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车夫可敬
张雨生
伯乐相马已成老生常谈的故事了，但很少有人谈到那位车夫。我以为今天有提出来一谈的必要。
车夫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知道了自己的马是千里马后，很痛快地就把它让给了伯乐。千里马到了伯乐手里，俯而喷，仰而啸，声如金石，直上云天，大显了一番身手。这同这位车夫的通达识大体是分不开的。倘若这位车夫思想僵化，知道自己掌管的马是良骥之后，仍然硬卡着不放，继续要它拉盐车，这样，千里马就是累死在路上，伯乐恐怕也只能徒呼奈何吧。
相形之下，今天的某些单位的领导人就没有那位车夫可敬。自己不识人才，本来就不够好。当有识之士相中了他手下的人才，而这种人才在他那里又派不上用场时，他仍然死卡着，硬是不给。什么我的“盐车”重要呀，什么实在没有别的马代替呀，理由多得很。
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做领导人的最好学学那位车夫，承认自己暂且用不了千里马，承认本单位还不是千里马的用武之地，给千里马披红挂花，敲锣打鼓送将出去。为建设四化贡献人才，是你那个单位很大的光荣。千里马大展宏图之日，感激“伯乐”，也一定会感激慷慨献出他的“车夫”的。
除了本单位的直接领导者外，还有某些做人事工作的同志，也需要向这位可敬的车夫学习。这些同志往往不是配合伯乐，积极帮助办手续，而是也在那里层层设卡。有些用非所学的人才长期不能归口，就在于没办法跳过这个龙门。据报载，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的领导人和指导教师，都相中了一位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决定招收他为研究生。该校党委也讨论了两次，同意系领导和指导教师的意见。但有关部门设了卡，学校就是要不来人。难怪这个大学的校长李国豪公开在报上抱怨了。我想，呼吁专家们做“伯乐”，自然需要；但在一个大学的党委和校长要不来一个研究生的情况下，还是先呼吁某些领导人和做人事工作的同志做积极送马的“车夫”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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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温故知新录
齐桓公知宁戚
孟凡
《初潭集》里录引了一段齐桓公知宁戚的故事：
齐桓公知宁戚，将任之以政，群臣
争谗之曰：“宁戚，卫人也，去齐不远。
君可使人问之，问之而固贤，用未晚
也。”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
以其小恶，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
之士也。”乃夜举火而爵之为卿。
这个故事，一向传为美谈。我们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是不行的。要实行正确的干部路线，就要打破过去的陈规陋俗、条条框框，不能对干部求全责备。如果一味去查三代、查姨舅姑表，指指点点，不看主流，因小失大，这岂不是桓公所指责的“失天下之士”的毛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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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乡影子戏
徐伯青
过去，我们乡下最作兴正月间唱影子戏（即皮影戏）。唱影子戏的并不是专业演员，全都是当地的农民。平时，他们赤脚履沙作田；到了正月间，把鞋袜一穿，就成了演员。别看这是些土里土气的乡巴佬，有的还真唱成了“知名演员”哩！其中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陈三爷。在我做细伢子的时候，陈三爷才三十出头。他个子不高，样子长得也不漂亮。可他就是会唱影子戏，生旦净丑，样样来得。他演的有些幽默风趣的戏，真叫我们细伢子笑破肚子。
解放以后，我参加了工作，一直不在家，所以没有缘分再看到他的表演，但却好几次见到过他。头一次是一九五五年，县里开四级干部会。在县招待所吃饭时，我们有次同桌。我问：“陈三爷，你现在当农业社副社长了，你的拿手本事还没丢吧？”“没丢没丢，”他快活地说，“我们最近还编了个新戏《桂老倌入社》。过年时，回家来看我们的影子戏吧！”不知什么原因，那年春节我没回家，当然没看他的演出了。
第二次是一九六○年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在汽车站上碰到他。他当时是生产队长，带几个社员到县城来买萝卜充饥的。我们无意中又扯到了唱影子戏的事，他的兴致显然大大减弱了：“唉，叫化子难打出响哈哈，现在连肚子这本戏都唱不了，哪有心思唱那个啊！”
最使我吃惊的是第三次碰到他的时候，那是在一九六九年。他显得老多了，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弯了。当我提到唱影子戏的事，他就长抽了一口气：“嗨，快莫提那倒霉的事了，就是为过去喜欢哼几句戏，差点我的成分都改了，说什么我是宣扬四旧的反动艺人，还说我是文艺黑线上的一个毒瓜哩！我这个作一世田的泥脚巴子，啥时攀到文艺黑线上去了啊！”听到他的话，我也默然了！
一晃十年过去了。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意外地见到了他。
那天，我骑着单车去上班，忽听得有人叫我的名字。一看，是一位白发苍苍但脸色红润的矮胖老人，正冲着我笑哩！我愣了半天才认出他来：“啊，陈三爷，你怎么进城来了？”“想不到吧！”陈三爷嘿嘿笑着，然后告诉我，他是来参加地区举办的皮影戏会演的。我说：“你老人家可能快七十了吧，还能唱戏呀？”“唱得唱得。”他连连点头，“我们领导也象你这样说：陈三爷，你老人家年纪这一大把了，自己就不要唱了，只希望你多带几个徒弟，莫让你那艺术失了传，把我们农村的文娱生活活跃起来，把大家搞四化的劲鼓得足足的就行了。我说，徒弟我带，我自己也要唱。我和影子戏结上缘了！领导怕我牙齿落了，讲话不关风了。我说，那不用你操心，我会有办法的。”陈三爷说着，嘴巴一张，用手指指嘴里：“你看你看，这次进城会演，我就抓紧机会换了一口假牙，崭崭齐齐的，又跟年轻时一样……”
晚上，我赶到地区礼堂看了陈三爷的演出。他声音虽然有些嘶哑了，但还是演得很出色，真把戏里的角色都演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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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乡思
孙新凯
相思
枇杷树开枇杷花，
杨梅树结杨梅果；
家乡鸟叫家乡音，
家乡水流家乡河。
相思人唱相思歌：
一山橄榄一山桃，
一江白帆一溪鹅，
油菜开花铺地毯，
榕树撑伞把雨遮，
我的故乡我的窠。
我是山中竹一棵，
我是田里土一勺，
我是溪边洗衣石，
我是园中花骨朵……
故乡故乡莫忘我。
正月十五闹花灯，
我在异乡点灯火；
五月端阳赛龙舟，
我在心中敲起锣。
乡音乡俗我记着！
我是孤雁伤了翅，
我是船儿丢了舵，
我是风筝断了线，
我是浮萍任漂泊。
亲人亲人莫怨我。
家乡的被窝好入梦，
异山异水睡不着；
从小喝惯闽江水，
蜂蜜糖汁难解渴。
山难阻挡海难隔……
望月
八月十五月似镜，
镜照玉山芭蕉林；
独在异乡为异客，
唯有明月是乡亲；
人伴明月月伴人。
伴我海边空徘徊，
伴我病榻苦呻吟，
伴我共醉消愁酒，
伴我共抒故园情，
伴我相思伴我梦。
那一年，骨肉分，
天昏昏，海浑浑；
明月含泪来送行，
好似慈母提着灯。
又照夜路又叮咛：
“莫学风筝易断线，
要象燕子认家门；
待到十五月圆时，
海滩就是望子亭；
听着潮声尝月饼……”
岁月悠悠东流水，
大雁几去几回程，
年年八月月儿圆，
手捧月饼泪纷纷，
海角天涯游子情！
归心似箭箭无弓，
玉山无心也伤心。
火烧芭蕉心不死，
游子思归终要归。
娘是磁铁儿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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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油画〕
张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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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漫笔
科学家也是凡人
石工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一半赠给居里先生和夫人，以表彰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发现。次日，居里夫人在一封信中欣慰地谈到这件事：“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一半已经赠给我们了，我不准确知道数目是多少，我想是差不多七万法郎；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笔大款子了。”她的女儿艾芙·居里在为她写下的传记中，详细记述了这笔奖金的使用情况，并且感慨地说：“有人会说，在这两个学者的荣誉最大的时候，我详详细细地缕述他们的开支，这是很奇怪的思想！”其实有什么奇怪呢，无非是在有的人心目中，科学家似乎是些可以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仙，创造出奇迹不用报酬的高人。然而科学家毕竟还是凡人，也要吃饭，穿衣，养家活口，特别是需要一定的工作条件，他的劳动也应该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所以居里夫人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在她的眼睛里，诺贝尔奖金只代表一件事：瑞典学者推重两个同行的工作，赠与七万法郎报酬；因此接受它并不‘违反科学精神’。而且这是减少彼埃尔（居里先生）的教课钟点借以挽救他的身体健康的唯一机会！”
讲了这个关于钱的事，似乎颇有点不“雅”，可能还会有人说这损害了科学家的形象。然而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雅也是雅不起来的。所以鲁迅先生在病榻上想到“养病费”时，就要“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尤其是今天要搞科学研究，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很难取得多大的成就，那种只需要纸和笔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内就可以完成的重大课题毕竟不多。或者有人会说，在我们国家里，这些条件会由集体来安排好，个人无须再准备什么。但是需要由个人来购置，由自己掌握的书籍、工具等仍是不少的，特别是许多人还有家室之累、后顾之忧。我们对科学家赶快出成果的期望是迫切的，但对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工作条件，现在实际上又是什么样的条件则了解不多。当我看到许多科学工作者买不起书，或者有书也摆不开，只好塞在床下；有的人下班后骑车跑十几公里，回家还要看孩子，……就不免想到，还是把我们的科学家当作凡人来关怀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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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和旧的
——书林漫步
柏园
书的印数往往不能表示书的价值。最近出版的《蔡元培年谱》，只印五千，但它给读书界的启发，比之动辄印行百数十万册的流行“热门”书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并不认为这部年谱已经很完善、很理想了，可它确实提供了一些新材料；更重要的，是把材料汇集起来，使读者有机会从中思考一些问题。比方说，《年谱》记录了孑民先生对新的和旧的东西的态度，或者说，对有生命力的合乎时代潮流的新事和对行将入木的气息奄奄的旧东西，态度迥然不同，于是作为新文化的先驱者之一的丰姿，就跃然纸上。
人家重男轻女，尊君轻民，反对进化论，他以为都应倒过来，于是他支持新派，以至于在中西学堂时，为了校董会对新派横加干涉，愤而辞去学堂监督之职。人家尊孔读经，他却认为这是“有害”的，于是提倡科学，反对用读经来束缚学生的思想。人家鼓吹男女授受不亲乃是天经地义（虽则这些大人先生们一转身就不免纳妾或逛窑子），他却首先提倡男女同校。人家以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就提倡劳工神圣；但人家说只有工农才是“神圣”时，他却倡导“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半个世纪以前，孑民先生就“预”批了那种“臭老九”邪说。
至于孑民先生在“五四”前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又独排众议，提倡采用“世界语”为国际交际工具。他反对将汉字尊为神物，不敢触动它分毫，提倡汉字拼音化；到三十年代，则带头在六百八十八位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签名册上签了名，倡议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所有这些，都是海内外皆知的。
其实不止文化活动，即在政治斗争上，孑民先生也总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绝不趋炎附势，不做风派，时常用自己的躯体顶着了逆流，好让革新者涌向前去。这是很感人的。辛亥革命前，他说服同时代的民主派，拥黄兴而贬黎元洪，因为他担心黎氏会同旧势力代表袁世凯合流。到三十年代，当民主与独裁斗争激烈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成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人和中坚分子，这就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了。
人的一生，始终维护着顺乎历史潮流的新事物，并随着历史的步伐支持新事物的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年谱》所展示的蔡孑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正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