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铁托——站在地平面上的非凡塑像
黄钢
铁托史诗的每一章节，都是用严峻色调组成的。为了领略铁托时代精神，我曾踏上了铁托故乡的草地，越过了南斯拉夫南部的丛山峻岭，寻访铁托的脚印。去年这时候，我们穿过了多岩石的门的内哥罗群山，观览了这一带崎岖艰险、气象万千的苏捷斯卡战役的战场——那是铁托元帅三十七年前亲率部队、战胜强敌十五万人的严重包围、最后突围获胜的地方。我们是多么希望：铁托总统这次最后抗击死神对他的包围时，能够再一次地突围出来呵！
这都是铁托到过的地方
“铁托是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铁托！”——南斯拉夫人民对铁托总统，习惯于这样的称呼。去年五一节后，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布莱德湖附近的一家普通饭店里，南斯拉夫作家波格丹同志对着我的座椅指点着说：“你现在坐的这个座位，铁托同志今年五一节，就在这里吃过午饭。”他好象是解释人民群众为什么对铁托同志那么亲密无间，这样平淡无奇地说着。
我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家饭店的环境：是一个普通的国内外旅游者随意就餐的地方。波格丹所指的是一排靠墙安置的简便木头长椅，同时可坐几个人。朴素的陈设给这餐厅增加了田园牧歌式的风味。但是，周围人们向我们解说的却是当代南斯拉夫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气氛：
“铁托走遍了全国的大小城镇和很多农村。他跑到哪里，就喜欢到哪里的小小餐馆去吃饭。全国不少地方的无名餐馆，他差不多都走遍了。”
“群众跟铁托面谈时，从不用‘您’字的尊称，而只是直接用‘你’。一个十岁的小孩也可以当面对铁托说：‘铁托，你今年到了我们这里，我希望你明年还来！铁托，你答应我吧！’”
“那么，铁托怎么回答呢？”我问道。
“通常，铁托会这样回答：很好。明年，我一定再来。说时，铁托拍拍孩子的脑袋。在南斯拉夫，任何城乡欢迎铁托到来的居民群众，都可以随意地朝他身上扔去欢迎的花朵或花瓣。凡是共青团开会，或者是南斯拉夫工会开会，铁托，他从来也不坐到主席台上。他只是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位置。铁托所持的理由是：在这些团体里，他并未担任职务，因此，没有必要到主席台上去就座。”
我们来到了伊斯的利亚半岛海滨大道上的“小山岗”饭店。这家普通饭店铁托也来过三次。当我们来到这餐馆的小小里间，坐在铁托以前到此留下的照片镜框下面午餐时，餐厅经理科达尔·马尔丁对我们说：“铁托第二、三次来，他不喜欢再坐在这里间，他要求在饭馆外面的露天客座里跟所有的顾客一起吃饭。他第一次来，里外的客人们都吃惊地放下手中的刀叉，站起来，鼓掌欢迎他。以后再来，人们也就习惯了。依旧平静地吃自己的饭。”
“你们用什么饮食接待总统呢？”
“威士忌，苏打水，还拿出了我们自制的葡萄酒。我一打开酒瓶就问铁托：你觉得我这里葡萄酒好吗？他对我说：酒倒好喝，不过，没有我在布里俄尼岛上自己酿造的酒好喝。我自己酿的酒哇，比你的更好。”
“铁托同志——经理当时对总统说——我在饮食行业一共服务了三十多年了，到现在我还没碰到过一个自己会酿酒的农民会承认他邻居家的酒比他自己酿造的葡萄酒要好！”
我们问道：“总统听了你这番话，他怎么回答呢？”
经理说：“他没有回答。听我说了以后，他只是咯咯咯地大笑了起来。”
铁托本人喜欢做钳工
我们好象是听见了铁托的笑声，进入到他的故乡：这里就是童年时的铁托放牛牧马的草地，汽车在接近库姆罗韦茨草原时放慢了速度。我们想在走近萨瓦河两岸时细心去寻找：铁托打从七岁起是在哪一块陡斜的河岸上耕种过玉米？他在小时候，曾在哪一片树林下的菜园子里锄草？
铁托从十五到十八岁，到离家不远的一家锁匠家去当学徒。从此他惯于使用和修理很多种车床。铁托小时候（与他当时的年龄很不相称）推过很重的石磨。一九四二年春夏，铁托直接指挥五个无产者旅，反击希特勒、墨索里尼联合制定的“巴尔干围剿计划”。德、意法西斯当时力图全歼铁托司令部及其直辖部队，要“肃清一切暴乱的温床”。铁托作为总指挥，在会议上迅速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战略计划以后，在苏捷斯卡河谷无人区一栋仅存的农民房舍中发现有一座磨子。“铁托手痒了，——据目击者记述——他想修好它。他在磨子上工作了约半个小时，轮子开始转动了。磨子修好了。在这一片荒凉的境界，小磨坊发出的‘哒哒……’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这就是铁托在部队投入决死战斗和长途转移之前的短暂休歇——铁托每迈开战斗的一步，都深含着他的乡土之情，体现了对祖国大地的无比眷恋。这就是他战无不胜的思想源泉及其感人的崇高情怀。
直到晚年，铁托还保持车床操作的兴趣。甚至在他布里俄尼官邸对面的万加岛上，铁托还在私寓里专设有一个车间，以便于随时在这个“小小工厂”亲手进行金属加工，磨炼他在少年时期学来的手艺。
铁托决心把这种爱好劳动的习惯传给后代。在库姆罗韦茨故乡（以他的母亲玛丽亚·布罗兹命名的）学校里，我亲眼看到，铁托赠给同学们一整套机械教室的装备，在显著位置摆设着铁托送来的车床，校长指点着对我们说：“铁托本人喜欢作钳工，他喜欢我们的孩子也象他那样经常劳动”。
高度乐观，无限信任人民
铁托说：“在我童年最快乐的日子是到外祖父家去作客。”于是，我们就首先来到库姆罗韦茨（隔着萨瓦河）对面的外祖父家旧居，就在铁托的母亲出生的这所房子里（正象是在铁托本人出生的房子里一样），我们亲眼见到铁托幼年时居室的拥挤和衣食的艰难。铁托回忆道：“我外祖父马丁很聪明，他喜欢开玩笑，我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个特性，现在仍然保留着它。”不久前有消息说：当南斯拉夫一位军界人士到卢布尔雅那诊所铁托床边去探望之际，铁托看出了他的战友满面愁容，于是就对这位愁眉深锁的战友揶揄着说：“哎呀，看上去，你比我还要糟！”重病之中的铁托，仍然保持有军事指挥员的本色：他善于体察全体指战员的情绪。
铁托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无限信任人民。他怀抱着强烈的信心：把重大决策问题同群众直接见面。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曾经面临国际方面极大的困难。铁托当时认定的出路何在呢？南共中央在此重大关键时刻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铁托认为：“只能依靠他唯一可以依靠的群众，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因此，决定通过电台转播代表大会的整个情况，直到最后一句话。”铁托决定让每一个南斯拉夫公民都可以从电台中直接听到党代会进行的全部实况，让群众从党代会发言的公开论坛中，“让人民自己决定谁是正确的。”
一座立在平面上的雕像
铁托的名言之一是：“我们依靠了自己的力量，不接受任何人要我们沉默和等待的指示，我们制定了自己的战略，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行动和反攻之中。”就在南共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和铁托的战略行动指挥下，实际上成长了整整三代人：即经历过游击战争的老一代，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以及介乎他们之间的中年一代。
南斯拉夫退休外交官米提雅·渥斯雅克十七岁时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后来，十九岁的米提雅曾在游击队里听党课。他说：“一九四三年，爱德华·卡德尔在我们解放区第一次介绍了中国：他从下午讲起，一直讲到夜晚三点。是在一个森林里上党课时讲的。那时我们老游击队员也接受过中国红军的影响。”
我们一起在铁托同志后来生病期间静躺着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卢布尔雅那城内漫步。这位退休后成为儿童文学家的米提雅说：“我们反对有人想把我们的青草地变为他们的肥料场。反对任何人把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自治的民主环境污染。”说时把我们带引到南斯拉夫革命理论家鲍里斯·卡德里奇的纪念塑像之前。这塑像是在大街旁边人行走道芳香的树丛之前：这位已故理论家双手叉在腰间，面部燃烧着炽烈的感情，好象正在辩证他所坚持的真理，又象在继续进行一场深刻的火热的演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这座全身塑像不是设定在常见的高台上：鲍里斯只是象一个活着的常人那样，直立在一片二十平米左右的平台上。他站立的位置距离我们这样贴近，它那平面台座距人行道地面不到五寸高低，这就使每个来往行人都很容易和这位革命思想先驱平等地对谈，正象每一个南共联盟成员都在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地接触一样。
生前辅助铁托同志工作的南共理论家卡德尔同志深刻地阐述过：“南共联盟必不可少的特点必须是它能够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我在库姆罗韦茨铁托纪念馆前以及卢布尔雅那博物馆门前所看见的铁托雕像，也都不是树立在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台之上；南斯拉夫雕塑家很善于表现他们的统帅沉思的时刻、或是在重大战略决策之前英明睿智的神态——即使是这样的时刻，也使你能感受到：我们任何一个来访者，都可以走向前去，和你所尊敬的领导人自由交谈。
铁托同志活在群众中
南斯拉夫全境现在建立了四千座英雄纪念碑或斗争史绩纪念馆。全国面积二十五万五千八百零四平方公里，平均不到六十四平方公里就有一座英雄纪念碑或纪念馆。我们曾经参观一个保卫铁托的人民英雄汤玛兹·哥德斯纪念馆。在这附近还看见南共地下时期的另一座秘密会场——在那座小规模的纪念会场门前，使我有些惊奇的是：有一大幅扉画里，一位持枪青年战士的半身像所占的尺寸，比在同一幅画面中铁托的头像，要大得多。“那么，这位青年是谁呢？”
——铁托一九三九年五月初从共产国际再度回到祖国以后，五月十三日到十八日，就住在这青年家里。汤玛兹极力掩护铁托。后来他又成为反法西斯德军起义的组织者。在本地区发起和坚持游击战争的汤玛兹，战前原是国家滑雪队队员、爬山运动的能手，他本人，曾在一个小小的揉制皮革的作坊里劳动。现在，已成为汤玛兹纪念馆的小作坊还保持并恢复其原样，只是前屋住室墙壁上，挂满了这段战斗历史的图片与资料。
铁托去年五一节来到这里“看望”他那久别的旧友汤玛兹烈士。当铁托踏过门前的碎石小路，上台阶跨进了这作坊的大门时，房屋后面带动制革木轮的水车滚动声，仍象当年那样地嗡嗡作响。铁托面对着往年的年青战友汤玛兹微微发笑的照片，回想起这里从前是一片沼泽地带；他轻轻地讲道：“我已经四十年没有到这里来了。”
铁托同志自叙说：四十年前“在南斯拉夫，新的重要任务等待着我。我们必须准备一个全国性的党的会议，来讨论南斯拉夫的整个形势和应采取的适当的措施。工作条件恶化了，因为警察的控制加强了。”“我们在会场周围布置了岗哨。”——就在此种艰险之中，汤玛兹在一九四二年被捕。因为他拒不招供铁托和游击队真象，被运送到德国集中营后被处死。
今天，当我们站在当年卫护过铁托的小小住室里，解说员向我们指着汤玛兹战前在滑雪队获得国家冠军的像片，按常规对我们说出：“这是烈士生前登上了高山之巅的像片”，“解放后，我们的青年登上了汤玛兹他们进行游击活动的山头上，把南斯拉夫国旗插到了山顶上”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叹道，象汤玛兹这样具有崇高理想的青年，在今天的南斯拉夫，何止是千千万万！
用血液哺育了新人
铁托总统号召青年继承革命传统。一九七五年他在库姆罗韦茨讲授党课时说：南共是在流血斗争中成长的。在我们的血液中哺育了一批又一批新干部。由于新的一代在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南共党成为坚强的党。铁托那次还谈到老战士的职责：我们这些经历过我们党的发展史中所有艰难困苦的人，如果老是沉默不语，那就是错误的；假若不把我们自己知道的事情传授给新的一代，这就很错误了。他认为：党所经历的艰苦锤炼的道路，每一代人都应当知道。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去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南斯拉夫度过的那个夜晚。这一天是“五·二五”青年节（同时也是铁托生日）那天，看见了成千成万的南斯拉夫青年后继者一起向铁托高呼：“铁托是我们的，我们是铁托的！”那一天，第三十四届“青春接力棒”的长跑运动员（最后一名接力者）阿尔巴尼亚族女青年，把她手中的接力火炬递交到铁托手中。这时贝尔格莱德运动广场上响起了一阵阵节奏明快的呼唤：“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任何事都不会叫我们惊慌，任何事都不会叫我们惊慌！”
这时候，铁托同志接过火炬之后，高兴地对所有在场者回答道：南斯拉夫有这么坚强的青年一代，我为南斯拉夫祖国的青年而骄傲！
这就是在铁托精神（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领导）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当这沸腾的广场上青年团体操队伍一面歌舞同时一致高呼：“共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明天就来接班！明天就来接班！”的响亮誓言时，我不禁回想起，在保卫铁托的英雄汤玛兹牺牲的年代，南共当时仅只有一万二千名党员和三万名“共产主义青年”，还不到现在这广场上的全部人数；而今天呢，青年联盟则已拥有三百六十多万生机蓬勃的盟员。正如多兰茨同志说的，他们同各族人民一起，“对南共联盟和铁托的思想与事业的忠诚，是南斯拉夫不可战胜的力量。”
很自然的，我从这贝尔格莱德广场上男女青年战斗员的队列检阅的英武步伐与欢庆歌舞的高昂节拍之中，始终摆脱不了汤玛兹微笑的面孔给我的深刻的记忆：汤玛兹年轻时英俊的形象同现在会场上几万名火焰般热情的男女青年的群象，早已化合在一起了。我好象看见成千上万个汤玛兹和他那个登山滑雪队的姐妹们，都已经愉快地复活了——如今，正是她们和他们，都穿着彩色缤纷的贝尔格莱德初夏的轻装，他们再也不象那个当年手拿冲锋枪为铁托站岗的汤玛兹那样只身一人了。
最后一次到库姆罗韦茨
没有想到，事未经年，铁托同志今年的八十八岁生辰日，就不能同人们在一起共度“青年节”了。三年前，他在家乡建立的（全国）党校讲授党课还语重心长地说：我想，我这次回到库姆罗韦茨来一次是很好的；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还有这么一个机会。现在，我已经实现了我自己的诺言，我已经感到踏实一些了。我希望经常再到这里来……
人们怎么能够忘记，铁托最后一次回到库姆罗韦茨的情景——那是去年五月十日，那一天，他故乡的五年制学校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铁托亲临到学校门口他母亲小小头像面前。孩子们都知道，铁托曾经是怎样尊重他的母亲。铁托说过：小时候，“家庭的全副重担就压在我那能干、自豪而虔诚的母亲身上。”铁托同孩子们这时还一起走到课堂外那一排小学生们积攒零钱的储蓄箱面前，他把手指头指向储蓄箱投进钱币的小小开孔，笑着对同学们说道：“呵，我明白了：谁播种种子，谁就会有丰收！”
铁托同志，他其实就是南斯拉夫地面上第一位辛勤的播种者！
仅在那一周以后，我们中国作家参观了这座新命名的学校。全校二百四十名孩子从运动场地金黄色的跑道上飞跑过来，聚集在我们身边，高唱出一九三七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国际纵队的战歌和很多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颂歌——这些，都是铁托爱唱的歌……
“那么，铁托最爱唱的是什么呢？”
仍然是作家波格丹·波格尼利齐同志对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铁托经常爱听的是斯洛文尼亚的民歌。因为他的母亲出生在那里。他喜欢听那种深刻的、传达劳动人民生活的本质的歌曲。铁托，他一直最爱唱他外祖母经常哼唱和教给他的一支歌曲，我记得那歌词是——
‘孩子呵，你安睡吧，你先安睡；
‘——有一个人，在门外巡行，
‘有一个人呵，他还在外面巡逻’！”
直到铁托总统逝世的今天，我才真正理解了他为什么最喜爱这一支歌。我想，铁托正是为了后代的安睡而自愿巡逻的人。他今天仍在到处巡行。
我想到南斯拉夫作家对我记诵这节歌词时，我们是一起站在宝塔形的粟子花树下。当时，我还悠然地联想起一个铁托传的作者美好的叙述：那本书曾以真实的笔调写出：约在一百年前（一八七九年），铁托的父亲弗兰约从克罗地亚这一边的草原渡过了那个弯曲的清亮的萨瓦河，结识了一位名叫玛丽亚的斯洛文尼亚姑娘——这位金发的高大美丽的少女，她后来就是铁托的善良的母亲。
近百年来的生活画面，就这样在南斯拉夫震撼过全球的历史风暴之中被揭过了。历史将永远记载：铁托对待人民，从来就象库姆罗韦茨草原上流过的萨瓦河水那样清亮，那样柔和。
只有在反击敌人的挑战和强暴的压力时，铁托就果真是一块钢铁：他是那样的坚硬和顽强，从来就不屈不挠。
这就是铁托精神！
如今，一个站立在地平面上的非凡雕像，耸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这位不屈不挠而又永远同群众在一起的人物，他的名字就叫铁托！
（一九八○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附图片）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第7版()
专栏：
“克格勃”之蛇在东京
胡思升
三、一主三仆的勾搭
宫永幸久充当苏联间谍已有多年历史。他的第一个俄国上司是前任苏联驻日武官利巴鲁金上校（后晋升为少将）。
宫永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次大战前，他曾在陆军士官学校学过俄语，这为他后来同俄国人接触创造了方便条件。战后的美军占领期间，他曾在名为“日本计测”公司的谍报机关受训，接着又入陆上自卫队调查学校进修，苦心钻研，立志从事对苏情报工作。此后，他一直在陆上自卫队情报部门工作，历任情报班长、部长、调查学校副校长，有“自卫队屈指可数的苏联通”之称。谁也不可能预料，这位搜集苏联情报的专家后来竟变成苏联搜集情报的间谍。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宫永在陆上自卫队调查部工作期间，出于掌握情报的需要，经常出席苏联驻日武官的招待会，逐渐与苏联武官交往起来。一九七四年，宫永五十二岁，从他任职的中央资料队退职后，曾亲自拜访苏联驻日使馆，要求使馆念及以往交情，出面向日本某一个大公司说情，让他在那里任职。
利巴鲁金是一九七二年始以苏联驻日武官身份到东京指挥间谍工作的。利巴鲁金开始担心宫永是搞策反工作的，对他主动上门，反应不冷不热。经过较长时期的观察，利巴鲁金决定试一试运气，亲自出马，因为宫永曾任职的中央资料队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中央资料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情报部队之一。这样一块肥肉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一九七四年的某一天，利巴鲁金亲自打电话给宫永，约他面谈。开始，他们在茶室、餐厅会面；接着，两人的秘密特务关系就一线牵了。
宫永为了显示对莫斯科的忠诚和情报活动的才能，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开设了一家出售家用电料用品的商店，以资掩护。一九七七年底，强迫与他分居多年的妻子正式离婚，单身从谍，防止泄漏机密。但是，毕竟宫永已经退职，难以直接接触军情资料，于是，他看中了香椎英一和大岛经利，这两位是他在中央资料队任职时的部下和酒友。于是，以利巴鲁金为首的一主三仆的特务关系从此确定，一个克格勃在日本的间谍网从此开张。而据日本检察当局的材料，宫永得到的现金酬劳，每次五至十五万日元，自一九七七至七九年总计得三百一十万日元，其中给香椎八十五万日元，大岛约五十万日元。
费声福 插图（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