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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八亿农民的文化生活
本报评论员
近两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我国农村的形势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八亿农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因此，认真搞好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是我们的文化工作中很重要的课题。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群众文化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形势。广大农村、城市、工矿地区的群众文艺演唱、美术展览、图书、电影、电视、幻灯等多种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被林彪、“四人帮”扼杀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活动，又获得了新生，如花会、花灯、大秧歌、踩高跷、旱船、竹马、狮子、龙灯等等，都已恢复发展起来，万紫千红，绚丽多彩，受到广大城乡人民的热烈欢迎。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长期摧残，为八亿农民服务的群众文化工作，仍然是整个文化工作的薄弱环节，适合于农村需要的电影、读物、文艺演出太少。大多数农村文化生活仍然十分缺乏，不少地区的农民终年看不上一次电影、一场戏，特别是有些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文化生活尤为贫乏。不少地方封建的、迷信的旧文化乘虚而入，有所滋生，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腐蚀农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为了适应四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人们渴望着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真正做到为八亿农民服务。
进一步发展农村文化，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现在，有些干部对群众文化活动不重视，不支持，认为群众文化活动可有可无，“锣鼓响不响，庄稼照样长”，“生产这么忙，哪有工夫搞文化！”把发展生产与文化活动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许多社、队的经验证明：有领导地开展正常的、健康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不会妨碍生产，而且能促进生产。我们应该根据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文艺政策，认真贯彻“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因地制宜，稳步前进”的方针，把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切切实实地抓起来。
抓好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继续解放思想，贯彻执行党的
“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的群众文艺。人民群众的爱好是多方面的，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要注意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多种多样的民族民间形式，不能搞一刀切。不要简单地、粗暴地强制农民只能搞这，不能搞那。要尽力提倡和鼓励那些积极上进的、富有思想教育意义的好东西，也应当允许那些教育意义虽然不大但也无害的东西存在，只能劝阻和制止那些有害的、不健康的、腐蚀人民思想的错误东西。边疆、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文化工作，应该照顾当地人民的特点，不要强求一律。
抓好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还要注意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为了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要逐步把全国公社（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村的文化建设，主要依靠集体所有制的力量，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国家投资。要积极引导各个部门共同协作，互相支持，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做到有领导、有队伍、有必要的文化场所和文化设施，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要进一步组织力量，创作、整理和改编适合农民需要的文化艺术作品。要把能够提高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四化服务的文化产品放在第一位，同时也要提供能使他们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满足他们正当的、健康的文化娱乐需要的作品与文化活动。
抓好农村的群众文化工作，还要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希望各级文化领导部门，加强文化馆、站和群众艺术馆的建设，在活动经费、房舍、生活福利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条件，使之更好地开展群众文化工作。要积极帮助农村建立一支业余文化活动队伍，在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和节约的原则下，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这种文艺活动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与生产发展和群众的生活水平相适应，不要加重或变相加重社员的经济负担。
做好群众文化工作，活跃八亿农民的文化生活，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对群众文化工作既要加强领导，又要改善领导。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做文化领导工作的同志，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需要重新学习，增加新本领，甘当小学生，努力做合格的干部和领导者。八亿农民的文化生活，是涉及许多方面的重要工作，我们急切希望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共青团组织，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和民兵、妇女、体育、广播、出版、教育、科普等各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以出色的群众文化工作和优秀的文艺产品，把农村文化生活进一步活跃起来，让八亿农民更加心情舒畅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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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生活的挚爱和思索
——漫评当前的抒情诗创作
刘湛秋
近一年来，当人们瞩目于小说、话剧、电影的累累硕果时，诗歌是否已被读者遗忘了呢？
最近，随便浏览一下报刊，我感到诗歌创作，尤其是抒情诗，无论从内容、题材的深度和广度，还是表现手法和风格的多样化来说，都比过去有了重大的突破，它们象在春风春雨滋润下的花草，开始倔强地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
首先，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生活感。作者们都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对我们整个时代，对广阔的生活进行思索，表达了人民内心深处的声音。引人注目的是，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抒情诗占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人民经过一场浩劫后的自发的要求。悼念是深沉而真挚的，不仅是单纯地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评功，更多的是寄寓着对历史的痛苦的回忆，对现实的美好的追求。象《诗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号刊登的总题为《一个生者和两个死者》的三首诗，歌颂了邓小平、彭德怀和张闻天同志；张志民的歌颂罗瑞卿的诗《我们的宝剑》（《人民日报》七八年八月十三日）、公刘在《白花与红花》中歌颂周总理的诗篇，还有边国政怀念刘少奇同志的诗《对一座大山的询问》等等，都是寄情于怀念，托思于现实生活，或用生动的隐喻，或慷慨悲歌、直抒胸臆，发出由衷的赞美，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给人以有力的启示。这样的诗与以往的颂歌迥然不同，它使人激励，使人面对严峻的生活，奋然而行。即使同一题材，歌颂同一个人，由于作者开拓的角度不同，都能给人以深切的感受。
当然，这种时代感更多地还是表现在诗人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对四个现代化、对人生理想、对青年一代、对现实中种种问题的思索。这方面，诗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开拓。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曾为读者赞赏，原因就是这首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揣摩了人民当时心头的期望与憧憬，艺术地、形象地、痛快淋漓地吐出了人们渴求思想解放的心声。在这里，政治性的号召被形象化了，并且有自己的开拓。这里诗的钥匙在捅开人们的心锁，使人的思想飞翔起来。
抒情诗是轻武器，它的特点是能迅速发挥作用，用凝练有力的语言把人民这种愿望清晰准确地抒写出来。人民最关心的，也就是诗人要表现的。当人民在打倒“四人帮”后心扉闪现出光辉时，读到老诗人艾青的《光的赞歌》（《人民文学》七九年一月号），能不浮想联翩，充满希望？当人们严肃思考张志新的悲剧时，读到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诗刊》七九年八月号），能不缅怀沉思，感情起伏？还有许许多多优秀的抒情诗在歌颂四个现代化的同时，对林彪、“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充分而有力的揭露。虽然抒情诗在表现这方面有不足之处，但由于诗人的努力，从各个角度和侧面，别具一格地反映出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更可贵的是，这些诗在咏叹那痛苦的一段时都充满着希望。请看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诗刊》七九年七月号），一往深情，在人的心湖中激起深沉的感情漩涡。骆耕野作的《不满》（载《诗刊》七九年五月号），是一首震撼人心的抒情诗，它把人们对四个现代化的强烈向往与现实的不足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发出“天问”式的质问，从古到今，纵横捭阖，美丽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交织在一起，抒发出现代中国人敢于变革、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读时使人血热，不能自已。
毫无疑问，真实地抒写生活，是抒情诗生命力的所在。有时在欢快中洒些微痛苦，在希望中透点滴忧郁，与某种漠不关心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是对生活挚爱所酿出的酒，是思索之花所结的果实。人们很高兴在众多的抒情诗中闻到这股清新的现实主义的芳香。
当前抒情诗再一个特点就是诗中的情多了，情真了。本来，抒情诗就是要抒情，但这个普通常识也是经过痛苦的代价才取得的。过去，情不是与资产阶级挂钩，便是与小资产阶级拉手，统统被贴上罪恶的黑标签；即使写了点情，也是超凡脱尘，不食人间烟火味的。但最近感情浓郁的抒情诗越来越多了。或如漫步海滩，拾掇五色贝壳，或如夏夜晴空，遥望满天星斗。不仅表现生活情趣、描写山水的诗充溢感情，就是一些写重大政治题材的诗也饱和着爱恋。创作实践证明，作者写的感情越是浓烈，越是真切，读者进入诗的境界就越深。艾青发表在《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的《来因河流过的地方》，是一组别有风味的抒情诗。这里毫无表面政治的说教，而是娓娓动人的倾谈，寓意深切，情思幽远。蔡其矫的《玉华洞》（《诗刊》七九年九月号）也是别具一格的。
这里，我想着重提一下诗的自我表现问题。抒写诗人自己的感情与宣扬个人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抒情诗的主人公总是诗人自己，诗人只有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感受写进去，才能把读者带进去；把自己摆得愈深，艺术感染力也愈强。新作者林希的一组抒情诗《夫妻》（载《诗刊》七九年九月号），所以引人注目，重要原因是，这首诗饱和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它写一对夫妻在遭受冤屈时如何患难与共，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我”表现得情真意切。作者压根儿端出了自己，终于使读者潸然泪下，也才使读者进一步体会到党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今年《诗刊》一月号发表的林子的爱情诗《给他》，较以往爱情诗在率直地表现自我、写普通人感情方面有新的探索，是健康的，纯真的，给人以生活的美感。
要鼓励诗人敢于把自己的感情写出来，把喜怒哀乐写出来。在抒情诗中，也可能出现某些缺点和问题，我们要注意加强引导，但是也不必惊惶失色，以为诗又要走向邪路，这种忧虑大可不必。即使个别诗的感情的翅膀上染了些污点，或在拍动中发出不太健康的旋律，也要相信这不过是诗的大海中的小小回流，切不可因此就想筑起堤坝或想抽干海水。
谈论当前抒情诗的特点，我们还不能不提一个“美”字。如果说，艺术是真善美的化身，那么诗更是离不开美的。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着意对美的追求，是当前抒情诗一个可喜的倾向。各种各样的抒情诗，象在春天的百花园里呈现出群芳斗艳的景色。它们或者以新奇的构思，或者以美好的意境，或者以巧妙的隐喻，或者以华丽的辞章，给人以美感。抒情诗要以很大的力量去表现那种健康的、诱发人对生活热爱的美。《安徽文学》七九年十一月号发表了青年作者三十家诗辑，里面的诗大都写得很美，这也就表明了我们新一代年轻人的情操，尽管他们对现实某些地方不很如意，但他们愿用美好的感情和诚实的劳动去改善它。这种对美的追求，也使我们的抒情诗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当然，我不是说抒情诗就很完美了。有的过于冗长，缺乏凝练和明快；有的遒劲失之生硬，清丽流于脆弱。但总的说，它们确是感人的，是发自对我们生活的挚爱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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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请不要越写越长
郑兴万
现在，不仅短篇小说越写越长，长篇小说更是越写越长，上下卷不足为奇；三、四部也屡见不鲜。对此，读者议论纷纷：一是“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呀！”二是“哪有那么多钱买呀！”三是“哪有那么多纸呀！”
一部小说的艺术质量，本来是不能以篇幅的长短来衡量的。短的未必就好，长的未必就不好。问题在于：读者嫌我们的长篇太长，主要是嫌艺术质量不大高，把那些只宜写成中篇的，拉成了长篇；只宜写一部的，写成了两部、三部、四部。如果作者不急于出版，还是可以精益求精的。有些作者似乎无意于此，这就使读者们慨叹和惋惜了。
长篇太长，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质还是艺术质量的问题。可是，我们一些作者并不理解读者这种心情。听出版社的同志说：在对作品加工的问题上，他们和作者常常发生矛盾。一些还嫌粗糙的作品，作者舍不得把那些可有可无的章节、段落、人物删去；不赞成把计划中写成三部、四部的长篇小说，精减压缩，改成一部、两部。似乎他们的作品已很完善，不必再加工了。你这里不想出版么，“东方不亮西方亮”，别的出版社还可以给我出版呢！这些作者没有想到：作品完善与否，是要经过读者检验和时间考验的。听说有的长篇小说，出版以后只销售了几百部，其余数万册，放在书店，无人问津，成为“书架文学”，岂不可悲！我们建议，出版社一方面要热情支持作者，另一方面，也要高标准、严格要求，水平不高的不要“滥竽充数”，这才是对党、对人民，也是对作者、读者负责的态度。
常常也有这种情况：作者对他们的作品并不满意，但要精益求精，勇登艺术高峰，感到困难很多，信心不足。这里自然有一个提高艺术修养和写作能力的问题。但关键是要对自己严格要求，树立攀登艺术高峰的信念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勤学苦练，不断增长知识和才干；才能刻意求工，使创作逐步臻于完善。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不愧为我们的表率。有口皆碑的《石头记》，是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暴风骤雨》得到斯大林文学奖金后，周立波还承认它有缺点，要进一步修改。这些著名作家的艺术实践和他们重视作品质量的精神，不值得我们师法么？
三年多来，我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已达一百五十几部。数量上去了，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把作品的质量也搞上去。这除了作者自己积蓄力量，锻炼本领，增强勇气之外，也有赖于出版社、报刊编辑部和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扶持和帮助。现在，研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的人太少，报刊发表的评论文章也不多，即使出现一些评论文章，也是一般评介多，深入分析少；说好话的多，实事求是地指出缺点、毛病的少。其实，只说好话不帮助，这不是热情扶持作者的态度。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无非是想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使我们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能大大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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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农村文化中心
——天长县郑集公社的农村文化活动
安徽省文化局
安徽省天长县郑集公社所在地郑集，是个离县城四十华里，有一千多人口的偏僻乡村小集镇，原来只有一个社办文化站和一部八点七五毫米放映机的社办电影队，此外没有任何文化设施，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公社领导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决定将公社会堂改为社办剧场，放映电影和组织剧团演出，对外开放。去年六月，郑集公社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根据自己的条件，以郑集为中心，建立起各种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的机构和文化设施。目前已有一个有八百三十个座位的影剧院，两个社办电影队，一个亦工亦艺的业余剧团，还有通讯组、图书室、阅览室、小人书摊、能容纳二百人的书场、电视放映室、播音室、摄影工艺组、球场等，由文化中心站统一管理和进行经济核算。
自去年六月文化中心站成立以来，影剧院接待剧团演出、放映电影一百四十场，观众十二万多人次；两个电影队下乡放映四百四十六场，观众达四十七万多人次；曲艺演唱和电视放映共三百多场，观众达四万多人次；近千册的图书和各种报刊每天吸引着上百个青少年读者；摄影、工艺组拍摄了许多本公社的新闻、先进人物照片，利用橱窗、画廊宣传展出，还为社员拍“结婚照”、“全家福”，为学生拍毕业照，工艺美术服务项目有誊印、刻字、裱字画、扎彩灯等等。这些活动，不仅满足了群众文化生活要求，还为集体增加了经济收入。
郑集公社农村文化中心，目前虽只初具规模，但却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它的好处是：（一）方便群众，缩小城乡差别。郑集影剧院舞台条件较好，可供地、县专业剧团演出。群众反映说，过去看戏看电影，得北行天长四十里，南走六十下六合，跑路花钱活受罪。现在是“电影送上门，看戏不进城”，有的全家出动，牵儿带女到文化中心参加文化娱乐活动。（二）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境界，促进了安定团结。文化中心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后，社会风气日渐好转，群众情绪日渐活跃，好人好事日益增多，赌博、吵嘴、偷窃、斗殴的少得多了。有的人业余时间被吸收到文化中心的活动中来，参加正当、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受到熏陶和教育，思想作风大有转变。（三）集镇文化中心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文化中心的电影队、业余剧团和曲艺组，有计划地定点到基层开展活动，从而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郑集公社在加强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建立集镇文化中心的过程中，也有个逐步认识和不断摸索的过程。农村文化事业，人少，钱少，基础差，困难多，加之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搞花架子，过去一说搞文化活动，就向上伸手或向下摊派，造成许多矛盾，导致群众文化组织不能巩固，活动时冷时热。公社党委认真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坚持从实际出发，真正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因地、因时制宜，量力而行，稳步前进。他们的经验是：（一）建立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必须依靠集体经济力量，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社、队积极性。去年公社领导为逐步建立文化中心，首先拨出十四间平瓦房作为图书阅览、电视放映、摄影工艺室和书场，并先后从社办企业盈利中拨出一定资金添置图书和一些文化设施。他们不贪大求全，建成一项就开放一项，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并在开展活动中，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办的方法，自力更生，以文促文。（二）抓好一支文化活动的队伍。公社领导开始忙于解决活动阵地和设施，没顾上抓活动队伍，只是请县专业剧团和兄弟社队业余剧团来演出，结果县扬剧团在公社剧场演《秦香莲》连演半个月，场场客满，剧团走时群众拦路劝阻不让离开；这使公社领导感到，要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不仅要开辟阵地，增加设施，还必须建立一支能经常活跃在公社文化中心的活动队伍。目前公社已决定将弹簧厂交给剧团办，采取以团办厂，以厂养团，厂团合一，亦工亦艺的办法，以培养和壮大这支活动队伍。（三）要有个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基层集镇文化中心，不是基层文化机构的名称。公社文化站，是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事业单位，它的任务是组织和辅导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同时它还有个管理农村文化市场的任务。因此，搞好农村文化中心应是文化站的一个重要任务。机构名称以公社文化中心站为好，这样既保留了文化站这个事业机构，又突出了建立文化中心的任务。
建立农村集镇文化中心，是个新的课题。天长县郑集公社建立文化中心，还只是个开始，仅仅是个雏形。在前进过程中，还会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有待于今后不断地去摸索和研究，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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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简谈《黄河东流去》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吴光华
北京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李准同志的新作《黄河东流去》（上卷）是一部很有民族特色的长篇小说。
《黄河东流去》虽是从电影《大河奔流》脱胎而来，都是以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大堤，淹没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大片土地，一千多万人遭灾为历史背景而展开叙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无论是主题思想的深化，艺术风格的探索，还是人物形象的创造，都可以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作品。电影虽然也有不少动人之处，但从整部影片来说，它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那样：“电影中的李麦为什么没有李双双那么亲切动人？因为在李麦身上，也有‘三突出’的影子。”小说《黄河东流去》是作者在摆脱了“四人帮”所推行的“三突出”的桎梏，总结了电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结构、重新创作的。
《黄河东流去》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作者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崇高品质作了生动的描绘。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作家李准在不断地思考：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而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使她能经得起任何波折、困苦和磨难？生活在人民中的李准，他看了多少悲壮的场面，听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啊！他捕捉到了生活的真理，那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聪明、智慧、幽默和创造力，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命活力，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黄河东流去》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进行的一次可贵的艺术实践。它通过黄河岸边几户农民家庭的坎坷遭遇，通过他们对婚姻、爱情、友谊的态度，从一个生活侧面，颂扬了我们民族崇高的道德风尚。
主要人物李麦，是个开朗、乐观、粗犷、泼辣，什么困难都拦不住的农村妇女。她“什么苦也吃过，什么罪也受过，什么心也操过，什么气也装过”，“九蒸九晒”的磨练，使她能急人之难，分人之忧，一事当前，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周围的群众。在她身上有一种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天亮和梁晴那两小无猜的爱情，则是在和奔腾咆哮的黄河共同搏斗中建立起来的，那小小的帆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也是他们爱情的摇篮；失散以后，生活无着的十八岁的姑娘梁晴，竟然盘起发髻，表示她对爱情的忠诚和坚贞。而蓝五和雪梅令人心酸的“唢呐情话”，更让人感到他们的“私奔”，绝不单单是为了找丈夫或妻子，而是凄凉的身世和不幸的境遇中遇到了知音，他们的结合是为了冲破封建的牢笼，争取自由和爱情的权利。但是，他们终究未能逃脱罪恶的社会，他们又被拆散，遭受到更大的痛苦。然而，他们仍不屈服，还在进行着斗争。老实淳厚的海长松一家六口，逃荒在外，遭遇悲惨，尽管每天又饿又累，“头懵眼黑”，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告诉孩子：“咱是正经的庄户人，就是饿死也不能去偷人家东西”，担心孩子在外边“学流荡了，以后回去怎么种庄稼？”这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道德观念。至于徐秋斋老人身上那种“情理不顺、气死旁人”的浩然正气，宁肯自己饿死，却把一斗麦子埋在炕底下留给老伴的情景，又是多么动人心弦、感人肺腑啊！这就是在大灾大难的浩劫里，闪耀在劳动人民身上的高贵品质。作者极力探索和热烈赞美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而正是为了今天的人们，希望通过这可歌可泣的故事，使人们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我们的人民，热爱并珍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体现的，而艺术形象的生命力，首先在于真实。作者决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塑造人物，那就是“生活里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这不是自然主义的苍白写照，而只是“不故意拔高和不故意压低人物”。不是把人物简单地划分为“正面人物”，或是“反面人物”，而是根据人物的出身、经历、教养、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来塑造。要给人们立体感。根据这一原则，作者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的典型形象。他们都不是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普普通通的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有血有肉的农民。
李麦，电影里那种叱咤风云、故意拔高的痕迹不见了，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有哭有笑，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苦恼的活生生的人。“九蒸九晒”的经历，使她对地主老财有本能的反感，看透了地主海骡子是个“心毒手黑”的“黑蝎子”，她“巴不得海骡子掉进河里淹死”，“掉在锅里煮死”，希望他“倒霉破财”，她用过“哭”和“告”的办法，也用过“诅咒”和“骂街”的办法，但这幼稚的反抗统统无济于事。只有当李麦认识了新四军女战士宋敏，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以后，她的反抗才真正地升华——从个人的冤仇升华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仇恨。李麦和海骡子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葫芦湾抢粮》和《黄河之夜》就很生动地反映了李麦的成长和发展。
徐秋斋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这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他是农村中的老知识分子。由于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和劳动人民共同的悲惨命运，使他不同于侧身在儒林中的任何人，既不同于鲁迅笔下那个“好吃懒做”、“不会营生”的孔乙己，也不同于赵树理笔下那个迂腐可笑的二孔明。他的身上溅满了黄河水，因此，他同样具有劳动人民的可贵品质。由于他毕竟是个旧读书人，因而他又满口斯文，甚至有点迂腐。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好运，只好以算卦来混日子。他经历了几个朝代，饱经忧患，历尽沧桑，常年飘泊无定的生涯，形成了他见义勇为、仗义执言、助弱除强的传统道德观念，这几乎成了他为人的基本特征。地主海骡子要除掉心病，即村头两棵杨树，他机智地杀了自家的鸡，创造了杨树显圣的神话，李甲子死后，老地主背约不肯买棺材，他给李麦出主意，硬是在铁公鸡身上拔了根毛；寻母口街头，他抱打不平，大闹盐行，为几个穷苦妇女索回了盐钱。就连算卦，他也不仅是为了谋生糊口，也要为别人解疑分忧。对穷人要钱很少，而对阔人却要狠狠地敲他几个。只要他觉得不合理，就要站出来替人讲话，为人出气。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传统道德的光彩，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
海长松和海老清是作者笔下两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农民形象。一个是那样朴实、浑厚，一个是那样深沉、正直，一个是“赤杨岗最能干活的汉子”，一个是“村里最有名的庄稼筋”，长松对土地是那样的眷恋，老清对牛是那样喜爱。作者以感人肺腑的笔墨，扣人心弦的细节，起伏变化的表现手法，生动地勾画了这两个不同农民的形象。海长松买地时的喜悦和地被淹时的悲哀，海老清在听到牛“倒沫”时，牛铃叮当叮当响声的欣慰和牛死时的巨大悲痛，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李准同志说：“文艺的功能就在于它能以潜移默化的手段来美化人们的灵魂”，文艺“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美’的信使，是大自然的‘介绍人’，而不是‘传声筒’。”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就是这样一个可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