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提高投资效果的几个问题
刘礼欣 田椿生
建国三十年来,基本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建成各种类型的工业交通企业三十多万个,新增固定资产四千多亿元,为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花钱多,办事少,速度慢,损失浪费严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投资效果差,表现在不少建设工程建设周期长,工程质量差,造价高,浪费大。以在建工程占用的资金来说,由于建设周期长,半拉子工程大大增加。全国一九七八年末的在建工程占用的资金,相当于当年投资两倍以上,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一倍多,等于四百多亿元资金积压在建设过程之中而未能发挥作用。工程造价也不断上升。据上海、辽宁、北京、福建等十六个省、市建设银行调查,一九七八年民用建筑造价比一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另一方面,效果差表现为投资的回收期长。以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多年国家拨出的基建投资同收回的利润、税金相比,平均要过十年左右才能收回来。一些项目建成投产以后,不能收到预期的经济效益,甚至连年亏损,坐吃国家资金。据武汉市调查,一九七一年建成投产的二十三个市属企业,到一九七七年底,有十九户因为基建没有搞好,投产后年年亏损。有一个厂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七年累计亏损数,相当于建厂投资的一点一倍。某工业部系统累计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一百九十三个,其中有百分之十点二的项目投产多年仍是亏损。这种情况如不迅速加以改变,怎么可能把国民经济迅速调整好、赢得发展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呢?
提高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必须从全面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建设各个环节工作着手。从当前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出发,应当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调整基本建设包括压缩建设规模和调整投资方向两个方面。基建战线过长,规模过大,是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的重要原因,而且还影响生产、维修、更新改造和人民生活,产生一系列严重恶果。去年以来,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停缓了一批在建项目,削减了预算内投资,使战线有所缩短。但是,由于一年多来新上了一批必要的骨干项目,加上通过其他资金渠道搞的基本建设(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还是不小,基建战线还是很长。因此,一定要把积累比例压下来,但也不能光减投资,不下项目。减投资不减项目,等于把原来三年五年可以搞完的工程拖长到五年十年去完成,战线并未缩短,力量更加分散,效果反而更低。应当广泛发动群众,对目前在建的项目进行彻底清理。凡是建设条件不具备、投资效果又不好的项目,应当坚决停缓下来;确定续建的项目,要重新审定建设方案,核实投资效果,精简掉一些不是非搞不可的单项工程;对“胡子”工程,要区别情况,或削减内容,或集中物力财力抓紧收尾,限期交付生产;对新上项目则要采取由计划、建设、物资、建设银行等各部门会审的办法,严格加以控制。
压缩基建战线,还必须统筹安排各种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今年预算以外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项资金比预算内的投资还要多。今后随着财经体制的改革,还将日益增加。运用得好,会起到好的作用。但是,要看到这些资金是基本处于无计划状态的,又是比较分散的。搞得不好,就会助长重复建设,搞各种各样的“小而全”、“大而全”;就会使失调的比例更趋严重;就会拉长战线,扩大规模,甚至使压缩预算内基建所取得的成绩,前功尽弃。今后,国家确定建设规模,不能只考虑预算内投资,而是要对这种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统一进行安排,既不要对下面干预过多,又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做到各得其所,充分发挥各种建设资金的投资效益。
在压缩建设规模的同时,要切实调整投资方向,按照克服当前薄弱环节的要求,把投资方向调整过来。从我国工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现状出发,把投资重点从建新企业转变为以改造现有企业为主。同新建相比,改造现有企业一般投资要省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设备、材料要省百分之六十,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也短得多。有计划地用先进的技术逐步改造现有三十多万个企业,是加速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途径。
当然,要把基本建设调整好,要提高投资效果,关键是要搞好基建计划管理。要改变目前建设规模、建设项目一年一定,经常变动,来回折腾的被动局面,制订出一个经过综合平衡的比较稳定的中长期计划,在中长期计划的指导下,保证在建项目连续建设,尽快建成投产,发挥投资效果。
正确的基本建设程序是基本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凡是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事的,就多快好省,凡是违反基建程序的,就会造成重大损失。拿反面的经验说,有些项目资源不清就盲目上马,结果中途被迫停建报废;有些项目工程地质不清,匆忙建设,以致造成厂房倒塌,路基滑坡,浪费大量资金;有些项目生产工艺未过关,产品未定型,就动工兴建,花了大量投资,还得推倒重来,或建成以后,却长期出不了产品;有些项目建成以后,原料、燃料、动力没有保证,或者前后左右不配套,达不到预期的产量;有些项目不计效果,投产以后,或产品落后,或产量不高,或消耗过高,或质量太差,以致长期亏本赔钱;有些项目违背施工程序,返工浪费惊人,等等。这些情况如不切实予以纠正,提高投资效果就是一句空话。
坚持按基建程序办事,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有老老实实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和珍惜人民血汗的勤俭思想。同时,一定要有长远计划,规划不定,必然是临时定项目,仓促抓进度。设计年度不提前,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被动局面。在当前长期计划未编制确定以前,应当先将近期需要上马的项目定下来,作为预备项目列入计划,着手进行建设前期工作。再者,要从制度上规定,凡是没有做好前期工作的,一律不得开工。前期工作是指工程正式施工以前的各项工作,包括编制计划任务书,选择厂址,落实协作配套关系,合理规划工矿区,勘察设计,设备预安排,施工准备等。这里的重点是要开展可行性研究,就是要对项目从各个方面进行技术上、经济上分析对比,包括资源、地质状况,建设条件,投资大小,回收期限,原材料、燃料、动力的供应条件。产品采用什么品种型号,采用什么生产工艺,产销是否平衡,多大的生产规模最合理等等,要反复做多种方案的选择比较,要在全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确定项目和建设方案,然后编制计划任务书。
为了煞住不遵守基建程序的歪风,暴露矛盾,推动问题的解决,有必要运用各种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凡是没有批准计划任务书的,不得进行初步设计;没有批准初步设计的项目,不得列入年度基建计划;没有搞好施工组织设计,征地拆迁,“三通一平”(路通、水通、电通、场地平)和必要的物资准备,不得批准开工报告。要充分发挥建设银行的监督作用。凡是没有列入年度基建计划、贷款计划的,建设银行不给拨款或贷款;拨款超过概算的,必须限期补办批准手续,逾期不办的停止拨款;在初步设计未批准以前,建设银行只能拨付筹建和勘察设计费,批准以后才能拨施工准备款;开工报告批准后,才能拨工程款。
长期以来,基本建设领域从上到下,从建设单位到勘察设计、施工、物资等单位都没有明确的经济责任,也没有同经济责任相应的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项目是上面定的,投资是无偿给的,花钱是敞着口的,物资是统一分配的,建成后盈亏是国家包的。搞得好与不好,谁也没有责任,也没有利害关系。在这种体制下,势必助长人们争项目,争投资,争物资,而忽视建设项目的经济效果。基本建设投资管理的供给制,是基本建设投资效果不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去年国务院发出了基本建设拨款逐步改由建设银行贷款的办法,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了试点工作。试点经验说明,这项办法是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从供给制转变为经济核算制的重大改革,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从贷款试点的实践看,拨款改贷款至少在五个方面起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有利于慎重确定建设项目和建设方案,注重经济效果。实行拨款时一些准备要上的项目,改为贷款以后,就决定不上了,或改变了原来的建设方案。为什么呢?因为单位一算账,银行一审查,发现效果不好,负不起还款的经济责任。第二、促进建设单位精打细算,尽量节约使用资金。改为贷款以后,企业怕多贷款多付息,总是千方百计地节约开支,也改变年终突击花钱的局面。有一个单位,在拨款时,二十万元投资到年底用得只剩九元零九分。改为贷款以后,可以在第二年支付的钱,都等到付款时再去申请贷款。有的单位为了节省一角钱一平方米的占道费,三次跑有关部门要求核实占地面积,重新计算。这些在采取无偿拨款时,是难以做到的。第三、提前建成投产和还清贷款,企业能够得到好处,推迟投产和还款,企业则要受罚,这就大大促进企业自觉关心工程进度和高度重视投资效果。有个单位在土建的同时,就把设备预安装起来,提前培训技术力量,以便及早掌握工艺,早日收回投资。有一项工程原计划要三年半建成,改为贷款以后,决心抢在两年内建成投产。第四、有利于建设单位掌握建设的主动权,可以合理安排建设进度。贷款项目采取一次确定贷款总额和分年用款的办法,这就改变了当年定投资,当年排进度,无法瞻前顾后、合理规划建设的被动状态。第五、促进了基本建设各单位之间建立明确的经济关系。首先贷款单位要同建设银行签订贷款合同,明确各自的经济责任。过去建设单位花钱向国家报,不够向上面要,建设银行只要有计划就给钱,投资能否收回与己无关,现在这种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变。其次,贷款单位为了履行贷款合同就尽量争取同勘察、设计、材料、成套、施工等单位签订经济合同,以取得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合同保证。贷款单位还可以从提前还款所得的好处中,分一部分奖给履行合同好的单位。这样,就在基本建设各单位之间,建立起明确的经济责任、经济权力、经济利害关系,促进了基本建设各单位建立健全经济核算制。当然,要把经济核算制在基本建设领域里全面地建立起来,需要作多方面的工作。目前,勘察设计单位正在试行企业化,施工企业试行扩大自主权和建立厂内经济核算制。这些工作做好了,既可以加快工程进度,提高工程质量,又可以节约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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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
河北省秦皇岛市商业局
秦皇岛市位于河北省东端。东面与辽宁省绥中县毗邻,北面是本省承德地区的青龙县,西面是唐山地区的抚宁县。秦皇岛经济区是一九六三年经华北局、河北省委和辽宁省委试点后建立的。以秦皇岛市为中心,对三个毗邻县的部分公社实行了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
从经济区形成以来,由秦皇岛市统一组织本经济区的商品流通已经十六年了。在这十六年中,虽然经过了十年动乱时期,但是,由于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有利于城乡物资交流和城乡市场的供应,对国家、对消费者都有利,因此,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九六五年跨区供应的商品总值是一千零一十七万元,一九七八年上升到二千二百六十九万元,增长一点二三倍,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点四。一九七九年实现二千七百四十五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好处多。
一是防止了商品迂回运输,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同秦皇岛市毗邻的经济区各供销社,最近的离秦皇岛市只有几公里,最远的六十多公里,交通都很方便。如果这些基层社按行政区划到所属县城进货,最近的二十五公里,最远的一百多公里,有的还要翻过几座大山梁。以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供销社为例,万家供销社距秦皇岛经济区进货地点九公里,距绥中县城五十五公里,如果按行政区组织商品供应,北京、天津等关内的工业品,要经过秦皇岛市先运到锦州市二级批发站,再折回到绥中县三级批发站,才能到万家供销社。商品多运行三百九十公里,时间相差一个月左右。
二是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费用。过去,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环节多。工业品要由一级站到二级站,再到三级站,离县城较远的区有的还设批发部,再由批发部转运到基层社。经过四道环节,商品四装四卸,到消费者手里得五道环节。环节多,商品在途时间长,就加大了费用和商品损失。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后,经营环节减少。秦皇岛市从一级站进的商品,到经济区的消费者手里只有三个环节,当地的产品只有两个环节。再加上基层社就近取货,路途缩短,商品运输费用也大大降低。据青龙县的山神庙供销处计算,从行政区转运的商品,平均每吨运杂费为三十元四角五分,从秦皇岛进货只需十三元零五分。由于减少了费用,商品零售价格相应下降,从而也减轻了消费者的负担。
三是促进了生产,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秦皇岛市跨供的区域大部分是山区,资源丰富,盛产土特产品。过去,由于到县城交通不便,社队和社员的农副产品运不出去,销不了,有的白白扔掉。实行跨区供应后,问题解决了,对生产促进很大,交售的农副产品逐年增多。据这个经济区十九个跨区人民公社的调查,果品产量过去最高五百万斤,如今已增加到三千九百万斤。
怎样才能搞好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呢?
(一)克服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按经济区组织商品流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行政区怕失去对批发货源的控制,得不到实惠。因此,我们在商品货源分配上,对本市商业和跨供区做到一视同仁,统一分配。在商品供应上,对按行政区下达的计划商品,按数量保证供足。紧缺商品坚持同市行政区商业一样对待,一般商品允许自由选择。特别是适销对路、质高价廉的工业品优先给跨供区。如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针纺织品、烟、酒、灯泡等供应的数量都超过了分配比例,跨供区都比较满意。
(二)批发为零售服务,保证流通渠道畅通。为了方便跨供区的基层社到市内进货,批发部门十分注意为跨供区服务,实行了“三优先”制度,即对跨供区社一律优先开票,优先收款,优先付货。同时取消了批发起点,鞋、袜可以进一双,颜料、油漆、电料等可以需要多少进多少。对积压的商品允许退货和换货。为方便取货,各批发单位专门建立了“配货库”。基层社的采购员、售货员来批发站看样,开好票后,将提货单交给“配货库”的专职人员,把货配齐,按单位存放,基层社的车辆一到,清点后直接装车。过去基层提货要从这个库转到那个库,从这个站跑到那个站,三、四天才能出市。现在到“配货库”一次提取,用不了半天时间。
为帮助经济区开展业务,增加品种,除每年定期召开两次经济区范围的大型选货会外,各批发单位还经常带样品下乡,开展商品展销活动,使每个基层社售货员都能看到样品,督促采购员进货。为了能及时听取基层社的反映,市批发部门还成立了零售监督委员会,经常采取“请上来”、“走下去”的方法,征求他们的意见。
(三)党委重视。秦皇岛市委对经济区的工作十分关心,明确提出:要把跨供区的人民当成本市人民一样关怀,把跨供区的商业当成本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把发展跨供区的生产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年春耕生产和农副产品收购旺季,市委领导、财办和商业部门的同志都深入到经济区进行访问,征求意见,帮助解决问题。经济区三个县的党政领导也很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有时也到市里提出一些意见和要求,只要我们能办到的,都尽量解决,暂时不能办的,说明情况,解释清楚。这样密切了关系,为在经济区内组织好商品流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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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天”小议
徐逊
近年来,《十五贯》、《海瑞罢官》等先后重新公演,舞台上还出现了《卧虎令》、《唐知县审诰命》等清官戏,它们深受群众欢迎。可以说是出现了一阵子“清官热”。
在现实生活中,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急切地盼望早日得到昭雪。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把希望寄托在“青天”身上。那些敢于承担责任,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为人民办了好事的领导干部,得到群众的爱戴和赞扬,也被称为“青天”。
“青天”用来比喻廉明公正的官吏,最早见于明代刘昌的《县笥琐探摘抄》,第一个被称为“青天”的是昆剧《十五贯》的主人公况钟。
况钟任苏州知府,严惩贪吏,
“锄豪强,植良善”,赈赡孤寒儒生,请准减免苏州府租米二十余万石,深得民心。三年考绩期满,况钟离任他去。苏州百姓请求留任者以万计。刘昌记载了这一事件。他写道:当时有个儒生作文说:“况太守,民父母,早归来。”一田舍翁为歌谣曰:“况青天,朝命宣,早归来。”这时,新任知府已到苏州,朝廷鉴于群众的强烈要求,重新任命况钟为苏州知府。
以此类推,人们把一些不畏权势,不受请托,不受赂遗,忠实地按照法律和事实真相审理案件的官吏称为“青天”。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包拯和海瑞。“包青天”和“海青天”,几乎是家喻户晓。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青天”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清官被说成比贪官更坏,更阴险毒辣,肯定过清官的学者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们对“青天”噤若寒蝉。
“四人帮”被粉碎后,清官得到比较恰当的评价。这是需要的。无论如何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
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现在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不是“万里无云”。但同旧社会相比,是“明朗的天”,而不是需要“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旧时代了。
人民群众的地位不同了。“青天”总是和“老爷”联系在一起的。“老爷”是牧民者,老百姓是被牧者,是被当作下等人对待的。老百姓要申冤,总得跪下乞求“大老爷恩典”。老爷高兴了,可以赐以“恩典”;不然,先拉下去打五十大板。今天群众和干部的关系,不是“被牧”和“牧”的关系,而是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干部执行的是人民的意志,本身是群众中平等的一员,他们的任务是运用人民授予他们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执行法律,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他们的职责。干部如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就有权撤换、罢免他。我们不需要寄希望于一、二个“青天”来解决问题,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三年多来,党领导我们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摸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对干部进行考试、考核、奖惩、轮换、退休、罢免等制度,以保证各级领导干部随时随地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严格地遵循人民群众的意志来管理我们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忠实地执行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法律。这样,我们就完全能够把冤假错案减少到最低限度。
事实也正是这样。三年多来,我们平反的冤案,推倒的假案,纠正的错案数以万计。在这项工作中一些被称为“青天”的领导干部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很难设想单靠几个“青天”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纠正数量那么巨大、历时那么久远的冤假错案。
最近,党的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了反。这一冤案的平反,靠的是哪一位“青天”?不!靠的是人民群众,靠的是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靠的是健全了的党内民主生活。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我们的党是一个忠于人民的党,是一个敢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郑重的党,是一个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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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还要提倡一下做“平原君”
张聿温
读了《人民日报》五版上刊登的《提倡一下“毛遂自荐”》一文后,很有感触。我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是,我想,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提倡一下做“平原君”。
平原君其人,说起来也很一般。他既没建立什么显赫的政绩,也不独具识人的慧眼,而且还有点官僚主义。要不,毛遂在他门下三年,为什么发现不了,还要等到人家自荐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说,毛遂自荐,毕竟还是得到了平原君的赞同和任用。开始不识千里马,待到千里马引颈嘶鸣,能够猛然省悟,进而起用千里马,这也是好的呀。
因而,在我们提倡毛遂自荐时,也别抹煞了平原君的成绩。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当时平原君冲着毛遂大喝一声:“放肆!还不给我退下!”毛遂纵有天大本事,又有什么用处?
现在,有些同志为了将自己的一技之长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满怀一腔热忱,勇于自荐,遗憾的是,却很少碰上
“平原君”。为什么我们某些领导同志连“平原君”都不如呢?我看恐怕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革命责任心不强。他们对四化建设急需大批人才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人民的利益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多少位置,缺乏搞四化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这样,自然谈不上思贤若渴。
思想方法有问题。他们对自荐者愿意为“四化”贡献力量的精神估计不足,往往怀有某种偏见,认为自荐是“要官要权”,“不谦虚,狂妄”,“不安心工作”等等。这样,怎么会赞助、信任自荐者呢?
私心杂念作怪。他们担心信任了自荐者要冒风险,怕一旦出了纰漏会追查责任到自己头上。有的则嫉贤妒能,惟恐“顶”了自己。
前些日子,报上登过几条自荐的事例。如:淮北市棉织厂工人李良美自荐当副厂长,半年时间即将厂里亏损的六万多元补上,还超额完成了全年利润计划。回乡知识青年黄朝佳自荐当生产队长,生产队一年便由穷变富。这说明,自荐者一般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值得信任的。四化建设需要大批勇于自荐的“毛遂”,更需要大批善于纳人的“平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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