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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忆陈正人同志二三事
杨立功 项 南
我们认识陈正人同志很晚，在农业机械工业部成立后才同他初次见面。从那以后直至他逝世为止，不论是在北京工作、住“牛棚”，还是到黑龙江、河南上“干校”，我们都在一起，没有离开过。
陈正人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青年时代就参加了井冈山斗争。一九二八年以来，一直担任党的重要领导工作。在我们同他相处的年代里，有些事虽然并不算大，但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很深的。
政治究竟落实到哪里？
一九六六年初春，祖国上空升起了乌云。为林彪上台制造舆论的人十分卖力，他们把“突出政治究竟要落实到哪里”作为开场锣鼓，群蛙鼓噪，喧嚣一时，一论再论，竟达“七论”之多。
正如现在搞四化是最大的政治一样，稍微有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懂得，政治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林彪和他的吹鼓手们却武断地说：“政治必须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等于说，政治要落实在政治上，真是荒唐已极。这当然不止是什么逻辑混乱，故弄玄虚，而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那惨淡的日子里，一股事事要“表态”、要“紧跟”、说话要对“口径”之风已经刮得相当厉害了。对这么一个“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自然不能漏掉陈正人的态度。
在一次党委会上，当一个人问他“政治究竟落实到哪里”时，我发觉他几乎不假思索地作了回答：
“当然是落实到业务上。”
这时，有人提醒他，报刊正在批判这种“修正主义观点”，他的话对不上“口径”，违反了林彪的“指示”。“嗯？……”他沉思片刻后，断然说：“我的话没有错。不落实到业务上，落实到哪里去？不信，过几年再看吧！”他对真理就象对未来一样充满着信心。
但是，从那以后不久，这位不会“紧跟”、不事阿谀奉承的老战士，便失去了工作和人身自由，并且被鞭挞得遍体鳞伤。当然，他的这种遭遇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件事情的“失误”。
更加不幸的，是没有等到“四人帮”覆灭，没有等到拨乱反正，他就饮恨去世了。
自己动手好处说不完
人们都喜欢称陈正人同志为“秀才”。其实，这位“秀才”，这位井冈山的“知识分子”代表，只在初级师范念过两年书。
但是，他有个特点，写文章，写报告，起草文件，总是亲自动手，不愿假手他人，而且非常认真，连标点符号也极少差错。他对有的人写东西不讲文法，不注意修辞，不假思索就一挥而就，是很恼火的。
他还有个习惯，写东西总是一改再改，稿子改得很乱。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劝过他，象誊清稿件这类事，不妨请人帮个忙。他没有同意。他说，自己多改一次，多誊一次，立论会更严谨，语言会更精练，“自己动手好处说不完”。
他亲自执笔起草的一些文件，不少是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的。他为了写好一份报告，常常几个夜晚通宵不眠。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那种亲自动手的习惯，以及他那刻苦认真、一丝不苟和不知疲倦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不搞特殊化
一九六四年秋，陈正人同志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车到洛阳，已近午夜。
当时厂里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只给每个人炒了一碗蛋炒饭，外加一碗葱花汤。他对这件事好久不高兴，因为破坏了他那“蹲点只能三同，不能特殊”的规矩。他写给中央的蹲点报告就曾一再强调：“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的生活距离如果不认真克服，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谁说不是？官兵平等，军民一家，曾经是我们革命队伍引以自豪的老传统。
厂里同志考虑到他是个老同志，年龄较大，而蹲点又不是短期的，起码蹲上一年，都希望他住宾馆或招待所。他拒绝了。自己找了厂内的精密铸造车间的生活间作为他自己的住房，找了装配车间的故障排除工段作为他的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就这样，不到半年工夫，他结交了不少朋友，拜了几名师傅，学会了开拖拉机，了解了平时了解不到的基层真实情况，也知道质量事故究竟出在哪里了。
那阵子，他情绪兴奋，常常谈论社会主义企业应当如何进行改造，谁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真正主人。他说，只有放下架子，才能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任。一谈往往谈到深夜。
这不是小事情
陈正人同志那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他儿女多，房子少，条件也差。管房子的同志早就给备了料，要给他“扩建”，他坚决不同意。虽然其他同志的房子早已扩建完毕，他还是叫人把木料退了回去。有的同志认为他有点过分，不够实事求是，甚至稍带不满地说他真是个“正人”，他还是不介意，坚持认为“这不是什么小事情”。
去年十一月二日，邓小平同志对一部分老干部讲了话，要大家不要当“大老爷”，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人联想到，我们许多老干部，包括象陈正人这样的老同志，是能够坚持原则，严于律己的。这是我们党能够生气勃勃地率领群众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受得住各种挫折和风险的力量源泉。可惜，这种好作风、好传统，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不大看得到了。“民无信不立”，党风问题不解决，我们就缺少道义上的力量，党的威望就会受到严重打击，这确实不是什么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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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捧”与“压”
南昌明
鲁迅曾指出：旧社会的某些人，“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般说，得势者常用“压”法，失势者则爱用“捧”法。这是因为，得势者不仅握有生杀大权，而且还有一帮十分可畏的亲信打手，以及数不清的捧场者，想要“压”人是极便当且容易的；失势时，不仅权位尽失，亲信打手、捧场者也几乎逃散干净，无奈便只好改行去充当“捧”别人的角色。
旧中国的这一套把戏，也多少沿袭到新社会一些。当然，最初，这不过是一股暗流：因为执政的共产党人，大都既无“压”人的习惯，也无让人“捧”的心愿。所以当堂堂正正的党风大张的时候，沾染捧压之风的人虽有，但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及至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政治生活和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以后，“压”、“捧”之风就非常盛行：不但“压”人者日多，“捧”人者也渐众。其中极少数人，如林彪、“四人帮”之流，既是最卑鄙无耻的“捧”者，又是穷凶极恶的“压”者，他们是为阴谋篡党夺权而“捧”，又为镇服民心、维护既成的“帮天下”而“压”人的。另一些人，绝大多数则是受“压”、“捧”之风裹胁，行“违心附合”之事者。
当然，这并没能避免“四人帮”的垮台。“捧”、“压”之风，随着“四人帮”的可耻下场而大刹，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正气开始迅速恢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在所有地方，“捧”、“压”邪风均已消灭。我们看到，仍有少数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压”法，去“对付”那些有不同意见或敢于直言进谏者，这就露了其喜欢吃“捧”的“底”。“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借此可乘之机，立即施展出拿手的“捧”术来：满口的“从心眼里拥护”，加之，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渐渐地，获取了信任——骨子里的真正仇恨，就这样被“效忠领导”的举动掩护起来。
由此，我不禁想到，“捧”者固然是可恶的，但若无喜好“压”人、乐于吃“捧”者，“捧”又何能为害？故我以为，欲退“捧”者，必先正被“捧”者自身，直至其既不“压”人，也不吃“捧”之日，“压”、“捧”才有消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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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是谁泄密
崔晓
深夜，县委会议要结束了，钟副书记说：“这次会议是研究干部调动的，内容很重要。过去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现在《准则》已经发了下来，希望大家按《准则》办事，无论对什么人，就是自己的老婆，不该说的事情也绝对不要说。”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钟副书记就打电话给组织部长：“你把商业局老王找来，我同他谈谈工作调动问题。”
对方回答说：“商业局王局长一大早就来找我，对安排他去公社工作很有意见。”
钟副书记火了：“什么！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是谁泄了密？你们要好好查一查，抓住这件事严肃处理。”
门轻轻推开，王局长悄悄进来了。
钟副书记撂下电话，余怒未息：“老王，你先老老实实告诉我，谁向你透露工作调动消息的？”
“这……”
“说吧，要实事求是嘛。”
“昨天，五金公司进了几辆凤凰自行车，听说你家二小子结婚要买一辆。我清早去告诉你时，你不在家，你爱人老孙给我说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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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社会风气
许维光
老张：“社会风气不好，办什么事都不容易。就说我那个刚下乡的老小子，要不是我这个‘三八’式到劳动局发了一顿脾气，现在也调不回城里来。”
老李：“是呀是呀，现在办事就是这样，哪不浇油哪不光溜。我有个小舅子要把户口从农村办到城里来，我送完上海的大‘前门’，还得去公安局设法走后门，可费了蜡啦。”
老李说后，两人面面相视，默默无言，对那些应该对社会风气负责的人有一肚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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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风春雨〔套色木刻〕 黄丕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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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城
师日新春城广州盛开的万树千花呵，恰似从天而降的绚丽彩霞，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呵，飘荡在珠江两岸，白云山下，我在花海里兴奋地畅游，看见五大洲的朋友笑脸如花，莫非他们也是前来观赏“花会”？想去攀谈，怎奈语言难表达！目送他们迈着轻捷的步伐，登上了“广交会”的大厦——哦！这里才是永不凋谢的“花市”。盛开着祖国各地的“奇葩”。宾朋们争先恐后地采撷，中国的春天要远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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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磨刀室抒情
〔外一首〕
庄家瑞是潺潺的小溪从上而落？不，这分明是一条红色的小河。是五彩的长虹在映照？不，这的确是一串炽热的火。红色的小河流着心头的蜜呵，炽热的火在把无限豪情诉说。简陋的磨刀室洋溢着欢乐，是砂轮与钢铁在歌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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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砂轮假如没有结合剂紧紧相连，你只是随风飞扬的粉面。而今你的周围光花灿灿，给坚钢脱衣，把硬铁切断。望着你呵，疾速旋转的砂轮，我的眼前是四化蓝图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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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愿相公无权”
韩嗣仪
翻阅《资治通鉴》，其中有一段周墀和韦澳的对话，虽然发生在唐宣宗大中二年，距今已经一千多年，但读后颇为发人深思。
这段对话的大意是：周墀当了宰相后，对他的同僚说，我的担子很重，但能力有限，今后你怎么帮助我呢？韦澳回答说：“愿相公无权。”周墀听后大吃一惊，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韦澳解释说：任用官员和进行奖赏处罚，凡事与天下志士仁人和黎民百姓商量办理，不能凭着自己的喜怒爱憎去办，如此，国家就会治理得很好，这样你就没有什么权可言了。周墀听后，才懂得了他的话的深刻含义。
韦澳的话简朴深刻，颇有见地。如果掌权的官吏按照国人的意愿办事，为百姓着想，“与天下共其可否”，那么国家就一定能够治理好。
今天，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一切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制定的。执行这些法律、制度的国家干部，是受人民的委托，按照人民的意愿行施职权，不管职位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社会的公仆。他们手中的权是为人民办事的，为人民服务时才使用，本身并无权可言。事实上，我们的广大干部是奉公守法，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但脱离群众，独断专行，有特权思想，甚至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营私舞弊的，也不乏其人。至今还有没有人信奉“有权就有一切”呢？也难说，所以韦澳的“愿相公无权”，对我们仍然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