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基建投资效果差的原因在哪里?
申睦 柯闻 龚敬
讲求经济效果,是基本建设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固然取决于能把国民收入中的多大部分用于投资,同时也取决于怎样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在投资总额不变的条件下,利用得越好,效果就越大,经济发展速度也就越快。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三十年来,我国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基建投资效果很差,花钱多,办事少,损失浪费严重。我们经常讲基本建设战线长,财力、物力、人力使用分散,管理混乱。这种“长、散、乱”是表现形式,问题的实质是投资效果差。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这样的比例显然是太低了。而在已经形成的固定资产中,真正发挥效益的不到三分之二。这说明有很大部分固定资产没有发挥作用,或者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据分析,我国的投资系数为四,即增加一元国民收入需要投资四元,而日本的投资系数为三。按理说,我国技术构成比日本低,投资系数应该低,现在却比日本高,表明我国资金利用得比较差,投资效果差。我国投资回收期也长。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我国工业企业投资回收期大体是十年,日本则是三年,美国是五年。同“一五”时期相比,我国基本建设的周期明显拖长了,工程造价大幅度提高了。拿“四五”和“一五”比较,每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的平均投资上升百分之八十,吨煤开采能力的平均投资增加了一倍多,住宅的造价也提高了近一倍。造价升高包含有合理的因素,但确有许多不合理因素。据调查,一九七八年竣工的部分民用建筑工程,平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造价,比一九六六年以前竣工的同类工程,上升百分之七十二。增加的造价中,合理成分占百分之五十多,不合理的成分占百分之四十多。每年新增固定资产占投资的比重,也由“一五”时期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七,降低到“四五”时期的百分之六十一。还有许多项目,即使建成了也不能投产,投了产也不能正常生产,生产了也连年亏损。
造成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基本建设过程的每个环节出了差错都会影响投资效果。大量事实表明,对我国基建投资效果影响最大,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定规模、定项目、定建设地点、定设计方案这四个环节。
第一,在确定基本建设规模时,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效果必然差。我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个别年份规模过大的情况除外)曾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一九七○年以来。由于建设规模过大,超过国家能够提供的财力、物力、人力,造成许多建设项目吃不饱,打打停停,不能如期建成投产。这样,花同样多的投资,办的事情却少多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六年,钢铁工业平均每亿元投资所增加的四种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比“一五”时期下降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煤炭工业平均每亿元投资所增加的采煤能力下降百分之五十五。这种情况固然有技术构成和建设条件变化的影响,但建设工期拖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规模大,战线长,不仅加大开支,而且占用资金也多。一九七八年底,在建工程占用的资金为当年投资额的一倍多,比其他国家多得多,如美国在建工程仅占当年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不仅如此,建设规模过大,带来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最后还是不得不压缩下来。第一次规模过大带来了三年调整,大批建设项目被迫下马。第二次规模过大,使我们现在不得不再一次进行调整。这种大起大落,不但影响建设速度,而且造成大量损失。
第二,确定建设项目不作可行性研究,盲目性很大。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一种高指标、急要求、瞎指挥的倾向,没有一个比较稳定、可靠的长远规划。一说需要某种产品,往往在资源、地质、产供销、水电运、项目配套、技术经济效果等缺乏认真调查研究的条件下,就仓促定项目,盲目动工兴建。有的地区铁矿资源十分贫乏,硬要建钢铁厂;在煤炭资源贫乏的地方,要大办煤矿;有的地区不生产制糖原料,也要兴建糖厂,等等。这种随心所欲乱上项目的做法,怎么会有好的经济效果呢!还有定项目不考虑协作配套,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各搞各的,造成重复建设,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全国有大中型拖拉机厂六十多个,手扶拖拉机厂一百多个,平均每个厂年产二千台拖拉机。许多厂由于规模小,生产效率低,经济效果差。我国用于热加工的一千吨以上的水压机,仅一机系统拥有的就相当于欧洲共同体的拥有量,能力只发挥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有的厂安装好的二千五百吨水压机封存不用,而有些地方又在重复建设。
第三,定建设地点也往往草率从事。那种只凭画圈定点、跺脚定点、跑马定点的现象虽然为数不多,但缺乏认真调查研究,不作多方案比较的却为数不少,这就造成不少项目建设地点多变,损失浪费严重。如东北有个电厂曾经三迁厂址,八变规模,折腾了十多年,才建成投产。有些建设项目因选点不当,不但增加了投资,而且增加了投产后的产品成本。如陕西建了一个十万千瓦的火电厂,燃煤要从五百公里以外的关中地区运来,发了电有一半送回关中,千里迢迢,长距离煤电倒流,运费要多花,送电要损耗,每年增加生产费用三百万元。特别是在林彪的“靠山、分散、进洞”谬论的干扰下,不少建设项目的布点很不合理,有些项目竟然分散布置在方圆百公里的山区里,形成“羊拉屎”,浪费了大量基本建设投资,给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困难。
第四,设计方案多变。近十多年来,基本建设中曾流行过所谓“三边”、“四边”,许多项目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造成工程边建、边改、边拆。特别是有些项目产品未定型,工艺技术未过关,就急于上马,建设过程中变来变去,花了大量投资,长期不能建成投产。“四五”以来,设计概算不能起到控制投资的作用,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成为普遍现象。例如一九七○年上马的一批维尼纶厂,由于任意修改工艺设计,推行没有过关的工艺,原来计划三年建成,现在建了十年,有些厂还没有建成,这批项目的总投资,预计要超过原概算三倍以上。
综上所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主要是由于计划工作综合平衡没有搞好、建设前期工作没有搞好。当然,这不是说其它环节没有问题,比如施工中不按程序施工、经营管理不善、工效低等等,都直接间接地影响投资效果。
投资效果是基本建设工作状况的综合性反映。因此,要切实提高投资效果,必须全面改进基本建设工作。当前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时,要下大功夫搞好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清理在建项目,压缩基建规模。清理项目的工作进行一年了,已经停缓了一批建设项目,基本建设战线有所压缩。但从当前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看,在建项目的总规模仍然过大,项目仍然过多。因此必须继续搞好清理工作,坚决把那些当前不急需、建设条件不具备、技术落后、经济上很不合理的项目停缓下来。如果不下项目,只压缩年度基建投资,结果只能使力量更加分散,原来三年能完成的工程拖到五年完成,五年能完成的拖到七年或更长时间完成,使投资效果更差。我们认为,通过清理和调整,就全国来说,在建项目的投资总额以不超过五年的投资额之和为宜,这就是说,如果每年投资额为三百亿元,按平均建设周期为五年算,总的建设规模应不超过一千五百亿元。
第二,调整投资方向,把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改造上。在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积累率不可能很高,基建投资不可能很多,目前在建工程量又很大,这就决定了今后基建投资必须主要用于原有企业的改造,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我国工业企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有可能主要依靠现有企业的改造来发展生产。据估计,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同新建同样生产能力的企业相比,一般投资要省三分之二,设备材料要省百分之六十,建设周期要短得多。因此,今后在建设项目的安排上,必须坚持先改造后新建的原则。凡是通过老企业改造可以增加生产能力的,坚决不安排新建项目。当然,必要的新建项目,例如煤、电、油、交通运输、建材、通讯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方面的项目,还是必须安排的。
第三,着手编制中长期计划。基本建设与工农业生产不同,周期长,大中型建设项目都是跨年度的,仅仅从当年的条件出发安排基本建设,很难使建设规模恰当、投资方向合理。因此建设规模和投资方向是否恰当,不能只从一年看,要作多年的计算和平衡,要有稳定的中长期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应该以五年计划为主,年度计划只是具体安排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保证五年计划的完成。大中型项目所需的投资和材料、设备,要一次安排,分年实施。这样才能保证项目连续建设,如期建成投产,提高投资效果。
第四,用于基本建设的各种资金,要统筹安排。基本建设投资中,除了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投资以外,还有国家预算其它科目中用于基建的资金、地方财政的资金(如地方机动财力)、企事业单位和部门资金(包括更新、改造资金,企业基金和利润提成等)、各种贷款,等等。后面这些部分的投资额比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投资额还多一些。长期以来,这些投资是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安排,缺乏综合平衡,往往使基建规模和投资方向难以控制,甚至影响生产和市场。今后必须对各方面用于基建的投资统筹安排,加强管理。无论是哪一种渠道的资金,凡是用于基本建设的,都应该由各有关单位编制基建计划,经过综合平衡,保证所需物资、施工力量和建成投产后的原料、燃料、动力。一切基本建设投资要统一由建设银行支付,由建设银行对这些资金的运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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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为节省用地大声疾呼
张振铭
二十年全国净减少耕地一亿八千万亩,相当于四川、广东、广西耕地的总和。北京市三十年来减少耕地二百七十万亩,占原有耕地近百分之三十。
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工业的重要生产资料。工业交通部门所需的厂房、道路、管线、仓库等建设都离不开土地。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和社会生活各行各业也离不开土地。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求实现自然界生态的平衡和环境的改善,也都与土地的利用息息相关。因此,对国土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科学管理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人口多,土地少,耕地更少。我国的国土总面积约一百四十四亿亩,位列世界第三。但因人口众多,每人平均占有土地面积只有十五亩,和世界按人口平均数的四十九点五亩相比,还不到三分之一。我国的高原、山地、草原、沙漠很多,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小,现有耕地近十五亿亩,约占国土的百分之十,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到一点六亩,只有世界按人口平均数五点五亩的四分之一强。一九五七年全国原有耕地十六亿七千万亩,一九七七年下降为十四亿九千万亩。二十年中由于基本建设占用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减少耕地五亿亩,开荒造田三亿二千万亩,增减相抵,净减少耕地一亿八千万亩,等于损失了四川、广东、广西三省(区)的全部耕地。同时期内全国人口增加三亿,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耕地不断下降。由于建设用地的很大部分是在沿海和平原地区以及城市附近,这些地方耕地减少更多。北京市解放初期有耕地九百一十万亩,目前只有六百四十万亩,三十年来减少二百七十万亩,将近百分之三十。最近十年,每年占用耕地仍在两万亩左右。依此推算,再过十年就等于吃掉供应全市蔬菜的三大产地之一的海淀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这种趋势,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我国耕地大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建设占地过多,存在严重浪费。主要表现在:
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一种情况是,机关团体林立,办公、生活、辅助设施自成体系,占地甚多。另一种情况是,生产、物资、科研等单位的重复建设很严重。在生产部门“老厂吃不饱,新厂又在搞”,物资部门层层设库,科研单位重复引进、重复布点。这些,都造成了土地的惊人浪费。
大量占用耕地良田,而荒地、劣地、空地没有很好利用,大城市尤其严重。近郊地少、地好,占地的单位多,“推不出去”,而离城市远一点的郊区,却没有人愿意去。据北京市有关部门统计,国家征用土地,三十年累计,耕地占百分之六十八,而且集中在供应全市蔬菜的三个近郊区的几个公社。改造旧城市比建设新城市要麻烦得多,大家都“绕道走”,抛开旧市区的改造,到近郊区占地新建。三十年来,市区基本上面貌依旧,城市向近郊区盲目延伸,畸形发展,大量的耕地良田被占用。
缺乏通盘规划,零敲碎打,劳民伤财,土地利用率极低。对小型项目和少量平房用地,审批不严,管理很松。有些单位采取“蚕食政策”,“东一铁锨西一镐”,不惜浪费土地和人力、物力,分批兴建平房。有的规划部门让用地单位自己找地,然后办申请核拨手续。这种“撒胡椒面”的办法,既浪费土地,又影响市政工程的及时配套,甚至造成重复拆迁。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极少数干部追求个人享受,采取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弃旧图新,争盖住宅、别墅,上行下效,不惜浪费耕地良田。中央三令五申,仍然没有刹住车。
多征少用,早征迟用;或者先占后批,批少占多,不批硬占;或者以临时性占地为名,行永久性占地之实。某省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十二年内征用的一百六十二万亩土地,一半以上是未经批准而擅自占用的。
国家对农村社、队用地实际上失去控制。社队办企业,社员盖房、土葬用地等,每年占地甚多,使用上浪费很大。全国三百多万个生产队,一个队一年多占用一亩耕地,一年就是三百多万亩,积累起来,数字是很大的。
为了迅速扭转土地使用的混乱状况,要组织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积极开展土地经济学的研究、应用和深入宣传。要使各级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对于当前浪费土地的严重性和控制占地的紧迫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把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土地,作为国家经济建设中一项重大的任务,抓得紧而又紧。工农业生产和包括国防在内的各项建设都要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土地。规模较大的基本建设和配套设施,要做到“四个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施工、统一安排。城市建设,尤其是大城市建设,要尽早制订总体规划,确定建设方针,并严格控制城市的规模和人口。
要尽快制订《土地法》,健全土地占用管理制度。主管机关应根据《土地法》规定的原则,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修订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有关办法,颁发土地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这样,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止和杜绝浪费、破坏土地资源的现象。
要开征土地占用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占用荒地的予以免征,占用耕地的多征,占用城市近郊菜地良田的课以重税。社队各种建设占用耕地,不得减免农业税和统购任务。
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的设计要特别强调节约用地。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都要在可能和合理的条件下,推广多层建筑。某些轻工业工厂可以采用多层厂房,某些仓库等辅助设施也可采用多层建筑。
要加强领导,建立专门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宣传、贯彻国家的土地政策、法令,拟定管理条例或实施细则,审定土地规划方案和实施情况,审批属于本级政府权限的征用土地的申请,查处严重浪费、破坏土地资源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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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清史资料》即将出版
由郑天挺教授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辑的《明清史资料》,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今年内出版。全书约七十万字。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明清距今时间较近,史籍浩繁;解放前的一些专著和论文,一般读者也不易搜寻。为了有助于广大历史教师、高等院校学生、史学爱好者研究和学习这一时期的历史,特选编这部资料。
《资料》起自元末农民起义,止于鸦片战争前夕。按时间顺序分为二十一个专题。每个专题的内容有四部分:(一)原始资料。(二)论文。收录了解放前后国内外学术价值较高、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专题论文。(三)论文索引。有些未选录的重要论文编入索引,以便读者查阅。(四)大部分专题备有大事年表。
(刘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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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手表行业挖潜、改造的调查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上海手表实现了大幅度增产。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平均每年增产近一百万只,递增率高达百分之十九点三,预计今年仍可增产一百万只。手表质量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小女表,第三代、第四代电子手表等新品种,已成批供应市场。三年来,上缴利润一亿零七百余万元,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点四;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平均每年提高百分之十二点六。据有关部门计算,如果新建一个年产三十万只的手表厂,国家要投资一千五百万元,建一万五千平方米厂房。而上海手表行业三年来国家投资九百九十万元,每年却能增产近一百万只手表。
上海手表厂的主要经验是:
一、调整生产布局,组织专业化生产。过去,全市有四家手表厂、十一家元件、配件厂,职工一万四千多人,生产机械手表。由于没有明确分工,往往同一种产品在几家厂重复生产,而每一家手表厂中又试制和生产几个不同系列的产品。由于力量分散,设备、场地和技术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生产效率低,经济效果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钟表工业公司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对生产布局作了合理调整。
第一步是按产品系列化要求,调整生产结构,实行产品专业化生产。上海手表厂专门生产统一机芯机械表后,产量连年大幅度增长,一九七七年比上年增产六十万只,一九七八年增产五十万只,一九七九年增产二十八万只。同时,还促进了统一机芯日历表的研制和生产。上海手表厂试制成功的小女表划归手表三厂专业化生产后,不到半年就形成了生产能力,而且还开始了日历小女表的研制工作。目前,全行业七家手表厂都有明确专业分工:上海手表厂专门生产统一机芯机械表;手表二厂专门生产第三代电子表和机械表;手表三厂专门生产小女表;手表四厂生产花色机械表;手表五厂生产第四代电子表;上海秒表厂生产秒表;第七手表厂为手表装配厂,基本上实现了产品专业化、系列化生产。
第二步是按零部件专业化生产原则,拉专线,建专厂。表壳生产一直跟不上整机厂生产的配套需要,钟表工业公司把手表行业整个表壳生产单位和五个协作点组织起来,分工定点改为一条龙协作,并增设了新品种的生产线。调整后,表壳生产能力增长了百分之十九。同时,第三代、第四代电子表、日历表、双日历表等表壳生产也得到了较好的落实。此外,上海手表厂表壳车间迁出后,并入表壳专业厂,腾出了场地,既解决了手表厂危险房屋超负荷问题,还为扩大手表夹板生产创造了条件。
二、吸收国内外先进工艺,采用高效设备。三年来,上海钟表工业公司学习和吸收了以磨代车、以滚代铣、以车代抛、以冲代车等先进工艺,以及采用电子技术改革了工装设备,使手表生产手段和检测手段不断向高效、自动化方向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的措施:一是充分发挥引进设备的效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间,先后引进了冲巴哈铣床等高效关键设备七十余台,从一九七七年开始,继续投入生产,发挥了效用。如冲巴哈铣床生产手表主夹板后,比原来工效提高六倍;二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改造老设备。如手表三厂仿照进口大型磨平机,结合我国自己的特点进行改革,并用来加工夹板,实现了以磨代车,工效大大提高。又如上海手表厂加工各类轴齿,原来采用铣齿工艺,他们吸收国外以滚代铣的新工艺,改造老铣齿机为滚齿机,并装上机械手,实行机械上料。几年来,陆续改装了六十余台,使各类手表轴齿的加工能力,从班产八百只提高到一千六百只,增加了一倍;三是模拟创新。上海手表厂参照国外的先进技术,因地制宜,利用一点六吨和四吨精密冲床,加装动力头和送料器等结构,建成了叉夹板、中夹板带料生产线,实现了连续化加工,操作人员由十二人减少到二人,工效提高十倍左右;四是不断革新,精益求精。钟表元件厂一九七八年又在激光打眼生产宝石轴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创造了高速激光打孔机,打孔速度从原来每粒零点七秒提高到每秒十三粒,使宝石轴承生产效率又提高了十倍左右。
三、加强基础管理,挖掘生产潜力。钟表工业公司通过整顿基础管理,逐步形成了三个管理系统:
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通过质量月活动,各厂都充实了管理机构,整顿了技术基础管理,加强原料、零部件加工、成品质量的检验,清理了技术文件,全行业先后修订了产品图纸四百七十二张,工艺卡片一千零九十七张,专用量具一百九十五件,抢修带病的运转设备三百二十六台,逐步做到生产按图纸,操作按工艺,检验按标准。在此基础上,从一九七九年四月开始,逐步在全行业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使零部件合格率和手表质量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
建立和健全经济核算。目前全公司前方生产班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实行了经济核算,有的厂还实行了两级经济核算。
加强计划管理,确保均衡生产。各厂普遍从整顿和健全原始记录、统计制度入手,加强了定额管理,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管理。计划人员随时掌握生产过程中在制品的流转情况,搞清每天原材料投入数、机床加工数、半成品入库数,做到心中有数,指挥有力。公司对各厂的计划执行情况每天抓日进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均衡生产水平。(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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