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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不容混淆
本报特约评论员
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原则，果敢地纠正自身错误的伟大气魄。这个历史性的决定，对于我国政治生活必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一个郑重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掩盖自己的过失，必须从我党历史上这个最大冤案中记取教训，使这样的错误不再重犯。刘少奇冤案的教训，涉及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值得从许多方面进行认真的总结。这一冤案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修正主义大批特批，这种流毒影响极深，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党近年来的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是“右了”、“修了”。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有利于澄清这个问题，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
在反修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说成修正主义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反修防修的问题。叶剑英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但问题在于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科学回答。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些有影响的论战文章中，对修正主义的特征及其根源表述得不准确，甚至错误地把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应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混同于修正主义。这种错误概念同对于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相结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形成了对党内的修正主义危险的违反实际的估计。尤其错误的是，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把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当做主要的打击对象。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这一错误，推行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路线，大批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株连全党各级干部，祸延全国人民，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混淆。
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究竟包含着什么内容呢？首先是被当作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这主要是指刘少奇同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曾经说过“地主阶级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基本上结束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今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等等，以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所有这些重要观点，无论从当时来看，还是从现在来看，都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所有这些，当然决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思想。它们是我们党根据情况的变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点等问题作出的新概括，是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同年三月下旬在山东、上海、南京几次讲话中，都讲了这个思想。实际上，这也就是党的八大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对它的理论说明。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八大路线的基本内容连同毛泽东、刘少奇当时讲过的正确思想，一概诬蔑为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甚至把我们党诬蔑为“生产党”。按照他们的观点，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只能是搞阶级斗争”，“讲什么‘组织社会生活’，讲什么‘发展生产力’，这都是老修正主义的骗人把戏。”这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八大路线及其理论依据，而代之以他们永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全面专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这条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建设中的表现，便是所谓“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资本主义复辟”。
“根据”是：刘少奇反对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而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主张搞“集市贸易”、“自负盈亏”；还反对“群众运动”，主张“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并制定了一整套“卡人的”条例和规章制度，等等。众所周知，所有这些，当然也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思想和主张，而是我们党从实践经验中取得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正确的方针和办法。林彪、“四人帮”一伙却把这些正确的方针和办法诬蔑为“修正主义”。他们在批判修正主义的名义下，全盘否定了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经济调整工作的成就，说是什么“刮下马风”，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否定了《农业六十条》，扼杀了《工业七十条》，批了经济核算和按劳分配。这样，就把农村搞乱了，把工商企业搞乱了，把整个经济搞瘫痪了，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用所谓“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来冒充马克思主义，似乎搞经济建设可以根本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要“突出政治”就够了。这正是彻头彻尾的经济建设中的唯意志论。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客观经济规律搞建设，并不排斥思想政治工作和必要的行政办法。我们党，包括刘少奇在内，从来没有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在于经济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是为着把经济建设搞好，并且和客观经济规律对立起来，那末，这种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就纯粹是空话，经济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林彪、“四人帮”一伙攻击刘少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他们完全懂得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对于我们党的意义。他们懂得，乱国必先乱党，而要乱党篡党，必须解除党的精神武装，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摧毁党的民主集中制，扼杀共产党人的党性。谁都知道，刘少奇同志系统地总结了我党的建设经验，阐明了党的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原则、方针和方法，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建党学说。他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论党内斗争》等，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党员党性锻炼和修养的指南，培养和教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这是林彪、“四人帮”乱党篡党的巨大障碍。他们为了按照所谓“革命造反派”的面貌来改造党，实现以帮代党，就必然要仇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他们极尽造谣、歪曲之能事，提出所谓“黑修养”、“黑六论”之类，实际上就是诬蔑、丑化我们伟大的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使之变成一个适合他们需要的、半法西斯主义、半无政府主义的“造反党”。这就是林彪、“四人帮”大批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实质。这一点，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要整顿党，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党的学说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封建专制制以及无政府主义，正确的党内斗争和错误的党内斗争，等等问题，作出科学的鉴别。
在不断反右的掩盖下，推行极左路线
十年“批修”，批来批去，集中到一点，就是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或“右的修正主义”。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极其顽固的观念，就是认为“左”比右好，而且，似乎修正主义只有右的，没有“左”的。因此，“继续革命”，就是继续不断的反右。把正确的东西，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针、路线，当作“右的修正主义”来批，以掩盖“左”的修正主义。这是十年“革命大批判”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我们党长期以来有坚持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实事求是。多数干部也能分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并且懂得反右防“左”、反“左”防右的道理。这是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的领导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只反右不反“左”，反右变成了“革命的”常规，不仅正确的东西被看作右的，甚至“左”的东西也被看作右的。林彪、“四人帮”上台以后，这种倾向恶性发展，他们把我们党许多正确的东西指责为“右倾”或“右的修正主义”加以批判，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直到今天，这种混乱在少部分人的头脑中还没有得到澄清。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极左思潮、极左路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谁也不准反，只要一反“左”，就被认为是“右倾回潮”、“右倾翻案”。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志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有限的程度上反对和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了一九五八年经济工作的指导上不实事求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一九五九年不适当地开展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左”倾错误。他明确地指出：“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那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该反右，结果反了右”，“庐山会议后反右是不对的”，“中央要负责”，等等。就在这次讲话中，刘少奇同志还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错误及其原因，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方面来，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是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历史证明，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精辟分析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重要文献。然而，就是这篇文献，公然被当成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
现在看得很清楚，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在我们党内并没有真的出现什么右的修正主义危险。事实恰恰相反，长期以来危害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主要倾向是“左”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内现实的最严重的危险，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们利用我们党对反修防修还缺乏明确的科学概念，从极左的方面来修正、篡改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来打倒，使他们那一条极左路线在中国横行了十年之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进行了重大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某些人却指责说这是“右了”、“修了”，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复活”。我们要请持这种观点的人好好回顾一下党的这段历史，并且认真思考一下：这种观点同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究竟相去多远？
总结历史教训，在马克思主义轨道上向前迈进
刘少奇的冤案已经平反昭雪，但是，它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却是十分深刻的。一个郑重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纠正错误、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决不能丝毫动摇自己的原则立场。这个立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我们只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上，认真分析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我们的党就一定能够通过正确处理重大历史问题，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向前进。
我们从刘少奇冤案总结教训的时候，要防止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所有的人都是正确的，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过去对刘少奇的所谓“批判”，从根本上来说，是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当然不是说，刘少奇在长期的工作中没有一点错误。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刘少奇本人就写过一篇论文《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个问题。刘少奇和我们党内其他卓越的领导人一样，当然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任何人的错误，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夸大，不掩盖，更不允许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例如，四清工作中的问题，长期被列为刘少奇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其实，四清工作中的问题，首先不能归罪于刘少奇一人；其次，这是属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修正主义”的问题；第三，从倾向性来看，这种错误正是“左”的，而不是右的。林彪、“四人帮”任意指“左”为右，指鹿为马，并且把实际工作中的一切倾向都上纲为“修正主义”，这种做法的流毒和影响至今还不可轻视。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决不是静止地、消极地恢复原样。决不是意味着要简单地回到“十七年”。十年的“批修”，是从极左的观点出发，批判了正确的东西，批判了正确路线，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但其中也有的是把我们实际工作中某些“左”的错误，当作右的东西加以批判。我们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所谓“批修”，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区别，同时也要分清“左”和右，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要抛弃被实践检验证明是错了的东西，改变那些在新的条件下已经不再适用的旧东西，还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为了正确地认识过去，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认识现在和预见将来。经过长时间的严峻考验，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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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好商品流通的几个思想问题
江苏省常州市商业局 孙刚若
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的精神，商业部门应该解决些什么问题呢？从我们实际情况看，商业部门内部有四个思想问题要很好解决。
一、实行“两个调节”以后，商业部门的担子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最初是不明确的。有的同志认为：“两个调节”相结合提出后，我们不选购的产品，工业部门可以搞自销，好象商业部门的担子减轻了，对市场的责任小了。实际上，“两个调节”的提出，是重视流通对于生产的反作用，是要从市场的角度来安排生产、安排计划。商业部门比工业部门更直接了解市场情况。如果商业部门对市场情况掌握不准，就没有办法去促进生产的发展。从常州市一九七九年的情况看，工业与商业部门的关系由“以产定销”改为“以销定产”以后，对工业部门影响很大。当时常州市工业产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适销对路、质量较好的“热门”商品，生产这类产品的工厂是很安心的；第二种情况是有一些工厂的产品不大适销、或暂时供过于求，库存一般都比较大，一下子改为以销定产给工厂很大压力，搞不好会迫使工厂停产；第三种情况是由于价格变动，部分商品由盈利变成亏本。对上述三种情况如何处理呢？最初，我们只是简单地对工业产品选购，需要的就选，不要的就不购，有销路的就收购，没有销路的就停止收购。这样做以后，给生产不太适销的产品或库存过大的工厂带来了困难。有的工厂自己去街上推销商品，很多女工摆摊卖手帕，卖小五金。她们不会做生意，有的东西卖不出去，有的把钞票丢了。看到这种情况，我们非常不安。大家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说明我们商业部门没有很好地发挥流通环节应有的责任。商业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工业部门，大力推销商品，工业库存大、暂时供过于求的商品需要我们帮助解决。于是，我们组织了大批人力，和工业部门联合起来到全国各地推销商品，跑遍了二十多个省市，积极为这部分商品打开销路。在推销过程中，我们掌握了三个原则：第一，对于工业积压、商业库存也很大的商品，先推销工业积压的商品；第二，商业有一部分库存、工业库存也比较大、市场又滞销的商品，采取边推销边收购；第三，有的商品市场不适销，要求改进品种花色，而工厂一时改产困难造成积压的，由商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协商限期改进，对已经生产的产品商业部门暂且先收购。由于商业和工业部门紧密配合，逐步扭转了部分工厂的困难局面。人造革包是多年积压商品，年初只能安排三万只任务，只够九个厂一个季度的生产量，经过千方百计推销，最后增产到五十五万只，比年初安排增加十七倍，工厂很高兴。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实行
“两个调节”以后，商业部门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我们应该更好地了解市场动向，研究掌握供求情况的变化，积极扩大销售。只有把流通搞活，才能帮助工业部门进一步发展。
二、实行“两个调节”以后，工商之间的关系应该搞得更密切，还是可以各管各，搞得疏远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认识不一致。有人认为，工厂现在有自主权，它的产品可以自销，商业部门不要多管闲事啦，该收的就收，其它事情少插手，免得商业背包袱。我们认为，工商两家共同对市场负责，是三中全会后出现的新气象。多年来，工厂管生产，商业管销售，只有商业一家对市场负责，因此，计划脱离市场，生产脱离消费。实行“两个调节”以后，我们把商业专业公司办成工业部门信得过的推销经理部。一九七九年一季度，我们组织纺织品、百货等公司的经理、科长、加工员、物价员等大批人员跑遍全市有关各个工厂，征求意见，解决问题。纺织品站不但跑市内所有纺织印染工厂，而且去邻县、跨区的工厂，上门拜访，下厂服务，既解决了问题，也密切了工商关系。百货站在下厂服务中，及时解决了工商之间由于价格矛盾而影响生产的一些问题。例如，塑料凉鞋调价后工厂赔钱，生产计划安排不下去。反复协商后，合理调整了价格，做到生产有些利润，工厂高兴。结果生产计划由四十多万双增加到七十六万双，生产扩大了，市场商品也丰富了。我们感到，商业部门不仅要了解消费者心理，还要了解生产者心理，了解生产上的动向。我们认识到，要把流通搞活，必须首先把生产搞活，生产不搞活，只能是无米之炊。
三、实行“两个调节”以后，对于三类小商品是放手不管，让工业部门去自销，还是我们应该管得更好些？我们认为，小商品与人民生活需要关系密切，非常重要。但是小商品变化性大，搞不好就积压。开始，商业内部有些同志主张，小商品由工业自销，商业部门不插手，这个包袱让工业部门去背。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常州市百货系统全年收购商品六千多万元，其中属于国家计划商品品种只占百分之六，三类小商品占百分之九十四；从收购金额来讲，国家计划商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七。无论从品种或收购金额来讲，三类品种占的比重都很大。所以，商业部门要扩大小商品的销售能力，促进生产的发展。过去我们经营纽扣吃过苦头，收多了积压，许多年卖不出去。通过对市场动向、消费者心理的调查，认识到纽扣虽小，潜力很大，一定要大胆经营。一九七八年工厂生产一千五百五十万粒扣子，工业获利三十多万元。一九七九年搞到一亿粒以上，提高了六倍多。全国二百多个百货站都到常州来进货，工业获利一百三十多万元，商业也获利一百多万元。
四、实行“两个调节”以后，商业内部把渠道搞活点好，还是管紧点好？这个问题认识上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市场调节不管怎样活，商业的老规矩不能破。允许零售店去外地进货，二级站就有阻力。怎么处理好呢？我们让站、批、零三种渠道同时发挥作用，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批量大的进站，批量小的零售店干。有些商品该进二级站的进二级站，该进零售商店的也可以直接进店，建立批零挂钩、产销挂钩。我们专设了一些门市部，销售常州产的商品，为工厂提供情况、反映意见。工厂生产新产品，我们大力宣传，帮助推销，就是暂时商业不获利的商品，我们也推销。我们坚持从三个有利出发，即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扩大流通，有利于消费需要。要把市场搞活，商业部门内部努力作到：渠道要多，环节要少，流通要快，费用要省，市场要活，消费要方便。
实行“两个调节”后，常州市的工商关系更密切了，购销业务更扩大了，流通渠道比较通畅了，市场也更加活跃了。一九七九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上缴利税近六亿元，城市就业问题基本上解决。商业部门全年购进商品比七八年上升百分之十三，销售商品比上年上升百分之十七。社会零售额（纯商业）比上年上升百分之十九。费用水平比上年下降百分之零点一四。利润比上年上升百分之九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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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引论》介绍
语义学又叫语言分析学，是盛行于欧美各国的一种哲学思潮。语义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语词或其他符号与其所指的对象或概念的关系，以及语词意义的历史及其变化。这门哲学肇源于罗素，他为语言分析提供了逻辑工具。本世纪三十年代，语义学的研究达到了鼎盛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哲学界仍然流行，不过它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多样化了。
《语义学引论》是波兰著名逻辑学家沙夫的一部主要著作。这本书分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区别了四种不同的语义学：语言学的语义学、逻辑的语义学、语义哲学和普通语义学。在第二部分，讨论了指号（注：作者认为，在交际过程中能传达思想和感情的手段和媒介物就是指号）的定义、指号的分类、语词的意义，以及语言与实在等问题。作者还对各派哲学家关于语义学的观点进行了广泛的评述。
《语义学引论》一九六○年出版后，在苏联、东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介绍国内很少知道的哲学思潮，商务印书馆于最近翻译出版了这部书。 （汪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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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西方哲学史讨论集》出版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专门讨论西方哲学问题的会议。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西方哲学史讨论集》，就是这次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选编。收入的论文有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论争的探讨，有关于赫拉克利特、琉善、霍布斯、笛卡儿、莱布尼兹、狄德罗、康德等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有九篇论文专题研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方法及其专著，还有一些论文就德国古典哲学问题及费尔巴哈哲学是否属于德国古典哲学问题作了探讨。
（任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