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25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平反刘宝金冤案的阻力在哪里?
本报记者 顾 雷 史 博 阎晶昌
天津市蓟县刘宝金同志沉冤十四年,他全家三代人,到县、市和中央有关单位上访三百多次,写申诉材料二百多份;近半年来又经中央处理上访问题检查组、天津市委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派人进行多次调查,确认是一冤案,指示蓟县县委予以复查平反。但县委书记马树魁同志进行顽固对抗,硬是顶着不办,至今仍未得到彻底平反。象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虽然为数不多,但就其有组织有计划抗拒的情节来看,绝不能掉以轻心,要认真研究分析,找出其中的教训。
歪曲诬陷
刘宝金,蓟县人,出身贫农,历史清白,抗日战争时期是儿童团团长。一九四九年入党,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县银行副行长、县财委副主任、邦均公社书记等职务,工作勤恳,认真负责,没有犯过任何政治性错误。从四清开始,却先后被诬陷为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危险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七年徒刑,四次被关押。在十四年中有八年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那么,刘宝金究竟有什么样的“罪行”呢?定案者的依据主要有两条:
一是,一九六一年,刘宝金由县财委副主任调任邦均公社党委书记,他爱人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退职,带着五个孩子和他一起搬到乡下落户,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为解决他一家人住房问题,县有关部门批准,卖给他一些旧木材等建筑材料,价格按进价或稍低一点价格计算,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四清时,却把这些木材等一律按好材料计算,这样就高出原购价几倍。例如县银行卖给他的一批旧木料,是按进价计算的,收款五十元,四清时算成一百八十二元。用这样的计算方法,硬说他“低价套购国家不足物资”,占了几百元的便宜,并让他退赔了这部分钱。县委据此把刘宝金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这种处理,完全歪曲了事实。
二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十几名群众在县城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一个干部历史上当过伪军等问题,虽事出有因,其中确有事实不准确之处。当时,县委毫无根据地肯定这张大字报是在刘宝金操纵下写的,即以所谓“诬陷革命干部”和“翻四清案”的罪名,经县委书记马树魁亲自批准,将刘宝金拘捕。后来,县革委会以此为根据,将他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交群众管制,完全剥夺了刘宝金作为公民的一切权利。这完全是对刘宝金的诬陷。
刘宝金对这样的处理不服,不断上访、申诉。马树魁等对此十分恼火,他们竟利用职权,在刘宝金上诉时,将其处分逐步升级,直到判处七年徒刑。
粉碎“四人帮”后,刘宝金服刑期满回家。他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曾几次到马树魁家里,要求复查。但马树魁却把这种正当行为,诬为“威胁领导安全”,指示县公安局:如果刘宝金再进城,即予拘捕。一九七八年,正当全国掀起揭批查高潮时,刘宝金于七月五日受生产队派遣,外出买葱籽,顺便到县委大院看大字报,被县委办公室的人发现,他们立即通知公安局将刘宝金拘捕。马树魁并指示公安局,捏造“非法外出”、“实属危险分子”的罪名上报,要求将刘宝金逮捕法办。天津市公安局领导上批示:“拘押三、五天,不要超过十天,不可久拘,迅速处理”。马树魁等人拒不执行。这时,刘宝金所在生产队派人到县里,说明“刘宝金不是非法外出”,要求把人领回,也被拒绝,致使刘宝金无故被关押了一百一十八天。粉碎“四人帮”两年后,马树魁依然无视党纪国法,继续迫害刘宝金,制造新的冤案,问题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
顽固抗拒
一九七九年九月,天津市委专门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和中央处理上访问题检查组一起,先后四次到蓟县进行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完全否定了过去给刘宝金定案的一切不实之词,证明刘宝金是个好同志,他是无罪的。据此,提出让马树魁根据三中全会精神,对刘宝金这一冤案进行复查、平反。但马树魁等人仍坚持错误立场,根本不理睬三中全会关于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和市委的指示,对要给刘宝金平反,明目张胆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抗。
马树魁对要给刘宝金平反特别反感,矢口否认刘宝金一案是冤案。他在去年十二月天津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当着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同志的面,攻击市委说:“市委落实人的政策出现右的苗头,有一风吹现象,值得警惕。例如刘宝金根本不存在平反问题”。之后,陈伟达同志指定市委负责同志帮助他认识错误,转变立场,同时批评了马树魁的这种错误论点,指出这是同三中全会关于抓紧落实政策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以免其在错误的道路上滑得太远。这时候,马树魁仍然顽固抵制,扬言:“如果给刘宝金平反,我们县委就无法干了!”
马树魁在市委负责同志跟他谈话的时候,虽然口头上答应复查,行动上却阳奉阴违。他回到县里即组织了反调查,指定县公、检、法的一些人,专门查找刘宝金的所谓“罪行”,并写出一份反调查报告,逐条批驳天津市委要给刘宝金平反的决定。马树魁亲自召开了两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肯定反调查报告是正确的。他在一月十六日下午第二次县委常委会上说什么:“要坚持原则,不要盲目追随少数人的意见”、“大家要独立思考,不要无原则的迁就”、“常委的意见要一致,县委复查组的意见是对的”。在他的指示下,县委于一月二十一日作出决议,形成正式文件,上报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这个报告最后的结论写着:“刘宝金一案根本不存在改正和平反问题”。这时,马树魁公然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利用党的一级组织,抗拒三中全会关于要抓紧落实政策的精神和市委的指示,抗拒到底的决心已经昭然若揭。
天津市委负责同志组织有关人员,专门研究了蓟县县委的反调查报告,以充分的事实,反驳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指出马树魁这样做,是肆意对抗三中全会关于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从爱护马树魁出发,市委负责同志明确告诉他:“如果县委拒不平反,将由市委直接平反,并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马树魁仍然肆无忌惮地攻击天津市委,说这是“卡脖子”平反。时隔一个月后,县委在二月二十日作出的给刘宝金平反的第一个决定中,一开头就写上“我们根据市委有关领导指示”的字样,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本来不应该给刘宝金平反,只是因为有市委的压力,不得不平反。态度依然十分嚣张,他们在这次平反决定中,给刘宝金留下了很大尾巴,继续顽抗。市委接到这个平反决定后,一方面批评他们的错误,一方面向他们晓以大义,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要他们改弦更张。同时指出,给刘宝金平反留尾巴是不符合政策的。
虽经天津市委一再催促,马树魁在三月三日县委常委会上,仍愤懑地说:“市委说我们上次的平反报告中留下了尾巴,这次我们不叙述事实了。”按照这种说法,好象市委不准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这显然是对市委指示的歪曲。他们经过一番安排,在三月十一日作出了第二个平反决定,既不讲为什么要给刘宝金平反,也不讲他们过去错在什么地方,未经刘宝金本人同意,也不报市委,就匆忙发到全县。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刘宝金是坏人”的印象,在没有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宣布彻底平反,群众不明真相,这当然影响不好,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反对。马树魁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群众中制造不满情绪,并把这种不满引向天津市委和中央的政策。
天津市委于四月一日召开了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了蓟县的问题,认为蓟县县委、特别是马树魁一直抵制三中全会关于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是党纪所不能允许的,并作出决定,责成马树魁和县委作深刻检查,迅速给刘宝金彻底平反。而马树魁至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点启示
粉碎“四人帮”三年半后,象马树魁这样坚持错误路线,利用手中权力一再对抗上级党组织要给刘宝金平反的指示,错误是严重的。
从天津市委决定给刘宝金平反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读者会问,一个县委书记,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对抗市委呢?经过调查,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马树魁在蓟县工作多年,对刘宝金一案的全过程是清楚的,处理刘宝金的一些极端措施,他是参预或批准的,例如,定蜕化变质分子,他是知道的;判七年徒刑,他是亲自签字盖章的;粉碎“四人帮”后,无故拘押刘宝金一百一十八天,是他指使的。所以,他对这一冤案应负主要责任。对此,他既不愿承担责任,也不愿否定自己。同时,他已经把蓟县变成了他个人可以为所欲为、随意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的独立王国。所以他敢于如此坚持错误;
其二,马树魁敢于这样干,还因为有天津市委副书记冯勤同志的支持。冯勤为了干扰、动摇市委的决心,公然在市委内部进行游说:“刘宝金是坏人”,以此证明马树魁不给刘宝金平反是对的。冯勤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他是在蓟县突击提干上来的,是由马树魁于一九七四年推荐到市里的。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也有错误,至今未作检查。他们有共同的立场、观点和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互相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刘宝金一案平反的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党中央作出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要得到贯彻还要经过一番斗争。刘宝金一案是马树魁和蓟县县委造成的,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地宣布刘宝金无罪呢!由此看来,大凡制造或参预制造冤假错案的人,如不转变立场,勇于改正错误,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是难以为受害的人平反的。这就是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了。在蓟县的领导干部中就有人讲“刘宝金这样的案子多着哩,如要给他平反,许多人都得平反”。这种论调,说明在蓟县至今仍有不少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平反。由此看来,天津市委下决心要彻底解决蓟县的问题,是非常适时的。


第2版()
专栏: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拒腐蚀 永不沾
新华社北京四月二十四日电 《解放军报》今天发表题为《拒腐蚀 永不沾》的评论员文章,强调共产主义者要永远发扬舍己为公、艰苦奋斗、保持洁白朴素的生活的美德,无论过去、现在以至将来,我们革命同志都要注意拒腐蚀永不沾这个问题。我们在思想上,应该保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被资本主义表面繁荣的种种现象所动摇。我们拿起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作风这个武器,不仅是为了防御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对我们的侵蚀,保持我们革命者政治上、思想上和生活作风上的纯洁,同时也是为了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无产阶级的道德风尚、生活情操,移风易俗,改造世界。
文章说,在我们的同志中间,现在要划清两个界限。一个,允许在社会上存在的不等于就是我们提倡和鼓励的。另一个,社会上允许存在的不等于在我们军队里允许存在。军队是战斗组织,不能和地方老百姓一样要求。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四化,我们军队必须有很强的战斗力,随时能够打仗。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包括读什么书、唱什么歌、看什么电影,都要有利于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而不是损害部队战斗力。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对腐蚀战斗意志的那些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那些宗教、迷信、旧的道德观念、不好的风俗习惯,以及极端个人主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歪风邪气,绝对不可以不问不管,听其自然。我们应该站在坚定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的、封建阶级的东西划清界限,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更不应该同流合污。
还有一个问题也要讲清楚,就是我们的同志对待事物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不要采取简单地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的绝对态度。我们吃这种形而上学方法的亏已经很多了,再不应该继续吃亏下去了。对我们来说,林彪、“四人帮”那种普遍贫穷落后的假社会主义不能要,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必须坚持;林彪、“四人帮”伪造、篡改、割裂、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套我们要摒弃,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则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加以掌握。
文章说,为了抗拒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对我们的腐蚀,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有必要再次强调地提出来。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和各方面的同志多为连队写一些和出版一些好的书籍,创作一些好的电影和好的歌曲。最近各部队按照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通知,大唱革命歌曲,这样做,壮军威,鼓士气,有利于振奋向现代化革命军队目标前进的革命精神。事情都有正反两面,风气也是既要纠正坏的又要树立好的。我们部队中先进的事迹,有先进思想和先进行为的同志是大量的,我们应该广为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加以宣传、提倡、推广,以树立好的风尚。
文章最后说,反对腐蚀是一项经常的任务。我们多年来的经验说明,第一,要重视。重视和不重视,抓和不抓是大不一样的,重视去抓,问题就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第二,抓的时候要得法。因为是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问题,所以,训、斗、压,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要靠耐心的教育,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当前,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要认真学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学习五中全会讨论过的党章修改草案,在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和作风的时候,也把反腐蚀的问题列为一个重要内容。


第2版()
专栏:

“五一”节将上映一批新影片
据新华社北京四月二十四日电 《今夜星光灿烂》等一批新影片,将在五一节期间与观众见面。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以淮海战役为背景,描写了几位十八岁的年青战士为祖国解放事业献出壮丽青春的故事。影片具有新颖的艺术特色和风格,洋溢着浓郁的诗情,是一曲革命和青春的颂歌。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等到满山红叶时》反映了青年船员的爱情、工作和理想,歌颂了他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献身的精神。此外,上映的还有《北斗》(下集)和《祭红》。
同时上映的纪录片有《小厂精神好》、《阿拉底大队》、《鱼跃新安江》,科教片有《太平洋上探空测海》等。


第2版()
专栏:

重返祖国 献身四化
北京龙潭中学华侨学生 遇静
新华社编者按:这是遇静在北京市三月二十日召开的“八十年代立志成材,为祖国四化从我做起”动员大会上的发言,随后刊登于《北京日报》。全篇文章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感和青年的责任感,很值得一读。
我是一个华侨学生,在北京龙潭中学学习。一九六七年从国外回到祖国以后,在北京读小学,上了中学。十年的学校教育,尽管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但是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使我的思想萌发出社会主义的幼芽;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等英雄的楷模,使我立志要做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儿女;革命前辈们的英雄业绩,激励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我从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加入了共青团组织。然而林彪、“四人帮”迫害华侨的罪恶行径,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后来,我同父母弟妹去海外探亲,依依不舍告别了北京,到达了香港。去年五月,经过我多方面的努力和争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
也许有人会问我:“是什么信念支配你抛弃了比较优裕的生活,离开了亲爱的父母,重返北京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我们是要到国外探亲,因暂时去不成在香港居住下来的。父母找到了适当的工作,我也在一家电子公司有了职业,我用年轻人特有的好奇心去领略这个社会的一切,感到香港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内地相比,确实比较高。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地位与内地根本不同。给我最突出的感觉是,那里的青年精神颓废没有寄托,那里的竞争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我在那里有了职业,却是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们干活完全是为了挣钱,被动地应付人生,因为他们不是社会的主人。有人说,香港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这话一点不假。那些失去了生活竞争能力的老人,得不到照顾,只能流落街头,一些生活无依靠的妇女、儿童也只能在街上讨饭、栖身。人与人之间表面上客气礼貌,实际上互存戒心,互相利用,互相倾轧。报纸上经常出现某某舞女受骗自杀身死,夫妻打架,女的抱着孩子从十二层楼上跳下等这样的新闻。当然,在我们的社会里也有阴暗面,特别是“四人帮”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些年社会上也发生各种犯罪案件。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千方百计地保护人民的正常生活,惩罚打击这些罪犯。在香港短短的几个月间,我白天工作,晚上去学校学英文,一天生活紧张得很,但我却觉得精神越来越空虚、苦闷。我过不惯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更不愿意承受那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我深深地怀念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一切。我常听北京的广播,特别是听到青年节目,心里就充满了向往之情。我贪婪地咀嚼着《家》、《青春之歌》这一类的小说,这是我在北京不止看过一遍的。可在香港的那种环境中,我好象对书中主人公的思想理解得更加深刻、透彻了。是啊!在社会主义祖国,我怎么能深切地了解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黑暗和青年所追求的理想、道路呢?现在我却觉得书中描写的社会缩影在香港再现了,放大了。很多时候,我也好象是处在觉慧和林道静的地位,书中的一切不断地撞击着我的心扉,激励、鞭策我去寻找真正的人生。在我上学的时候,在我入团的时候,在我和群众一道悼念周总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和人民溶在一起的。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是问心无愧的。可是现在呢?现在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同学们,为了祖国的四化建设在发奋读书,立志攀登科学高峰。他们走的道路是那样宽广,他们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我,在祖国医治自己创伤的时候,在母亲需要她的儿女们的体谅和爱抚的时候,却离开了她。我是祖国的女儿,是吸吮着祖国的乳汁长大的。做儿女的谁不盼望母亲富有、健壮呢?!虽然我们的祖国现在还很穷,十年的浩劫使她至今经济还很落后,但是,因为母亲的穷困做儿女的就应该抛弃她吗?不能,我们的祖先没有这样做,我们的前辈没有这样做,我们这一代也不能这样做,我虽然只是亿万中国青年的一分子,我的力量对于整个事业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通向祖国未来的大道上,做一颗铺路石子,也是尽到了女儿对母亲的一颗赤诚的心。一种民族自尊感,青年的责任感,强烈地激励着我,使我再也不愿沉溺于个人家庭的小圈子里,我要为祖国而生存,要把自己的知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我的祖国。我在香港认识了许多的人,有教师、讲师、教授、工程师、医生、考古学家,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他们在那里关注着内地,盼望祖国能早日实现四化。特别是看到党的侨务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他们很受鼓舞,渴望再回来为祖国服务。就在这种民族自尊心的敦促下,在祖国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的召唤下,我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向爸爸妈妈郑重地提出了回北京读书、工作、生活的要求。
一天晚上,当我把多日来深思熟虑的决定告诉父母时,他们好象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女儿,直到现在才明白我为什么到香港后总是沉默不语,不修边幅。他们以为我在生活上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说:这种生活我接受不了,为了我,为了你们,为了我们的祖国,你们让我走吧!父母认为我是一时的冲动和幼稚,劝我再冷静地考虑考虑。我理解父母的心情。他们不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独自一人到社会上闯荡,担心我经受不住生活中的风暴。我说:年轻人应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不能只看眼前不看长远啊!爸爸妈妈说不服我,就托亲戚朋友来轮番劝留。有的说:回去以后上不成学,找不着工作,失业怎么办?再者,你是个华侨,又到过香港,来个政治运动,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年轻人还是现实一点,我们在这里也不是不爱国。我告诉他们:“回去上学是为了学好知识,能为国家做点事情,就是上不了大学,做个普通劳动者,也能为祖国作贡献。”当时,我知道粉碎“四人帮”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相信我们的党,相信党的政策会落实,也相信祖国会接受我这颗年轻赤诚的心。有人还劝我:你年轻轻的,工资也不算低,将来找个有钱的人家,到美国、日本去旅游,有享不尽的福。我想,内地生活和香港比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现在香港再好,不是中国富强的象征。做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青年应该有志气,有抱负,让整个中华民族富强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情趣。
正当我处于困难之时,得到了我北京母校老师、同学们的帮助,他们千里迢迢写信支持鼓励我,帮助我解决复学和生活问题,为我回北京扫除了不少障碍,也解除了父母心头不少疑虑。妈妈终于点头了。
去年五月二十四日,告别了两鬓斑白的父母,告别了可爱的弟妹,告别了做我生活教材的香港,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亲爱的同学们,看过巴金的《家》吗?当你们看到觉慧离开了他生活十八年的家,望着碧绿的江水,向着未来航进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真的,当我坐着列车驰过深圳海关,望一眼五星红旗,看着无际的稻田和面带喜色的人们,我的心情比觉慧更激动。祖国,这个伟大的字眼,我在今天更感到她的圣洁,崇高。
回到北京快一年了,我受到了各方的关怀、照顾。学校恢复了我的学籍,团组织恢复了我的团籍,我深感到自己虽然离开了小家庭,却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在进入伟大的八十年代之际,团市委、市教育局召开大会,动员我们中学生“八十年代立志成材,为祖国四化从我做起。”我坚决响应这个号召,朝着“三好”的方向努力,决心使自己成为四化有用的人材,把青春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载三月二十二日《北京日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