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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研究的计划和自由
谷言
读了《人民日报》的《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科技人员？》一文，我想就科研计划与个人选题的关系谈一点意见。
在经济领域，经过实践的检验，那种认为凡带“自”字的（如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等等）都必定是资本主义的观念动摇了、或被否定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带来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带“自”字的却还有被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张开逊同志的“自由选题”遭到冷遇或压抑，即其一例。
按理讲，在科技领域，自由度应比其它领域更大一些。而这个问题之迟迟未得解决，很可能是客观规律在这方面给予人们的惩罚不如其他方面直接或显著。
科学研究需要有自由思想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就是探索未知。从这个意义来说，一般很难规定它必须达到什么目标和必须在什么时候达到。相对论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制造原子弹，但其结果是导致了核裂变的应用。目前对基本粒子的研究，以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应用目的，也不可能预言什么时候发现新的粒子，或什么时候能最终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这样说来，是不是在宣扬“无目的论”呢？不是。基础研究同样是有目的性的，那就是探索未知，寻求知识，获得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即使应用目的较强的研究，如何达到预期的目的，选择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手段，也带有许多未知的成分。
综观科学史，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都带有偶然的性质，比如伦琴之发现X射线，弗莱明之发现青霉素，等等。这里，科学家想象力的驰骋，捕捉新现象的敏感，以及他们的兴趣和专一，往往起决定的作用。
在科学领域，解决问题固然十分重要，而提出问题却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包括新的假说，一般来说，就标志着进步和发展。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因此，我们要十分珍视创造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扼杀科学上的自由的思想和探讨。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不承认有个人的兴趣，不允许有自由思想，最终使科学技术遭受一场大浩劫。今天，林彪、“四人帮”已被粉碎了，但是我们一些同志，由于不了解科学发展的规律而埋没人才、压抑科学的事却仍然在发生，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计划的作用
科学研究中的自由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这并非不要计划。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应当发挥有计划发展的优越性。但计划同社会主义之间不能划等号，仅仅有计划还并不就是社会主义。
我们所说的科技计划，其作用在于：
1、根据社会的需要，指出科学研究的方向。
2、根据人力、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经过综合平衡，确定主次和进度。
3、协调各方面的力量，避免重复浪费。
显然，计划的作用正是在于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调动和组织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创造精神，保证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
科研计划是怎么来的？体现在国家整个发展计划中的社会需要当然是主要的，但还有一部分则是研究机构接受有关单位的委托，通过签订合同进行的课题，这是对国家下达的计划的一种补充，而且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需要发展这样一种形式。还有一部分则是科研人员根据科研发展的趋势提出的，经过有关专家的评议，最后经一定的领导部门的批准，而纳入计划。计划当然应该有它的严肃性，但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原有的计划经过实践证明行不通，固然需要修改；即使不是这样，而是另有新的设想，更好的主张，也是可以变动的。
“大计划”与“小自由”
有了计划，也不可能包罗一切。在大计划下还应当允许有小自由。探索性很强的课题，只要有一定设想和科学的依据，即使一时还提不出系统的开题报告，也可以作为计划外的课题给予必要的支持，经过一段探索之后，再作开题论证，确定是否列入计划。这种由计划外的设想到正式列入计划的课题，常常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学技术上很多问题的最初提出，都是出人意外，或是没有预先计划到的，但后来都逐渐列入了计划。
对象张开逊同志这样的科研人员所进行的业余科学研究，不应横加干涉，而应当给予可能的支持、鼓励和指导。这里，再引用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他说：“作为一个平民，他的日常生活并不靠特殊的智慧。如果他对科学深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他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爱因斯坦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业余研究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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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干部要懂科技工作特点
柯菊
《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科技人员？》，可以使人才学的讨论更具体、更深入一步。
人才难得，但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怎样及时发现、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恰当地使用他们。对人才是扼杀，还是培育，结果必然相反。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做科技干部管理工作的同志正在钻研科技干部管理的规律，努力使自己的工作适应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需要。但也有少数同志，至今还停留在老框框内。他们没有注意分析科技干部和科研工作的特点，而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管理科技工作，看待科技人员；对于科研工作中的问题、矛盾，不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而是用习惯的、甚至粗暴的态度来处理；对科技干部个人的缺点或不足之处，不是热情帮助，而是吹毛求疵。这些错误的做法不改变，就一定压抑人才的成长。
科技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科学需要探索，科学的领域宽广得很，现在空白很多，许多急待研究的项目还没开始。当前，世界科技领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许多先进的科研成果和正在研究探索的学科对我们还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需要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发挥其专长，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张开逊同志正是从发展祖国科技事业出发，刻苦钻研，填补了我国在测温技术上的一项空白。有了象张开逊这样千千万万的实干家，我国实现“四化”就大有希望。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是需要这种有真才实学、热爱科学、醉心科学的人。
关于如何对待张开逊这样的科技人员的争论，引起我们的思索：是应该责备张开逊们违犯和破坏了制度与科研计划，还是我们的某些科学管理体制与习惯的思想方法，阻滞着科技事业的发展，需要加以改变？显然，现在的主要倾向并非是象张开逊这样认真钻研、致力于解决科研疑难、敢于创新的同志调皮捣蛋，搞“自由选题”，使“社会主义的科研计划乱套了”，而是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我们有些计划也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补充，以更好地适应科研发展的需要，促进和推动人才的发现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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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只争朝夕育人才
柯蔚
我们的四化建设迫切需要成千成万的人才。人才从何而来？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等着别人给我们培养，只能自力更生，靠自己去发现、培养。讲发现和培养，就是说，人才是有的，但不能如探囊取物那样随手可得，而是要象淘金者那样从沙里淘取真金，象和氏那样深入楚山从璞中发现美玉，不辞劳苦地去开采，精雕细琢，使之成器。
我们已进入了八十年代，距预期实现四化的时间只有二十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二十年，尤其要抓紧八十年代这关键的十年，在四化建设上取得决定性的成绩，为下一个十年打下坚实的基础。从现在起，我们一天也不能耽误。对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更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
能不能做到多出快出人才，关键在于能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格选拔，破格培养。在这方面，上海师范大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一九七七年夏季，上海师大数学系几位教师，发现青年木工郑伟安业余自修学完了大学数学系的全部专业课程，初步有了阅读英、日、德、法、俄五国专业书刊的能力。他们要求经过考试，破格录取这个初中生为数学系的研究生。尽管障碍重重，经过他们和学校领导将近两年的努力，郑伟安终于成为正式的研究生。上海师大精心培育郑伟安，打破常规，从郑伟安的实际水平出发，为他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培养措施和教学方法。在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下，郑伟安在两年的时间内，读完了三年制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完成了四篇有质量的科学论文，解决了一些数学家没有解决的数理统计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最近，郑伟安已通过论文答辩提前毕业。上海师大为了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打破常规，坚持破格选拔、破格培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培养人才，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上，必要的规章制度是应该有的，它可以防止弊端，堵塞漏洞，保证工作的正常秩序，使人才有机会得到选拔、培养，不致埋没。当然，规章制度是从实践中产生并接受实践检验的，不可能永远不变。对待过去的规章制度，要从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有利于四化出发，来检验它是否正确。正确的，应该坚持；某些方面不适应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修改；错误的，应当抛弃。如果本来是为了选拔人才而订的规章制度，执行的结果反而和原来的意愿背道而驰，压抑了人才，难道还要死抱住它不放吗？当然，改革规章制度，必须谨慎从事。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按照必要的程序，有计划地加以修改、调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发现了特殊的人才，就应当破格选拔，破格培养。只有这样，人才才会象长江之水一样滚滚而来，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急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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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
建立五所职工高等学校
本报讯 最近，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省属五个企事业单位建立职工高等学校。五所学校是：鄂城钢铁厂职工大学、湖北建筑设计院职工大学、中南橡胶厂职工大学、武汉市橡胶公司职工大学、武汉长江汽车制造厂职工大学。
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都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他们脱产学习二年半至三年。有的学校对文化程度达不到高中毕业水平的学生，安排三个月至半年的文化补习时间，帮助他们达到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学校参照普通高等学校同类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和安排教学，教学时数一般在二千二百学时以上，并重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教学内容，根据实际需要，有的比普通高等学校窄些、专些，有的则深些、先进一些。
为了保证这类学校真正达到大专院校的教学水平，各校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能够胜任大专教学任务的专职教师，还选聘了一部分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师作兼职教师。办学单位对办这些学校很重视，都有一名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学校的领导，并选派一定数量的精干的办学人员。各办学单位还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批准这些职工高等学校以前，省教育局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分别对它们进行了审查，提出了进一步办好这类学校的意见。今后，凡能达到高等教育要求的省属企事业单位举办的职工高等学校（包括脱产的、半脱产的、业余的），湖北省人民政府将陆续予以审批，并报送教育部和中央有关部委备案。
湖北省教育局高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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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彭少逸发明的脱氧催化剂，效率比国内外同类型的催化剂提高一百倍以上。 新华社记者 陈炜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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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游公社队队为小学建新校舍
本报讯 福建省建瓯县东游公社十四个大队，都为小学建了新校舍。
几十年来，东游公社渡潭大队一直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队干部坚持在旧民房里办公。可是，他们对教育事业却舍得花本钱。近年来，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多，渡潭小学原有的教室比较拥挤，党支部决定盖一座新校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建成了一座有十二间教室的砖木结构的双层楼房。张墩大队也由一名党支部副书记亲自抓校舍的建设工作，仅三个月时间，就建起了一座双层砖木结构的校舍，学生当年就搬进新教室上课。
现在，东游公社大多数小学学生都在新教室上课，许多教师住进了新房，一些必须整修的校舍也都修饰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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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机车车辆厂根据老工人的要求
为待业职工子女办补习学校
本报讯 记者孔庆举、周保华报道：沈阳机车车辆厂为待业青年创造学习条件，帮助职工子女补习文化，受到各方欢迎。
沈阳机车车辆厂是一个有一万多名职工的大厂。职工子女等待安排就业的有一千多人。厂工会根据老工人的要求，利用子弟小学的教室，由两名退休工人主持，办起一所待业职工子女补习学校。学校聘请四十多名外校中学教师和工厂工人大学教师讲授中学课程，每晚两节课，学生家长每人每月交学费两元，作为教师的报酬。
办这个学校，首先使学生满意。这批待业青年在“四人帮”横行时，没有得到好好学习的机会。工厂办这个学校，满足了他们补习文化和基础知识的迫切要求。其次是家长不再担心子女被坏人拉下水，干坏事，在厂内能安心工作。三是工厂满意，既解决了职工的困难，又使工厂和社会秩序都好起来，有利于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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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教卫简讯
科教卫简讯
云南发展财贸教育事业
云南省已恢复和新建十八所财贸学校，在校学生达二千七百人。最近，已有四百名学生从各地财贸学校毕业。
在这同时，各财贸学校还轮训现有的财贸职工。到去年底，全省轮训了各级财贸人员十二万人，占全省财贸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何世英儿科医案》出版
总结临床、科研和教学五十年经验的《何世英儿科医案》，最近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医案》作者何世英现任天津市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他二十一岁从事中医工作，五十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对治疗小儿疾病有突出贡献。《医案》介绍了何世英采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方案，成功地医治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症的经验。
乾隆花园准备开放
故宫中的乾隆花园正在紧张修缮，准备开放。
这个花园是清代乾隆皇帝休憩游玩的处所，坐落在故宫外东路宁寿宫西侧。花园中的亭台楼阁秀丽多姿，湖石假山逐胜斗奇，伏道廊幽雅清静，古树奇花馥郁芬芳，既有雄伟壮丽的皇宫气派，又有妩媚秀丽的庭园特色。园内有仿照王羲之《兰亭序》描写的意境而建的“楔赏亭”，外形似梅花的“碧螺亭”，号称“迷楼”的“符望阁”，风姿绰约的“竹香馆”。园中各处景色变幻有致，令人心旷神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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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贞观史话
——唐昭陵采访札记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园——昭陵，近年设了昭陵博物馆，并从一些王公大臣的陪葬墓中陆续发掘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博物馆开馆以来，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学者、游客。一千三百多年前我国历史上走向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唐初“贞观之治”的盛况，以辉煌多彩的面貌展现在每一个参观者的面前，引起人们的喜悦、惊叹。让我们且随着参观者的脚步，作一次历史的漫游吧。
我们面前是色彩缤纷的陶俑：奔行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来自西方的良种骏马、骑马牵驼的役夫或商人……。“仿佛把人带上丝绸之路了！”参观者们惊奇地喊道。
“丝绸之路”发端于长安，兴盛于唐代盛世，和唐初某些较为开明的措施是有联系的。
根据史料记载，唐长安京城和西方各国的交往远远超过汉代。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从汉代开始，兴衰起伏，到唐代以后，又兴盛起来。唐太宗曾用军事力量保护丝绸之路的通商活动。贞观年间他两次派王玄策出使印度。东罗马帝国在贞观十七年，从位于丝绸之路最西端的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派遣使者把赤玻璃、绿金精等物送到长安，波斯也先后派使者来到“唐京”。可贵的是伴随着通商，引进了外国一些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印度的熬糖法，在贞观时期学来了，唐代人民结合自己熬制饴糖的经验，用甘蔗制糖，新制出的砂糖色味超过西域。胡椒、白豆蔻、蜜草等植物在贞观以后陆续从印度传进来了，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新的植物品种。良马也传进来了。“昭陵六骏”中的名马之一“什伐赤”，就是引进的价格较高、颇受欢迎的马种。唐代海上交通也很发达。《唐六典》载明，唐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往来。
中外贸易的交往，经济文化的交流，把中国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唐，至今还是一些国家和地方称道中国的名称，可见唐文化影响之深远。精美丝绸外销，也传去了养蚕技术和纺织技术。
昭陵博物馆展出的许多手工艺品，在当时应属于深受国外欢迎的“唐货”，那造形之别致生动，花饰色彩之新颖鲜艳，质地之细腻坚固，确实值得我们后代人骄傲。唐朝人民勇于改进技术，努力吸取先进经验所取得的成果是较多的。不妨看看昭陵出土的一些唐三彩器物吧。这是在李世民死后不算太久的时间里入葬的，既反映了雕塑水平之高，又反映了当时窑业和科技革新的情况。三彩，是唐代在手工业史上的一个新创造。根据对唐三彩陶器的分析，许多是在用高岭土制成的土胎上，施以黄、绿、赭等彩釉烧成的。烧制过程中，有媒溶剂，有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还要恰当地掌握化合比例和温度，烧成三种甚至五种不同的颜色。贞观时期不仅为三彩打下发展基础，也为唐代的制瓷技术较快地进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发展成一个独立系统从多方面作了准备。昭陵博物馆展出的尉迟敬德墓出土的瓷碗，胎质洁白细腻，结构紧密，釉色白洁莹润，各种工艺高于唐以前的水平。杜甫赞颂唐瓷的“君家白碗胜霜雪”的诗句并非过夸。初唐的青瓷也很漂亮，看后使人不由地联系起“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妙喻，真开眼界。
展橱中陈列的唐代的各种农具，也曾是颇受海外欢迎的“唐货”。有不少史料说明，初唐对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的改善是相当重视的。据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三百年中大约整修或新修了一百八十来处水利设施，其中贞观年间就修了二十处以上，有的能灌溉一千二百顷田地。
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生产的发展。他们曾多次强调节省开支，减轻对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税收和使役，为他们发展生产提供条件。李世民及其周围的大臣们对隋炀帝和整个豪族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横征暴敛的后果和僵持不改的危险看得很清楚。他说，每想起秦隋两朝的覆亡，就“不觉惕焉震惧”。李世民曾在“金镜”这篇诏令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雕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他把那些末代亡国之君穷奢极欲的行为比做“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他即位以后，明令除征收正税外，不另加税。天灾或歉收则行减免。公元六二八年发生灾荒，太宗拒绝了大臣要给他修建一个新阁居住的建议，还放出三千宫人，以节省宫中费用。这一年，他以“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而卖掉的子女。六三一年，他又下令由突厥赎回男女八万人。一时，轻徭薄赋形成舆论，横征暴敛受到指责。当时很多大臣也积极配合执行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崇尚清廉名节。据《贞观政要》记载，当时的宰相温彦博、魏征连间正房也没有，临死时不能“寿终正寝”，李世民都是临时查觉，先后派人赶修“正室”，让他们“正寝”。魏征等人还曾督促、辅佐太宗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反对浪费行为。公元六二七年，唐太宗发出政令，要求王公以下的车服、宅第、婚丧嫁娶都按规定来办，禁止额外铺张。
上述一切比较开明的措施，都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当然，李世民集团毕竟是封建剥削阶级的头子，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李世民初即位的几年中，有些做法如象不修宫殿，是比较自觉的；后来，他曾多次想修宫殿追求奢华生活，只是受到大臣们的劝阻和犯颜直谏，有所收敛。说他们比较开明，是就整个贞观年代的作为而言的。
开明，就是唐贞观之治的所谓“太平盛世”给参观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和一点启示。 本报记者 王焕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