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海外来信
我的留美经历
——写给祖国的青年朋友们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回国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七五年，短短的一个月。第二次是一九七七年，几乎有三个月。第三次是一九七九年，又是短短的一个月。五年中的五个月，浮光掠影，自然对祖国不会有透彻的了解，但正因为不是长期在国内，每次看到的事物，印象就比较鲜明。记得第一次回国，看到的几乎都是进步完美的，听到的也是祖国正面的报道。对西方，谁都没兴趣。一九七七年回去，倒是跑了不少地方，接触面也广多了，见到各行各业的人物，不但见，而且谈。但那时候祖国等于是第二次解放，大家谈的是这些年的苦难，物质上的、尤其是精神上的，个人的，也有国家的。正如一个家，经过了长期的窘困，日子好转了，对外来的客人滔滔不休地谈这些年的经过，当然顾不及问客人的事，对西方，对美国，还是不甚感兴趣。
一九七九年回去，形势大大的不一样了，当然这和国家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政策是积极地推进四个现代化，引进工业先进国的科学技术，不但引进，同时积极地送人出国来学习。我在中国的一个月，不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初次相见的，都殷切地问起美国的一切；不仅是问，而且要证实从别处听来的关于美国的种种“花花绿绿”的消息。
国家与外界隔绝了这些年，为了要在短时期之内赶上工业先进国，当然得让大批人出国进行学习。而大批人想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看看的愿望也是能够理解的。我们在海外的，是以一种兴奋及期望的心情等待大家，欢迎大家。但结合我七九年一个月在中国的经验，令我担心的是，这些要出来，很可能出来，及想出来而还不能的年青朋友们，对美国的一切有许多错感，许多不正确的印象，因而抱着不该有的幻想。我认为很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美国的实际情形报道给国内的年青朋友们，让要来的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心理准备，更让不能来的有一个较客观的了解。
我是在祖国大陆受的中学教育，到台湾读大学，来美国留学而一直留到现在的美籍华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崇洋，尤其是崇美的风气十分盛行。我还记得少数“特权阶级”的子女，通过特殊关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大摇大摆地去美国了。他们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等到我于毕业后的两个月内办好出国手续时，我当然也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他们羡慕的是我能去美国，并不是我有一个深造的机会。而我自己当然万分兴奋，也不是为了有一个深造的机会，而是有一个机会到外面去看看广阔的天地，投入一个物资丰富，生活多采多姿的新世界，在那个新世界里，我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至于什么是我的梦想呢？那可不清楚！
美国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的确很好，尤其在三藩市上岸所看到的景色：干净、明亮、开阔，夕阳下的金门大桥一直伸延到远处。来接船的是一对五十开外的犹太人夫妇，男的名叫依雷，是我父亲在台湾由于业务上的关系而认识的。在一次宴会上，我父亲将我介绍给他，希望他帮助我到美国。他随口答应了。我快毕业时就申请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许可，没多久就拿到中西部两个大学的回音，立即写信给已回美国的依雷先生。他划了两千五百元美金在我名下，存入银行，算是保证我在美国一年的生活费用。
两张研究院入学许可，一张生活保证金证明，一张船票，一脑子迷迷糊糊的梦想，两大箱经过母亲精心筹划象嫁妆一般的一年四季的新装——它代表母亲希望我找到一个博士头衔的丈夫的心愿。带着以上这些，我来到了美国。
依雷夫妇很热情，接了船，带我到他们住的旅馆，让我休息，同时浏览一下三藩市的夜景。吃晚饭的时候，依雷先生拿出一张在他居住地的一个初级大学（两年制）的奖学金及入学许可。一切都已为我安排好了。他说，我可以住在他们家，吃住免费，但要为他们做点家务事，每天可以搭校车上学。说完，他伸手向我要回那张两千五百元的银行证明。我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但初到异地，又十分胆怯，除了他们夫妇，又举目无亲；而他们既不是亲，也不是友，只是相识而已。一肚子的问题，一句也不敢提。第二天，温顺地跟着他们回家——三藩市以北三百五十多公里的小镇欧平。居民万把人。初级大学在市区里，依雷家在郊外的山巅。我早上六点起床，喝一杯可以在肠子里冻结起来的冰牛乳，迎着萧瑟的秋风下山，步行半小时到山脚，搭校车进城上学。选的是英文听读、英文会话、速记、打字。中午混在十七八岁的孩子群里，把一个干巴拉拉的“三明治”塞进肚里，听他们嘻嘻哈哈地谈约会、球赛、电影、跳舞、啤酒会。他们对我非常友善：“喜欢美国吗？”“过得惯吗？”“想念你的家人吗？”“呵，周末来参加我们的跳舞会吧！我们给你介绍一个舞伴，好吗？”……
我摇头，苦笑。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两天，除了打扫依雷家七间屋子、两个浴室、一个厨房之外，还得帮依雷在屋外除杂草、理花圃、扒落叶，及做其他有关他们六亩地的杂事。星期六晚上，他们多半下山吃饭，或同朋友玩扑克，或参加其它周末娱乐。偌大的一座山上，就我一个人守着他们孤零零的房子。邻居是五里外的另一对六十来岁的老人。第一个周末，他们要出门时，我曾嚅嚅地提出我一个人害怕的事。依雷太太十分诧异地说：“怕什么？我们一走，你把门锁起来，再安全也没有了！以前依雷先生出门，一去几个月，我都是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
怕的事可多了！呼啸的风，雨打落叶的声音，不知名的野兽的哀嗥，空寂里猛然的电话铃；还有，看不见也听不见，但却紧紧纠缠着我的思亲之念！一个月以后，我逐渐习惯了家务及园地的劳动，也逐渐控制了周末因恐惧与寂寞所引发的哭泣。不能习惯的，则是毫无目的地在一个初级大学浪费时光。依雷是工人出身而致富的，没受过高等教育，没法向他解释初级大学及研究院的区别，他一口拒绝了我想转学的要求。他的妻子更不肯放过一个不必花一文钱的现成佣人。
在我到他们家两个月以后，依雷先生因为好几次看到我暗自流泪，就告诉我附近有一个加州大学分校的农学院，那里有两个中国学生，如果我想认识他们，凑一个星期日，在我做完家务事以后，他可以驾车送我去。当时我真感激得想哭！只要让我看到一张中国脸，说几句中国话，再重的家务，再深的寂寞，我都可以承担！农学院的两位中国学生很帮忙，他们替我要来了加大洛杉矶分校的入学申请表，也偶而到山上来看望我，也带我出去看看加州的景物。后来，我告诉他们我日常做的繁重的杂务，他们很气愤，就积极地计划帮我转学的事。当我把加大洛市分校研究院的入学许可拿给依雷夫妇看，并说明去意时，他们的脸犹如夏日风暴来前的天空，沉重而灰黑，雷声滚滚而来，从我头上压过，两人同声骂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无语。不是我没有一肚子话可以回敬，而是英文太差，不足以表达我的愤怒。临离开的晚上，我反复不能入睡，发现依雷太太蹑足潜入我的房间。我装睡，却偷觑着她。她打开每件理好了的行李，检查。我终于忍不住，坐了起来，大声问她干什么。她却若无其事地回答我：“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我要看看你拿了我家里的东西没有？”我大吼：“拿了没有？？”她耸耸肩，不朝我看，掩门走了。
虽然我是写小说的，但现在写的，全是真事。美国人并不全是这样，但很多美国人，尤其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对中国人，不，对东方人，就有一种歧视。当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有歧视，只是他们将它掩饰得不露一些痕迹而已。
我到达洛市时真可以说举目无亲。农学院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加大读科学的沈君。我在公共汽车站即打了电话给他。他很热心，百忙中来接我，把我送到学校的外国学生顾问办公室，由沈君协助，向顾问说明我身上只有几十元美金的窘境。顾问问我有什么样的工作能力，打字？速记？图书管理？我都摇头。他皱着眉问：“看孩子你总会的吧？”沈君忙用中文对我说，不会也要说会，不然没有工作。我连忙点头。顾问室的职员带我去找第一个正式的雇主，住在洛市高级郊区，百发利山的一幢大厦里。主人是一个三十余岁离了婚的女人。我要照顾的是她一个六七岁的女儿。工作很清闲，白天我上学，下午回去陪小女孩玩。主人经常不在家，我得招呼小女孩吃晚饭。那多半是现成的、煮熟后又冷冻了的牛排，放在烤箱二十分钟即可吃了。但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实在难以下咽。吃完陪她玩，玩完侍候她睡，读故事或讲故事。她睡后，我就可以回房。十二间房的大屋子，又只是我一个人。功课很重，英文吃紧，为了要争取下一个学期的奖助金，又非得把功课读好不可。而乡愁、思亲与寂寞又常常挤走在自修时必需有的宁静。好些夜晚，我对着灯，对着窗外幽灵般的橡树问：“美国的花花世界在哪里？怎么我会坐在这间陌生的屋子里？！”
最讽刺的，莫过于给家里人或朋友写信所造的假象：我曾穿上临出国时母亲做的及地长旗袍，站在依雷家的高级轿车“林肯”旁边，摆出一副车主的神态；也曾盛装立在我雇主的家门口，脚边是盛开的杜鹃，前面是如缎的绿草，我的脸上是踌躇满志的笑。那些照片现在早已泛黄了，那些来了美国始终没有机会穿的赴宴丽服，亦已被时日腐蚀成碎布片，而当时既悔恨自己来了，又懊恼自己回不去的心情，还是那么清澈如昨日。
女主人待我不错。小女孩——那离婚父母的牺牲者，因为有太多的物质享受，而太少的精神关怀，变成一个刁刻古怪的小东西。我英文不流利，又不习惯吃西餐，常受她有意无意的奚落。没做多久，我即离开她家了。第二家，第三家，多半还是因为自己不甘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而转换。挨过了一学期，因成绩不差，第二学期除了免学费，还拿到了一笔奖助金，立即搬入女生宿舍去了。
想来美国的年青朋友们，千万不要抱着：“唉！我在中国受了这些年的罪，这下子要好好享受一下富足的物质文明”的态度而来！
美国的大学生，不论家里多富有，他们在四年大学期间，或多或少是自力更生的，读研究院的更不用说了。他们有的利用学校设立的“工作、学习”这一项目，每周在学校工作十至二十小时；有的在校外各行业如餐馆、洗衣作、洗车间、快餐站等处工作。他们几乎是以用父母亲的钱读大学为耻的。有的甚至大学中途停止一两年，先工作，储够了钱，再回学校修完课程。暑假对他们讲是最好的赚钱季节，有些人同时有两三种职业，三个月忙得不见天日。我在加大的两年，除了第一学期之外，一直在一家汽车保险公司做打字员，每天从下午三点做到晚上十一点。晚饭，多年来是一个“三明治”、一块甜饼、一杯冰牛乳。工作完了回到宿舍，还得准备第二天的课程。下了班，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路打盹；下了车，拖着两条浮肿得吓人的腿，一步一移地挨回去。周末休息两天，正好赶做累积下来的作业报告。两年加上一个暑假，我不但没向家里伸手要钱，而且还可以寄钱回家贴弟妹们的零用。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象颗剥掉糖衣的药丸，苦而涩，但治愈了我不少病症。
七二年以来，有不少中国血统美籍学人、工程师及别种专业的人回国探亲、参观、访问，甚至留下来工作。表面上看起来，他们都是有成就、有地位、有房子车子、有银行折子的人士；但他们几乎都有一段也许已忘却，也许不愿去记它，更不愿去提它的个人的艰辛，甚至辛酸的生活历程。更有一些早年来美，从最底层的劳工做起，战战兢兢地争到一个可以过活，也可以把家属亲戚接出来共甘苦的生活。今天，当他们风风光光地回到祖国，用各种礼物送给亲友来弥补前几十年对亲人的渴望的时候，谁能知道，这不过是他们若干年来，一星期七天，一天十来个小时，站在滚烫的铁锅前流着汗水炒菜所换来的工资的累积！？这些华侨，这些学人，他们都千万分愿意帮助祖国的年青朋友们到美国来进修。这是他们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及帮助祖国推进四化的方法。但年青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被他们表面的富足安乐所眩，要穿过这个表层，看他们辛勤的工作习惯，简朴的生活方式。他们帮助你们，是扶你们一把；要站得挺直，站得骄傲，还得靠你们自己的腿，自己坚贞的意志。
凭我二十多年住在美国的经验，我向要出来的朋友们说，千万呵！不要把美国幻想成天堂，更不要相信听来的传说，以为美国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地方。对于一时不出来的朋友，我要说，千万不要因为不正确及夸张的报道，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产生一种崇拜的心理。美国虽然工业先进，物资丰富，但在他们的大城市里，贫民窟有的是，饿死冻死的也时常听到，靠洋山芋过日子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他们的生活步调，也许你们听了都觉得够累。象在纽约市这种大城市工作的，如住在市区，一早起来，一杯咖啡，两片面包，然后打开三道门锁（怕小偷、抢劫、凶杀），出门挤地下道或公共汽车，拥挤的情况绝对不下于北京市早晚的公共汽车。地下道又脏又臭又不安全。交通不便的，要转几次车，花一小时在路上，算是快的了。到办公室，八点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中间在十点左右有十分钟休息，喝杯咖啡——是提神的，品茶的悠闲不是美国生活的步调，中午悠悠恍恍的午睡两小时更不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让他全体职员回家午睡两小时，他的金钱上的损失就难以计算了，怎么舍得！！午饭最多一小时，是填肚子的，不是享受。有的就在办公室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用一杯咖啡冲下去。有的到外面拥挤的小食店，吃的是什么？也不过是“三明治”、“热狗”、汉堡饼。怕胖的（占多数）还只能吃一杯象浆糊一样的发了酵的酸牛乳。然后，连剔牙的时间都没有，赶回办公室。除了下午三点的十分钟“咖啡休息”之外，一直做到五点。然后，再挤在水泄不通的地下车里回家。夏天，车里有汗臭、狐臭、大麻烟臭、酒臭及廉价香水的混合气扑鼻而来，眼睛看到的是一张张疲倦而关闭了的脸，以及涂写在车厢壁上的各种秽语。到了站，从充满尿臭的石阶上升到地面。住的离市中心较远的，还得走到早晨停车的地方——很可能车已被人偷去，或者四个轮胎被窃，或者被不良少年放掉了胎内的气。如果车子在，又安然无恙，当然是上上大吉，开了回家。可能顺道接了寄放在别人家里的孩子。如是女工作人员，到家后除了招呼孩子，还得把清早出门前拿出来解冻的肉切切洗洗，准备晚饭，等丈夫进门。吃了饭，收拾好，安排孩子们睡觉——还得给他们讲故事。等他们睡了，这才打开电视，架起腿，看看不用伤脑筋的喜剧或大腿如林的歌舞，休息一下。看到发噱的镜头，转脸去告诉坐在太师沙发上看报或杂志的丈夫，这才发现书报已落在地上，空啤酒罐顶在凸出的肚子上，还没同自己交谈过三句话的他，不知几时已睡着了。第二天照样。
独身的，工作一天回家，拿出三把钥匙打开门——运气不好，三把锁也不能把小偷锁在门外，进门后可能看到洗劫一空的公寓。进入无声的与人隔绝的房间后，既无情绪，又无精力为自己的胃服务，往床上一躺，暂时寻梦吧。起来，肚子太饿，来不及做饭，只好又锁上三道锁，搭电梯，——进电梯要特别小心，因电梯里常有歹人，一闪而出，独身男的被抢，独身女的被抢又被奸。这种案件很多，尤其是纽约市一些没有守门人的大公寓。到了街上，去意大利店吃个“比查”（有一点肉末糊在一大片番茄酱里的薄饼），或是去中国餐馆吃一盘炒饭。不敢在夜晚的街上逗留太久，只好再回到无人的小公寓。男的独身，打电话找人闲扯。女的独身，守在电话机边等人打电话来。失望的话，只好去寻梦。
住在郊区的，多半是中上阶层的人物。他们倒不必挤污秽的地下车，可以坐舒适的火车或长途公共汽车。单程很可能要两个小时以上，所以要起得绝早，开车到火车站，在火车上打开公事包办事，或者看华尔街报的股票行情。郊区高级住房的房费、妻子的化妆费、保身段运动费、服装费、交际费、洗发修面费、进私立中学的孩子们的昂贵的学费，以及自己每周一次为了解脱精神负担与心理病医师的谈话费，或是在城里私养着的情妇的费用，加起来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目，怎么能不注意股票的上下？到了办公室，秘书、下属、电话就完全包围了他，许多公事还得利用午餐的时间来解决。下午又是如此。加上冗长的会议，等到下班，已是精疲力尽了。再坐两三小时的火车到长岛，到北郊，到新泽西，甚至到纽约上州的家。最要紧的，是一杯马丁尼，一顿多肉的晚饭，让他休息。妻子一天没见他，想同他说话，孩子们有问题要同他商量。但是他说：我为了你们，已经累得半死了，请你们不要再打搅我了！也许他是个年薪十万的大公司经理，住的地区最好，开的车子最大，冬天去佛州避寒，夏天有豪华汽艇系在宁静湖边的停车场。但为了这些特权，他必须过这种追逐金钱的生活。为了妻子、孩子，但最后往往两者俱失。美国的离婚率，一九七九年的统计，占结婚率的半数，而多数家庭的分裂，发生在上层阶级。
这些当然不是美国的生活全貌，但你们可以由此窥见若干状况。他们很浪费，但不浪费时间。他们什么都追逐，就是不追逐东方人的悠闲。美国人不能想象可以让人在湖边以一个小板凳、一根钓鱼杆，消磨一个安静的下午。要正确地认识他们的生活步调，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基本的强食弱肉的社会背景，以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认识了，不但能学到他们的长处，更不会对他们有幻想。
你们来，带着我们中国绝不比人差的智慧来，带着我们特有的勤俭与韧性来，更不要忘了，带着个人及民族的自尊来。在美国的中国血统的各行各业的人，早已向美国人证明了我们的聪明才智；老一代的华侨，更靠着他们双手的劳动，在各大城市所奠定下来的中国城，也向他们证明了我们的奋斗精神。你们昂起头，挺起胸地来。工业科学当然得向他们学习，也要向他们学习快速，不浪费时间。但不要忘记，我们可以教他们许多人生哲学。
去年在上海与年青朋友交谈，发现有的崇洋心理极重。外国旅客带去的任何电器小玩意，大家看见，都露出一副羡慕不已的神情。象我这样当初抱着崇洋心理出国，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对他们有了一定认识的中国人，看到这种神情，自然有很深的感触！我小时在上海及重庆就看到过外国人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后来在台湾又目睹美国的所谓顾问或大兵们在街上横着走路的丑态，难道在经过了百年的屈辱，终于站了起来，挺直地站了三十年后的中国人，又要在洋人的面前低声下气了吗？！日本先进的、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工业，不是已经打破了白人优越的神话了吗？中国人把智慧与勤奋结合起来，再予以一二十年平静的局面，难道还赶不上西方或日本的科技？！尤其是你们，年轻的朋友，你们必需而且绝对要有信心：我们是赶得上去的。你们出来了，专心学习；回去后专心地把学来的教给没机会出来的人。国家要靠你们的才能与知识，将她带进二十一世纪的现代行列，国家更需要你们的自信与自尊维持她在三十年前赢回来的民族的尊严。
看见外国游客手里的电器小玩意，可以对他说：“让我看看”，但千万不要说：“送我一个。”我们招待外国旅客，只要客客气气，千万不要低声下气，因为，他们只是我们的客人，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可以予他们种种方便，但千万不能让他们对我们随便。
去年我回国一个月，有很多机会独自一人在街上逛，或者搭公共汽车到各地跑，在年青人群中，看到两种现象：一个是令我兴奋的、用功的年青人，不论是在公共汽车上、公园里、马路边，都一书在手。有一个晚上，很晚了，我由前门饭店出来散步，路上悄静，街灯暗淡，在转角处有两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蹲在地上，低着头，低声谈话。在纽约市看到这种情形，可以断定是不良少年在商量什么歹主意。这两个孩子在干什么呢？我上前一步，俯身去看个究竟。两个头底下是一本书；两个人手里各执一根树枝，在地上划着。询问之下，原来是做一个几何题目。这么简陋的工具：黄土地当黑板，树枝当粉笔，既无桌，又无椅，头上的灯光又欠亮！“回家吧，”我说，“不早了。”没说出来的是：“要保护你们的眼睛，更要有充分的睡眠；夜深了，更不要着了凉。国家需要象你们这样的好孩子啊！”
另一个现象是无所事事的青少年到处都有，尤其在夜晚，蹲在地上玩纸牌，聚在一起谈天、抽烟，斜着眼看来去的路人，还随手把包冰棒的纸往地上一扔，然后，一抬下巴，似乎在向行人挑战：我就是这样，你能把我怎样？！我曾设法去找他们，但当我刚走近，他们就突然沉寂起来，用淡淡的、几乎带点厌怠的眼睛看看我。我不禁犹疑起来，担心自己一张开嘴，先说错了话，因为我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内情全不了解。后来同亲友们谈起来，才知道很多年青人是既没学校进，又没工作做，闲居在家的。
年青的朋友们，这当然不是你们的错，但国家也不是故意让你们这样。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它当作是对你的考验，变成克服困难的力量？知识不一定在学校里才能得到，书本也不见得只能在教室里才可以找到。美国有许多“自成”的人，都只受到小学程度的正式教育，一切都是自学，自教，自找出路。我深信国家正在积极设法安排你们的工作与学习的机会，但你们的前途是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的：有工作，最好；一时没有，赶快抓紧这个空档充实自己。说不定哪天你被安排了工作，或者有机会考大学或专科，到那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法胜任，没资格参加考试，懊悔已经来不及了。世界上，浪费了任何东西都有机会再制造，或有运气再获得，唯有时间，浪费了，是再也找不回来的。好好抓紧你的时间，掌握住自己进修的机会。我们在国外的，很希望年青的朋友们迟早都有机会出来看看，学习，了解西方实际的情况。出来，现在当然不容易，将来或许不太难。但不管是现在或是将来，你们都可以先学美国人的两个长处：不浪费时间，肯自力更生。
於梨华
一九八○年二月十日
纽约上州编者先生：
我是海外学人之一（美籍），也是作家，更是“虽然住在美国，实在关心中国”的爱国者。我的文章已经写得很明白，是去年回国之后，看到许多；回来之后，又听到很多，觉得非写不可。我认为，做个作家，又最熟悉留学生情形的我，有责任把我个人来美、在美的种种经验，集合其他人的，写出来，至少可以给一些要出来或未出来的做个借镜。贵报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所以我就冒昧地将这篇文章寄给您了。这样很多年青人都可以看到，希望能对他们起点正面作用。
我是个文艺工作者，不能象我许多朋友那样，回去讲他们的科学，做出比较急需而直接的贡献；这是我很遗憾的。但后来想到，如果能向国内读者报道一下美国生活实况，也是目前国家需要的。除了这封万字长信外，我还有一个建议是：读者有什么关于美国或西方的问题，可以写信给我（由贵报转）。我以后可以按照他们最想知道的一些事作回答，还是可以用书信方式的。我不能回答的，我可以请教这里的朋友。……
於梨华
一九八○、二、二十一 夜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