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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三自一包”要有正确的分析
金广 熊焰
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罪状”之一，就是说他在农村“推行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其“根据”，主要是说他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鼓吹“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为了在农村推行极左路线，对“三自一包”发动了多次批判，搞乱了党的政策，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股流毒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三自一包”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现在是搞清楚的时候了。
林彪、“四人帮”一伙说：“三自一包”是刘少奇“鼓吹”、“煽动”起来的。这种说法纯属捏造。事实是，恢复自留地、自由市场（即集市贸易）、自负盈亏是党的政策规定的，一些地方包产到户是党中央同意试验的。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国农业遭到严重挫折，进而影响到工业及其他方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造成这种困难形势的原因，一是自然灾害，二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后一条则是主要的。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对领导全国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缺乏经验，又缺乏清醒的头脑，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一度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在集体所有制内部，进行了一些超出实际可能的不适当的“过渡”，搞“一平二调”和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就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违反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农民。这种做法，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党中央很快觉察到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并领导全党着手纠正。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必须反对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并且主持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恢复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的政策。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党中央在郑州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问题。随后，在武昌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人民公社初期产生的“共产风”有所纠正，但未根本解决问题，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有的地方甚至愈刮愈烈。于是，党中央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信》明确规定：“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
一九六一年三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并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经过修改的条例。“六十条”再次重申：“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以下的家庭副业生产：
（一）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至于包产到户，它是农村一些基层社队为了克服暂时经济困难而提出的一种措施，党中央也同意在一定的范围内试验。
上述情况表明，“三自一包”并不是刘少奇提出来的。“三自”是党中央恢复了过去行之有效、后来被破坏了的政策，“一包”是党中央同意在特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进行试验的恢复生产的权宜措施。假定说“三自一包”有什么错误的话，责任也只能由中央负，不能把责任放在哪一个人身上。
“三自一包”究竟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应该分辨清楚。
先说自留地。自留地是农村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后的产物。我国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土地归农民私有，当时也就无所谓自留地。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所有，生产归集体经营，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和其它作物，自留地也就产生了。农业集体化，为什么还要允许社员经营小量自留地呢？这不是人们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合作化以后，直到现在，我国农业还很落后，它同人民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和扶植社员经营包括自留地在内的家庭副业。社员自留地的存在，第一，可以增加社员个人收入；第二，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自留地上收获的东西，可以补充社员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照顾社员个人不同的需要，从而减轻集体经济安排社员生活的一部分任务。第三，活跃了城乡市场。自留地是由社员个人经营的，产品归社员个人支配，因此它带有个体经济的性质。但是，不能说它是“资本主义尾巴”，因为自留地这种个体经济已经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个体经济。自留地的所有权是归集体的，社员只有使用权，不能出卖、出租或转让。社员的劳动时间，主要用于集体生产，只有工余和假日才用在自留地上。社员的收入，主要来自集体经济，来于自留地的只占一小部分。同时，自留地上的某些产品，出售时也要受国家有关政策的约束。这就是说，自留地的存在及其作用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再说自由市场，也就是农村集市贸易。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集市贸易仍然存在，这也是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的商品流通有三条渠道，一是国营商业，这是商业的领导力量；二是供销合作社商业，这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三是农村集市贸易，这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农村集市贸易的存在，便利社员之间、公社各级集体之间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活跃农村经济；也可以满足城镇消费者的部分需要，繁荣城乡市场；同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可以通过集市贸易收购计划外的许多零星农副产品，以补充国家计划的不足。农村集市贸易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商业的必要补充。
再说自负盈亏。自负盈亏，当时是作为生产队的一种管理办法提出来的。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队这个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公社、大队保护生产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承认生产队之间由于生产条件不同和经营管理水平不同而产生的收入水平的差别。二是生产队对作业组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如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承认各个作业组之间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别。生产队实行自负盈亏的管理办法，实质上就是反对“共产风”，反对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把自负盈亏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显然是荒唐的。
包产到户，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有的地方确实相当困难，有的甚至难以组织集体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层社、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这种特殊性措施，作为一种休养生息的政策，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地恢复生产，也有效地制止了一些地方分田单干的现象，巩固了集体经济。能不能说搞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呢？不能。第一，它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第二，它坚持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包产到户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一种责任制，它在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使用生产资料、统一记工分等前提下实行，超额完成包产任务的，多收多得，没有完成包产任务的，少收少得。包产到户坚持了这两条，也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当然，包产到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不宜普遍推广。事实上，即使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搞包产到户的也只是少数地方。至于当时个别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宽了点，也只是工作中的问题，不能由此全盘否定包产到户。
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根本条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我们党制订了在农村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措施，包括“三自一包”在内，经过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努力，战胜了严重困难，使农业很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十几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林彪、“四人帮”一伙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和干部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重申和落实了各项农村经济政策，包括社员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及某些特殊的副业生产和穷乡僻壤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的政策和措施，使我国农村出现了空前大好的形势。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党中央给刘少奇平了反。多年来强加在刘少奇和广大农村干部头上的所谓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货色的大帽子，也该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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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因斯坦文集》出齐
《爱因斯坦文集》早在一九六二年商务印书馆就开始编译。文集中，除了收录爱因斯坦的自然科学哲学和一般科学方面的论述外，还有大量专门性的科学论文（包括相对论、量子论、分子运动论等）和反映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经济观、道德观的言论。全书共三卷，最近已全部出齐。（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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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哲学》出版
《印度哲学》的作者德比普拉萨德·恰托巴底亚耶，是当代印度著名哲学家。全书共二十八节，介绍了印度哲学的概貌、总的特点及各派思想。全书既有对古代印度哲学的批判，又有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广泛评论。
（汪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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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体制结构的科学性与自动调节理论
金骝 凡雷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对自动化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发展了专门研究关于系统自动调节和相互适应的理论，这就是现代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这些理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体制结构的科学性问题提供了方法。为了阐明体制结构的自动调节问题，我们先从自动调节的简单原理谈起。
系统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调节方法，一种是一次调节，另一种是反馈调节。
一次调节，有如发射炮弹，轰击地面固定目标，只要计算好距离和瞄准方向即可。打飞机也是这样，计算出它的飞行速度、方向和炮弹轨迹，以确定炮弹发射的角度。这种一次调节的方法，对于静止目标或者运动方向、速度变化不大的目标，是有效的。
如果飞行员突然改变航向和速度，已经发出的炮弹就无法击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研究雷达控制高射炮问题时，开始设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更灵活、更科学的调节方法？他们发现，生物早已在使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这就是反馈调节。
以鹰抓兔子为例。鹰如果把自己当作炮弹，在瞄准兔子后便闭上眼睛径直冲去，只作这种一次性调节，那是无论如何也抓不住兔子的。鹰所使用的方法是：先大致确定一下兔子的位置，然后朝这个方向飞去，在飞行中时时刻刻盯着兔子，判断自己的位置与兔子位置的差别，并据此调节自身的运动，使差别不断减小，直到抓住兔子。这种过程的特点是：不断进行的调节，贯穿于达到目标的全过程。虽然每一次调节都会有误差，但整个系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正因为不断反馈调节，所以不管目标怎样变化，都能跟上目标的运动。装有跟踪设备的导弹，就是根据反馈原理打飞机的。
科学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反馈调节原理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如生物体各层次的协调，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人体控制自身体温，细胞控制正常分裂，等等。人们认识到，生命之所以能存在，就在于它是一个能进行自我调节的系统。现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已在各科学技术领域，乃至经济管理和体制结构的调整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在讨论体制结构的科学性问题时，反馈调节原理给了我们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相对缓慢，人们往往是被动地采用一次调节法改革制度，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一次调节的方法就已经很不适应了。目前不少热心于体制改革的人，摆脱不了一次调节的思想方法，总是把设计一种十全十美的制度作为目标。他们希图这种制度能应付各种复杂情况，并且一旦确立就长期不变，能管它几十年。也就是说，希望一次体制改革就能成功。必须指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科学的。正象发出一枚炮弹很难击中高速飞行并不断改变航向的飞机一样，一次调节体制也不可能适应今天不断变化发展的生产状况。科学的体制结构的生命力在于，体制本身就具有不断自动调节的能力，处于不断的自我反馈调节之中，既要能及时获得生产力发展变化与原有结构是否相应的信息，又要能不停地自我调节以适应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只去考虑各种体制改革的具体条文，更应该高度重视设计科学的体制结构，使之具有不断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这样每一次调整、改革不那么完善，象鹰抓兔子那样，鹰的每一次动作并不那么绝对无误，但具有反馈系统的体制结构是能够在调节过程中趋于完善直至达到最优状态的。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看作一个需要在探索前进中自我完善的历史过程，而是看作一个固定不变的理想模式，满足于最初一次调节，那么不管它一开始是多么优越，也会走向僵化，跟不上实际的发展。这不仅是科学的结论，也是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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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调整中推进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改组
严求实
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要求机械工业提供大批质地优良、价格低廉的技术装备。如果不迅速改变目前这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和重复生产、重复建设的状况，就很难适应客观需要。因此，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大力推进专业化改组，是机械工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机械工业，是技术进步的需要，发展品种的需要，不断提高经济效果的需要。
机械工业发展的历史表明，生产技术的进步，总是伴随着分工协作的细密化和生产的专业化。自从机械制造业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开始，在一个机器制造厂既生产汽车，也生产纺织机械等，叫做“原始专业化”；后来发展为有的厂专门生产汽车，有的厂专门生产纺织机械，有的厂专门生产机床等，叫做“门类专业化”；再后，同是生产机床的工厂，有的以磨床为主，有的以铣床为主，叫做“产品专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发达国家又很快由产品专业化发展为零部件和工艺专业化。一台机器，特别是适于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再是从毛坯生产、零件加工直到热处理、总装都由一个工厂完成，而是由许多工厂协作，各完成其中的一部分。生产组织分工的这种变化，完全是为了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把不同工厂生产的不同产品中，结构相似、工艺相近的同类零部件组织集中大批量生产，也就不能采用高效专用设备、自动生产线等先进技术装备，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拿铸铁件的生产来说：一条现代化的铸造自动生产线，年产中小型铸件可达三万吨。而绝大多数机械厂每年只需要几十吨、几百吨、最多几千吨。显然，只有把许多厂需要的铸件组织起来集中生产，才能发挥这种先进技术装备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百分之八十的机械厂都有自己的铸造车间，分散生产本厂需要的铸件。由于生产批量小，只有采取落后的生产工艺，甚至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人每年不到七吨。而工业发达国家，由于专业化水平高，采用自动化、半自动化设备，生产工艺先进，劳动生产率一般为五、六十吨，相差七、八倍。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适应四化要求呢？
组织零部件和工艺的专业化生产，将大大有利于主机厂发展品种，适应社会多样化的需要。这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企业提供的产品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工厂只能生产少数几个品种，根本不可能适应这种需要。而根据社会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组织多品种生产，冷热加工、多数零件都由本厂自己干，那是很困难的。道理很清楚，一辆解放牌汽车就有一万一千多个零件，一台普通的龙门刨也有三千多个零件，如果大部分由本厂自制，增加一个品种就要多生产几千种零件。这就难怪许多企业在市场需要日趋多样化的形势面前，束手无策、叫苦不迭了。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大力推进零部件和工艺专业化生产。在工业发达国家，一台整机百分之七、八十的零部件，是由专业零部件生产厂供应的，因此，主机厂增加新的品种非常灵活、迅速。目前，我国机械工业，大体处于产品专业化的阶段。实践已经证明，这种产品专业化与多品种生产是相矛盾的，而零部件和工艺专业与多品种生产则是“相依为命”的。我们要适应丰富多采的社会需要，不能停留在产品专业化阶段，必须向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
不断提高经济效果，也要求大力推进专业化改组。凡是改组工作搞得好的，虽然时间不久，却已收到明显经济效果。安徽省机械局于一九七八年组织了铸造、锻造、冲压、热处理等十五个工艺协作专业厂，效果很好。其中一个铸锻厂，人员、厂房略有增加，产量提高一倍多。北京机械局把所属四个小而全的电机厂，调整、改组为四个总装厂、三个零部件和工艺生产专业厂、两个后方厂，组织更加合理了，去年产量、利润都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天津市一机局，把分散的设备维修能力组织起来，恢复了设备维修总厂，修理能力提高百分之四十五，生产的备件品种增加三百四十多种，效率提高六倍。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机械工业，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怎样才能搞得更好呢？有必要总结经验教训。
应当把提高经济效果，作为改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是说，在制订改组规划或方案时，对于能不能提高经济效果，有多大经济效果，就要作具体分析、精确计算。现在有些单位，虽然也承认改组应当落实在提高经济效果上，但行动之前对经济效果全无计算，采取“走着瞧”、
“将来看”的态度。殊不知“出发点”不明确，“落脚点”就没保证。还有的是为改组而改组，没有认真考虑经济效果，以至“改组”完成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反而下降了。
应当把“利益谐调”的原则，作为改组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机械工业，涉及到国家和地方、省和地市、管理机关和企业等各个方面的利益。不讲利益谐调，全凭行政命令强行组合，必然会人为地增加阻力，影响改组的顺利进行。如果悉心研究各方面的利益，使大家都能从改组中得到好处，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四川省组织轴承公司几经周折的经历，很可以说明问题。省里鉴于轴承生产厂点分散、重复很多、工艺落后、亏损面大等情况，确定组织轴承公司，按专业化的要求组织分工协作。开始想把地方轴承厂上收到省，实行人财物、产供销“六统一”。但因与地市利益矛盾，阻力很大。一九七八年初开始酝酿，一九七九年底还没办成。后来他们转而采取省和地市联营的办法办公司，按参加公司的轴承厂固定资产净值计算“股份”，按“股份”分配利润。同时，由省和有关地市主管部门共同组织管理委员会，有关方面都有权参与决策。这样把各方面利益谐调起来，进展就比较顺利了。现在已订出章程，开始行动。
改组的基本作法，应当是用先进技术武装零部件和工艺专业厂，以逐步取代分散落后的生产点。现在有些单位，是从裁减主机厂入手进行改组。这种做法有两个问题。一是不易收到经济效果。即使主机厂的数量减少了，如果零部件专业厂没有大的发展，剩下来的主机厂必然还是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效果不会有显著提高。二是不易作到利益谐调。特别是象汽车这样的产品，各地都需要，国家分配又不能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让哪个地区的汽车厂下马，都会有很大阻力。但是，如果汽车零部件专业生产厂发展起来，以物美价廉的零部件供应各地总装，自然而然地会
“逐步取代”各主机厂自己生产的这一部分零部件，在发展中形成专业化。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单靠行政命令，硬要主机厂下马，更符合经济规律。
零部件扩散，应当与组织同类零部件的集中生产相结合，与工厂的技术改造相结合。有些主机厂，零部件扩散出去了四分之一，结果，成本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质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原因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两个结合。因为，零部件扩散出去后，如果生产批量没有增加，生产工艺也没有改进，经济效果当然也就不可能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是与生产的社会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专业化的零部件生产厂，不应当只给一个主机厂协作，而要面向社会，为各方面的需要（配套、维修）和许多主机厂协作，这样，才能由小批量变为大批量，才能采用高效专用设备，也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果和劳动生产率。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现行管理体制对发展专业化生产妨碍极大。材料、产品的分配体制，财政、价格、税收体制，企业按条条、块块管理的体制等，都不利于打破地区、行业界限，组织零部件专业化大批量生产。因此，改组必须与改革相结合，才能大踏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