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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初春农话
本报特约记者 李准
过罢春节，想到农村走一走。从去年农村贯彻经济政策以来，没有下去过，思想上有很多疑虑问题。比如经常听到这些议论：“农村乱了，资本主义泛滥起来了！”“农村两极分化了！又出现穷的穷、富的富了。”还听到说：“现在农村投机倒把分子到处都是。”
对于这些议论，我不敢置可否。在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后，农村到底产生些什么变化，说不上来，因此就想作一点调查研究。到哪里去？还是河南洛阳家乡，那里的风俗人情比较熟，容易了解一点真实情况。
正月初六日动身到洛阳，第二天出龙门南行。经伊川、嵩县、栾川、临汝四个县，访问了十几个生产队。我重点了解的是生产管理上“五定一奖”责任制的情况。虽然是浮光掠影，但通过调查，心中毕竟有了个数。
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伊川县大多是贫瘠的岭地；但伊河川却很漂亮，一边是清澈明净的伊河，一边是岗峦逶迤的九皋山。九皋山，据传说是“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九皋。其实山并不高，确切地说只能算岭。满岭层层梯田，叠翠绕岚，比之险峰崇山，更觉亲切。特别惹人注目的是那些地边一堆堆料礓石，带着红颜色的新土，都是从地里新刨出来的。“倒料礓”这种农活，过去是勤俭的农民冬春月里搞农田建设的一种措施。因为要精耕细作，必须把埋在土里的料礓倒出来。再一种，就是刨地里的茅草根。茅草根深扎五、六尺，最竭地力，挖起来很费劲。这种活很久没人干了；今年大家却都倒起料礓、挖起茅草根来。这是个变化。
到嵩县，我又发现，一大清早就有些老年农民背着镢头，到地里刨茅草，倒料礓。还有的带着穿干部服的儿子去整地边地唇。才正月初七、八，就有人一大早这样卖劲干活，使我很稀罕。后来在江村和农民座谈，他们告诉我：去年春天初贯彻责任制，说是联系产量，有些社员还半信半疑。后来到秋季，奖罚兑了现，群众的劲头忽地一下起来了。一个叫刘来宝的社员对我说：“我们队去年一冬天刨出的料礓，比哪一年都多。有个叫党孝端的农民，从半亩地中倒出了一百五十担料礓！从土改到现在，多年没刨出的料礓都挖出来了。”
说到春节干活，他们说：从一九五八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几年，年年号召过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一队长又敲钟，又挨门喊人，又是批评，又是辩论，好容易把群众领到地里，干半晌活就回来了。到初二初三，人们照样歇着。说是革命化，其实都是“形式”。过去赶个集要请假，串个亲戚要请假，去买盒火柴也要请假，更不要说看戏了。管的那么死，大家心情不舒畅，拿着家伙到地里也是“磨洋工”，所以产量老上不去。
在伊川县胡集生产队开会时，一个叫胡天祥的老年农民讲得好，他说：“现在是活没少干，戏没少看，粮食没少见，亲戚没少串。”他说他今年“节下”就看了三、四次戏，农活一点也没耽误。
说到看戏，今年在农村算是开了眼界。伊川县有两个国营剧团和八十多个业余剧团，从春节到灯节这些天，一天演两三场，还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有时还发生两个大队抢着拉戏衣箱的现象。在路上走，差不多每隔十来里地，便有搭的戏台和丝竹锣鼓之声，在路上可以看到络绎不断的绿男红女，有的是去看戏，有的是去赶春会，有的是挎着红漆篮子走亲戚。一路上欢声笑语，歌声起伏。
老实说，对这种景象，我很久没有看到了。这些年，我印象中的农村“春节”，是脱光膀子干活，是吃“忆苦饭”。现在从农民的脸上看到了“眉开眼笑”，也看到了“眉言目语”。这些“言语”告诉我，他们开始心情舒畅，有了“自由”的感觉了！对“自由”这个字眼，有些同志看了总有些害怕；从我的感受来说，这是好事，是可以“变作米粮”的。创造性是在“心情舒畅”和“人乐其业”的情绪下产生的，而这种“自由感”又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纪律和安定。
一次“民意测验”
洛阳专区的田间生产管理责任制，大体上可分三种，都是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有的联系产量到组，有的联系产量到劳力，有的还是实行季节小段包工、定额管理。根据我调查的几个县，大部分是第二种办法，即联系产量到劳力，也就是“包产到劳力”，由生产队对劳力实行定人员，定地段，定产量，定工分，定投资，超产奖励，减产受罚。实际上以上三种责任制，都是把社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又促进了社员对集体生产的责任感。
为了真正了解群众对“五定一奖”的态度，我们在伊川县鸦岭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在街上找了一百个社员，由大家投票，每人分红票、白票各一张，赞成的投红票，不赞成的投白票，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测验的结果，全是红票。我们曾一再强调不带任何框框，自己愿意投什么票就投什么票，结果还是都投了赞成票。
投票后，大家都还不想离开。后来和个别人谈起来，他们的意思是希望向上级反映一下，政策不要变，起码三、五年内不要改变。另外，他们希望定的地段最好也能三、五年不要变，这样他们就会放开手脚向地里施肥，搞些农田建设。
投票百分之百赞成，我还有点不大放心，就请了几户社员来算收入帐。鸦岭公社全是坡地岭地，去年秋季又遇上一场旱灾，要是往年，大部分要吃国家统销粮。可是由于政策落实，却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粮食比一九七八年增产百分之十五，棉花增产百分之三十五，油料增产百分之六十六。群众说：“政策比老天爷都厉害。”
北窑沟大队有个队干部叫王安娃，一家八口人、三个半劳动力，去年分了两千斤小麦、二百斤花生、红薯连超产奖励在内共收入一万斤、玉米一千一百斤、豆类杂粮一百九十斤。年终结算时，分余粮款一百九十元，两头猪卖三百五十元，自养牛一头赚了二百三十元，十八只鸡、两只羊收入六十元，卖剩余粮食又卖了二百二十元，总共收入现金一千零五十元。这还是穷公社，又没有任何工业副业门路。象这样的山区穷队，增产增收这么显著，社员是很满意了。因为前些年口粮不够，还要买红薯干吃。王安娃对我说：“这个政策对，我欢迎。”
临汝县的丁庄大队，一九七七年棉花亩产三十二斤，而且历史上棉花产量没有超过四十斤。一九七八年他们偷偷实行了责任制，亩产定六十斤，包给社员，结果亩产达到八十六斤。去年他们又实行了一年，亩产平均达到一百三十斤。这个队的党支部书记李二长说：“过去队长把喉咙都喊哑，都推不到地里。现在干活是‘一人包产全家忙’，老婆往地里送饭，学生放学到地里帮忙，连老婆老头都上阵了。”
在这个队里，我还访问了一个七十九岁的孤老大娘李景，按她的年龄和情况，队里应该给她实行“五保”了，可是她不愿意在家坐着。去年她主动要求包二亩半棉花。到了秋季，棉花超了产，她一共挣了两千工分，分四百多斤粮食、四十斤花生，还分了一百多元现金。她对我说：“单是管理二亩多棉花，这种活我能干得了。做惯活的人不干活着急，活动活动比在家强。”
当然，由于各地生产水平、管理水平、领导班子状况不同，推行责任制应该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有少数产量高、班子好的队，实行小段包工、定额管理也是好的。比如偃师县二里头大队，我去看了看。他们的小麦每亩单产已经到八百斤，社员不愿包也不敢包，班子也比较民主，所以就仍沿用定额管理。
现在农村的关键问题，还是进一步解除顾虑，认真落实政策。就我看到的一些社队，还是很不平衡。不少基层干部分不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总认为不排队下地，把地划作小块块管理，就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在落实政策时理不直，气不壮，不能从“按劳取酬”这个基本分配原则上来衡量管理效果。有些经过两年实践的队，情况就不一样。伊川县委的干部就体会到：生产责任制是“早贯彻，早主动，晚贯彻，就被动！”从洛阳专区调查的两千一百个生产队的情况来看，说明不管推行哪一种责任制，都比没有责任制的情况要好得多。去年，这两千一百个生产队的产量是：粮食总产量两亿零八百六十四万斤，比上年的一亿九千零三十三万斤，增产百分之九点六；油料增产百分之八十五点二；棉花增产百分之十七点四。其中联系产量到劳力的七十个生产队，粮食增产百分之三十点五，棉花油料总产，都是增一倍以上。无怪乎今年春节到农村，街上到处都是花生皮。这种景象，也是一、二十年没有见到了。
关于“两极分化”
责任制的好处很明显，基本上是适应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的，也是适应广大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管理经验的。实行责任制扭转了过去生产管理上的大轰大嗡的现象。栾川县前村大队一个队长说：“过去是上工喊一阵子，下地走一阵子，到地里等一阵子，干活磨一阵子，解手歇一阵子，评工吵一阵子，一天光干个天心，三个人不顶一个人。要不是责任制，干部累死也不行。”从以上反映情况看，实行责任制后，劳动工效高，农活质量高，这都是看得见的。但有的同志担心实行责任制后，农村会出现两极分化。对这个问题，我思想上也曾有过顾虑，总想劳动力弱的户会受到影响。经过向农民请教，他们的反映却不是这样。
在伊川胡集，一个叫胡天榜的社员对我说：“两极分化说不上，只是有的户先富，有的户后富。现在谁也不剥削谁，按劳取酬，实际上实行责任制后，大家收入都提高了。队里产量提高了，分值提高了，有些年年向队里拿钱的户，今年都不拿钱了。”
现在农村确实出现了一少部分“尖子户”。这些“尖子户”的收入增加，绝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临汝县宋王大队有个六十六岁的社员李为林，过去老两口靠换破烂过日子。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他买了一头母驴，养了四个月，生了个小驴，卖后纯收入八十五元；后来又买了一匹瘦马、一头瘦驴，经他精心喂养后，先后卖了四百八十六元。他还喂了一头肥猪，卖了一百五十元。在短短的一年零三个月里，老两口收入七百多元。象这样的闲散半劳力，过去是社会的负担，现在创造了社会财富。李为林感激地说：“党的政策使我生活好起来了！”
在栾川县，我访问了方村大队的“尖子户”王长安。他正准备参加县里的劳模会。他家八口人，五个小孩上学，家里只有两个半劳力。他今年五十二岁，去年干队里活，一人挣了三千多分，儿子当教师，挣三千工分，连同他老伴，全家共挣六千七百分，是劳动最好的户。他的家庭副业也搞得好，喂了九只母鸡，收入六十多元，喂了两头母猪，一年两窝猪仔，共卖了二百六十元。房前屋后种的花椒、核桃，又收入三十多元，上山刨猪苓（药材）卖一百二十元；另外还养了二十一箱蜜蜂，每年收入八百六十元。全年副业收入一千三、四百元，连同农业收入一千八百五十元（他们队去年一个劳动日五角），合计全年共收入三千二百多元。栾川县是个穷县，方村大队过去也是个穷队，象他这样的收入实在不算少了。
照王长安自己说：“政策得人心，遍地是黄金。要是前几年的政策，我也得吃统销粮。只要现在的政策不变，明年你再来看！”
从王长安身上，看到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开始发挥了。比如刨猪苓，他会看地上的药苗，一天就能刨几十斤。他家喂母猪，产猪仔最多，喂的也最肥，一个就卖十多元。特别是养蜂，春天别家的蜂光跑群，他家的蜂一窝也不跑。
我们常说，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社会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最重要的标志，是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个劳动者，能够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智慧。前些年农民们慨叹：“好胳膊好腿，不如长个好嘴”，“会背语录的人工分记得多，真正干活的人分不到粮食。”实践证明，那样是难以使农民发挥创造力的。
对于一些缺乏劳力的困难户，也确实应该注意。比如对军属，生产队实行照顾，群众就很拥护。另外对工人、干部、教师、医生在农村的家属，确实有困难的，生产队组织群众进行帮助，群众也没有意见。重要的是也要调动这些家属的积极性。嵩县李村大队第一生产队五十二户，有十二户工人、干部家属，去年他们都自愿承包了红薯地的管理任务。收获结果，全队共分超产奖励红薯九万七千五百斤，每户平均得奖励红薯一千八百七十斤。其中的十二户工人、干部家属，共分超产奖励红薯两万零六百斤，每户平均分一千七百多斤，接近全队分配平均水平。
群众对一些靠劳动所得的“富裕户”并不嫉妒。农民对按劳取酬是理解得很深刻的。当然，农村集市贸易开放后，出现几个投机倒把的人，是确实有的。就整个情况看，市场开放，确实活跃了农村经济，由于市场开放，各地粮食差价缩小，反而限制了在粮食问题上搞投机倒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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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田播种
江西省临川县沙溪大队，认真抓好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去年亩产粮食一千八百四十五斤。这是该大队的第二队第三作业组在抓紧时机平田播种。新华社记者 游云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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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来信
农民迫切要求加强财务管理
这封来信反映的问题很重要。生产队社员一家老小的衣食温饱主要依靠集体的分配。可是过去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农村一些社队规章制度废弛，经营管理混乱，贪污浪费也很严重，使农民大吃苦头。广大农民现在盼望着有套好制度，有个好管家，制止贪污浪费，加强经营管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使人们更快地富起来。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编者
去年年底，我们随同县委农村工作队到湖南宁乡县老粮仓公社红敖大队工作。刚一落脚，社员们便三三两两地找来，向我们反映财务管理上的许多问题。经过调查了解，问题确实严重，深感搞好农村财务管理，确实是当务之急。
这个大队有十个生产队，近几年来产量一直在千斤左右。产量不低，社员收入却不多，其原因，就是财务管理不严。如在现金管理上，帐目不清，帐物不符，手续不严，不该花的花了，不该借的借出去了，不该报销的给报销了。在粮食管理上，收不过秤，出无凭据，全年稻谷收入没有准确的数字。在财产管理上，有人买新，没人修旧；有人拿，没人还；有人用，没人管。老保管员交班，新保管员上任，不办任何交接手续。在工分管理上，有的队既不及时登记，又不及时核对，从不向群众公布。
这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怎能不受到极大挫伤呢？难怪社员埋怨说：“前年做一天，得包‘大庆烟’；去年做一天，分了二角六分钱，财务制度再不严，只怕今年难得捞上一斤盐。”今年，在公社党委的具体领导和县委工作队的帮助下，这个大队举办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了新《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条例，清理了帐目、现金、什物，分项出榜公布。同时，重新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大队干部带头偿还了公款。另外，又举办财务人员学习班，帮助他们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由于加强了财务管理，开始调动了群众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据了解，类似这个大队财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在不少地方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建议各级切实加强对农村财务工作的领导，帮助基层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喻才华 孙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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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人新风
庄稼户的好管钱人
稷山县西里大队的李新芳，一九七三年初中毕业后，社员一致推选她担任第四生产队会计。新芳当了会计，仍和社员一样，整天下田劳动，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对待会计工作更是一丝不苟，丁是丁，卯是卯，谁也别想从她手里随便领走一分钱。
前年，大队分配她管第六生产队的帐。小麦春浇时，六队队长想给自己的队多浇些地，花了四块多钱，买了一瓶酒、两盒烟，还有鸡蛋，请公社水委会的人吃饭。为了报销这笔款，这个队长就将报销单据改成买席和稿纸，让保管来找新芳领钱。新芳经过盘问，弄清是请客的钱，坚决不予报销，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了这件事。在支部的批评教育下，那位队长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花去的四块多钱，谁吃谁付了。事后，有些人劝新芳说：“多栽花，少栽刺，留点人情好办事，又不是花你的钱，何必那样抠抠唆唆的。”新芳说：“群众信任我，让我管钱，我就要对得起群众。”就这样，不管个别人怎样议论，新芳仍然坚持原则，不合理的开支坚决不予报销。
去年，大队又让她管四队的帐。一天，队长要她到供销社扯二十来丈白布，做棉花包。她答应后，先找到队里的保管员，将库里几年的烂花包收拾在一块，跟一个女社员把可以利用的缝补好，结果只扯了不到十丈布，节约了四十多块钱。
山西稷山县 宁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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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以后
我们准备退款
你报三月二十七日登载的《这笔款应该谁出？》的来信，情况基本属实。当时，我厂人员少，设备差，技术低，却硬要生产拖拉机，零件大部分是从外地购买的，质量不合格，就按次品卖给了于庄大队。一年以后，他们提出退货，但因我厂资金紧张，外债很多，没有及时付款。我们准备主动与于庄大队联系，筹备资金，尽早把退款付给他们。河南南乐县谷金楼公社修造厂
社队企业来自农业、来自农民，应当了解农民的甘苦和需要，怎么能以次充好，糊弄农民呢？社队企业要为自己的产品打开销路，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的是保证产品质量，讲究信誉。——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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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民的话
“送礼”的歪风要不得
这些年，由于“四人帮”败坏了社会风气，农村有些干部请客受礼风比较严重。他们请客受礼名目繁多：拆房造屋洗泥，生儿满月贺喜，生日周岁祝寿，老人百期冲喜等，都要请客。娶媳妇、嫁闺女更要大摆筵宴，少的十几桌，多的几十桌。客人一到，布匹、衣料、钟表、暖水瓶等礼物琳琅满目，应接不暇。
干部请客，社员都是心甘情愿来送礼吗？他们大多数是送礼难，不送礼更难。因为只有送礼讨好干部，才能求得今后有个帮忙和照顾。要送礼，太多了拿不起，少了又拿不出，只好狠一狠心，自己省吃俭用，甚至东挪西借，尽可能搞得象样点。不少社员送了礼后，心疼地说：“养了一头大肥猪，不够给干部出‘份子’的”。“一年三百六十天，能挣几个‘份子’钱！” 江苏六合县泉水公社 秦有防
农村里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的旧风俗，一定要改革。尤其是干部，更应带头改革，而不应当带头提倡。干部以多种名目随便接受社员的“礼物”，实质上是变相的贪污受贿。这是不能允许的。这种歪风就象一堵无形的墙，严重地破坏着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刹住这种不正之风能行吗？——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