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
——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考察
林子力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正在成功的尝试中起步,它预示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获得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经济形式而磅礴向前。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经济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各种观点、见解接连提出,并在不断深化。不仅如此,一批立志改革的实践家,已经积极地行动起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正在许多省市相继进行。
去年十月至十二月,我们到四川、安徽、浙江三省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尽管目前试点的范围还不是宽广的,对旧体制的变更也远不是彻底的,但仍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一九七九年四川省试点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比一九七八年有大幅度增长,而且普遍地高于一般非试点的企业。企业通过扩大自主权为国家多提供了积累,为社会多创造了财富。但是,试点的意义绝非仅限于此。多年来,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开始被突破,原有的沉闷的经济生活由于获得了内在的推动力而显露出生机。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宝贵的启示,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疑虑,增强信心,坚定改革的步伐。特别应该看到的是,这次试点与我们历次体制变动都迥然不同,跳出了以往在上层管理机构的集权与分权问题上下功夫的老套,把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企业的利益提到中心的位置,使得这一尝试具有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从而赋予它深远的意义。随着改革进程的延伸,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社会实践正是以当前的改革试点为开端的。
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开始的。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试点单位由六个扩大到一百个,今年已达到三百个。安徽、浙江两省的试点于去年四季度开始,安徽省有八十个,浙江省有七十四个。
三省特别是四川省关于试点的各项办法,以及实行这些办法后企业在发展生产和增加积累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近来已有一些文章和报道作过介绍,为避免重复,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想着重分析一下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中,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先从生产过程来看。过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完全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自己一点机动的余地都没有。现在,试点企业可以在国家计划之外,自行安排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在生产全部是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计划任务小于生产能力,多余的生产能力就闲置在那里,不能发挥作用。计划规定的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其价值不能实现,企业也要照样生产。而试点以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了。四川都江木工机械厂是一个生产各种锯机、刨床、铣床等机械的企业,产品质量较好,国内外评价都不错。去年,国家较大幅度地缩小了下达给这个企业的生产计划。这个厂在计划任务不饱满的情况下,为扩大生产采取了不少办法。他们印制精致的产品样本,分寄到全国各地,并且派出四个小组,分别由厂的负责人带队,到各省市进行用户调访。结果,用户纷纷上门,订货大量增加,在去年全年的产量中,由企业自己安排的占了很大部分,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再如川棉一厂,以前各类织物生产多少,完全依据国家计划。有的品种市场销售量少而形成积压,有的品种市场需要量大却又因生产得少而经常脱销。试点后,他们在按国家计划生产之外,又根据对市场情况的调查研究,增加了几个新的品种,从而使调整后的产品结构比较能够适合市场的需要。按过去的老程序,都是先搞产品设计,再进行生产,然后定出价格。他们对于因质量规格不同而价格不等的涤卡销售情况进行研究比较,了解到每尺一元五角以内的涤卡最受群众欢迎。因此,决定生产一种售价为一元四角九的涤卡,并且根据这个价格进行设计,由于比较适合于大多数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并且考虑到消费者心理的因素,因而这种涤卡非常畅销。可以看出,试点给直接生产过程带来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尽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主要还是由国家控制的,但是企业已经部分地能够控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开始能够发挥一些支配的作用了。
再看流通过程。过去,企业所需要的设备、原材料、燃料动力,都是由国家统一供应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也都是由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的。作为企业,国家供应什么就只能要什么,供应多少就要多少,按什么价格供应就是什么价格。这种带强制性的做法也同样表现在销售方面,一切都没有机动的余地。进行试点的企业,不论在供应还是销售方面,都比较地灵活一点了。重庆中南橡胶厂去年实现的利润为计划的两倍,而去年本来是相当困难的一年。国家调拨给这个厂的橡胶减少了,但是试点给他们提供了搞活物资供应渠道的可能性。他们派人到云南、广西等地,与有关部门签订合同,建立联系,解决了全年百分之三十的原料来源。钢材多年来一直是国家控制的物资,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分配。重庆钢铁厂自试点后,突破了这个框框。去年总产量五十万吨,其中近十三万吨由本厂自行销售。这些自销的钢材,在价格上是浮动的,由于不通过物资部门,减少了中间环节上的管理费用,价格一般略低于国家定价。当然,试点企业距离供和销都通过企业相互之间的经济合同来进行的那种关系还很远,但总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的。
在分配方面,原来企业的收入都交给国家,企业所需要的费用都从国家财政里支出,不仅再生产的费用由国家统一拨给,工资和奖金也是国家统管的。现在企业的收入中,除用于职工个人消费部分外,纯收入是在国家和企业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的,这就是利润分成。在正常情况下,利润是经济效果的综合表现,一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量高低、质量优劣、消耗多少,在流通过程中资金周转的快慢,都会从利润率上表现出来。在分成比例既定的条件下,利润总量越大,企业留下的也就越多了。企业为赢得较多的利润,必然会提高产量、改进质量、降低消耗、加速周转,这样,企业的经营就有了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是独立经济利益的产物。从目前试点的企业来看,企业留成的比例还较低,但是企业毕竟开始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资金,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提高职工集体福利和增发奖金。重庆第二针织厂去年二月份用提留的企业基金六万元买了二十台织袜机,投产后上半年获利十三万八千元,而后又陆续买织袜机六十台,到年底共获利润六十三万元,今年全年预计可实现利润一百八十万元左右。这个厂在扩大再生产的同时,还从企业基金中拿出十五万元盖了一千五百平方米的宿舍。过去厂里打了五年报告申请的生产设备,一年就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职工盼了十几年的宿舍,也终于有了指望。
企业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必然千方百计地把本企业的个别劳动耗费降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各个企业都竞相这样做的结果,汇合成为一个社会过程,这就是发生在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当然,体制改革还刚刚开始,但是有了一批试点的企业,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竞争也就同时开始了。四川宁江机床厂是一个生产仪表机床的企业,产品的质量较好,价格较低。但是去年国家压缩了下达的生产计划,企业的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然而,宁江厂的同志认为,这些年来机床生产量虽然很大,象他们生产的这类中小型精密机床,特别是质优价低的,还是供不应求,弊病在于现行的产品计划调拨体制。为了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增加盈利,他们在去年六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定货”的广告。这么一来,订户盈门,销路大开,相继签订国内外合同一千多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四家企业,在宁江厂生产高涨的同时,受到了巨大压力。宁江厂生产的七毫米的自动车床具有高生产率、高精度和加工稳定、操作简便的特点,每台出厂价九千五百元,上海、辽宁、杭州、西安等地生产的同类自动车床,为了争取订户,不得不降价,甚至考虑关停并转。竞争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这个事实,还可以从去年十月在四川省温江地区举行的机电产品定货会议上清晰地看到。此次会议曾被形容为四川的小“广交会”。在这个生产资料的市场上,各家产品都摆出来,任用户去评判、选择。愿买愿卖即可成交,没有任何经济外的强制。有的产品或因质量不高,或由于价格不合理,没人愿买,只能把价格调低,其结果自然形成了价格的浮动,这种浮动是不可能人为地去阻止的。会上展出的玻璃纤维,泸州和自贡产的每吨五千八百元,而重庆产的只要三千八百元。人们都争着买重庆的,迫使前两家也把价格降到三千八百元。尽管价格持平了,但因为质量比不上,还是无人光顾,到底连一个合同也没订成,据说这两家派来参加定货会的人员都急哭了。有的企业因为自己产品质次价高,不敢拿出来较量,悄悄退出会议,连夜回厂研究如何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以上,我们分析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以来,各方面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所有这一切,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它表明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正在开始形成。这就是既非资本主义的又非小商品生产的新型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化生产、契约关系、经济手段为其特征的,而试点引起的新变化正是开始赋予我们的经济关系以这样一些特征。例如,企业之间通过合同将供、产、销衔接起来,这就使得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增进了,他们的经济活动是借助于经济手段来进行的,没有超经济的力量插手其间。不过,作为新型的商品经济,这是一种将劳动力商品排除在外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其中的竞争也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竞争的。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这种竞争不发生在私人资本家之间,而是在作为劳动者联合体的企业之间展开的,竞争是为了劳动者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私人企业家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第二,由于可以实行初步的、粗略的计划调节,竞争也就在广度和深度上减弱了,因此,新型商品经济的竞争是有限的竞争。
人心思改
当我们走过三十年曲折的道路后终于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进发时,建立这种适合于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型的商品经济,是潮流所趋,人心所向。这次考察中,人们对它表现出的坚定、热情以及不怕一切阻力而为之奋斗的精神,使我们得到强烈的印象。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当中,不论是企业的厂长、书记、各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或者是省、市的领导干部,积极于改革、致力于试点的都大有人在。尤其是许多基层干部,可说是雄心勃勃,劲头十足。
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厂长与我们一见面就说,我有好多心里话想讲,半天谈不完,谈一天行不行?他以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改革的阻力和动力:石头埋在土里,当然冲不出地面,而如果是种子,那一定会破土而出。自己就是要做改革的“种子”。合肥无线电一厂的党委书记,年富力强,精明干练。他在与我们座谈中,大胆提出希望能获准搞个“自负盈亏加一长制”的试点,厂长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如果自己当选,就由自己“组阁”,配置生产指挥班子。他手拍胸膛对我们说,若这样搞,相信全厂能够大上。万一失败了,那他本人承担经济以至法律责任,即使坐班房也心甘情愿。
企业干部们对试点坚定不移,而长期从事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中,也有一批思想解放、目光敏锐的改革家。安徽省经委一位副主任,已年近七旬。他说自己打从一建国就在工交战线,三十年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眼见得一清二楚,而且现在越加看出这里面的症结,沿袭旧的从苏联搬来的模式,封闭在自然经济的圈子里,是无出路的。当我们问如果展开竞争,安徽的产品不能与上海相抗衡怎么办?他朗声答道,这有什么关系,市场是广阔的嘛!比如半导体收音机,你上海的高档货可以在城市畅销,我安徽产的却有价格低、经济实惠的长处,能占领农村市场。况且,即便是同类产品竞争败了,也不就是坏事,非如此没有拚命向上的压力。商品经济能促进生产迅速发展,原因正在这里。对竞争忧心忡忡是不必要的,越争只会越兴旺。
各级领导干部对改革试点的态度又是怎样的?通过调查,我们也获得了具体而鲜明的印象。四川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到四川省工作后,深入试点的企业,一个个地听取汇报、了解情况。这次我们一起就改革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认为,现行的体制确实弊病甚多,不改不行。四川目前的做法正是想通过试点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路子来。安徽省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谈到改革也是饶有兴味。当我们介绍了那位敢于站出来
“组阁”的书记的意见后,他十分重视,当场表示可以同意试点。不久,合肥无线电一厂的试点正式开始了。
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一幕,它的开场锣鼓已敲响了。不难看到,试点为有的人松开了束缚多年的绳索,为之开拓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新天地。试点也把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甩出原先的轨道,迫使他们思考新的问题,追循历史的宏伟步伐。然而,在这场各方面关系的重新调整中,人们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新型经济关系的欢迎。这种欢迎令人信服地说明,新的经济关系具有如何强劲的上升力量;同时也说明,经济改革的必然性多么深刻地蕴含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它与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又是何等一致。
“人心思改”——这是四川都江木工机械厂党委书记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我们在一个半月的调查中,不仅获得了可作为这句话注释的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而且看到,现在已经开始在改了。都江厂的门口挂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标明着他们厂的产品已销到的国家,提示着全厂职工时时不忘创名牌、创厂标,在国际市场上争得胜利的奋斗目标。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产品将在世界上赢得越来越高的声誉;然而,比这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大地上立志改革的社会力量正在党的领导下动员起来,坚定的步伐不可阻挡。
继续探索
形成中的新的经济关系,所以具有我们前面说过的那种旺盛的活力,原因不在于别的,而只在于这种经济形式符合于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我们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采取的、适当的经济形式。当然,它还刚刚在形成,还不可能一下子成为普遍的、成熟的经济关系。而旧的也就是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虽然已经暴露出许多缺陷,但由于它在建立之初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又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很难立即全部改革。新的经济关系在它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同旧体制发生冲突,这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反映。
试点中开始形成的新型的商品经济关系,是以国有制为其形式的。在以国有制为形式的商品经济中,国家把生产的物质手段交给企业去实际占有和使用。企业既然是占有者,它也就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是商品生产者。它必须能够以自己的收入补偿自己的支出,不仅能够进行简单再生产,而且能够依靠自己的积累扩大再生产。为此,企业就要掌握足以实现这些的资金,而不再由国家拨给。目前试点规定的利润分成办法,企业只能掌握较少的资金,相当的一部分还要国家拨。在体制未全面改革之前,企业应该尽最大可能去发挥由自己掌握的有限的资金的作用,不该向国家要的就不再依赖。不过,只要还没有全面改革,矛盾就会存在。
企业通过利润分成拿到的资金虽然还是有限的,但毕竟是可由企业自行支配了。一般来说,其中大部分要作为追加的资金,投入下一轮生产。如果我们以此为起点,考察一下这个在量上扩大了的资金的运动过程,那么就不难看到,在它周转的各个环节上,都要遭遇旧体制的障碍和牵制。例如,在生产资料供应与产品销售的环节上,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仍握有很大的控制权;在生产环节上,于计划之外组织生产还是少量的;对于劳动力的招收、使用和辞退,也基本上束缚于原有的劳动体制。此外,一些带综合性的问题更加显得尖锐。在过去的经济关系中,价格的制定往往较大地背离价值,尤其是各工业部门,这种状况至今未有大的改变,从而给试点工作造成很大的障碍。长期来我们的经济管理主要是垂直领导,系统、行业之间壁垒森严,一个企业要从本系统、行业并转出去往往关卡重重。而且,关停并转中暂时多余下来的劳动力,因社会保险事业不健全而不能为社会吸收,相反却要强行加给企业。
如前所述,试点所引起的冲突,不过是旧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的反映,试点使得这个矛盾进一步暴露了。假如我们将试点限制在现有的程度,甚至回复到试点前的原状,那么也许矛盾会暂时得到掩盖。但是,问题没有解决,更尖锐的冲突迟早还会爆发。然而,新的经济形式正在形成,它已不只是人们头脑中观念的存在,而是一个摆在人们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可以真实看见它的面貌,感触它的活力,相信它很有发展前景。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想使它销声匿迹,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矛盾面前,我们应该积极进取,继续向前,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在进一步试点中不断地解决矛盾,而且那一系列矛盾也只有在将来扩大试点范围和增进试点深度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例如:试点企业自行确定生产项目或用自己积累的资金扩大再生产,往往遇到设备、原材料得不到供应的困难。如果生产资料都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就不会有钱无处买东西了。这样是否就要取消物资管理部门呢?结论也不复杂,只要将现在的各级物资部门改办成物资公司,行政机构企业化,而且不再独家经营,彼此间也相互竞争,它在社会再生产中还是不可缺少的。又如,一些企业中存在着滥发奖金倾向,并不能说明实行奖励制度是错误的。其实,如果企业自负盈亏,成为利益上独立的经济主体,类似滥发奖金这样有损自己利益的事一般是不会干的。总之,在经济改革这场伟大实践已经开端的今天,我们只有毫不动摇地逐步把试点推向前进、引向深入,才是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才是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潮流的。
要在前进中解决矛盾,克服阻力,就有许多关于改革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继续探索。
例如,关于调整和改革的关系问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很大障碍,不把这种严重失调的比例调整过来,经济体制要进行大的改革是有困难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由原有的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经济体制的彻底改革。但是,由于比例失调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在这种时候,改革进行得过急过猛,是很难承受的。反过来,不敢去触动旧的体制,只是单纯在调整上下功夫,这样的调整收效也不会显著。因此,对那些必须改的、有条件改的、不改就会影响调整顺利进行的方面,要抓紧进行改革,使调整与改革相辅而行。
再如,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关系问题。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进行四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这点毫无疑义。而经济改革与安定团结二者又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冲突。因为从根本上说,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必须建立在经济不断高涨的基础之上,改革正是为了变革经济关系使之适合于生产现代化的要求。改革并不损害安定团结,而是实现长期的安定团结的需要。当然,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力求既积极大胆又稳步扎实,应力求在最小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完成这场伟大的实践。因此,在考虑一些问题时,应对各种可能性充分加以估计。例如目前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待业人口,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再有大批多余的劳动力裁减下来,是否会使原来的矛盾扩大?我们花了很多的气力落实干部政策,一些老干部也作了安排,而新的经济关系要求有相应的干部结构,结构改革将会使一批年迈力衰、不懂业务、不会管理的干部离开现在的领导岗位,对这些干部如何安排?调整价格体系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价格体系的调整包括调整各种生产资料的比价,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势必影响消费资料的价格,涉及到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对于这样与千家万户相关联的十分敏感的事情,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步骤?类似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总的来说都是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只要多方面地进行调查,反复、认真地研究讨论,总是能够找到适当可行的解决途径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端了。这将是一条开创我们现代化未来的艰辛而又壮丽的道路,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要做的事情都很多很多。我们应该积极地、不懈地去探索,并且展开不同意见的切实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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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国历史小丛书》恢复后已出十九种
一九七九年八月,商务印书馆重新成立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室,正式恢复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
这套小丛书原由吴晗主编,一九六五年前共出版了五十九种,是一套颇受读者欢迎的世界史普及读物。后来,它随着主编一起罹祸遭殃,被迫“隐姓埋名”。一九七一年起,以《历史知识读物》的名义出版。现在,吴晗已得平反昭雪,《外国历史小丛书》也终于重见天日。
为了保证这套书的出版质量,在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关心下,于去年十一月成立了由二十四人组成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制定编辑方针、拟定选题、推荐作者、审阅书稿、开展学术交流。
迄今为止,这套书已经出版了《印度莫卧儿王朝》、《斯巴达克起义》、《哥白尼》等十九种(其中十四种是修订重版)。今年预计出版《古代印度》、《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爱因斯坦》、《日共创始人——片山潜》等十五种新书。(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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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国经济管理》杂志即将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经济管理研究所决定将《外国经济管理选译》改为《外国经济管理》杂志。定于今年四月出版。该刊重点选译外国经济管理方面的理论、方法、经验、知识和动态。内容以企业管理为主,兼顾其他方面。选材上强调对实际工作具有参考价值,既有编写的文章,也有翻译的文章,形式不拘,文字力求通俗易懂。(魏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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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管理知识》丛书陆续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编辑出版了《工业企业管理知识》丛书。这套丛书以介绍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知识为重点,从我国现有工业企业管理水平出发,总结了我国工业企业管理行之有效的经验,还相应地介绍了一些外国的现代化管理知识,以适应研究、改进和提高我国企业管理工作的需要。丛书的文字通俗,内容丰富,有一定的知识性和实用性,适于工业企业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阅读。
这套丛书计二十余本,将分专题陆续出版。已经出版的有《现代化管理》和《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协作与工业公司》。近期出版的有《谈技术引进》、《机械工业企业生产管理》、《工业企业的经营计划》、《工业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业企业的质量管理》、《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以及《简明工业企业管理词典》等。(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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