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史云峰的血
吴净
史云峰同志惨遭杀害（见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令人悲愤，也令人惊诧。
我们已从张志新烈士的被害，认识了“四人帮”党徒在“四人帮”大逞淫威的时期，如何地有恃无恐，如何地倚仗他们窃夺的权力，公然利用人民的政法机关惨杀革命者了。但还没有认识到，这些党徒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仍敢于倚仗他们窃夺的权力，利用人民的政法机关惨杀革命者。史云峰同志的血，换取了这种教训。
人们常说“树倒猢狲散”。用它来形容“四人帮”倒台后，其帮派体系必然呈现土崩瓦解的趋势是对的；但史云峰同志的血，却使我们看到，要不把“四人帮”的残余分子从权力地位上赶开，即使“树倒”了，他们之中还是有不肯散掉的。它还使我们看到了，除恶不尽，革命者和人民会付出何等的代价。重大政治事件的震动，整个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变，并不足以使“四人帮”的党徒们自然地改变其反动性，而依然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四人帮”思想和组织体系的残余，是当前破坏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残余分子当然并不多，但由于他们还把持着或多或少的权力，其能量和危害性就决不容低估。我们不是看到，至今还有“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在利用手里的权力，怙恶不悛，继续阻挠和破坏着党对被害干部的政策的落实吗？他们咬定牙关，暗暗发狠说：“哼，只要我某人在，只要我还主管政策落实，你就别想平反！”我们不是也看到，那些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抱着敌视态度的人，还在那里运用权力进行顽强的抵抗吗？史云峰同志的血，使我们对这些看得更真切，感受更深刻。因此，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至于那些虽然不属于“四人帮”残余分子，但却承受着极左路线的余毒，而抵制党的路线的人，也应该从中引出应有的教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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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矢志不渝
张聿温
爱因斯坦在后半生，曾用三十多年的时间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直到一九四八年，这位六十九岁的老人已经知道“我完成不了这项工作了”，仍满怀信心地说，他的这项工作虽然“将被遗忘，但是将来会被重新发现，历史上这样的先例很多。”果然，近年来，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思想又以新的形式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如果说，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验，需要爱氏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的话，那末，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实践，则更需要这种精神。这是因为，社会科学往往比自然科学表现得更复杂，更曲折，因而从事起来更困难，没有革命的坚定性怎么行？
一八六五年，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劳拉曾问马克思，他的特点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说：“目标始终如一。”马克思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目标，为之奋斗了一生。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大有人在。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就发出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预言；周恩来同志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就坚定地宣告：“我所信仰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至于象夏明翰同志那样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凛然就义的先烈，那就更是举不胜举了。
所有这些“坚信”，都是以科学思想作为依据的。马克思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考察了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才提出并证实了自己的学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矢志不渝地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那是因为他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方志敏烈士说得好：“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今天，我们干四化，需要大大倡导一下革命的坚定性。看来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从本质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和社会主义的优越。加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修养，就象大树，根扎得深了，自然不怕狂风暴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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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罗·安格尔和他的诗
荒芜
在东京的一个酒吧间里
酒吧间里我旁边的日本人
喝他的米酒，露出不整齐的大牙齿。
时髦的眼镜（他戴眼镜象穿一套讲究的衣
服）后面，他的眼睛是黄色的，象他正
在喝的热酒。
他转过身象一扇打开的门，
用放肆的软软的声音说，“美国？”
我点头，等着看他的思想是什么颜色。
“我是在冲绳岛受伤的。”
他勉强从嘴里挤出这几个字，
象从酒瓶底上倒出的几滴酒。
我把全身重量都放在脚跟上，
注意观察他的双手。
他捋起袖子，他臂上的伤疤，
象个惊叹号大呼大叫。
对着提出控诉的创伤，你能有什么话讲？
他望着伤疤象一个人有趣地和怀恨地望着
一只臭虫在他的皮肤上爬行，希望它赶快爬过去。
安格尔是当代美国著名诗人。他和他的夫人、小说家聂华苓女士，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正在我国访问。我们从他的诗集《一个大胆的女人及其他》中选译了上面一首诗，借以表示一点欢迎的意思。
《一个大胆的女人及其他》是由十六首短诗组成的一首叙事诗，写的是一个日本女人的爱情故事。《在东京的一个酒吧间里》是《亚洲诗草》中的一首，写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酒客，又是一个战争受害者。作者并没有追究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因为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他却用了一个形象的字眼，喝血的“臭虫”，表达了他对战争的看法。他刻画的酒客的神气、言谈和举止，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保罗·安格尔生于一九○八年，美国衣阿华州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卖过报，半工半读进了当地的中学和大学，以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了三年书，回国就在衣阿华大学教创作。他从高中就开始写诗，出过十本诗集。他的第一部诗集《贫瘠的土地》为他赢得了衣阿华大学的硕士学位和一九三二年耶鲁大学青年诗人奖。他的第二本诗集《美国之歌》更受到重视。一九三四年，《纽约时报》图书评论发表专论加以评价，认为他是美国诗坛的新的声音。安格尔热爱他的人民和土地；他理解美国遗产和传统的真正价值；他相信美国的前途。在他的诗中，最激动人心的是他对美国的挚爱，那不是盲目的爱，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蕴藏在他的决心、勇气和信念之中的。他曾在《美国要记住》一诗中说：
你为了我们的脚
给了我们鞋子
为了我们的背给了衬衫，
你为什么不为了我们的心
把力量与和平交给我们？
他的语言精炼，富有活力和感情，富有鲜明形象和乡土色彩。他决不为了文雅高深，而牺牲他的通俗易懂与平易近人，因此他的诗为美国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杨振宁博士不久前在英国盛赞他们夫妇两人合译的毛主席诗词。杨说，用中文写诗极好，因为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诗不是好诗。旧体诗极少用介词。译文中加了介词便要改变原诗意境。安格尔夫妇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译诗保持了中国味道，极为成功。这话是颇有见地的。
一九六七年，安格尔和聂华苓在衣阿华大学创办了“国际写作中心”，这在全世界文艺史上也是别开生面的创举。他们每年从世界各国邀请一些作家到衣阿华去参观访问，交流创作经验，讨论文学问题。用安格尔自己的话说：“我们邀请作家，不分肤色、信仰和政见，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相信不同的人可以共处。”我认为这种聚会有利于发展创作、促进世界和平。作家们到这里来同其他国家的作家们一起生活、工作、讨论，他们的关系不是教与学的关系，而是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
安格尔虽然已经退休，但仍从事各种创作和研究活动，孜孜不倦。他的一本新诗集《安格尔家乡》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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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在《台湾轶事》之后
聂华苓
《台湾轶事》是我在台湾（一九四九——一九六四）所写的小说，是从那个时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选出来的，可以说是我创作过程中初期的试作。但是，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放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样活下去呢！
小说里的人物是虚构的，但也是真实的。现在，我要高兴地大声告诉他们：“你们全回老家啦！你们要和老家的读者见面啦！”
对于我这个东西南北人，这是我创作生命中最动人的一刻。对于所有想回老家的人，在台湾也好，在海外也好，这也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刻吧！
一九七九年除夕
〔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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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风声声
陈茂欣
盼来母子车
好一个旋风暴雨的天气，
马路上走着汽车公司经理，
都说这条线路乘客意见大，
他可要亲自摸摸底细。
站口的人们越集越多，
半天也不见汽车的踪迹，
这可是早晨上班的时间呀，
冒雨等车的乘客多么焦急。
有谁见过孩妈妈等车？
简直是参加一场战斗洗礼！
车还没停稳一拥而上，
怀中娃娃被挤得呀呀哭啼。
经理看着这样的场景，
说不出的一种滋味搅在心里：
大家都急渴地奔向四化，
汽车该怎样为四化献力？……
第二天各站口贴出“告示”，
夺目的彩纸引人注意：
一早一晚要加开“母子车”，
孩妈妈看了真是热泪欲滴。
整洁的“母子车”开来了，
载来党的关怀、革命情谊；
温暖的“母子车”开走了，
装满一路歌声、一路欢喜……
老厂长和他的儿女
一儿一女一枝花，
这是流传的古话；
老厂长正好一儿一女，
都是二十几岁年华。
女儿在制鞋厂纳帮压底，
儿子在重机厂浇铸翻砂，
十年动乱离开了校门，
过早地在风雨中摔打。
妈妈总是疼爱儿女，
明指暗点朝老伴耳边送话：
“也该为自己的儿女想想，
当真干一辈子缝鞋、翻砂？
一个进门腰酸腿疼，
一个回来满脸油花，
只怪小冤家知识水太浅，
大学无缘，进科室也算犯
法？……”
尽管妈妈疼儿女心切，
小兄妹却越干越“傻”：
儿子迷上了车间革新，
女儿戴上了模范红花。
老厂长故意不动声色，
不紧不慢地朝老伴敲打：
“这可是儿大不由爷呀，
孩子们宁愿自己锤炼摔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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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早市〔木刻〕 李 飚
选自《五月版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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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还有你哩”
吴增涛
老李原是县里的局长，每月拿六十元的退休金，两个儿子，都已完婚。不幸的是老伴最近得了半身不遂病，饮食起居离不开人，两个儿子又闹着分家，弄得挺不安宁。老李决心自己侍候老伴，给儿子分了家。这天他把两个儿子叫到了一块，将房屋、用具搭配了两份，分给每个儿子一份，然后说：“你们自己安安生生过日子去吧！”过了好一会，哪个儿子也不肯离去，老李便问：“你们还有什么事？”大儿子开口说：“还有你哩！”老李不解地问：“我？”小儿子忙说：“对！你每……月还有六十块钱哩！”躺在炕上的病妈妈愤愤地说：“你俩还要分爹！分爹就得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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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对不起”
陈家寿
一次，我从二十路电车下来，被一只尖头皮鞋重重地踩了一下。“要死！”一个粗浑的话音把我的“喔哟”给吞没了。我回头一看，那位小伙子的脸上有些抱歉的神态。
上海市劳动模范、市百货公司一店营业员俞三荣同志的柜台服务艺术吸引了不少人。我想上去观摩一下，不料又被一位穿戴时髦的姑娘踏了一脚。我朝她看看，她向我“嘻嘻”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今天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而我们有些年轻人竟连“对不起”“谢谢”一类的礼貌话都不会讲，虽然他（她）们的心地大都是善良的。我这样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