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健全民主集中制
铁瑛
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准则。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既是发扬民主的需要，又是实行集中的需要，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一环。我们讲民主，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发表出来；我们讲集中，就是要在倾听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现在，我们党正领导着四化建设这样一个极其宏伟而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高度的集中，不是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四化的目标怎么能实现呢？但是，高度的集中来自高度的民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办法来源于党内外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实践；四化建设一点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能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关系到党的兴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时候，排斥不同意见，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我们党吃了大亏。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从“七大”到“八大”，党内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生动活泼，团结一致，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但是，随着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党内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起来，听不得不同意见，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损害。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一方面，压制民主，一提不同意见，就说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轻则批判斗争，重则撤职罢官，甚至身陷囹圄，含冤终身；另方面，又搞所谓大民主，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我们党的错误，大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们接过“大民主”的口号，竭力煽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踢开党委闹革命”，愚弄群众，分裂群众。谁反对这样做，他们就说你是“执行资反路线”、
“走资派”。他们又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打着全面专政的旗号，压制、打击和迫害持不同意见的人，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等帽子。十年浩劫，使我们党的肌体和党的声誉受到很大的损害，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深感党内生活不正常的严重危害性，觉悟到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党内生活开始正常起来，民主空气逐步活跃起来。但是，要治愈林彪、“四人帮”给党造成的严重创伤，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强调民主，无政府主义就出来兴风作浪；一强调集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就会抬头。这两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独断专行，搞“一言堂”，表面上好象是很强调集中统一，实际上用个人的意志代替集体的意志，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同样，那种不要党的领导的“大民主”，实际上是借群众运动之名，压制别人，不准发表不同意见，这是最大的不民主。因此，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要反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又要反对“一言堂”、家长制的作风。应当看到，我国封建制度统治了几千年，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象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要在党内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和自由散漫、纪律松弛的恶习，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广泛深入的教育和严肃的斗争。
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首先必须搞清楚几个认识问题。
党内有各种不同意见，是好事，还是坏事？在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是领导一讲，就一致通过，甚至曲意逢迎好呢，还是议论纷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是一潭死水，万马齐喑好呢，还是大家敢于讲话，生动活泼好？显然，还是让人家讲话好，让各种意见都谈出来好。由于各人所处的环境和接触的事物不同，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正常的。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敢于从爱护的观点出发对领导人提出批评和意见，这是党内生活生动活泼的表现，这是党员政治责任心和积极性的表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个领导者个人，不管阅历多深、知识多广，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对。集体的智慧总比个人的智慧要高。多听听不同意见，可以使自己想得更周到一点，可以避免这“一失”。当然，我们所说的不同意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不同意见，是在实现四化这个共同目标下的不同意见，而不是那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和四化大目标的所谓“不同政见”。对于这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不同政见”，我们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在一定范围内了解或听听这种意见，也可以从反面或侧面提供参考和借鉴。
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会不会带来麻烦？我们有些同志喜欢作“一律化”的规定，下“一刀切”的指令，一个比例、一个框子往下套，不允许人家因地制宜，以为这样做省事。其实，干革命、搞建设，从来是“麻烦”的。从我们一个省来说，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状况和工作基础不同，怎么可以“一律化”、“一刀切”呢？实践证明，事先多听听不同意见，多同各方面商量，把工作做得细一点，看起来似乎是麻烦一些，实际效果则会更好一些，麻烦的事情会少一些。相反，“一律化”、“一刀切”，看起来是省事，到头来总是事与愿违，碰钉子，吃苦头，没有不麻烦、不被动的。
既然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是好事，那么，有了不同意见怎么办？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是不对的；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该集中的不集中，同样是不对的。领导的责任是善于把各种不同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转化为统一的、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这就是说，有了不同意见，首先要听得进，不要一下子把人家顶回去，不要计较人家的方式、态度，一触即跳，要让人家把话讲完，然后，加以充分的讨论，加以分析研究。对于正确的意见，不论是多数人的还是少数人的，不论是上级的还是下级的，都要欢迎，都要接受。对于基本正确或者部分正确的意见，不要求全责备，要虚心接受正确的合理的部分，要有“沙里淘金”的精神。对于错误的意见，也要耐心地听完，然后慢慢地加以解释，不要简单粗暴地采取压服的办法。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反复的比较，正确的意见才能被大家所接受，持有错误意见的同志才能心悦诚服地放弃自己的意见。如果一时想不通，应该容许人家保留意见，容许人家有一个实践和转变认识的过程。这样，才能由不统一转化为真正的统一。
要使每个党员都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还必须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要切实保障党员的发言权利、申诉权利，以及对党的任何组织、任何党员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在我们党内，职务高低，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任何一个领导者，不管他职务多高，都只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更不能把自己当作党的化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更不等于反党。不要把思想认识、理论是非问题任意上纲为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党员只要不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言论，不进行派性分裂活动，不泄漏党和国家的机密，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能认为是违反了党的纪律而给予处分。领导者如果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给人“穿小鞋”，“装材料”，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党纪国法的制裁。当然，任何一个党员，如果借口发扬民主，向党的组织闹独立性，同样必须受到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经过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全党同志对党内生活中的种种教训，体会得更深刻了。只要我们认真接受这些教训，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一定能够把我们党建设好，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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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巡礼
《工人日报》联系青年思想实际开展讨论
帮助青年工人树立远大理想
本报讯 一段时间以来，《工人日报》开展了《怎样做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工人？》的讨论，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怀着美好愿望走向工作岗位的青年工人中，大多数人有志气，有抱负，正在脚踏实地为实现四化作出贡献；也有一部分人胸无大志，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缺乏信心，在精神面貌和劳动态度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怎样做好后一部分青年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他们振作革命精神，为四化建设充分发挥聪明才能？《工人日报》编辑部的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应该就如何帮助青年工人树立远大理想的问题进行宣传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端正对生活、对工作的态度。为此，从今年二月一日开始，《工人日报》开展了《怎样做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工人？》的讨论，每周一期，现已见报十一期。
读者非常欢迎、关心这个讨论。现已收到两千多封来信和来稿。许多来信谈了他们那里的青年吃饭、走路都在讨论报上提出的问题，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抓住了部分青年职工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有代表性，有些文章对人有启发。但是，也有一些读者对前几期的讨论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报上的一些文章“不接触实际问题，不对青年的思想问题作具体分析，是不会叫青年信服的”。
《工人日报》编辑部接受了读者的意见，在第五期讨论中发表了《我的理想是怎样破灭的？》、《怎样看待社会弊病？》和《我后悔也来不及了》三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些读者在来信中说，这几篇文章谈的是作者自己的切身体会，触及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说明报纸是在讲真话，文章的作者在和读者交心，读来亲切，令人信服。从那以后，来信来稿大增，讨论的气氛更为浓厚。
对缺乏理想和信心的青年，怎样进行教育帮助，才能使他们燃起青春和理想的火焰？或者说，这些青年应该从哪方面提高认识，才能摆脱目前理想幻灭的苦闷？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工人日报》编辑部正在组织一些较好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文章，力求把讨论办得更好，用谈心的方式，引导青年看到光明，看到前途，做一个目光远大、精神振奋、品质高尚的人，为人民，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美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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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忠于职守 敢于斗争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民警赵锦，曾被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授予“雷锋式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
赵锦今年三十岁。他热爱本行，忠于职守。一天，他正在值班，突然发生地震。同志们劝他回家看看，他认为不能擅离职守，始终坚守值班岗位。在一次押送案犯的途中，赵锦患了痢疾，但他一声不吭，带病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七年除夕，一伙手持凶器的坏人在马路上捣乱。值班干警立即出动。赵锦跑在最前面，首先将一个歹徒从自行车上拉下来，其余罪犯随即四处逃散。赵锦又奋力去追赶，眼看逼近歹徒时，一个藏在暗处的罪犯向赵锦头部砍了一刀，赵锦当即失去知觉。虽经医院抢救，仍留下了后遗症。医生和领导都劝他休养，暂时不要工作。但他仍然早上班，晚下班，甚至星期日也不休息。一九七九年，他又抓获扒窃罪犯十三名和其他犯罪分子四名，为保卫社会治安立了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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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廉洁奉公的户籍民警
李新建是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金家窑派出所的户籍民警，今年二十七岁。他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去年六月，李新建按照政策给一位华侨办理了一件事。这个华侨为了表示对民警的感谢，先后给小李送去国外寄来的画片、微型电子计算机等，但都被小李谢绝了。在金家窑派出所的管区内，有一个居委会兴建了一个早点代营点，李新建曾三次给予他们帮助，出了大力。这个代营点开张后，售货员几次挑选好油条，邀请小李来吃，小李也婉言谢绝了。
小李还自觉地同不正之风作斗争。一个曾经受过刑事处分的人，对小李说：
“你需要什么就说一声，咱有路子。”并说：“眼下三合板可是不大好买，你要不要？”李新建当场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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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学苦练的消防队员
年仅二十四岁的张忠武，现任浙江省温州市消防大队第一中队见习副队长。他勤学苦练，掌握了消防中的许多硬功夫，工作中屡次立功。去年，团中央授予他“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
小张练基本功，有一股狠劲。他为了练习攀登高层楼房的技术，背着上百斤重的沙袋，一次又一次地攀登练习塔，身上被碰撞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双膝都磨出了血，但他忍着疼，坚持训练，直到掌握技术为止。在全省消防比武大会上，他一人获得了四项优秀奖。
平常苦练技术，临阵才能战胜困难。去年二月十五日，温州开关一厂失火，火苗迅速扑向成品仓库，情况十分紧急。闻讯赶到现场的张忠武，双手攀着砖缝，爬上四米多高的墙头，切断了正在蔓延的火苗，保全了价值二十多万元的成品仓库。（公安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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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把着眼点放在改进党风上编辑同志：
《准则》公布以后，为了使全党同志更好地理解《准则》的精神实质，编写一些通俗的辅导和解说材料，是很必要的。但是，有的地方把过多的精力用于编写“理论性”辅导材料，长篇大论地作报告，却不大注重《准则》的贯彻执行，使之见诸行动。
我认为，制定《准则》的目的，是要全党同志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增强党的战斗力。因此，学习《准则》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改进党风，认真执行党规党法上，不应仅仅停留在搞“辅导”上。《准则》讲得很深刻，本身也较通俗，对绝大多数同志说来并不难懂，问题是如何认真地贯彻执行。对于那些东抄西抄，从概念到概念的辅导材料和辅导报告，群众不欢迎，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
希望各级党委领导同志辅导学习《准则》时，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特别是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谈谈自己的认识、体会、收获，实实在在地讲，不打官腔，不放空炮，不专门发号施令，光让别人如何如何。这样的辅导，群众就欢迎了。
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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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记不住“书记楼”
去年十二月，中共湖南省桑植县委机关的一栋新宿舍竣工了。在分配房子时，承办的同志在名单上列上了县委五个正副书记的名字。这事传开后，有些群众就给这栋宿舍取了个名字——“书记楼”。
人们的议论传到书记们的耳里，正是县委学习《准则》（草案）的时候。他们觉得，经过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坏了，小车代步，背包蹲点，公文旅行，酒宴相待，风靡一时。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形成的那道鸿沟，如今正是我们按《准则》的要求，一砂一石将它填平的时候了。想到这些，他们盘算了一下住房情况，尽管自己的住房也很简陋，但还过得去，而许多同志在外机关住宿，有的还住在办公室里，其中有的是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过的南下干部。这些同志的困难更大，应当首先考虑他们。因此，县委书记李忠同志提出，把新房先分给那些住房拥挤的一些老同志。他的意见，得到几位副书记的赞同。最后，除一位副书记因原来的住房要腾让给外单位，搬进了新宿舍外，其他四位正、副书记都没有搬进这栋新宿舍。
吴兆麟 钟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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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誉印厂女青年李建珠为四化建设努力钻研业务，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
新华社记者 郑书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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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记“一心为革命的好飞行员”孙安定
一九六九年的一个夏日，一具高空气球载着反动宣传品穿过白云，随风飘进东南沿海。一架超音速歼击机奉命起飞，“咚咚咚！”几声炮响，气球应声落地。
这是一次漂亮的战斗。本来，高速歼击机对于低速飘移的高空气球，既难以发现，又难以击中。可是，飞行员孙安定一举首创了本部队歼击机击落空飘气球的战例。
过硬的飞行技术，来自顽强刻苦的攀登。
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孙安定结束了航校生活，走上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这个来自山西永济县的青年农民，只断断续续念过五年书，现在成了一名光荣的飞行员，是多么不容易啊！想当初，教员领着他第一次打开飞机的座舱盖时，那成群成排的仪表、电门、开关、把手，弄得他眼花缭乱。那复杂的航空理论，更使他感到深奥莫测。
孙安定没有后退半步。他懂得战士的责任，牢记着一九五六年入党时的誓言。是呀，中国人民要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共产党员不奋勇攻克科学技术的难关，又怎么谈得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呢！
崇高的理想，产生巨大的毅力。他拚命地学习，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他经常长时间地坐在座舱里，闭着眼睛辨认纷繁的仪表、电门和把手的位置，走路也在背诵公式和数据。孙安定终于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航校各门课程的学习，成了驻守在祖国南疆的航空兵某师的一名飞行员。
孙安定纵横蓝天二十二年。他含辛茹苦，坚持不懈，把自己磨练成全团的技术尖子，在自己的飞行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光荣的标记。他：
第一批放单飞；
第一批达到两种气象，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第一批完成新机种改装；
第一个击落敌空飘气球；
第一个飞行二十二年无事故症候。
这最后一项，是孙安定创造的优异的飞行安全记录。就是说，从第一次升空到最后一个起落，从未在飞行上发生过危及安全的问题。这需要高超的技术、高度的责任心，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这个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好飞行员，却遭到了冷落。他被当成“单纯军事观点”的典型，光荣榜上无名，立功受奖没份，一直当了十年飞行中队长而不受重用。但是，误解和冷遇并没有使孙安定稍有懈怠。他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视党的事业重如山。哪一次艰巨的任务也少不了他，每一个飞行起落他都认真对待。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忍辱负重；任凭风云变幻，他斗志弥坚。和他同期入伍或晚于他入伍的同志，不少当了师、团领导干部。领导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参军不是为了当官，我的想法就是好好飞行。”组织上决定一位中队长改当军事参谋，有人说这是“降职”，他本人也有些想法。孙安定主动找他谈心说，干什么工作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做好工作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本份。后来，这位同志提升为飞行大队长，孙安定又勉励他兢兢业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孙安定病了。亲友看到他身体不如从前了，劝他停飞，干点别的工作。他说：“党和人民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我飞了二十来年，还没有打过仗，只要能坚持，就要一直飞下去！”
一九七九年二月，当惩罚越南入侵者的战斗打响后，孙安定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战鹰在边境上空巡逻。但是，从战场返回，孙安定的病情猝然加重，竟于六月二十日不幸辞世，年仅四十三岁。在他生命的火炬就要燃尽的时刻，他嘱咐妻子说：“我死后，你要带着孩子回老家去，不要给部队添麻烦。六月份的党费，替我交上……”
战友们挥洒着热泪，悼念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这位坚强的战士逝世以后，上级党委追认他为烈士，追记二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一心为革命的好飞行员”荣誉称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他学习。
本报通讯员 韩京承
本报记者 孙茂庆 王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