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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几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殷玮璋
三十年来，我国的考古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考古学已经改变了过去零敲碎打的进行发掘的状况，初步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考古学体系。
最近几年，由于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打碎，考古学这块学术园地也迎来了温暖的春天，获得了许多新的成果。
揭开人类历史遇到的头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起源的课题。在这方面，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在解放前就曾作出了贡献，发现了很有名的北京人等人类化石。建国以来，在全国各地开展了调查和发掘，迄今已在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还获得了不少古人类化石，其中以陕西蓝田、云南元谋发现的“蓝田人”和“元谋人”最为著名。近年来，我国的学者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了它们的时代，获得了比较准确的年代数据。计蓝田人距今约七十五——六十五万年；元谋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同时对北京人的时代也重新作了测定，获得了晚于距今六十九万年的数值。同时对元谋人化石从体质人类学方面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论证了这是迄今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从而把我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的时代，较北京人又提早了一百万年。此外，在山西襄汾丁村、广东曲江马坝、湖北长阳、广西柳江、四川资阳等地发现了比北京人晚的、属于“古人”和“新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一九七八年在陕西大荔发现的“大荔人”化石，它的时代比北京人晚，但比丁村人要早。此外，还在各地发现许多旧石器。所有这些发现，填补了过去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许多空白，为建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分期和发展序列提供了很多资料。虽然，国外学者在非洲发现了相当古老的古人类化石，但是我国各地的发现证明从很早的古代起，人类的足迹就踏遍了这块土地。联系到云南开远小龙潭等地发现的距今约一千五百万——一千万年的拉玛古猿化石，为人类起源的“亚洲中心说”增添了资料。我国考古学家贾兰坡就力主这一论点。
还应提到：对旧石器晚期的古人类化石所作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找到了处于新人阶段的山顶洞人与今天的黄种人之间在体质特征方面的相似之处。这对探讨其间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和有关人种起源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资料。
如果说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任务是探讨人类起源的话，那么揭开我国历史序幕的任务就落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身上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五、六千处。这些发现使人们的认识远远超出了以前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范围，初步揭示了我国各地原始文化的面貌，表明在四、五千年以前，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我国古代人民，就星罗棋布地散布在我国的广大土地上，在艰苦的劳动中，创造了我国的很有特色的原始文化。特别是将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方法〔注〕运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后，建立了科学的编年学，推动了我国史前史的研究，使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近几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一方面，通过分析和比较，对各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期等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对各原始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等进行了探索。例如，围绕大汶口文化展开的关于母权、父权制的讨论，以及我国私有制起源的探讨等等，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这些研究与探讨，推动了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此外，各地在田野工作中又有了不少新的很有价值的发现。
在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冈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遗存的调查和发掘，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考古学上把这种遗存称为“磁山·裴李冈文化”。据碳十四测定，这是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文化遗存，现已发现了二十多处。这类遗存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但从遗址区内发现的房基、窖穴、窑址、氏族墓地和农业工具、谷物及猪狗的骨骼看，当时已经有了原始农业和家禽，生活相对地安定了下来。目前，考古界对这一文化的命名、它与仰韶文化的关系等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争论的双方一致认为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发现进一步缩小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之间存在的那一段空白，也有助于探索我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起源。现在人们正致力于向前追寻，为最终解决这一课题提供新的第一手资料。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较早的文化遗存，是又一项比较重要的成果。它的时代在六、七千年间，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早期相当，文化面貌也很有特色。如陶器的制作比较原始，用炭化的植物（茎、叶、稻壳）为羼和料；农业工具中有用兽类肩胛骨制成的骨耜等等。遗址区内发现的稻谷，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稻谷，揭示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产稻国的史实。这一种文化遗存的发现，表明长江流域在很早以前就有了相当发达的文化，它与黄河流域一样，是孕育我国古老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的发源地。
虽然金石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可以说是从五十年前发掘安阳殷墟开始的。不过，解放前对安阳殷墟虽曾作过十五次发掘，但有关殷墟的布局以及文化分期等却都未能
解决。三十年来的商代考古，已经大大超出了安阳殷
墟的范围，在河南偃师、郑州等地找到了重要的商代城址，从而对商代文化的面貌及其早晚的文化分期等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探
索夏代文化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课题。
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是有一个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的。由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是基于私有制与阶级的出现，并在阶级斗争中导致国家的建立。根据文献材料，我国历史上的夏代，可能正处于这样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因此，搞清楚夏代历史，对探讨我国历史上存在的这一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过去有关夏代的文献材料过于零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而不得不寄希望于考古工作，以期用考古手段去寻找夏代遗物。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之后，在传说夏人活动的豫西地区，确曾找到了比商代还早的一种文化遗存。这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内涵比较典型，所以称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时间，经碳十四测定，同推算的夏代纪年大致相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目前，考古工作者对这种遗存的看法还有差异，有的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上下两层遗存可能都属夏代；有的则认为它的上层属商代，下层有可能属夏代遗存。也有些同志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遗存，因其时代也在夏代纪年之内，也可能属夏代遗存。只是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足以确定它是夏代文化的直接证据，所以还不能骤下结论。不过这些讨论推动了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新资料的不断涌现，可望这一课题将能够得到较满意的答案。
在探索夏代文化的同时，探索先商文化和先周文化的课题也被提上日程。这些课题将对夏、商、周三个族的族源及它们在建立王朝以前的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没有提供的素材。同时，这些课题的提出，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证经补史”的阶段，敢于独立地探索一些重要的学术课题了。
对于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近几年来的发现也十分引人注目。就以前面提到的安阳殷墟而论，一九七六年在小屯发掘的一座王室成员的墓葬，是殷墟发掘五十多年来第一次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的一座。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多铸有“妇好”铭文，可知死者就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她是商代历史上有着一定地位的人物。此外，在商代王陵区东侧发现了一个祭祀场。在发掘的四千七百平米范围内，清理了一百九十一个祭祀坑，发现有一千一百七十八个俘虏或奴隶同飞禽走兽一起，成了供奉商王及大贵族亡灵的牺牲，揭示了商代社会中使用人牲的史实。去年公布的在殷墟西部清理的九百余座平民墓葬，揭示了商代社会中平民的葬仪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状况。这几项成果，对考察商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各阶级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都是难得的宝贵资料。如果说，五十年代因资料不多而对商代社会性质存在不同意见的话，那么，面对这样一些资料，对于商代是奴隶社会的论点就更加无可置疑了。
近年来又出土了不少西周铜器，其中以陕西扶风庄白发现的微氏家族的铜器比较重要，陕西岐山凤雏村发掘的西周宗庙遗址，由于填补了过去在这一方面工作的空白而具有特定的意义。在这一遗址内还出土了二百多片带字卜甲，它对于研究周初历史和商周关系等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一九七八年冬在长春举行古文字讨论会上，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对其中一种由数字组成的记号，提出用八卦来解释的看法，得到与会者的赞同，解决了古文字学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疑案。
此外，在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辽宁喀左北洞村、北京平谷刘家河和房山琉璃河、昌平白浮、陕西临潼等地，还发现了很有价值的商代或西周的遗址、墓葬或窖藏铜器。这些发现对研究商代和西周的历史都是重要的资料。
东周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处于变革的时期。有关我国古史的分期问题的讨论，常常涉及对春秋、战国的社会性质的看法，因此，对东周列国遗存的考古工作，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是很自然的。
铁器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我国从何时开始冶炼和使用铁器的呢？这是在讨论古史分期或有关社会性质问题时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当然，这个问题也只能靠考古发掘去解决。到目前为止，可以确认是人工冶炼的铁器，它的时代是春秋晚期，所以一般认为春秋晚期是我国最早使用铁器的时间。同时，江苏六合一座春秋晚期墓中出土的一件铁块，经鉴定为白口生铁，表明我国发明生铁的时间也在春秋晚期。但是，层出不穷的新资料的涌现，使很多结论不得不随着最新出土物的研究结果而不断变更，这也是考古事业迅速发展的反映。一九七八年在湖南长沙杨家山的春秋晚期墓中出土钢剑一把，据鉴定，这是一把含碳为百分之零点五的中碳钢制品，从而把我国发明和使用钢的时间也提到了春秋晚期。这样，有关我国发明和使用人工冶铸铁器的问题，似还需留待考古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予以回答。
近年来在湖北大冶铜录山矿区发现的古代矿冶遗址，是这一时期一项引人注目的发现。一个时期以来，在研究我国历史上极为灿烂的青铜文化时，比较重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却不知道古代是怎样开采铜矿和如何冶炼铜金属的。现在找到了这一时期的古代井巷和炼铜竖炉等遗迹，这就揭开了当时采掘和冶炼的工艺，填补了冶金史研究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缺环。
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墓，以它巨大的规模和十分丰富的随葬品而引起参观者的赞叹。其中有的青铜器皿系用失蜡法铸件铸造，工艺相当进步。这一发现也把我国使用失蜡法铸件的时间提到战国时代。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和青铜构件，用铜量达十吨之多，反映当时的青铜手工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和规模。至于墓中出土的那套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变化音比较完备，至今尚能演奏各种乐曲，对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及其发展的历史也是不可多得的好资料。两湖地区的这几项重要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荆楚文化的面貌，以及当时相当发达的生产水平。
在北方，这两年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例如前两年在河北平山发掘的战国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三件铜器上，分别铸有一百多字至数百字的长篇铭文，记述了有关中山国的一段已经湮没的历史，弥补了古代史上一段空白。尽管一些学者对于这个中山是春秋时代白狄所建的鲜虞还是周王室所封的中山侯国，尚存在分歧，但是争论双方一致认为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山及其邻国的历史至为重要。
秦汉以后，由于文献资料比较丰富，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似不如先秦时期了。但是重要的发现接连不断，促使人们也越来越注重考古工作的成果。例如秦始皇陵附近发掘的兵马俑坑，以它巨大的规模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已经引起中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在“丝绸之路”沿线所作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不少汉唐时代的丝绸、文书以及在中外交往过程中遗留的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遗物，把汉武帝时期沟通的这一条中外陆上通道，重新又展示在人们的眼前。至于海上通道，也因宁波、泉州等沿海城市发现了五代、南宋的海船，船上装有供进出口的香料、药材及越窑瓷器等遗物而反映了古代中国的交通与外贸情况。
对于各少数民族古代历史的研究，也是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来，对东北和北方的东胡与匈奴；对四川的巴蜀文化和云南的滇文化等，都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历的不同发展道路，对研究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所没有的、富于说服力的原始材料。
考古学的发展给其它学科带来的影响很大。近几年来，由于考古学为这些学科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科学资料，大大促进了许多学科的有关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其中尤以冶金、纺织、天文和陶瓷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注〕：碳十四是碳的三种同位素中的一种，具有放射性。凡是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直接或间接交换的含碳物质都包含有碳十四，并在生活期间同大气进行交换而达于平衡，一旦停止交换（如死亡），碳十四因衰变而放射水平不断降低，每五千七百三十年降为原有水平的一半值（称为半衰期），因此，测出标本现有的碳十四放射性水平，并将它和原始放射性水平比较，即可算出该物质死亡的距今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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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种生产一齐抓
郭云普
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制造和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繁殖子孙后代。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也就谈不上人类自身的生产。而人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就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人口增长必须和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这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客观要求。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它的作用形式和实现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做到两种生产有计划地相适应地发展。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要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发展生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要实现这一要求，不仅取决于有计划地高速度地发展物质生产，而且取决于有计划地调节人口生产，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是国民经济不可忽视的重要比例。只是物质生产有计划，人口生产无计划，就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两种生产一齐抓，是解决我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
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努力解决当前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我国人口是五亿四千多万。一九七八年底增加到九亿七千多万。二十九年中，我国人口净增近四亿三千万，比一七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二百零九年所增加的四亿人口还多。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这六年，共增加一亿二千多万人口，接近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零九年增加人口的总和。
我国人口多，增长快，同国民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尖锐矛盾，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计算，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我国每人平均只有粮食六百三十多斤，许多农民口粮不足，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口粮靠进口。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不高，这些年增长不大。一九七七年，我国平均每人耕地面积只有一点五五亩，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一亩多。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收入不多，不少社员收入在四十元以下；平均每个大队积累不到一万元，有些地方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此外，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商业服务和城市交通运输事业都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已经严重影响四化的进程。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把两种生产一起抓好，关键在于提高全党同志的认识，加强党的领导。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抓好物质生产，生产发展了，就用不着控制人口增长。他们只看到物质生产对人口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人口生产对物质生产的极大影响。这种认识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拿安徽省粮食生产发展来说，一九五七年全省人口是三千三百万，粮食总产为二百零四亿七千万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六百一十三斤。一九七八年，人口增加到四千六百多万，粮食总产增加到三百亿斤，平均每人六百四十五斤。就是说，全省人民艰苦奋斗二十一年，粮食增长九十六亿斤，可是由于人口增加一千三百多万，按人口计算，每人只增加三十二斤，大量增产的粮食被新增人口吃掉了。一遇灾荒之年，吃饭就成问题，更谈不到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了。我们要坚决克服只重视抓物质生产，不重视抓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自觉地把两种生产都抓紧抓好。
还有的同志认为，只要物质生产发展了，人口增长率就会自然降下来。对这种说法我们要加以具体分析。应该看到，随着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实行计划生育，自己控制自己。从当前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快，科学文化水平高的国家，人口增长慢；而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水平低的国家，人口增长得快。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我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还普遍存在。如果我们把将来的发展趋势当成今天的客观现实，放松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助长盲目发展人口的倾向，延缓国民经济建设速度。
要把两种生产同时抓好，根本的问题是要加强党的领导。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要重点抓好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要采取得力措施，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解决好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各种具体问题。要健全机构，培养专业队伍，加强科研工作，按照客观规律和特点去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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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杜文秀“卖国”说辟谬
杜文秀是清代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关于他有“卖国”的谬说，起于所谓“大理回教国”的传单和所谓“大理使臣”这两件事。前者是外国殖民主义者捏造的，后者则为刘道衡这个卖国败类自己干的骗局。这是今年第四期《学术月刊》发表的罗尔纲的《杜文秀“卖国”说辟谬》一文考证所作的结论。
文章说，我撰《太平天国史》，写《杜文秀传》，深为这样一位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胸襟广大，深明大义的杰出人物横遭“卖国”污辱而不平。
文章对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所搜集到的大量外文资料作了充分肯定，但也对某些看法和判断提出了商榷。
文章列举了杜文秀的政策措施、大理回民的口碑以及杜文秀施政的重要文件——《进位改制禀》的手批等资料，证明所谓
“大理回教国”的传单纯系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捏造。
文章不同意田汝康的论断：“散发这份传单的目的是为了煽动其他地区回民共同反抗清朝的统治，其内容代表了极少数阿訇的看法和趋向。”文章说，如果确实如此，则这张传单应该散发在云南、陕西、甘肃、新疆和回民聚居的地区，而不应该散发在西藏和四川的藏族地区。文章认为，它出现在上述地区，正说明这是外国殖民主义者所干的。
文章对刘道衡《上杜公书》和杜文秀的批语，以及刘道衡《上杜公书》的日期、刘道衡过缅甸的日期，大理被围的日期等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认为所谓“大理使臣”的行径完全与杜文秀无关。
文章考出四项事实证明这一可耻行径完全是所谓“大理使臣”刘道衡自己搞的骗局。第一，从刘道衡带去的所谓杜文秀向英皇称臣表文的年月和他过缅甸的年月来看，说明这份称臣表文是刘道衡在缅甸假造的。第二，这份表文的笔迹和刘道衡写给英国印度事务部的两封亲笔信的笔迹很相似。第三，作为“献土称臣”表示的所谓“大理所管之地”的地图，其实是《大理苍山十九峰风景画》。第四，作为贡献土地人民山川城池的象征的四箱大理石，体积“庞大笨重”，连火车轮船运载都有困难，不可想象当时化装出逃的刘道衡能够从大理运出这四箱大理石。文章说，根据上述四项事实，足证刘道衡搞的“使英”是个骗局。
文章最后说，多年来竟把捏造当作真事，把骗局看作可信，遂使杜文秀横遭诬蔑，几成定论，以至于今。文章认为，我们断不能有书皆信，有闻必录，否则就会陷于诬蔑古人而不知。杜文秀这个例子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梁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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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文史论丛》刊登海外来稿
《中华文史论丛》在去年第二辑出版以后，陆续收到海外来稿，其中两篇已刊在《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年第一辑中。一篇是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的《龚魏之历史哲学与变法思想》，该文根据龚魏的资料，分四部分进行清理，通过引文，把经过清理后的材料摆出来加以分析与综合，使读者对龚魏的思想脉络得出较清晰的认识。
另一篇是美国芝加哥大学马泰来的《〈波斯人〉的作者非蒲松龄》，该文叙述了现存《聊斋志异》的几种钞本，而着重指出《波斯人》一篇作者实为宋濂，在元时所撰；《聊斋志异》三会本重版时应将此故事删去或加说明。其次还刊有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论文。
《中华文史论丛》自今年起改为期刊，每年出四辑，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曰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