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贺少奇五十寿
朱德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
一九四八年于西柏坡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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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绶带
雷加
怀念永远鼓舞人的意志，尤其当它产生一种永恒的力量，象太阳吸引潮汐那样，这种怀念就是最珍贵的了。
事情发生在二十年前的西双版纳，那是凤凰花开的季节。在这一年一度的泼水节里，太阳撒出万条金线，空中到处飘洒着晶莹的水珠，这一串串水珠又是用人手撩拨起来的，大地上充满了欢快的呼声和青春的气息。这是周恩来总理到傣族人民中间来了。
在这里，总理和缅甸贵宾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事会谈。
人们说不出节日为会谈带来多少庄严的气氛，或者，会谈又为节日增加了多少喜悦的心情。
看来总理非常喜欢这个节日特有的节奏。它，欢快而有秩序，既是庄严的，而又五彩缤纷。这是由感情的细流汇集而成的盛大行动。
这一天早晨，总理先到热带作物研究所。几年中间科研成果的汇报，使这间简陋的会议室增光不少。总理感到那么满意，以致他不能不走出会议室亲自去看看已经感到满意的成果。如果不去，他就会不满意自己了，而且他又从来不曾满意过自己。
于是，在这个早晨的下一个时辰里，不少人看见总理在标本园里，在油棕园里，在三号橡胶林地里。
在这同一个时间，又有多少人忙着布置另一个会谈的场所。会场选定了一片幼小的橡胶林。这片橡胶林，它是和研究所同时生长起来的，仅仅才六个年头，它还没有度过自己的幼年期。一株株嫩稚的树干围着一块坪地，坪地上临时撒满了一层台湾相思的绿叶。纤细而又柔软的叶子，铺了满满一地，活象一床新鲜的还能呼吸的绿色地毯。整套桌椅搬了过来，为了只有这一套桌椅，为了必须从那间会议室临时再搬到这里来，他们忙碌得那么快活。所不同的，多了一些花瓶，花瓶里又插满了花朵：有扶桑大红花，有深红色的喇叭兰，还有大把大把的鲜艳夺目的凤凰花。
总理和缅甸客人就要在这片幼小的橡胶林里，举行历史性的会谈。节日为这次会谈带来了它的光辉。但是，傣族人民又多么感谢总理，总理特别选择了这个节日到他们中间来，由于总理的来临，由于这次会谈，它又给这个节日增加了十分光彩。
下午，所有的傣族人民都到澜沧江边来了，将要举行的龙舟竞赛，正在等待着总理。
会谈和节日相映生辉，而且，人民，只有人民的行动才是不朽的，总理深深地懂得自己，他就要从会谈桌上走向节日的行列中来了。
但是，谁也不曾想到，中午刚过不久，总理又回到研究所看了另一个老胶林。总理没有休息；但也没有倦容。总理脸上流露着会谈时诚挚和成功的喜悦，同时也燃烧着将要来临的节日竞赛的洋溢的热情；但它又是那么平静，安详和慈慧。他在老胶林里漫步，注视着每一棵胶树，他象在人民群众中那样，对这些老胶树也不忘记自己的问候。最后他在一棵胶树旁边站下，抚着粗老的树干，深情地说道：“这是我们自己的胶树啦！”
站在旁边的石明辉所长，自以为懂得了总理的心情，后来他又说，当时他并没有真正懂得。因为紧接着就出现了上午在三号橡胶林里争论过的问题。
上午在三号橡胶林里，总理看见了一根杂木树桩，这是清除场地时遗漏下来的，接着又看见了一个白蚂蚁包。
总理对那根树桩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不搬开？出于责任心不强，还是出于疏忽？总理说：“我会再来看的。”隔了一会，又重复着：“我活着还会来看的。”总理相信所有的树桩都会统统搬掉，只是在如此辉煌成就面前，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
对于那个白蚂蚁包却感到棘手。消灭白蚂蚁不那么简单，他得到的为害不大的答复又不十分满意。正在参观老胶林时，植物专家蔡希陶由小勐仑植物园赶来了。蔡希陶说白蚂蚁只吃死皮，活的组织不吃。这和已经得到的回答一样，似乎并无妨害；但这又和所知道的白蚂蚁的特性不合。接着蔡希陶又说：“吃了死皮，当活的组织暴露出来，它也会吃……”似乎这是一个没有最后定论的问题；但是，没有时间争论了，因为下午的议程又在催促总理。澜沧江边万头攒动，竞赛的龙舟正在握桨待发……。
那天下午，总理穿上了一身民族服装。据说总理并未赶回宾馆，民族服装是在汽车行进中换的。当总理身着民族服装在江边出现时，引起了长时间的欢呼。
时光流逝。所长石明辉在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了；但并未吹熄胸中的火焰。虽然树桩早已搬掉了，看到的白蚂蚁包也铲除了；可是已经晚了，脑子里长久地留下了总理的责难。他回想那一天，总理在三号橡胶林里看见了树桩和白蚂蚁包，为了印证自己的印象，他才特意跑到老胶林里，看看是不是有同样的现象存在。不然，为什么见到蔡希陶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不然，他也实在没有理由在会谈和节日活动中间，插进这么一个小小的安排。当时总理口气平和，也很严肃，就象他那慈和的眼睛和冷峻的眉峰，这总是因为不放心，才提出了工作上的责难。石明辉一次又一次咀嚼着那两句话，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心头沉重。他禁不住鼓励自己：我一定要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一定要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
到了一九七○年，石明辉依然没有恢复工作。但是这一年总理在北京接见了国营农场的代表。十年之后，总理对农场的发展，终于表示了满意。十年已经过去了，总理依然记得他视察过的橡胶林。当然他记得石明辉，问他来了没有？因为没有来，总理摇了摇头。总理又记起那个树桩，他也知道早已搬掉了，但仍满怀感情而又风趣地问到树桩搬掉没有？
石明辉由代表那里听来这个消息，那两句话更加有力地敲击着他的心扉，不容他细想这些年的经历，他立刻来到当年举行会谈的那片橡胶林地。
当年幼小的橡胶树，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它们一行行地挺立着，标致，威武。林地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通风良好。遍地种植着覆盖层，但也看出勤施肥的痕迹。这里有清新的空气，也有充足的阳光，处处显示出精心的调理和爱护。这无异于一片菜圃，也无异于一座花园。只有经过科技人员的培种，兼得园艺家的细心的培育才会获得这样的成果。那么当年总理的心情并不象自己所想的。总理从来爱护多于责难。仅仅是为了责备，总理也不会由一个林地特意再去一个林地，何况总理的爱护心情今天不是分明地呈现出来了吗？他的爱护不是早已胜过这些科学家了吗？或者，那时总理由于对幼小橡胶树的殷切的希望，才至诚地前去向老胶树致敬问候，或者，总理当时就已急不可耐地想从老胶树身上要看出十几年后这一代胶树是个什么样子。因此，那一天总理就从老胶树身上看到了下一代胶树的成长和发展，而满足了自己的心愿。
这片橡胶林，真的已有了十年的战绩。它们保卫了边疆，又对祖国做出了特有的贡献——把自己珍贵的液汁统统供应了四化中有战略意义的需要。一条条宽宽的倾斜着的胶带挂在每一棵树的躯干上，那是由千万把割刀精心刻划出来的，它闪耀着褐色的光彩，看去仿佛是它们的光荣的绶带。
石明辉现已回到了他神圣的工作岗位，当他站在这些橡胶树中间，他也无愧于代表全体职工佩上这条光荣的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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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省
苏金伞开封，我多年生活过的使我永远怀念的古城，为什么让它承担如此巨大的不幸！我们民族的一个伟大战士，竟在这里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全国所有的城市都责备它：为什么死去十年竟默不作声？但是兄弟城市们，过分地责备它已是无用，因为它自己正在为此哀痛。它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罪人”怎么到这里来的；他死时有什么遗言，是何等心情；他死后是草草火化或是抛骨沙丘，多少年无人知情。我们的民族呵，今天需要反省：这样一个拯救了自己的英雄，本来是伸开双臂拥抱他，却不得不任人举拳头把他打倒，还踏上一只脚，永世不让翻身。这真是一个最大的悲剧！直到今天，为他平反，恢复名誉，整个民族才舒了一口长气。我们的民族呵，在追悼会上，要发誓今后再不准出现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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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盗天火的诗人〔文艺回忆录〕
——回忆我的老师柯仲平
曾克
我认识诗人柯仲平，是在三十年代初的古都开封。当时的开封，风沙漫天，被连年军阀混战造成的萧条、恐怖气氛笼罩着，夜气如磐。一九三四年的春天，在古城龙亭后刑场上，革命青年接二连三倒下去！人们的心被黑暗、哀愁窒息着。
学期开始，我们开封私立北仓女中高年级的教室里，突然吹进了一股清风，学校居然请来了几位新老师。他们中间有作家、社会科学研究者。虽然没有增添新课程，我们却听到了比神话更动人的新声：
“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变的。”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应该是世界的主人！”
“普罗米修斯为了偷天火给人间，牺牲了年青的生命！”
三月八日上午，上课铃刚一响，我们课堂里进来两个人。×老师让一位年龄稍长、模样有些古怪的人走在前面。这人，敦实的个头，天庭饱满，没戴帽子，穿一件半新的夹克，破旧的西装裤下露出一双力士鞋，腿有点瘸。看上去很象体育教员，又象工人。他的天然卷发很稀疏，蓄着络腮胡髭。
×老师向我们介绍说：“同学们，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市上和学校都没有举行纪念活动，我请这位柯维翰老师替我上一课，作为我们的纪念，好吧？”
我们带着好奇和基于对×老师的信任，热烈地鼓了掌。
柯老师一步迈到讲台上的课桌前，用他浓重的，我们听不太懂的云南口音说：“亲爱的小姐妹们！……”
这声异乎寻常的称呼，使我们不好意思地吃吃笑起来。
柯老师不在意地接着说：
“你们可晓得我是哪个？说把你们听了可不许害怕。我是个取保释放的囚徒。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叫柯仲平。‘维翰’是我早年的学名。我的罪是进行赤色宣传。今天我不是来宣传的，无论什么‘色’都不宣传。我来唱大本曲可好？”他的话又严肃又诙谐，目光盯着×老师。
“这就是‘创造社’‘狂飚社’的诗人柯仲平老师。”×老师立刻补充介绍。当时我们对于这两个革命文艺团体并不了解，诗人柯仲平的名字也不太熟悉。但是，能有诗人来到我们面前，却是十分意外而新鲜的事。
柯老师愉快地给我们讲起梁山伯、祝英台和白蛇传的故事。他有时说有时唱，一会落泪一会笑。他从中国讲到外国，从古讲到今，从《茶花女》讲到高尔基的《母亲》。他对于伟大的母性是那么崇敬，对于妇女沦为奴隶和商品所受的苦难是那么同情，对于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是那么颂扬。他用火一样的语言说：“年轻的小姐妹们呵！锁链要靠斗争来挣脱，自由、幸福、爱情要靠斗争来获得！”他接着又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九二○年冬天，五四运动的怒潮，正在边疆城市昆明汹涌，一个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青年，家庭穷苦，貌不惊人，只是全身心扑向革命运动。一个少女爱上了他，爱得热烈而坚决。这个少女是地主资本家的大小姐，二老溺爱如珠，将全家金银财宝都交女儿保管，还要决心为她选一个门当户对的上门女婿。这位小姐早为五四运动的新思想着了魔，她爱自由，爱祖国，在为自由独立的斗争中，爱上了那个貌不惊人的穷学生。为着他们共同的斗争目标和人生理想，暑假里她拿走家里的几件珍贵首饰，毅然和情人逃离云南，经过河内，海防，香港，上海……到了北京，开始了他们斗争的流浪生活。
讲到这里，柯老师兴奋得流着豆大的汗珠。突然，他摔碎了粉笔，纵身跳上了课桌，大声骂起来：
“他妈的！现在究竟是什么世道？五四运动已经十五年了！女学校的女学生，连自己的‘三八’节都不准举行纪念活动，好不令人痛心！”说着，他的眼泪和汗珠满脸流淌。
几十颗天真无瑕，被石板压着的心被掀动了。我们的眼前燃起了火光。……
结合着另外几位新老师的讲课，开展了读书会、演讲、辩论、办壁报等活动，北仓女中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心上的坚冰开始溶化；思想的火花开始点燃；多么新鲜的精神食粮呀！我们贪婪地咀嚼着，消化着，吸收着，追求着。
我们逐渐和几位新老师接近起来。但柯老师不常到学校来，也不教课。偶尔见他在操场上学打网球，没有对手的时候，就一个人对着墙打几个钟头。原来他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音乐女教师小丁先生家里。当小丁先生告诉我们“三八”节柯老师讲的故事中，那位貌不惊人的青年就是他自己，携宝私逃的就是她的亲姐姐时，我们对他更加亲切了。后来，小丁先生被我们缠得没法，将柯老师一九二二年以后的经历告诉了我们：
他们逃到北京以后，全靠姐姐带出去的首饰为生。一只翡翠手镯，曾出入当铺十余次，每次当现洋二十元。他们省吃俭用并接济穷朋友，很快也就两手空空。这时候柯仲平开始了写作生涯。他的第一部抒情长诗《海夜歌声》，就是在北京的云南会馆饥寒交迫中脱稿的。这部长诗，充满了对黑暗社会的猛烈反抗，对自由解放的热烈追求，宣称自己和“大黑暗”是“冤家世仇”，“总想闹出个你死、我存”。当时诗人还没有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还没有很好地与群众结合，所以诗中有些孤独、苦闷、徬徨的情绪。长诗于一九二四年底完成。一九二五年诗人到了上海，成了“创造社”的一个小伙计，两年后在友人大力协助下，上海光华书局才将他的长诗印行。他又到陕西省立一中去教书了。在西安，诗人公开在暑期讲习会上宣讲《革命与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提倡艺术不能离开时代。他说：“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呵！”“艺术是被压迫者的战曲！”
一九二八年诗人又回到北京。这期间，他从孤身创作发展到做宣传革命的组织联络工作。他借钱在西单白庙胡同开了一个小小的“喇叭书店”，这店名是老柯用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我愿做预言的喇叭，将沉睡的世人吹醒”而命名的。翻译家林如稷、雕塑家刘开渠都曾大力协助过书店。不久，书店因卖《改造》杂志，引起反动当局施加政治压力、逮捕店员，又在经济上受骗，无法维持下去。
书店关门后，诗人暂时隐居起来。冬天着单衣，连小火炉都生不起，棉被也都卖光，每天只好用街上买来的一壶食用开水，放在双腿中间，再用破棉絮和干草裹盖住取暖。日日夜夜就这样在创作他的第二部长诗《风火山》。倦累了，敲开经常准备在屋里的一盆结了冰的水，洗洗脸，啃点干烧饼冷白薯。
《风火山》于一九二八年冬完稿。一九三○年五月上海新兴书店出版。这是作者心血结晶的“次子”。早在《海夜歌声》完稿后，诗人就用遗嘱式的诗句，向友人托孤说：“这歌未到你手恐怕我已入墓地……我将这个孤儿托把你！”
头生儿《海夜歌声》意外地没有成为遗腹子，她的弟弟《风火山》一出世，却把共产党员、上海工人纠察总队部秘书的父亲柯仲平送进了监狱。因为这二孩子是在斗争中孕育，领受了血的洗礼，吹着战曲，大喊大叫着降生的：“吙吙，实际行动创作你，实际行动领导你……我们血战喇叭吹战曲！前进着，前进，我们英勇的全世界的劳动阶级！”这就是婴儿的第一声呼喊《风火山宣誓》。
诗人在这宣誓后面，更形象地以大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为背景，塑造了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流浪人，哲学家，艺术家），善良的母亲，革命军官和他们的妻子，品质高尚的妓女，小商贩等典型人物，处处展现出作者对“工农联盟”、“革命军的政治攻势”、“文艺家必须参加斗争”等鲜明主张，并描绘了共产主义的远景。请看：
流浪人（即革命知识分子）说：“我流落，我爱上两个女人，
她是光明，是苦人们喊叫的声音，她的名字叫做爱，爱工人，爱
农民。……”又说：“将来的人是尊卑一样，贫富不分，那最好
的发明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儿孙。人民不能单喝西北
风，因此世界有工农。人类根本的根本是劳动，根本的根本呵，
受压迫，受欺弄，受饿受穷！”他对艺术家说：“下农田，进工
厂，冒杀场，单说说想想，你看多空妄！把生活当成各色酒，酒
钱不花一个大，痛饮各色酒，不到死亡不罢休！”
哲学家的誓言：“应该由实际创造理论，由实际证明理论，
残酷不始于我们，以火攻火，以毒攻毒，我们决不做那可怜的耶
稣！革命那能不用兵？！”
诗人从抒情的《海夜歌声》到以武装斗争为主题的《风火山》，正是他政治上从追求革命理想，探索革命道路到参加革命实际行动的飞跃。这种飞跃在动摇着反动法西斯蒋介石的统治。《风火山》问世三个月即被封禁，柯老师也同时被投入了苏州监狱。在狱中，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只承认自己是个目不识丁的关中木匠何桂生。
一九三二年冬，小丁先生和她姐姐乔装打扮，买通了狱卒，才得以隔着铁窗和戴着镣铐的亲人见了一面。这时诗人完全变了样，破衣上到处是血迹鞭痕，头发牙齿都掉光了，形容十分憔悴，站立不稳。但是他坚定的眼睛依然灼灼发光。望着他，她们放声大哭了一场，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当她们带着死别的巨痛离开了诗人，投入到茫茫大雪中，耳边却响起了他的诗句：“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今天，我在断头台上发宣言！”
一九三三年，战友集资向典狱长重贿，取保就医，救出了柯老师。
一九三四年五月的一天，小丁先生约我们几个酷爱文学与音乐的同学下课后到她家里去。她要教我们一首新歌。我们如约前往，小丁先生从曲谱里拿出一首墨迹未干的诗：《酒不消愁还喝酒》。我们一句句念、唱起来：
“整日你愁，为甚值得这般愁？黄河决口，开封不也变沙
丘？只爱五月花，腊梅把你恨煞，西风要骂，难得美玉无玼瑕？
自古道行路难，难的不在高山，高山高人可到，唯有愁，酒也消
不了。……”
当我们重复唱到“只爱五月花”时，一个严肃的声音从室外传来：“乱弹琴，怎么把写给我自己的东西教把她们呵？她们要唱《海燕》！”
我们转脸一看，原来是柯老师。我们齐声嚷：
“我们要唱《海燕》，也要唱“爱五月花”，不行吗？”
柯老师走到我们面前，慈祥而意味深长地说：“还是要唱《海燕》！唱‘英特’……”
“对，唱《海燕》，唱‘英特’！”我们回答。
为着充实活跃我们的课外生活，学生会利用假日组织郊游和远足旅行。我们有时登上沙土和城墙齐高的开封古城，环城竞走四、五十里。有时到近郊农村，帮助穷苦农民绞辘轳浇菜。我们还徒步奔向几十里远的黄河边，或爬上十三层高的铁塔。最远的一次是攀登了东岳泰山，在南天门上观看了东海日出。
这些活动都有柯老师参加。他每次都玩得象个大孩子，满头大汗，一身泥沙。游玩中他表现得心胸开阔，意志坚强。记得他到达黄河岸边，站在铁塔顶端，烈风将他的卷发扬起，风衣吹得象风帆一样饱满，他伸开双臂，放声呼喊：“呵，黄河！呵！母亲！”他真象一头狮子！攀登泰山的时候，他戴上童子军的帽子和领带，更变成了一个老少年。他抓着铁索链，捷足先登，在南天门向我们招手鼓劲。为了看日出，他偎着大衣坐在神像龛下，整夜都在抽烟。早上四点多钟，他就把我们叫醒，我们这才捉住了最珍贵的时刻，见到了瑰丽、壮观的奇景。柯老师雄狮般的形象又出现在泰山峰顶，对太阳和大海颂赞。
一九三四年暑假过后，我们没有再见到柯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不能在开封住下去，东渡日本了。又过了不久，听到日本传来他的不幸遭遇，他为着能继续搞工人运动，在日本进了汽车学校学开汽车。他独居自炊，不慎失火，幸经他自己大力抢救没有酿成火灾，但他受了伤。东京警察当局为他救火的惊人勇敢，减轻了对他的处分，但还得要他赔偿损失。我们少数同学节约了二十元生活费转寄给他。从此，我们就和他失去了联系。而他盗来的天火，却在古城开封，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也不会熄灭，而且愈烧愈旺。
一九四○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重庆投奔延安，从杨家岭的窑洞里，跑到延河边去洗一下刚结束的旅程风尘。走下大半山坡时，突然看到河边有一个身披翻毛羊皮大衣、头戴耷拉着耳朵的皮帽的人正在破冰取水，旁边一头小毛驴驮着两个挂满冰柱的木桶。我一下就认出他就是阔别六年渺无音信的柯仲平老师。他也立刻认出我来，一下就把我抓住了。我们相互简单介绍了情况，当他知道我也已经成为一个青年文艺战士时，特别激动。我们缓缓上着山坡，他对我说：“现在我们可以高声歌唱了，我们要为劳动人民唱出最强音。”
分手时，他张开大嘴，仰天笑着，用着不十分准确的音调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我故意问：“‘爱五月花’还不叫俺唱吗？”
他依然严肃地说：“你还是这样调皮！现在更要唱‘英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