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特邀代表〔报告文学〕
柯岩
一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一支队伍行进在北京天安门到西城区委的道路上，吸引了千千万万路人围观。
这支队伍有男有女。男孩子一律军绿色制服，女孩子一律天蓝色衣裤，银线嵌镶。队前有军乐队导行：大鼓七面，小鼓几十面，小号十几把……
行人议论纷纷：“这是什么队伍？多漂亮！”
“是军官学校的吧？怎么还有女孩子？”
“什么军官学校呀？看看队旗！”
队旗高高地打着，白底红字，赫然大书着：“西城工读学校”。
“什么叫工读学校？”不了解内情的人惊愕地问。
“就是流氓、小偷学校。呸，呸！……”
“什么？流氓小偷？不象！不象……”
“天下哪有这么整齐漂亮的流氓小偷？……”
“人是会变的嘛。看把他们改造得多好！”
“谁，谁改造的？”
“就是那些老师们，看队伍后边那些没穿学生制服的人。”
“呀，多了不起！”
“是了不起。看，快看！看队伍最前边，穿着灰色制服的那位，那位满头白发的！看见了吗？那就是他们的校长，校长！”
队伍行进着，整齐地行进着。校长王胜川同志昂着他的白发苍苍的头颅走在队伍最前列。校旗高高地飘扬，两个护旗的美丽的女孩子步履轻盈地走在老校长的前侧。纯洁的天蓝色制服映着校长的苍苍白发，给人一种那样神圣和庄严的感觉。
许多路人激动得流下了泪水，要知道这些孩子一年前还是歪戴帽子斜瞪眼，满嘴脏话，一身污秽，扬手就捅刀子，低手就掏兜儿的……读者可以想象，而我实在不愿描绘的形象！
队伍行进着，行进着，它向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人，是会变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四人帮”成批成批地给我们制造流氓，我们现在就成批成批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改造成这样庄严美丽的队伍……
路人折服了，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有的啧啧地称赞道：
“唉，这些老师，操了多少心！——”
“看校长，头发全煎熬白了，全白了！——”
二
他的头发确实全白了。在经过二十四年漫长的岁月，我重又坐在工读学校校长室、王胜川同志的对面时，他才五十二岁，但头发确实全白了。
我们半晌无言，默默相对。
“你还是那样。”最后我说。
“你——也没变。”
“又回工读了。”
“你也没离开自己的岗位。”
“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呵！”我们不禁同声慨叹，又同时扬声大笑起来。
是的，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呵！现在重又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听着一遍遍的课铃，感觉着上课时节的紧张，下课时节的喧闹……时光好象一下子倒流了二十四年。那时，他是温泉工读学校年轻的校长；我是到温泉工读学校深入生活的年轻作者。他一下子就把我引进他那个严肃亲密的教师集体……是的，那时我们都还发黑如漆，风华正茂；是那样雄心勃勃地指点江山，拚命工作，扬言要把“工读事业”消灭在我们手里……
可现在，工读事业却大发展了。
“现在的工读和当年有什么不同？”半晌，我苦笑着问。
“首先，学生不同了。他们是‘小学生日记’的受害者，是‘四人帮’砸烂公检法后，把毁灭人类文明的打砸抢行为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时的学龄儿童，怎么能不是‘文盲加流氓’呢？且大都出身很好。”
“为什么出身好的多呢？”
“根红苗正，教唆他们闹，他们也敢闹呗！还不是‘反动血统论’的惨痛果实。”
他沉默了。我的心象刀绞一样疼痛。是呵，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打砸抢留下的表面创伤；可是，更令人愤怒，也更难消除的却是这渗入我们阶级肌体的腐蚀和毒害呵！
“愚昧到什么程度呢？”他接着说：“有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问他是哪国人？他说：‘北京人。’有的不会做最简单的算题，问五除以五等于几，他说：‘零。’老师说：‘五个烧饼分给五个人，一个人得多少？’他知道是一个。老师说：‘五除以五不是一样么？’他说：‘不一样！那是烧饼呵……！”
我的心更疼了。我已完全忘记这些孩子持刀行凶、斗殴淫秽的历史，几乎哭了出来说：“这可怎么办哪！”
“有办法。”王胜川同志笑了：“我们也不同了嘛，比那会儿有经验了，也更有信心了嘛！你听，他们现在上课多安静，刚刚一年多，我们已经建立了团小组，有人还在准备考大学呢！”他的笑容那样安详温暖，就象以前一样，只是比以前更从容了。
“现在学生更难带了吧！”我问着，不禁想起二十四年前我们称之为“救火”的生涯——每天清早起床和学生一起出操、跑步、上课、劳动、晚自习……同时处理着没完没了的纠纷。深夜十一、二点，刚刚就寝，不知哪间学生宿舍又闹了起来，于是全体教师立即起床去“救火”：处理纠纷，惩罚肇事者……
“不。我们早就结束‘以管为主’的消极教育状态了。”王胜川回答：“现在的方针是‘立足挽救，造就人才’。正因为他们是在十年浩劫中成长的，他们没有或很少感受过正常人的温暖，所以真正的诚恳和教育者的热爱往往会使他们出乎意外地安静下来。如果我们抓好每一个教育环节，很快就产生师生感情……”
我不再重复他的再教育思想和理论了。除了公安部门和各地的工读学校外，这对广大读者可能是枯燥无味的。大多数读者或父母们可能更有兴趣的是：他，王胜川，他们究竟怎样才能和这些通常认为的“坏孩子”亲密相处，并怎样把他们改造成人的。不是吗？也许还是讲一点故事有趣些……
三
据说人是上帝造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从此，人就永远是有罪的了，要终身在上帝面前俯首赎罪。罪，是永远赎不完的，而上帝就高高在上，永司惩罚之权。
也许恰恰因为王胜川同志不是神，也不是神父、祭司和法老，而是人，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吧，于是他用普通人的正常头脑分析客观事物。
他首先认为：这些孩子是十年动乱的必然产物。在乌云翻滚、毒雾迷漫的时刻，花朵能不受摧残吗？在“四人帮”的野蛮践踏，反复教唆，全无法制，整个社会道德水平被迫下降时，这些当年只有四、五、六、七岁的孩子能不畸形变态吗？
因此，校长王胜川坚定不移地不把他的学生当作罪人，坚决屏弃殴打、侮辱这些孩子的做法，而把这些孩子当人看待，并要求他们自尊为人，学着做人。
他认为他们仍然是祖国的花朵，只不过是遭了病虫害的花朵；他承认他们害了恶性传染病，但他说：“我们必须消灭传染病，但不是靠惩罚病人。”
所以，说来也许你不信，王胜川的工读学校很少赎罪的气氛，而多的是欢乐的笑声。他们不看重没完没了的检查和保证，而是一点一滴去挖掘孩子身上每一丁点儿的积极因素。
一般学校的学生是按期前来注册的，西城工读的孩子却是开学前老师一个个去“请”来的。孩子不来，因为他们听说“工读学校是变相监狱”。他们“自由”惯了。他们打算就这样“自由”下去，直到“捕”了为止。但这些老师来了，拉着他们的手，和和气气地动员他们不要待“捕”，要去上工读。告诉他们还有前途，而且前途美妙着哪！
这些孩子很少有人正眼看他们，他们不怕挨打，他们挨过家长、同伙、工人民兵指挥部和“镇流委员会”等各式各样残酷的打骂，但害怕镇定、温暖的笑容。
几乎全部学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的，打定主意：“不好就溜，走他娘的。”他们万万没想到，一进校门，到处是红红绿绿的标语，彩旗。没有高墙，没有铁丝网，没有禁闭室，没有门卫……有的只是校长和老师，而且校长和老师在校门口列着队、鼓着掌欢迎他们，把他们一个个接进明亮的教室和宿舍。
这些孩子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这个。
这些孩子再混，再坏，再冷酷，再愚昧，也不能不寻思一下：“这是为什么呢？”而校长和老师的这一切精心准备就是为了要孩子们的这一个问号。这个发自内心的问号，就为教师们创造了第一个教育时机，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参加欢迎会。
欢迎会上，校长王胜川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相信自己吗？可我们相信你们。党办工读，就是相信你们能改好。对你们的要求很简单：一是当学生要学习，要过有严格纪律的集体生活。二是学校要帮你们弄清过去犯错误的原因，把你们教育成材，你们应该配合。谁在这方面解决得好，谁就进步得快。三是继续犯罪就采取措施，而改好了的，以前材料统统不进档案。”
噢，原来要求只是这样？学生提溜着的心一下子落在了肚里。但是，“野”惯了的孩子不能管住自己。他们允诺的事往往做不到，任何个人也没办法让他们自觉，他们自己也没办法。这时，唯一有权威的就是——集体。
学生刚入学，最关心的就是让不让回家？如果不让，就必然会发生连续的逃跑。于是王胜川校长让开学生代表会自己讨论。有的学生为了表现积极说：“不回，谁让我们犯了错误呢？”有的说：“由学校规定，我们没的说。”但王胜川说：“就是让你们自己讨论，因为你们是学校的主人，你们自己最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环境。”这一下就迫使学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实际并进行思想斗争，摆出了各种情况，最后提出请求：让他们每两周回家一次吧？因为不回家自己不安心，家长不放心；但回家多了，“哥们儿”会来找，又不利于进步。学校认为这个方案合情合理，就此定为制度，但加上一条，犯了错误的要停止回家的权利。学生心满意足地说：“原来学校还真拿我们当人，我们说了话还真顶用。”从此，每次回家前后全班互相叮咛：回家可别犯错误呀，可要按时返校呵……
一次，王胜川看到一个小男孩胸前口袋里插着牙刷牙膏，就叫住了他。他说：“我的牙膏是名牌，一会儿就让人偷掉了。”于是王校长让各班班会讨论一下偷窃是什么行为，应怎么办？当然，有人公开在会上宣称：“偷窃是高级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但最后集体得出的结论是：“暂时把财物由学校集中保管。”王胜川同志大大赞扬了暂时这两个字，说这是他们对自己和学校的未来有信心的表现。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并让学生选出了各班的仓库值班员……
学校精心安排，学生分批地接。王胜川开宗明义地告诉第一批学生：“你们入学三周后，就接第二批新生，那时你们就是老生了，我要求你们起骨干作用。”从而培养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入学两周后，就发动全校准备迎亲会——集体过年。排节目，出墙报，包饺子，守岁……请家长来看看学生的进步。并通过合理的组织，调动了每个学生的积极性，使全校师生和家长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时间在新鲜活泼的生活中流逝，每一天都安排得有意义，集体在慢慢成长，但，用教育学理论说：学生的上述行为只是环境改变后精心安排的产物，并不是新的习惯的形成。因此，麻烦同时每天层出不穷的发生着：
比方：一次，两个学生打架，大的一下把小的打倒在地，两人扭结着来找老师。起因很简单，大孩子课后弹吉他，卖“帅”；小孩子在边上犯贫、穷哄，逗急了，大的就动了手。
现在，两个人眼睁睁地瞪着老师，要是处理不公，就砸他娘的！老师沉吟了一下，说：“看到你们的进步，我真高兴。打架是你们多年的恶习，可你这次只推了他，没接着打下去。你呢，也没还手，这是一大进步。要是过去，你们非打个你死我活不行，是不是？”
两个孩子愣住了，随即又感激地笑了，情不自禁地对老师行个礼。原来他们都进步了？咳，老师要不说真不知道哩！
一次，一个孩子逃跑了，和“哥们儿”晃荡了几天，没犯什么错误，他妈却给他准备了菜刀，学校要开除他的话，就和他拚了。孩子也准备破罐破摔，故意满不在乎流里流气地又晃荡回来，但班主任第一句话说的却是：“逃跑是错误的，愿意回来说明还是愿意进步嘛！”然后帮他洗刷，捉虱子，说：“今天就睡在老师屋里吧，别把虱子传给同学。你走这些日子，同学又进步了……”这孩子愣了半天，嚎啕大哭起来……
是不是所有的老师水平都这样高呢？当然不是，也不可能。处理不当的问题有的是，有的年轻老师气愤难忍时，也有动手打了学生的。
每当这时，校长王胜川往往先把挨打的学生找来，对他说：“老师打人，不对。他冷静下来会找你检讨的，但你要知道，老师不是神，他也是人。泥人还有个土性子呢，是不是你把他气得太厉害了？但我找你来，不是批评你，是为了表扬你，老师打你，你没还手，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嘛！要在过去，你还不把他开了瓢？！这说明学校的教育在你身上收到了好效果……”
然后王胜川再找教师谈，在教师会议上反复讲教师的职责。教育者的尊严恰恰在于他高于被教育者，教师也动手打人，不就和工读学生一个水平了？！然后引导大家学习唯物辩证法：学生的恶习不是一天形成的，在进步中有反复是正常的、必然的，几乎可以说是规律性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他前进开辟路子。在洗刷他们的恶习时，教师的表率作用是极端重要的。惩罚和空洞的说教都是无能的表现，学会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事物，就能使工作主动起来……
不信么？在学校里流传的一个故事足以为这个理论作证。
有一个外号“二百五”的学生，一心一意地想当积极分子。学校每个月评一次积极分子，他常常是守纪律，努力学习，拚命劳动，做好事……可是往往十五天，二十天，就得犯个小错，多数是打架，因此每次评不上。这一次好不容易熬到二十八天了，可不知怎么，又打了一架。在评积极分子时，有的为他遗憾，有的说：“可见他的进步是假的。”这时王胜川同志却突然走来说：“我投他一票。”大家愕然了。
“可他又打架了呀！”
“是打架了。可为什么打的呢？我调查过。他打架，多半是从劝架开始的。先去看热闹，接着就制止：‘别打了，别打了！’哪边不听，他就跟哪打起来，成了主角。这说明动机还是好的，比袖手旁观好，比在边上起哄架秧子更好。他打架是真的，进步也是真呀！守了二十多天纪律，因为打一次架就把那么多好事都抹了，这公平吗？是不是有点片面性呀？所以选积极分子，我投他一票。”校长分析得头头是道，会议接受了。
王胜川刚回到屋里，这个孩子就一头撞了进来，眼噙着热泪说：“校长，没说的，就为您这一票，我豁出命跟您。”王胜川同志看准了这是个进行教育的好时机，笑着让他坐下，说：“你每回好心好意地劝架，怎么最后老成了主角呢？”他傻乎乎地笑了：“我也不知道。”校长说：“我知道，因为你缺少方法……”学生津津有味地向校长请教方法，从此进步很快。
王胜川同志最爱对年轻教师说的话是，“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往往是从热爱老师开始的。我们在处理每一件事时都要考虑对学生的教育作用。一件事处理得好坏往往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进步，甚至他的一生哩！”
四
是的。教师是能影响学生的一生的。
“我被海淀区批准加入共青团了。亲爱的校长老师们，回忆起我刚被送到工读学校时，无论什么坏习气，没有我不沾边的……工读学校的一年是我一生的一个转折点呵。”
“我能够有今天——能从一个糊涂无知的少年成为一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多亏了咱们的工读学校。我决不能辜负母校的培养，我有责任为它争取荣誉……”
“工读学校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我现在有热爱党和我们伟大事业的思想，这是校长老师教育的结果。”
我读着面前厚厚的一叠老工读毕业生的来信，看着那些熟悉的名字，他们的声音笑貌立即历历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温泉工读学校培养出近千名优秀的毕业生，他们有的当了工人、车间主任，有的当了解放军军官、教师、飞行员、地质勘探队员、气象员、科研工作人员，有不少人入了党，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
工读事业原有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但，十年浩劫……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我被关在“牛棚”里听到砸烂工读消息时的痛楚心情。
“真没想到你能活过来。”我忍不住对王胜川同志说：“那会我一听，心想：完了。咱们那些孩子打砸起来，老师还有活路么？”
“恰恰相反！”王胜川同志笑着说：“在那黑白颠倒的日月里，工读学生却表现出非常高的道德水平。相信吗？我是全国几乎没受什么大罪的特殊‘走资派’。每次揪斗我时，留校留厂的工读毕业生轮班跟着我。他们一个个膀大腰圆，威风凛凛，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说‘斗可以，打不行！’我在台上挨斗，他们就蹲在台角，或坐在台下，睁大眼睛虎视眈眈地守着，所以我没挨过一次打。”说到这儿，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不但没挨过打，而且不断有毕业生回来看我，从外单位，外地回来看我。特别可笑的是：‘造反派’管不了在校生时，还得勒令我去维持秩序，直到砸烂工读……”
“我早就听说了，在卖砸烂工读的小报时，有一个工人掏出钱来说：‘多少张，我包了。’然后，撕得粉碎，是吗？”我问。
“是。一边撕，还一边恨恨地骂：叫你们砸，叫你们砸！多会儿报应到你们头上就知道了……”
“你多么幸福呵！”我十分艳羡地叫了出来。
“幸福么？是的。”王胜川同志沉思着说：“但幸福，并不仅仅是在看到教育结果的时候。做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如果对研究人没有兴趣，没有感情，那工作就成为苦行了。教育家决不是苦行僧，因为幸福就寓于教育过程之中呵！”
“哦，讲点新的故事吧！”我终于想起了我的采访任务，他也就兴致勃勃地讲开了：
“学校要求孩子学会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不许侮辱和骂女生是洗刷流氓行为的一项标准。一次，一个孩子骂了女生，老师批评，又顶撞了老师。那天正好是返家日，我在学校门口迎面碰到这个学生，因为他平时很尊重我，我就顺便批评了他，谁知他竟破口大骂说：‘你校长有什么了不起，我见过的校长多了。’老师同学都围了过来，这时我如果压服他，老师同学大多会支持的，但那样我就把自己降低到以势压人的水平了。我考虑到他的这种反常行为是怕我不让他回家，明白自己找错了教育时机，于是说：‘你先回家，好好想想，等我通知你再返校。’
“我为什么要说最后那句话呢？因为我必须为自己和他重新创造教育时机，同时调动家长的力量。果然，第二天，他就打电话来承认错误，要求我允许他回学校，我应允了。我明白这是家长对他施加了压力，骂他是傻瓜，怎么能得罪校长呢？因此，他返校后几次要求向我道歉，我都不允许，因为我接受他的道歉，就等于接受家长的观点：校长是不能得罪的。我挽回了校长的尊严，但对洗刷在流氓中流行的‘强权即真理’的错误观念却有副作用。于是一连三天我不允许他来找我，而在他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时，我召开全校大会说：‘×××骂我，有他言之成理的一部分，我是没什么了不起，校长本来就是人民的勤务员嘛！但他也有说错的部分，就是他没看到我也有点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要诚心诚意地把你们挽救过来、教育成材的这种精神。’我叙述了我对这件事整个过程的看法，然后说：‘×××骂老师是错误的，但他也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承认了错误。一个能承认错误的人，就是勇敢的人。我们对学生的态度从来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我希望他能记住这件事，从此，诚心诚意地改正自己的一切错误，而不是向强权服软。’”
这样的处理是学生没有想到的。从他们的世界观出发，他们以为校长召开大会当然是处理×××——报复他，并杀一儆百。他们愣了一会儿，就拚命鼓起掌来。因此，这件事不但给了×××一个难忘的教育，同时给全校师生留下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
这是他教学生做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接着他又讲了许多教学生做事的例子：
一次，一个学生在院子里骂骂咧咧，王胜川同志叫住了他。他说：“我的马桶包放在贮藏室丢了，找遍全校也找不着，这个贼窝！”王胜川首先向他调查了情况，批评他“贼窝”的错误说法，然后说：“你的包没丢，肯定就在贮藏室什么地方藏着。”后来果然在贮藏室找到了。他十分惊奇地来找校长说：“校长，您真神。”王胜川说：“一点也不神，只是有个分析的头脑罢了。你想：上一周不是返家日，进出贮藏室时都是个别的，都有班干部陪着，值班员看着，谁想拿也拿不出去，顶多是有人想拿，先藏起来等返家日人多趁乱时再带走。你说是不是？”他说：“是的哩！”王胜川说：“你乱找找着了吗？”“没找着。”“你骂骂出来了吗？”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半天扭扭捏捏地说：“我也想有个会分析的头脑。校长，我——能有吗？”王胜川说：“能。是人，只要学习就能学会。”他十分高兴地走了。以后，他告诉王胜川说：也不知怎么回事，只要一张嘴骂人，就想起这事……
王胜川同志说：“空洞的说教最令人厌烦，何况这些孩子早就听惯了家长、老师无数一般的说理，所以我不主张刮‘耳旁风’，而要求老师们在不断解决矛盾中用事实本身说话。”
“再教育，也是艺术哩！”我衷心地赞叹说。
“是艺术，但能够掌握这门艺术的只有无产阶级教育家。”
接着他告诉我：不少基督教国家的友人来参观工读学校，他们说他们感化院的房屋校舍不知比我们好多少倍，而且全都是现代化的电化教具，但他们的孩子就是不肯改好，照样斗殴，淫秽，吸毒……。
“他们是怎样教育呢？”我问。
“感化——给他们读圣经；或者，惩罚——关禁闭。”
“念圣经？”我不禁笑了起来。
“这不奇怪”，他十分严肃地说：“信仰不同嘛！但事实证明，恐怕再教育最好的方式还是运用集体的力量——教师集体和学生集体，而起决定作用的又是教师集体。”
“是呵！”我不禁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感化办不到的事，惩罚办不到的事，而王胜川他们却办到了。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教育家才能有这种真诚挽救、平等待人、无私无畏的广阔胸怀；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产生工读学校这种全新的再教育机构，并由王胜川这样的共产党员在不断的实践中继续改善和提高它。
五
现在，公安部表彰先进的全国性会议正在北京召开，王胜川同志是这个会议的特邀代表。
多么光荣！但他是怎样达到这一步的呢？
他出生在山东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十二岁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成人，冲锋陷阵，对党忠诚……这原是我们革命队伍中千千万万小八路相同的道路。
但正象一切有所建树的人一样，他也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地方：好学，多思，勇于实践，并善于总结。进城了，他当北京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党委副书记，主管班主任和学生支部工作时，他把年轻教师和学生所能阅读的课外书籍尽力全部读完，以便和他们一同讨论，一同提高。在有些年轻的老革命“左”得可爱，对旧知识分子十分警惕的时候，他却能真诚相待，并请他们给他讲教育学和古文。在有些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满足于每天频繁的会议时，他却到人民大学坚持上了四年夜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当凯洛夫学说在教育界备受拥戴时，他却醉心于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塔上旗》，最后要求到工读学校，参加清除旧社会垃圾的工作。
在工读初期，当我们每天在那儿忙于“救火”，“以管为主”，消极防御时，他却公开提出要教育，要爱这些孩子，反对惩办主义……这一系列与众不同的独立思考，使他长期生活在“右倾”的指责声中，但他至今不悔，反复宣传“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毁灭一个人是容易的，但挽救一个人却要付出心血……”，“惩办谁不会，但如果不立足于挽救，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
没有英雄的品质就没有英雄的业绩。也许恰恰是他这一生的勤奋学习、埋头实践、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精神，才使他与其它各条战线作出成绩的同志一样，有别于我们队伍中那些和他有着共同经历甚至相同品质的同志的吧！
王胜川同志最近被调到教育部普教司去工作了，重点抓工读教育。他一上任就到全市各个工读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一次在西城工读开会，请来了朝阳工读、东城工读、石景山工读、海淀工读……的几十位领导同志。我一看，大都是我青年时代一同“救过火”的伙伴！但，他们都成熟了，成为久经沙场的工读老将了。一张嘴就是成套的经验和再教育理论，听得我目瞪口呆。他们对办工读一致的意见是：必须坚持正面教育；必须反对惩办主义；必须立足挽救、造就人才；为此，对工读学校的教师队伍、体制、学制、教材……一系列问题也必须狠抓，狠下功夫研究……他们认为：青少年犯罪是世界性的问题，是阶级社会存在、政治动荡的必然产物。但他们仍然雄心勃勃地说：实践证明，只有在我们的社会里才有可能、才有条件配合公安工作，把犯罪的孩子成批成批地挽救过来……
但是，教育毕竟不是万能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新工读学生的野蛮、愚昧、残忍、凶暴、没有法制观念……无一不打着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深深烙印，带着他们打砸抢“英雄”的时代特点，并和砸烂公检法有着直接关系。犯罪的因素错综复杂，源远流长，并且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因此，也难于消灭于一旦。
有些好心的人们，奇怪为什么“四人帮”粉碎了三年，还有这么多流氓、小偷，一味指责公安部门抓少了、教育部门无能，甚至完全归咎于宣传部门和文艺部门……这些同志没有想到：“病于沉疴者无虑于癣患之疾”。恰恰是因为现在整个社会正在走向安定团结，各条战线生机蓬勃，百花竞放时，流氓小偷才这样使我们刺目扎心。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武斗成风，冤狱遍地，那时，谁来得及注意小偷小摸的事呢？
因此，把账都算在现领导头上，恐怕是不应该的，一味指责公安、教育、宣传、文艺，恐怕也是不尽公正的。既然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就让我们各条战线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挽起袖子来共同打扫旧社会和林彪、“四人帮”留给我们的形形色色的垃圾吧！
衷心祝愿各条战线都能成批涌现象王胜川和他的教师集体这样具有无产阶级事业心的内行、专门家、实干家；更祝愿各条战线的领导都能把象王胜川同志这样从实践中来，具有真知灼见、勇挑重担、年富力强的内行选拔到领导岗位。这将不但使我们在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上，能更多更快地出现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那样庄严美丽的队伍；也必将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使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十年浩劫后休养生息，象大病初起的年轻雄狮一样，迅速抖落强附在他身上的一切污秽，昂首阔步，奋勇前进。前进，前进在世界先进国家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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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国画） 赵益超 张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