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中央编译局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和实践,今天对我们仍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动统治比较脆弱的国家里取得了胜利。革命的成功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了政治前提。掌握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大体上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之后,就必须坚决、迅速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生产力,尽快地用社会化大生产代替小生产,使社会主义具有自己的物质基础。这是列宁领导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指导思想。列宁强调指出,苏维埃俄国仅仅在政治制度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对付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才能以丰裕的产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彻底消灭阶级创造条件。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造落后的经济,使工农业现代化。因此,早在一九二○年初,列宁就抓紧时机,组织了近二百名俄国第一流科学技术专家,制定出十年至十五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规划,即著名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列宁甚至把电气化计划称为“第二个党纲”,并且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一个政治纲领还不够,还应当用第二个纲领,即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
列宁深刻地论证了经济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同时,亲自领导着苏维埃国家在内忧外患的险恶环境下抓紧机会千方百计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一九二○年十一月,红军战胜了世界帝国主义在俄国的最后傀儡,胜利结束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终于能够真正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面前了。在此之前,迫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客观形势,列宁几度想这样做都未能如愿;而当有了这种可能,他想立即这样做的时候,又受到党内派别斗争和无休止的大辩论的干扰。尽管如此,他还是坚定不移地领导党和国家全面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终于转向了“经济方面的政治”。他从不把经济建设看作单纯的经济活动。他赋予经济工作以明确的政治意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经济工作的是老板,不是国家机构,但是在苏维埃国家里,经济工作是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情,是“最有意义的政治活动”。
在苏维埃俄国进入大规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期后,列宁告诉党和全国人民,今后如果不发生什么突然事变,经济建设应当成为中心的任务。他指出,实现这一点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武装干涉,第二个条件是财政危机不过分严重,第三个条件是要不犯政治错误。列宁尤其关注的是第三个条件即政治上的条件。他说,他希望大家少谈些政治,多搞些经济,而要实现这种愿望,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因为政治错误使党离开经济工作,迫使党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他希望全党不犯可悲的政治错误,学会避免小的冲突,绝对禁止党内的派别活动,不搞奢侈的浪费时间的大辩论,以使国家的经济工作不致中断,而是持续地稳定地进行下去。

列宁在经济建设中,紧紧把握住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这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切经济措施的采取都必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建设在这方面是走过弯路的。列宁总结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执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就是纠正经济政策中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一种特殊的、物资异常匮乏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前线的需要而被迫采取的,很明显,它的许多措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连年战争的破坏,使俄国的本来底子就很薄的经济疮痍满目、濒于崩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执行,势必加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动乱,威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
列宁冷静地估计了当时俄国的政治状况和经济实际,果断地领导党和国家实行退却,采取新经济政策,探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途径。他领导党和国家对经济进行“改编、调整、改组”,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和相应的措施: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力;成立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制定和协调各部门的具体计划,保证远景计划的实现;改组工业管理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力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人经济存在,促进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来恢复和发展工业;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重视使用科学技术专家,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厉行节约,缩减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改变领导作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等。列宁特别指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政权和经济命脉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足以控制这种资本主义关系,使它在一定限度内发展。这对一个小农国家的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是大有益处的。从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而要先放慢经济建设的速度,为了恢复工业而要先恢复农业,为了恢复大工业而要先恢复中小工业,为了恢复较集中的中央工业而要先恢复较分散的地方工业,为了走向大生产必须先使小生产发展起来,为了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必须先使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活跃,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要先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些都体现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光辉辩证思想。新经济政策施行的结果,俄国的经济生活活跃起来,生产力逐步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改善。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俄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缺少管理的本领。他认为培养、使用人才已是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他大声疾呼: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人才问题。
列宁看到,经济建设的开展,一定会引起干部队伍构成的变化。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要求相应地改变领导者的职能。因此,要适时地改编干部队伍,以适应新条件和新任务。列宁认为,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并不适合担任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因为管理是一种特殊本领,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列宁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和经济管理干部丢掉门外汉的傲慢态度,要热心于各种经济建设业务,钻进去,抓紧学习,使自己由外行变成内行。如果由外行来主持经济管理事务,那或者是无所作为,“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或者是到处随意发号施令,结果事与愿违。这样就会使经济建设遭受损失,引起人民群众的失望和不满。列宁希望那些担任负责工作的人员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不愉快的真理——自己不善于管理,也老老实实地去做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从头学起。只要放下架子,肯去钻研,那是一定可以学会的。在这方面的任何懈怠,得过且过,是对人民的犯罪。列宁主张对干部进行考核,表扬和奖励那些实干苦干、做出成绩的工作人员,尤其要把那些真正忠于无产阶级政权、胜任工作、有创造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列宁认为,经济建设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使用科学技术专家。列宁所说的专家就是科学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在经营商业、管理大企业、监督经济业务等各方面具备实际工作经验和知识的人。列宁认为,吸收先前阶级的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为新阶级的事业服务,利用先前阶级的掌握着这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来为新阶级进行经济建设,并在工作中对他们加以改造,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只能用共产党员纯洁的双手来建设的想法,不过是幼稚的空想。不很好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这些现成的“砖瓦”,社会主义大厦是建立不起来的。列宁斥责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科学技术专家统统叫做“资产阶级专家”的人是给共产党人丢脸。列宁强调指出,如果一切领导机关不能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自己业务的专家,不用同志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列宁自然更是非常珍视,爱护备至。
列宁对发展各种教育事业,尤其是对农村的扫盲工作十分注意。科学社会主义同愚昧、无知、不文明的现象格格不入,它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文化的基础上。至于从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人才到领导岗位上来的问题,列宁一直没有放松过。列宁认为,必须仔细、耐心地去考察和识别工农中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既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团结广大群众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经过多次考验之后,才应该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管理国家的中坚力量。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说道,工人和农民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探索怎样把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的时候,不可能知道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的形式和途径,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在这方面提供决定性的指示。社会主义不是按照上面的命令建立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
依靠人民群众的经验,依靠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工厂农村的共同经验,党和国家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实行符合实际的领导,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列宁说,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要公开承认自己的本领不大;先锋队务必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对自己的每一步骤进行千百次的实践检验。他批评某些“共产党员官僚主义者”惯于发表有害的空谈和抽象的议论,希望他们认真地考虑实践经验,具体地研究地方经验、细节、小事情,深入到县、乡、村的实际生活中去,分析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为什么(用什么方法)在极端贫困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能够获得虽不是重大的却是真正的改善,不要怕揭露缺点和错误,要大力宣扬和介绍任何有些成绩的地方工作人员。这样的工作做得愈多,愈深入实际生活,整个经济建设也就会愈加顺利。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实行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失误和挫折中摸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说,资产阶级学习经济管理学习了几百年,他们有机会反复地学习和修正自己的错误。布尔什维克党不能因为在短期内没有学会而悲观失望。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必须成为谨慎、勤勉、能干的“主人”,应当比资产阶级学得快。
列宁的这些铮铮作响的话语,激励着我们坚定不移地把前人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我国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道路上辛勤奋斗了三十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尽管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当年的苏维埃俄国大不相同,但是,学习列宁在探寻社会主义建设途径方面提出的精邃的理论思想,敢于根据客观情况决定进退取舍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可以提高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自觉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去开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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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论淘汰在新长征中势在必行
鲍彤
写下题目,赶紧声明:不是什么论文,只是一点点小杂感而已。
小杂感何必冠以大题目?其一,实在想不出别的足以达意的题目来。其二,在大题目底下抛块碎砖头,也许侥幸能够引来更多的玉。
进行新长征,就是向现代化前进。这是我非常赞同的。正因为赞同,所以也来呐喊,插一句嘴:新长征同时也是一个淘汰的过程。尽管前进使人高兴,淘汰则似乎有点煞风景,但是淘汰之值得庆祝,正与前进相同。幸而恐龙早已成为化石了,或者说,被淘汰了,否则,人类不可能出世,更不可能主宰世界。所以,对前进和淘汰,必须配合起来同时加以考察。
在新长征中,有四个字是一定要做到的:多快好省。真心提倡这四个字,就不能讳言淘汰。淘汰什么?不多不少,也是四个字,叫做少慢差费。真心站在多快好省这一边,见到这种淘汰,一定不会掉眼泪,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欢呼:实在该淘汰!
现在,许多同志正在为效率大声疾呼。这是非常正确的。高效率同现代化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我甚至想,如果在高效率和现代化之间划一个等号,大概也不至于太离谱的。而效率的提高,也是一种淘汰,起码要把官僚主义淘汰掉。在效率和官僚主义之间,没有两全之策。官僚主义是一副套在效率身上的镣铐。如果把镣铐错当作项链、手镯之类的宝贝,舍不得割爱,那么,镣铐也许保全了,效率就被束缚住了,解放不出来了,提不高了。
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也是一种淘汰:对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的淘汰。革新革新,不革不新。要新,就必须有所革,有所淘汰。科学技术之所以是伟大的生产力,就在于它能够淘汰过时的东西。科学技术也必须在淘汰旧东西的过程中,才能使自己成为伟大的生产力。能不能“普渡众生”,让旧东西也买一张船票,同新东西一起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去呢?诚然,如果铜壶滴漏能够象手表一样戴在腕上,如果驿马能够跑得跟传真电报一样的快,那是可以而且应该把现代化的船票卖给它们的。可惜那些旧东西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体积庞大,笨重之极,勉强搬上船,就会象李清照在一首词里所说的,“载不动,许多愁”,没法启航,结果,势必把新东西也耽误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在大家都在注意质量,都在择优。选拔人才,要择优;采购商品,要择优;一项工程,几种设计方案,采用哪一个,也要择优。不择优而择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种苦头,几年前已经吃够了。择优就必有淘汰。其实,择劣也是一种“淘汰”,只是方向相反,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倒车就是了。
可见,同一个过程,从正面看,是前进,因为它在趋向未来,从反面看,必是淘汰,因为它在离开过去。正反两面,总是形影相随的。谁见过只有手心没有手背的手呢?谁见过没有脊背只有胸膛的人呢?前进和淘汰是一对双生子。每一个肯定,同时都是一个否定。推而广之,尊重科学是淘汰,淘汰迷信。提倡学习是淘汰,淘汰夜郎。“开动机器”也是淘汰,淘汰只会照抄照转的“收发室”。
现在可以总括起来说一句:搞现代化,就是要把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非现代化的东西淘汰掉。当然,这项淘汰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一步一步来。
在这个布新除旧的过程中,现代化的东西和非现代化的东西,相当一个时期内无疑是会同时并存的。但从总的趋势来说,现代化的东西总是要逐步发展,逐步取代非现代化的东西的;非现代化的东西如果不朝现代化的方向进行改造,势必或迟或早被淘汰。至于淘汰的速度和规模,则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总的速度和总的规模。又要快快前进,又想慢慢淘汰,就象又要跑步,又要影子不动一样,难极了,难到办不到的程度。
所以我认为,在新长征这篇大文章中,淘汰是应有之义,所以我也希望,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在“写”这篇大文章的时候,最好能够就淘汰问题“写”几句话。在前进的过程中,请想一想该淘汰哪些不符合前进规律的东西,想一想如何加以淘汰。要在脑子里为淘汰这个概念留一席地,不要怕它,也不要绕开它,不承认它。客观上有这种现象,主观上就应当有这样的观念。没有精神准备,会吃亏的。
比方说,铁椅子和铁饭碗之类的东西是否能够永存,就很值得研究,很需要有一种精神准备。铁椅子的好处是牢靠,铁饭碗的好处是砸不烂,惜乎这些铁器太沉重了,不利于行军,更不利于长途兼程行军。驮在背上,不胜负担。老是把它们放下来休息吧,又有很大的引诱力,见椅歇腿,见碗开胃,千里马也难免恋栈,二十天的路也许得一百天走。所以,这些铁打的东西,恐怕以淘汰掉,换得轻便一点为好。换了以后,可能会容易损坏,不过,也有一种好处,可以使人们更用心,更谨慎,而不再那么有恃无恐,那么玩忽。能不能照顾这些铁器呢?要说照顾,必须照顾有利于现代化的东西,不能照顾拖现代化后腿的东西。照顾了铁椅子、铁饭碗,会使几亿长征大军都落在人家后边,集体挨打,集体被淘汰。这个亏太大了,谁也吃不起。
谈到淘汰,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似乎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应当有这种现象。殊不知消灭剥削就是对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淘汰。时间在前进。把落在时间后面的东西不断地淘汰掉,正反映着我们的社会不是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把社会主义当作保险公司,无疑是一种有害的错觉。
不是害怕淘汰吗?很好,那就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前进吧!如果精神上有所准备,大家齐努力,落在时间后面的现象反而会少,淘汰的面反而会小。前面说过,非现代化的东西如果不努力向现代化的方向进行改造,其后果将不免被淘汰。反过来说,如果能够自觉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改造再改造,前途将不可限量。大家都能认识到前进和淘汰的关系,都知道人间尚有淘汰一事,都知道不能懈怠,不能慢吞吞地走,必须向前赶,自强不息,那就大有希望。可怕的是觉得什么都保了险,高枕无忧,万事大吉。这种思想最害人,使人因循,苟安,不学习,不求革新,不求进取。不承认新长征中有淘汰,正是被淘汰的祸根。
一百多年前有一部书,内容已经陈旧了,但书名取得非常之好,叫做《盛世危言》。的确,危言是可以出盛世的。危言淘汰,对于走向现代化的盛世,如果能够稍稍起一点微薄的作用,这篇杂感就达到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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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第一期简介
我国哲学工作者和关心哲学科学的工作者,需要了解当代自然科学的进展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以及国外在这方面研究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编辑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季刊),就是为满足上述要求而出版的资料性刊物,主要是翻译介绍国外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文章。
近三十年来,由于计算技术、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发展,已经能够用计算机模拟或代替一部分人脑的思维机能。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和神经科学,开始对人脑思维的物理化学机制进行探索。这就促使一些哲学家对思维的本性、起源等问题进行新的探索。本期发表的波普和邦格的文章,都是研究这些方面的问题的。
关于辩证法和方法论,近年来国际哲学界有着不少争论。这一期《丛刊》发表了《黑格尔的矛盾真理命题》,结合现代数学和物理学论证了矛盾的客观性。把科学哲学的研究和科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是美国科学哲学的新趋向,托马斯·库恩是这种趋向的代表人物,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是介绍和评述库恩的。
以“哲学与现代科学的世界观”为主题的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探讨了大量的科学哲学问题。它反映了当代自然科学的进展给哲学带来的深刻影响。本期选载了这届会议的五篇论文。
此外,第一期还刊载了数学、物理、天文、地学、生物学等几方面的自然科学哲学论文,可供参考。
(肖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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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故事里的逻辑》出版
我国逻辑工作者近来写了不少好书,吴家麟编著的《故事里的逻辑》就是其中的一本。
对于初学逻辑的人来说,只有具体的东西才是形象生动的,只有联系具体的东西,才容易理解抽象的东西,也只有联系具体的内容来学习形式逻辑,才能学会运用。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故事里的逻辑》一书的作者抓住了抽象与具体的联系这个关键,比较通俗生动地来讲形式逻辑的道理。作者选用了古今中外四百多个典型故事,用以说明形式逻辑的方法、形式及其规律。它不同于一些通过一个故事讲一个逻辑道理的普及读物,而是通过大量的故事材料系统地讲解了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并就某些逻辑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书的缺点是,一些章节中的故事材料似嫌烦琐,个别故事的逻辑分析还值得推敲。(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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