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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地看待文艺的社会效果
郑汶
最近，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联系当前文艺创作的实际，谈论文艺的社会效果问题。
怎样科学地看待文艺的社会效果？三年多来，我们的文艺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当前，应当怎样提高和改进我们的文艺创作，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充分的讨论，才能就这些问题得出逐步深入的认识。这里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一
文艺的社会效果，就是文艺对生活所产生的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活不是单个人的随心所欲的活动，它的核心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文学艺术活动，离不开社会实践。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文学艺术最广阔、最丰富的源泉，也是检验文艺的根本标准。文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检验于实践。我们讲求文艺的社会效果，归根结蒂，就是运用文艺这种精神武器，反映社会实践，促进社会实践，给人民以健康的美感，帮助群众正确地认识生活和改造生活，进而推动历史的前进。我们估量文艺的社会效果，必须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依据，看它对社会实践产生了什么作用，是有利，还是有害。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就失去了追求社会效果的正确目标，也失去了估量社会效果的正确依据。
在社会效果问题上，曾遇到种种错误观点的干扰，如超功利主义的干扰，更严重的是狭隘功利主义的干扰，等等。
超功利主义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倾向。
狭隘的功利主义也是错误的。它虽然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却把这种作用简单化、庸俗化。诚然，文艺要对社会生活产生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是通过特殊的形式进行的。文艺是一种美的精神产品，它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形象，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进而影响人们的行动。它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往往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它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有教育作用，也有认识作用和美感作用。狭隘功利主义抹煞了文学艺术的特点，抹煞了文艺的多方面的社会功能，抹煞了群众对于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需要，要求一切文艺都要简单地隶属于政治，都必须直接地配合一定的政治宣传。它离开了认识作用和美感作用来讲教育作用，离开了艺术性和真实性来讲倾向性，结果就取消了艺术所特有的感人魅力，使文艺的主题、题材、内容、形式变得十分狭窄，使文艺变成政治概念和政策条文的传声筒，严重地违反了群众的需要。林彪、“四人帮”利用了狭隘的功利主义，把它发展成反革命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十年的大动乱，文艺的社会效果问题被搞得十分混乱。
我们认为，既要反对超功利主义，也要反对狭隘功利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革命功利主义。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同心同德、聚精会神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四个现代化贡献积极的力量。党中央指出，在文艺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不应横加干涉。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是十分宽广的，不应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但是防止简单化，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拓一切有益途径，更好地促进四个现代化，决不是可以脱离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伟大目标。现在，简单化的观点和做法确还存在。某些同志否定文艺的批判功能，认为我们的文艺只能“歌德”，只能写正面的东西。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往往抓住一些枝节性问题就全盘否定一部作品的社会作用，甚至把种种社会问题都归罪于某些文艺作品。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种片面性。在某些同志看来，文艺家无法事先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倘若要求作者考虑社会效果，那就是“先验论”、“设框框”；倘若指出某个作品社会效果不大好，那就是“打棍子”、“刮冷风”。显然，这两种观点都不能令人赞同。我们只能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能陷入任何一种片面性中去。我们在批评一种错误的时候，不能走向另一种错误。矫枉不能过正。这个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二
三年多来，我们的文艺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邓小平同志的这个估价，概括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文艺工作的客观实际。
有的同志提出：现在谈论社会效果，是否意味着前一段文艺创作出了什么大的乱子？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理解。三年多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整个思想文化战线正在逐步恢复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文艺界也不例外。多数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的联系密切了，社会责任感增强了。许多同志切实地从生活的客观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勇于打破一切与之相违背的框框，深入反映群众的生活、思想和愿望，努力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高度地统一起来，创作了一大批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我们的文艺创作主流是健康的，成绩是巨大的，总的来说，社会效果是很好的。
当然，在肯定我们文艺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文艺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支流。少数作品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效果不够好甚至不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创作未能摆脱“左”的思想影响，仍有某种僵化或半僵化的东西。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作者有着解放思想的强烈愿望，但是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对生活的认识也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因而某些艺术描写不符合社会生活的客观实际。还有极少数作品，思想感情不健康，艺术趣味不高尚，流露某种悲观失望的情绪，散布了某些低级庸俗的情调。出现这些情况并不奇怪。我们正处在一个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地认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文艺正确地反映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出现一些片面性是不难理解的。还要看到，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存在，各种旧思想的存在，社会上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的存在，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文艺领域中来。对于这些情况，用不着惊慌失措，这是前进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我们不能无限夸大这种情况。但同时，又要十分严肃地正视这些确实存在的问题，采取引导、说理的方法，积极、审慎地克服文艺工作中不健康的支流。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前进。
三
在今天，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从根本上说，就是注意作品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文艺要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庄严职责，帮助人民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扩大文化知识视野，满足他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为了更好地促进四个现代化，需要从多方面改进我们的文艺工作。就文艺创作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革新创造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二十一年前，周恩来同志就向文艺工作者提出：“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客观的可能性要与主观的能动性结合起来。”
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有勇气，勇于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勇于提出群众所迫切关心的问题，勇于在艺术上进行探索和创新。没有这种精神，社会主义文艺决不可能前进。但是光有勇气还不够，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就是说，要严格地从生活出发，忠实地反映客观实际，随时用客观实际来衡量和纠正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使自己的精神产品尽可能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思想解放是个探求客观真理的过程，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它的标准是实践，是主观符合于客观。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可能达到好的社会效果。
三年多来，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瞒和骗”的文艺，努力发扬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坚持实事求是。但是，现实主义不允许胡编臆造，并不意味着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听到什么就写什么。鲁迅告诫青年作者，“不看到一点就写”。现实主义的艺术，应当对大量的生活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塑造出细节真实和历史真实相结合的典型形象，表现出生活的本质。斯大林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这一点十分重要。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经常会有曲折，会有局部或一时的倒退。但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定要冷静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今天，在我们的面前还有着许多困难，文艺不能回避这些，掩盖这些，不能用甜蜜的神话去安抚群众。但是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正在战胜困难，这毕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文艺表现人民战胜困难，鼓舞人民战胜困难，这是责无旁贷的。当然，具体的文艺作品，只能表现历史的某个片段和生活的某个侧面，它完全可以有不同的侧重。可以侧重歌颂新人新风，也可以侧重批判歪风邪气，可以写悲剧，也可以写喜剧。重要的是作家本人对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排除各种障碍，一心奔向四个现代化。这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大的生活真实。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住今天中国的历史真实。
文艺既要歌颂也要暴露，歌颂和暴露都要实事求是。我们当然要大力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这方面扎实有力的东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是歌颂如果不实事求是，就起不到好的作用，甚至会走向反面。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深刻的教训，把歌颂发展成造神，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效果。应当看到，今天，这种东西并没有绝迹。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骄傲自大、爱听颂扬的人，还存在着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人，不实事求是的歌颂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文艺创作中来，这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是严重的腐蚀剂。同样的，暴露和批判也要实事求是。有两种不实事求是的暴露和批判，一种是浮皮潦草，一种是夸大其词。浮皮潦草的暴露，不能引起人们对丑恶事物的正视。无限夸大的暴露，把生活写得一团漆黑，就会使一部分人动摇信心。有对敌人的批判和揭露，有对人民内部缺点错误的批评，两者应有严格的区别。不加区别，就会伤害自己的同志，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不利于安定团结。近一个时期来，出现了不少继续揭批林彪、“四人帮”或者是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歪风邪气的文艺作品。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也有极少数作品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苗头。它们不是严肃地挖掘丑恶事物的根源，而是靠渲染丑恶现象来招引读者观众。似乎暴露得越血淋淋、越阴惨惨、越离奇、越骇人听闻就越好。当然，我们不是说某种现象绝对不能写，但文艺要靠生活根基的扎实，主题思想的深刻，艺术创造的优美去吸引人、打动人，而不能专靠制造耸人听闻的东西来哗众取宠。个别作品在渲染丑恶现象的同时，还宣扬一种世皆昏浊的可怕观念，欣赏一种玩世不恭的处世哲学。它们虽然数量极少，但所反映的问题却值得引起正视。
我们党总结了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现在，重要的在于把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进一步落实到文艺工作中来。我们的文艺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奋勇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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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真实”与“真诚”
钱谷融
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序文中说，他在写作过程中，总竭力“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这需要花很多时间”，使他的写作因此“进行得很慢”。但是，他认为“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
从他这句话看来，可知要得到真实，是比真诚更困难的。道理也很简单，真诚是主观方面的事，只需求其在我就行。真实却必须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才能达到。做到真诚，只是一个态度问题；求得真实，却还要涉及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其间的难易，是很显然的。
但是，容易做到的事，并不就是无足轻重的事。（其实，要做到真诚，也并不容易！）单有真诚，固然不一定能达到真实；然而要想求得真实，却不能没有真诚。真诚可以说是达到真实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没有一个真诚的态度，是决走不到真实的彼岸去的。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中，十分重视艺术家的真挚，他甚至把它看做是对艺术的价值和感染力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未免过分夸大了真挚的作用，但应该承认，他这意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要说象文艺创作这样一种与艺术家个人的感情、态度密切相关的工作，决不能没有主观上的真诚；就是办事情，做学问，要想认认真真、实事求是地追求一点真理，没有一个真诚的态度，也是不行的。因为真理，常常不是浮在表面的，要想得到它，必须下苦功进行深入的钻研。而缺乏真诚的态度，你就深入不下去，也就很难得到真理。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尽了摧残和虐杀，文艺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被硬生生地给斩断了。于是，在那一段时期里，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一些“瞒和骗”的文艺了。“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现实主义传统被逐步恢复，我们的文艺园地，正在呈现出一片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现实主义尽管是一条广阔的道路，要学会在这条道路上驰骋，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有多方面的准备。譬如：思想学识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认识和表现能力的锻炼，特别是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等等。不具备这许多条件，不在这许多方面痛下功夫，是写不出有高度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作品来的。
现实主义所追求的，首先当然是“真”。这“真”，我觉得，应该包括“真实”与“真诚”两个方面。真诚是个主观态度问题，似乎与现实主义是两回事。但是，现实主义不是首先要求作家应该忠于现实吗？忠于现实，难道不正是个态度问题？所以，讲现实主义，是决不能够把态度问题撇在一旁的。只有在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二者缺一，或者二者相割裂，都不会有现实主义。
不过，无论是“真实”，还是“真诚”，都有各种深浅不同的层次。就“真实”而论，既有表面现象的真实，也有内在本质的真实；既有个别事物的真实，也有整体现实的真实。就“真诚”来说，既有表现肤泛之情的真诚，也有体现至性至情的真诚；既有个人利己主义者的真诚，也有心系国家安危、人民哀乐者的真诚。现实主义必须有客观真实与主观真诚的结合，在结合的方式与程度以及其中各种成分的比例上，更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所以，尽管同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各自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达到的水平，却可以是迥不相侔的。这里，不但有着如列宁所说的“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而且，也有着作家、艺术家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思想艺术质量以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一八五九年五月，恩格斯在他那封论革命悲剧的信中曾经这样说：“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要完成恩格斯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任务，的确是不容易的。然而，这却是现实主义艺术所应该树立的目标。处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们，难道不应该向着这一目标去努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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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他们的灵魂多么美丽
——略谈《西线轶事》的心理描写
思忖
一年多来各地文艺期刊发表的反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的小说中，徐怀中同志的《西线轶事》
（载《人民文学》一九八○年一月号）是较优秀的一篇。它在艺术概括的广度和深度上，在探索一代新人的内心世界和感情上，为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经验。
我觉得，一般地描写我们的英雄健儿在疆场上为国立功的英勇壮举，并不是很困难的，有相当多的战地通讯和短篇小说早就做到了这一点。现在读者希望进一步了解的是：被称做“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青年战友，是在林彪、“四人帮”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造成巨大创伤的年月成长起来的，为什么他们初上战场竟能如此出色地完成祖国人民的重托，毫不顾惜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西线轶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一个女子总机班的种种饶有兴味的故事，展示了一代青年内心感情上所经历的漪澜波涌的历程，使我们加深了对“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了解。《西线轶事》主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在这里，它的艺术价值也在这里。
经受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老战士一定还记得，那时入伍第一课要解决的就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怎样爱人民和怎样恨敌人，这是深深烙印在每个战士的感情血肉中的。拿这一点来衡量，该怎样认识和估价今天这些“没有让连里干部少伤脑筋”的一代青年战友呢？我们的社会生活丰富复杂，战士的性格、脾气、感情、理想也就十分复杂。要把性情、脾气各不相同的战士统一到领章帽徽下面来，要把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的一群女孩子的心收拢来，把她们塑造成祖国人民完全信得过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灵魂工程”啊！
作者正是以这为起点，把这些可能会使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们事后都觉得羞于启齿的“优胜纪略”，用一种幽默而含蓄的笔调，时而寓庄重于诙谐，时而藏爱怜于嗔责，朴实地、不加藻饰地披露了出来。至于说到这项“灵魂工程”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的，或许应当包含连长端来小板凳让她哭够了再去训练的“耐心等待”，包含指导员对于不守规定的“个别同志”的严厉批评，包含妈妈们的“不要象在家里，胆小害怕可要不得”的叮嘱，或许还应当把她们在知青户打下的底子也计算在内，而尤其重要的，是后来在战场上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的特殊锻炼。总之，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我们的一代新人从生活习惯到精神面貌都有了显著的变化，那些有碍于履行革命军人庄严职责的不那么“可爱”的杂质被汰除了，那些深埋在心灵里的美的素质被挖掘出来了。他们对于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问题的理解，可以说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但是，以上的概述还远没有揭示出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点。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西线轶事》竟没有在其中的任何一处刻画出越军士兵的凶残、野蛮、丑恶，也没有一处提到我军战士对越南士兵的仇恨和报复心理，作者只是倾注他的全部热情，来表现当祖国由于林彪、
“四人帮”的空前浩劫被推到生死存亡的危险边缘时，她的忠贞的儿女们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怎样意识到人民战士的神圣职责和打好这一仗的重大意义。
请看那个父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惨死、自己因不能忍受母亲被侮辱而在打架中鬓角落下了一道伤疤的刘毛妹，在自卫还击前线表现得那样的英勇无畏，他全身负伤达四十四处，下巴骨和牙床都砸得稀烂，还用缴获的越军的报话机向指挥所发出最后的报告。他那无穷无尽的精力来自何方？那封用两层塑料纸珍重包好的遗书为我们揭开了这位青年烈士心底的谜：“越南当局为什么竟敢于如此，竟觉得欺侮一下十亿人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实在是值得想一想的。同志们谈起来，都说内心隐隐的有一种危亡之忧。”“其实，力争四化，这本身不正是回答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吗？这个世界，你站在落后地位上，也就是站在危险的地位上。”从这封饱蘸着对祖国的无限眷恋之情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代新人在怎样思索和总结那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教训，又怀着怎样如火如焚的忧国忧民之情，寄托着对我们前途和未来的美好的希望。
限于篇幅，我不想一一复述和分析作者展示给我们的每一青年战士的内心的奥秘，只想请读者在掩卷遐思之际，多多想一想：那个因母亲受株连而备尝艰辛才懂得什么叫没饭吃的陶坷，为什么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那么深挚崇高和矢志不渝的感情？为什么她总能那样乐观和充满信心，总能从周围的一切进步事物里看到光明和汲取精神营养？那个来了例假、受了风寒，身子软得象面条的路曼，在急行军之后，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冒着敌人炮火搭起人梯参加高架线路的？那平时见到一只死老鼠都害怕的吴小涓和杨艳，头回执行架线任务就遇到三具越军腐尸挡住通路的难题，是什么力量使她们战胜那怯懦的心理，生长出战士的胆气的？此外，那个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美援朝的几次战争，都在身上留下了纪念的白发将军，当他读到少年陶坷那张“因事外出”的证明条时，为什么扑扑答答地淌下了热泪？那个被关进“牛棚”的总时间等于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的军属老大妈曾方，为什么要女儿记住“不能再丧失时间，不能再没有一个平静的建设环境了，只讲这一点、这一仗就非打好不可”？所有这些，包含着多少有社会内容的心理活动啊！作者或委婉悱恻，或直抒胸臆，或轻描淡写，或浓墨重彩，总能从他所刻画的人物的精神生活中，让读者看到时代精神的鲜明印记，认识一代新人的精神特征。
《西线轶事》全篇共分十节，记述战场生活的连五节都不到，大部分的篇幅都用来抒写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在战士心灵中所留下的深刻影响。它富有说服力地证明：我们党和我们的军队所塑造出来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感情是何等的丰富，他们的襟怀是何等的宽广，他们的思索是何等的深邃，他们的灵魂是何等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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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体察 精心揣摩
——李默然是怎样扮演领导干部形象的
塑造领导干部的形象，难度较大。而李默然的扮演，却给人以真实、生动之感。他在话剧《第二个春天》里扮演过政委冯涛；在《八一风暴》中扮演过党代表方大来；在《市委书记》中扮演过市委书记陈明；在《熊迹》和《走在战争前面》的电影中扮演过公安局长、大军区副司令员等等。李默然塑造的这些领导干部，生活气息浓郁，富有艺术感染力。特别是在话剧《报春花》中扮演的厂长李键，更真实、动人。
李默然为什么能演好领导干部？他自己说：“要在舞台上塑造好领导干部的形象，演员不能从概念出发，必须从生活中体察。”他每次开会或者同干部接触，从不放过一切时机，观察、研究各种干部的语言、行动、思想状态。为他在舞台上塑造领导干部形象，打下了良好的生活基础。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往往扮演一个角色时，还要根据剧本需要，再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比如为了演好李键的形象，他就到纺织厂同许多干部一起生活、工作、劳动。在生活中，既注意他们在重大生活事件面前的思想面貌和言行，又注意他们在生活上的细微末节。他给李键设计了思想敏感，行动稳健；火热的心肠，平易的外貌；勤奋好学，学而不厌的特征。然后，又对人物的形体动作、步态和语言形式进行表演艺术的创作。他在扮演中并没有挺胸直腰，端个干部架子，而是利用自己自然驼背的形体动作，穿了一件普通便服，给观众以亲切、朴实的感觉。
为塑造好领导干部的艺术形象，李默然还特别注重在排练时对角色心理状态的反复揣摩、研究。如在《市委书记》中，为了鲜明而准确地表现市委书记陈明在承受个人不幸遭遇时，又深沉地思考着党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复杂心理状态，李默然在对陈明的思想性格进行了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对李洋拿出公安局逮捕陈明儿子的材料这场戏，做了反复表演实验，有时一直表演到深夜。他终于从一次次表演中，体验到了陈明的思想感情。他感到，当陈明看到公安局逮捕他儿子的材料时，应该是激愤的心情在加深、在积累，而且又要控制激动的感情；当孩子还不知道即将被捕，劝陈明饮喜酒时，陈明应该是喜酒难饮，纵然有千言万语，也要努力控制；当他儿子看到公安局的材料，安慰陈明时，陈明应该是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经过李默然这样的认真探索，在表演上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努力说好台词，这是李默然的又一硬功夫。《报春花》的第六场，有这样一句台词：“可现在又有三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我们能坐得住吗？”起初，以“悲”的语气处理这句台词，说得低沉无力，引不起观众的共鸣。后来，改用既“悲”又“愤”的语调，有力地表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对“四人帮”的痛恨和立志改变现状的决心，激发了观众，场场掌声雷动。在表演李键对吴一萍说的一段话时，李默然找了生活中的许多实例做了比较，于是他以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出那些台词，既充分表达了李键当时的思想感情又不使观众感到生硬，反而感到很亲切。对此，李默然深有体会地说：“同样一句话，表达的语气不同，效果就大不一样。对演员来说，要真正地了解你所扮演的角色，说每一句台词，都要充分揭示人物彼时彼地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
本报记者 程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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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修订再版
孙党伯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刘绶松同志（原全国文联委员、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的遗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使这部被禁锢了十多年的著作重见天日。这不仅为新文学的爱好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学习的好教材，而且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有力的批判，是对刘绶松同志本人最切实的昭雪和纪念。
刘绶松同志的这部书，论述了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间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观点明确，史料充实，因而在一九五六年初版以后，曾得到学术、教育界的好评。但“四害”横行期间，这部书竟被打成“黑书”，著者刘绶松同志也被打成“黑帮”、“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吹鼓手”，横遭迫害和摧残。这位长期从事大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著名的新文学史专家，不幸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含冤死去。
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部决定将这部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修订重新出版。修订本保留了原著的基本面貌，大体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对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经验，作了比较明晰准确、具体生动的论述，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的新文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马列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并朝着社会主义和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发展。
第二、比较好地做到了给新文学史上的主要作家作品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本书突出了鲁迅作为新文学的旗手和主将的历史地位。同时，热情肯定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对于茅盾的创作的分析也颇多独到见解。此外，对曹禺、巴金、老舍、丁玲、蒋光慈、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创作，也都作了较充分的论述与肯定。对于那些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英勇牺牲的作家，如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也作了应有的评价，对瞿秋白、冯雪峰在三十年代文艺运动中的功绩，也都作了介绍与肯定。就是对于新文学史上一些资产阶级流派的作家如徐志摩、陈梦家等，也作了具体的分析。
应当指出，这部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于某些作家作品的论述不尽精当，这次修订时，虽作了一些修改，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未能一一加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