命者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犯错误”问题，都变成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人们对错误二字怀着恐惧的心情，不知什么时候祸从天降。在党内生活中，为了革命事业的前进而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或别人的错误、研究改正错误的办法等等都没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完全被窒息了。对自己文过饰非、自我吹嘘，对别人抓小辫子、无限上纲的风气盛行起来。这种对待犯错误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恶劣风气，对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起着严重的腐蚀和瓦解作用。而这正是林彪、“四人帮”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所需要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恢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错误所应有的郑重态度。我们在清算林彪、“四人帮”罪行的同时，采取许多重大措施，公开承认和坚决纠正党所犯的错误，并且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但是应当承认，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肃清的。在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问题上，我们还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散布的那种形而上学观点在作怪。例如，对别人的错误采取抓小辫子、无限上纲的办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常常另眼相看，甚至以疏远、蔑视来表示“划清界限”，而不是满腔热情地去帮助他们，等等。相反，对自己的错误则遮遮掩掩，甚至干脆采取不承认主义，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自己所拥护的人或者同自己亲近的人，也是不愿承认或者不愿指出他们也有错误，似乎说他们有错误就是对他们的侮辱。这叫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或者为亲者讳。这种种现象，都说明我们在“人为什么犯错误”的问题上，还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直到今天，在我们不少党组织的政治生活中还很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不能说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没有关系。由此看来，《人为什么犯错误？》一文，在今天还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现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面临的是崭新的和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带头学习，带头实践，并且都不可能一点不犯错误。因此，如何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待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看待自己或别人所犯的错误，在犯了错误的时候如何实事求是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力求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如何正确地掌握和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等等，都是保证我们胜利前进的重要问题，都是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课题。结合这些课题重温刘少奇的这篇文章，对我们是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