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追念刘少奇同志
王首道
刘少奇同志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党为人民艰苦奋斗一生，对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我在长期的工作经历中，得到过他许多亲切指导和教诲。最近，党中央作出了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的正确决定，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林彪、“四人帮”诬陷、迫害少奇同志，最凶险的莫过于伪造“叛徒、内奸、工贼”三重大罪，莫过于诬蔑他是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老反革命”。当初看到一本本有关少奇同志的所谓“罪证材料”时，我既震惊，又愤慨。我的耳际不禁回响起周总理在一次会上对少奇同志的称赞：“在党的历史关键性问题上，他都是正确的”。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禁又浮现起少奇同志的身影，浮现起他那坚毅、诚挚的面容。他的战斗业绩，他的优秀品德，在我心中闪耀光辉，永不磨灭。
（一）
一九二五年，我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知道少奇同志早就献身革命，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和李立三同志创建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邓中夏同志称赞它是“组织最好的工会”，称赞少奇同志是工人阶级的“最勇敢的一位战士”。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五大上，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坚决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当时我见报载，他赴国际太平洋劳动大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讲演，愤怒痛斥蒋介石的无耻背叛国民革命和血腥屠杀革命人民，表示要不屈不挠“向前奋斗”。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上井冈山后，我听说少奇同志留在白区，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地坚持斗争。这个时期，我和他虽然还一直没有见过面，对他却早已是很仰慕的。
一九三二年，我在中央苏区任湘赣省委书记，在瑞金首次见到了少奇同志。当时我很年轻，去他所在的苏区职工会汇报工作，他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委员长，我请他对湘赣区的职工会工作给以指导。他十分和蔼、亲切地对我说：一句话，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苏区不能套白区的办法，应当以动员工人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心工作。当我问到白区工作的情况时，他说：搞革命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讲斗争策略，不做秘密工作，不积蓄力量、隐蔽精干，把我们多少好同志送到敌人屠刀下，怎么会不吃大亏，怎么会不叫人痛心！我从一九二八年起，在党内，在共产国际，都反对过这种搞法，至今不变。他又赞佩地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执行“保存有生力量”、打仗“赚钱就干，折本不来”的方针是对的，红军力量越斗越强；白区没有这样搞，所以越斗革命力量越弱。当时，我也感受到了王明路线的压力，觉得少奇同志的卓见，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在
“左”倾机会主义的高压下，少奇同志坚持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这多么难能可贵！
此后，少奇同志总是紧紧地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站在一起，坚决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
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这挽救党、挽救革命的关键时刻，少奇同志坚决支持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少奇同志坚决追随毛泽东同志，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有较长时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少奇同志常往返于延安和外地，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常是不畏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为贯彻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和方针而战斗。一九三五年冬，党中央派他任北方局书记。当时华北地区经过多年严重的白色恐怖，党组织绝大部分已被破坏，仅有几十名党员干部，而且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局面是很困难的。记得有的同志对少奇同志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少奇同志很有信心，坚定地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工作的局面。他到北方局后，很快重整旗鼓，开辟工作，克服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大力恢复、发展了党组织，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的胜利发展，标志着华北白区工作获得空前未有的成绩。当时他总结历史经验，写了《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阐述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提出了应当系统地批判、清算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抗日战争一爆发，少奇同志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写给他的信中所作的“关于整个华北工作中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重要指示。在日寇大进攻、国民党军队大溃退的动乱里，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工作的大转变，迅速地组织革命力量转向农村，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广大的华北敌后根据地。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华北民心之所向，成为华北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
王明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从“左”倾一下跳到右倾，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及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当时我们在延安，知道王明一度把持长江局，同党中央、毛主席“闹磨擦”很厉害。在这场斗争中，我记得少奇同志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根据地。在击败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少奇同志尖锐指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对此，毛泽东同志肯定地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对。”我们当时看到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互相支持，
共同斗争，是很感人的。六中全会以后，少奇同志立
即由党中央、毛主席派赴华中，又和陈毅同志一起，
对项英、袁国平在新四军奉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进行斗争。他们领导的部分新四军不断发展、日益扩
大，和项、袁领导的皖南部分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
照。皖南事变后，少奇、陈毅同志受命执掌全军，立即召
开军内干部会议。少奇同志在会上亲自作报告和总结，
对项、袁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
系统深入地作了批判和清算。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等为贯彻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和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使新四军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腹部位的一支劲旅。
一九四三年，少奇同志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整风运动中，他和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领导全党对我党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总批判、总清算。他那犀利、深刻的批判，帮助人们提高了对王明路线实质的认识。当时王明仍然吹嘘他那本作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纲领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标榜自己是执行所谓“国际路线”。我曾看到少奇同志当时对这本小册子写下的一则“阅后感”，一针见血地揭破这是一本“罪恶的小册子”，是“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从此开始了党的危机，以至使党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损失。”当时我们一些同志对王明所谓的“国际路线”并不清楚，少奇同志又在一次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讲话中，列举大量事实，戳穿了它的内幕。少奇同志还多次谆谆教诲我们：一定要跟随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代表着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方向。在我党诞生二十二周年之际，少奇同志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并指出：总结党的历史，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的环节和部门中去”。为了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少奇同志竭尽忠诚，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我正在三五九旅，处在转战大江南北的斗争中，听到了关于党的七大会议的传达。在这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上，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热情讴歌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回顾历史，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这条正确路线的共同制定者，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而载入党的光荣史册，是当之无愧的，也是林彪、“四人帮”歪曲、抹煞不了的。
少奇同志紧紧跟随毛主席，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有高度的评价。例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主席亲笔修改定稿的。它肯定了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称他是“白区工作的模范”。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却攻击说这个评价是错误的，擅自推翻了党在历史上正确地作出的重要决议。那个“顾问”，还重新捡起王明打击少奇同志所用过的“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诬蔑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他们把少奇同志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说成是“右”的，恰恰说明他们搞的是极“左”。
（二）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党的建设，把它称为取得我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少奇同志长期领导党的工作，是毛泽东同志抓党的建设的好助手。为了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了培育好的党员，他遵照党中央的建党路线，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并且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党的建设方面，他是有很大贡献的。记得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作讲演、写文章，发表了一系列阐述毛主席建党思想的著作。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等，都是较有影响的名篇。其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我的印象最深。
一九三九年七月，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期间，我在马列学院聆听他讲演了《修养》。听众都反映讲得内容丰富，有针对性，深入浅出，很受教益。八月份延安《解放》半月刊就开始连载这个讲演，各根据地陆续翻印，广为传播。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开始，由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央直属系统学委会制订的学习计划中，就把《修养》列为二十二个文件之一。中央宣传部很快在正式文件中将我们的计划转发给各个根据地。《修养》，是批判“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结晶，是学习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报告的重要辅助文件。
《修养》开宗明义要求大家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少奇同志有一次还热诚地对我们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毛泽东，不学王明。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就有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有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的金钥匙；王明只是披了马列主义外衣招摇撞骗，象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唱来好听，用了不灵。少奇同志是学习毛泽东的模范，他总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常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独到之见。例如他在华中党校讲演了《论党内斗争》，党中央让新华社以电文转发给各个根据地，按语指出，它“理论地、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一个重大问题”，要求全党同志在整风学习中注意研读。
《修养》论述了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批判了
“左”倾机会主义的粗暴过火的斗争。对这一点，我的感受特别深。在湘赣苏区工作时，我曾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打成“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到残酷迫害。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主席代表中央为我们平了反，我感到无比亲切温暖。时隔几年以后，少奇同志又找我谈心，了解当时一些冤案的具体情况，细问是否还有遗留的问题。他亲切地对我说：大家把党比做“伟大的母亲”，我们一定要把“母亲”的温暖送到每一个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的心坎上。当我向他谈到湘赣区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刘其凡等一批负责同志，被王明路线执行者无辜杀害的情况时，他说：这是王明路线的又一罪恶，为了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后再不许目无法纪，乱抓乱杀，再不许动辄乱开斗争会了。他又真挚地对我说：首道同志，你我都是受过打击、吃过苦头的，应当把它看做是一种锻炼。这样，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就绝不搞王明他们那一套，一定要按毛主席指示的，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少奇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襟，使我难以忘怀。
多年来，广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热爱《修养》这本书，甚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看到有的烈士在衣兜里还珍藏着《修养》，为血迹所染红。毛泽东同志也很重视少奇同志的这些革命论著，一九六一年就指示要整理编选少奇同志的文章；一九六二年修订再版的《修养》一书，正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那个“顾问”当时主持了这项工作，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脸色突变，颠倒黑白，带头对《修养》大加挞伐。这也说明，他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专家。
（三）
在建立新中国以后十七年中，少奇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密切配合，负责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使毛主席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更重要的问题。解放以后，我较长时期在交通部和国务院六办工作，在和少奇同志较多的接触中，我印象最深、最受教育的是：少奇同志堪称实事求是的模范。
少奇同志及时认真研究我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协助毛主席正确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我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八大，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和毛主席一起，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又根据毛主席提的意见作了认真的修改。毛主席说他修改得很好，并亲笔在样稿的扉页上写了题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又在下边题写了“刘少奇”三个大字。我们在八大听了少奇同志的报告，觉得很切合实际，很有说服力，思想豁然开朗：我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称赞这个报告“是个很好的提纲”。现在，当我们经历了林彪、“四人帮”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灾难，再看看八大的政治报告，会感到它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更觉得少奇同志那种科学精神可贵。
少奇同志对经济建设抓得很紧、很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写了《论十大关系》，少奇同志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吃透精神，用来指导工作，把交通运输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各项事业都在发展，出现了运输能力与运输量不相适应的矛盾，运输战线出现了紧张局面。就在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亲自听取我们汇报，给予指导；少奇同志还分别听取了铁道、交通、民航部门的汇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具体帮助我们解决矛盾。毛泽东同志指示，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发展交通业和轻工业。少奇同志也深入浅出地对我说：首道同志啊，你过去抓过枪杆子，现在让你抓国家建设中血液循环系统的总开关，一条条运输线就象人体的毛细血管，要是堵塞不通，高血压也过不去。形象的比喻，帮助我们确立了交通事业的工作方向。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改进交通运输工作，而且使我们对于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必须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有了比较深切的理解。少奇同志一直很关怀交通运输业，后来几次亲自代中央拟文，转发我们的报告，请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今天，看到我国铁路干线，交叉纵横，公路水运，四通八达，海运航空，贯通全球，我总不能忘记，这里也倾注着少奇同志的心血。
少奇同志一向热烈拥护毛泽东思想，主张要采取科学的态度，理论结合实际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记得在一九六四年，正当林彪鼓噪所谓“活学活用”，大搞形式主义之际，我看到少奇同志给一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谈心式的信。信中恳切地指出了这位负责同志有一次只摘引毛主席讲话和上级文件而“讲空话”的错误，又循循善诱地讲清道理，教育他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信中指出：不生搬硬套，工作才有创造，这就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懂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而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倾听他们反映的真实情况；要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凡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的，都应当学习。毛主席看到这封信后，立即给少奇同志批示：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短短数语，是对这封信的很高评价，也是对少奇同志亲切帮助干部的领导作风的肯定。毛泽东同志还亲笔为信中一段内容作了一些修改。今天，我重温少奇同志的这封信，依然觉得亲切、深刻，是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少奇同志多次讲过，不自以为是，有错必改，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具有的态度，只有大公无私，才能胸怀坦白，有勇气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少奇同志在不少问题上，堪为楷模地表现了这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畏气概。一九五八年以后，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出现了“瞎指挥”、
“浮夸风”、“共产风”，加上其它种种原因，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挫折，遇到了暂时困难。少奇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地承担责任，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要实事求是地向群众讲清造成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各地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总结和纠正。他还说：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改正缺点和错误，坏事就能变成好事，用不着悲观丧气，跌了跤子就爬起来，看清道路再前进。毛泽东同志当时肯定了少奇同志的报告，并在讲话中也作了自我批评。
有时，有的问题本来应当由中央或其他同志承担责任，少奇同志也常常主动分担责任。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讲话，本来是根据此前毛泽东同志有关讲话和中央通过的文件的精神讲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改变了提法，少奇同志也很快跟着改变了。到一九五四年，少奇同志还主动对此事作过自我批评。毛主席曾经很谦虚地说，他自己并不是没有“过”，有些人把坏的就写在少奇同志的帐上，这是不公平的。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当时这种互相爱护、争担责任的高尚风格，是多么感人肺腑呵！回顾当年，正是这种实事求是对待缺点错误、顽强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引导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度过了各种难关，表现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中国人民是英雄无畏的人民。可惜的是，这种亲密的战友关系，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了破坏，这是十分令人悲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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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饱受中伤和诬蔑，不幸过早地和我们永别了，但他毕生献革命，功德垂青史，昭示于天地人间。他的革命精神，会在党和人民中间永生。对他的彻底平反，就是把历史上被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这将激励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地高举新时期总路线的旗帜，向着光明灿烂的四个现代化，奋发进行新的长征。
可以告慰少奇同志：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业，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必定会开鲜花、结硕果，祖国将日益繁荣昌盛。我们以此祭奠少奇同志的英灵，相信他会在九泉之下含笑瞑目。
刘少奇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