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周扬
今年是中国“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半个世纪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伟大的鲁迅为旗手，创立了名震一时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左翼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及其他左翼团体，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这支文化新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文坛纵横驰骋十年之久。这次伟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常被称为“左翼十年”。它是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扬光大，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荣先驱。它在我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是光芒四射，留芳千古的。当年许多左翼文化工作者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创造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英勇奋斗，不惜牺牲，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同志，现在还健在的已经为数不多了。今天，我们邀请参与过左翼文化运动的老同志们，和文艺界的有关同志共聚一堂，开一个纪念会，目的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经验，增进团结，为促使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事业更加繁荣而作出自己新的努力。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的。它同以后陆续成立的其它许多左翼文化团体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共同接受我党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因为“左联”成立最早、影响最大、人数也较多，尤其是因为鲁迅是“左联”的领袖，是党所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因此，我们选择“左联”成立的日子，来纪念整个左翼文化运动。明年，我们将隆重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还要纪念“左联”五烈士牺牲五十周年，那也是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纪念。
“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是在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出现的，是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
“左联”和其它左翼文化团体都产生于三十年代。“三十年代”这个历史概念，长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歪曲和诽谤，使许多不了解世界和中国历史的人们竟把“三十年代”看成是一个不光彩的名称。这简直是对于历史的莫大的颠倒和嘲弄。台湾反动分子至今还在咒骂“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把它称作“幽灵”。可见“三十年代”，正是叫敌人害怕的革命的幽灵，红色的幽灵。
三十年代，无论国际国内，都处于革命大转折的重要年代。在国际上，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以崭新的姿态，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不但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中取得胜利，而且可以取得建设的成功。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总危机，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得到蓬勃的发展，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面貌一新。这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鼓舞力量呵！苏联的文艺成了世界革命文艺的先锋。《铁流》、《毁灭》等作品产生了世界的影响。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左翼文艺也风起云涌。他们的作品和刊物成了我们珍贵的精神食粮。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国左翼作家都和世界各国的革命作家建立了友好的联系。我们和苏联的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奇，法国的罗曼罗兰、巴比塞、古久利，英国的萧伯纳，德国的布勒希特、路特维奇棱、珂罗维支、基希，美国的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日本的小林多喜二、秋田雨雀、尾崎秀实，新西兰的艾黎等，都有交谊，他们都曾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年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先后召开了世界革命作家大会，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并用几种文字发行机关刊物。中国“左联”成为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正式成员之一。肖三同志就是“左联”派往那里的常驻代表。
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说，三十年代也就是从资本主义文艺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转化发展的年代。“左联”等左翼文艺团体正是在这个转折关头，顺着世界潮流应运而生的。它是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当然是在自己国家民族的土壤上产生的，是本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产物。左翼文化团体的相继成立，正值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斗争空前激烈的十年内战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革命是遥相呼应，密切配合的。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新军阀实行白色恐怖，把千千万万革命者投入血泊之中。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都面临着严重考验，都在思索和探求新的革命途径和新的斗争方式。我们党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武装斗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终于找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光辉的一页。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从来不能没有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之配合。正是在这个革命大转折的时期，“四·一二”以后，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他们身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统治区，心在红旗飘扬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光辉名字，深深吸引着每个革命者的心。根据地的建立，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红军的北上抗日和长征的胜利，都极大地鼓舞了他们。他们在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把大批青年召唤到革命旗帜之下，他们高举革命文学大旗，创办刊物，开辟阵地，写作革命文学作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象火焰似地烧向整个黑暗的旧中国。这种革命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伟大运动，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胆量，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禁令，宣告中国无产阶级将独立地建设本阶级的文学艺术，中国的劳苦大众将开始占领文艺阵地。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他们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它带有一切革命新生事物开始出现时的那种难以避免的左的幼稚病。一九二八年左右，爆发了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有名论战。“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的成仿吾、李初梨、阿英（钱杏村）、冯乃超等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初学者的无比锐气，不顾自己理论武装的不够齐全，勇猛地冲上文坛，占领阵地，充当了革命文学的急先锋。这在当时革命正遭受失败，中国变得一片黑暗，喑哑无声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就象空谷的足音，就象寂静空气中的惊雷一样，使人们振聋启聩，为之奋起。因此不管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多少弱点和缺陷，他们的文章还是博得了对现实不满、渴望革命的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共鸣。鲁迅开始的时候曾经对他们的这种革命作用估计不足，后来却作出了全面的正确的评价。鲁迅对这些早期革命文学家的弱点的一些批评却是中肯的，深刻的。他指出，当时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家，有许多人实际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是从书本上学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能够和实际相结合，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以为只要有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就可以变成无产阶级。其实，没有和人民群众结合，是不可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必然带上宗派色彩。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往往是相连的。也正因此，我们许多人未能认识比我们更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更了解中国民众之心的鲁迅，未能认识鲁迅的伟大之处，一个时候反而把鲁迅作为论争的主要对象。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终于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党中央开始过问文艺工作，要求停止论争，要求正确认识鲁迅、团结鲁迅，并着手筹备建立左翼文艺统一组织。这个要求得到了鲁迅和其他同志的积极响应和赞同。经过不到半年的准备，“左联”便正式成立了。发起人除鲁迅之外，还有夏衍、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等同志。郭沫若、茅盾当时不在国内，但征得了他们的同意，作为发起人。
“左联”自它成立之日起，便是党在文化战线上一面团结战斗的旗帜。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战斗纲领，这个纲领，至今还有它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左联”和各左翼文化团体的产生，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革命斗争发展的反映，而且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五四”的文学革命，打出了平民文学的旗帜，而左翼文学运动却第一次公开地、鲜明地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质的飞跃，是“五四”以来文化革命的深入。
党在“五四”时期对文艺战线还只有思想的影响，到了“左联”时期才进行了组织领导，并以自己的成员为核心成立组织，这是党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从此，革命文艺事业就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必不可少的可以依靠的一个方面军。因此，我们今天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是耸立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丰碑！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总结“五四”以来这一段文化历史的经验时说：“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今天，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把林彪、“四人帮”加给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艺术运动的一切诬蔑诽谤之词统统推倒。
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白色恐怖中，配合红军的反围剿、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地下活动中，展开了我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第一次有组织的英勇斗争，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宣传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的创作，用自己同志的鲜血写下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初篇章。
“左联”一成立，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出密令，要取缔“左联”，通缉“左联”成员。在反动派眼中，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就是共产党人。十年中，国民党颁布了各种法律和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害革命作家、艺术家。“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等都有同志被逮捕、被杀害。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想把左翼文化工作者斩尽杀绝，把左翼文艺彻底消灭。但是，和反动派的愿望相反，左翼文化队伍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下，踏着烈士们的鲜血，经过严重的考验和锻炼，成长发展了。左翼文化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也不断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武汉、广州，远及日本东京，影响及于南洋一带。“左联”和其他各左翼文化团体先后创办了几十种刊物，较早的有《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报》、《世界文化》、《巴尔地山》、《北斗》、《文学月报》、《文学》、《文学杂志》《文学季刊》、《杂文》等，开辟了进步文化的阵地，创作了大量的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左联”还为革命根据地编过文化课本，输送过许多干部和革命青年。鲁迅写了许多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战斗杂文、论著和文学作品，茅盾完成了巨著《子夜》和其它优秀短篇，郭沫若当时亡命日本，除了和国内左翼文化运动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外，还以十分饱满的精力从事历史科学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第一部著作。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写了出色的序言，他协同鲁迅对“左联”的活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他们两人之间的战斗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左翼作家蒋光慈、丁玲、张天翼、叶紫、沙汀、艾芜、欧阳山、周文、丘东平等的小说受到了人们的注目。鲁迅特别关怀培养青年作家，他为萧军、萧红、叶紫等的小说，和徐懋庸等的杂文都写了序文。在鲁迅的倡导和扶植下，一批革命青年美术家艰苦开创了新兴木刻。田汉以自我批判的态度结束了他创办“南国社”以来的艺术生涯，成为了“剧联”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田汉、夏衍、洪深、阳翰笙、于伶等同志活跃在戏剧和电影战线上卓有成绩。诗人柯仲平、殷夫、艾青、蒲风、杨骚都有新的创造。聂耳、星海的歌曲激励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高度热情。作为左翼文化的同盟军和战友，我们可以举出以下的许多有声望有影响的文化界人士和作家、艺术家：蔡元培、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陶行知、陈望道、吴承仕、范文澜、闻一多、朱自清、巴金、曹禺、老舍、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曹靖华、周信芳、欧阳予倩、徐悲鸿、林风眠、司徒乔、赵元任、黄自、孙师毅、蔡楚生、史东山、应云卫、袁牧之等等，他们都曾同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有过交往，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战友，有的人，如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由于当时党争取合法的政策，没有吸收他们公开参加左翼文化团体。有的人当时是秘密党员或后来参加了党，他们对我国进步文化和文艺运动都是有贡献的。上面所列举的一些名字，挂一漏万，但也可以窥见当时进步文化阵势的一斑。
对于左翼文化运动的战斗业绩，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评价。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左翼文艺不可能反映革命根据地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和革命人民的生活，但是，在大量作品中却反映了封建军阀的混战，农村经济的破产，帝国主义的侵略，劳动人民和贫苦小资产阶级的痛苦和要求。把三十年代左翼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还是情节的生动和丰富，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和性格的典型化，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把我国现代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鲁迅所说，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诬蔑和压迫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的年代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章。今天我们纪念和缅怀革命先烈，不能忘记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童长荣、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光辉的名字。我们还不能忘记以宋庆龄、何香凝、蔡元培、杨杏佛等为首的民权保障同盟、济难会在那些黑暗年代为营救被捕作家艺术家所作的努力，将永远铭记他们勇敢的正义行为。今天还要纪念和缅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期间，文艺界许多英勇牺牲的烈士。郁达夫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死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屠刀之下，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仅能经得住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屠杀，也能经得住象林彪、“四人帮”这类凶恶的内部敌人的恶意诽谤和残酷打击。
同志们，上述事实都说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它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杀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的介绍和宣传。
“五四”时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首先是他的哲学和经济学说。那时候，各派思潮、各种主义都在传播，都有人信奉。学术界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正宗，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更是所知无几。“左联”、“社联”成立前后，李达、许德珩、杜国庠（林伯修）、李一氓、彭康、吴亮平、王学文、何思敬、柯柏年、章汉夫、钱亦石等同志较早地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有功劳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用通俗形式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普及到人民群众中的最早的尝试。随着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开始比较有系统地介绍进来。“左联”成立大会通过的决议，就明确规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左联”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任务正式提到了我们的议程上。一些同志，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腥风血雨，冒着生命危险，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也包括有关文艺的著作。在这方面，鲁迅和瞿秋白同志作出了最可宝贵的贡献。《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翻译者陈望道以及冯雪峰等同志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鲁迅所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及其他同类著作，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实秋攻击鲁迅是“硬译”，然而，这种“硬译”是一种多么可贵的韧性战斗的精神呵！从此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运动开始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对于左翼文艺思想来说，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创作来说，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建设，正如鲁迅所说的，是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由于这个转机，革命文学阵营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对于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便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开始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文学艺术的现象，用阶级分析的武器，取得了批判新月派的胜利，击败了民族主义反动文学思潮。斗争的胜利，证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有力的科学的武器，使左翼文艺工作者提高了掌握理论的自觉性。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贯穿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始终。这个观点的明确确立，是“左联”的一大功劳。
左翼文艺工作者曾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来解决文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左联”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开展了多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左联”根据列宁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文艺应当属于人民的观点，提出了文艺为大众、写大众、大众写的口号，发出了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这个口号的提出，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新的创举。“左联”还在历史提供的活动范围内，进行了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比如，创办通俗性刊物，创作民歌民谣，改编名著为通俗小说，建立工人夜校，在工厂组织读报组、办墙报，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办蓝衣剧社等。但是，当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和主观思想认识的限制，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可能真正解决文艺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当时提出的“大众化”的口号，确实有“化大众”的倾向。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以为自己已经“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而大众化，就是要将这种革命意识用通俗易懂的形式灌输给大众，去改造大众的落后意识，去教化大众，而较少想到首先自己要向工农群众学习，要与工农群众结合，改造自己旧的思想和感情，在思想感情上来一个变化；首先要教育改造自己，然后才能教育改造大众，否则就很难有真正的文艺大众化。把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真正解决的，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讲话》的最杰出贡献，就是它用科学的世界观，正确地解决了文艺与群众结合，与时代结合的问题，给革命文艺指出正确的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三十年代，我们在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涉及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在阶级社会、在火与血的革命斗争中，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自由，它必然要受一定政治势力、政治倾向的支配和影响。一些人叫喊“勿侵略文艺”，文艺不要“堕落”成为“政治的留声机”，那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学。“左联”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把左翼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且使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更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艺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大大地提高了革命文艺的战斗力。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从理论到实践已经完全正确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也还常常解决得不恰当，不正确，还有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特别在重大的革命转折关头，政治往往呈现出剧烈变化、错综复杂的现象，要认清政治形势，正确掌握政治和文艺的关系就更不容易了。在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于观点的不同和认识水平的差异，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和争论。假如说一九二八年左右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左联”诞生的前奏，那末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左联”宣告结束的尾声。两次争论都是在革命大转折时期发生的，都是这些大转折的反映及其所引起的思想纠纷。当共产国际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和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一九三六年发生了“两个口号”的争论。争论的双方，都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愿为此而斗争。但是，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以及对各自的口号解释各有不同，究竟哪一口号更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需要，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就发生了认识的分歧。这种分歧完全是人民内部的争论，本来是可以经过讨论和实践来解决，应该按照鲁迅所说的，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但是，当时争论双方都有一些同志，不愿意接受鲁迅的这个顾全大局的看法。对鲁迅许多正确意见，没有加以应有的尊重。这场争论，虽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抵消和削弱了左翼文艺队伍本身的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随着抗日统一战线形势的迅速开展和“左”的关门主义的逐步克服，我们的左翼文化运动，还是获得了新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总之，尽管左翼文化运动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还有许多弱点和薄弱环节，但是，它却从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这是我们一个优良的传统。我们纪念“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就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要为建立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努力。我们要继承毛泽东同志在《讲话》和其它有关论述中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要使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在我国更进一步发展，首先要注意研究我国当前的文艺现状，注意总结现代文学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把我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提高到真正科学的水平。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理论的丰富遗产，学习哲学和历史及其它必要的科学知识。今天我们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条件比三十年代的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了，我们有基本上安定团结的环境，有思想解放的时代条件，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来的历次文艺运动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做了初步总结，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一定能造就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科学。
最后，我还要特别指出“左联”和各左翼文化团体在培养和造就人才方面的重大功绩。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同志，在创作和理论著作方面，都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辟了道路，创立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对我国新文化运动，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文化成就，使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不断在战斗的历程中成长和壮大起来。因此，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几十年的战斗中，为我们党造就了大批宣传、文化人才，培养了一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支生力军无论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从思想到形式，都是极大的革命，简直是所向无敌的。这支队伍在当年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是中流砥柱，充当了革命文艺的生力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人成了我党我军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骨干。正是经过长期的严峻的考验和战斗，又经过这些骨干不断地培养了大批新人，在全国解放后，才能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事业。今天我们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视人才，也应当从“左联”等各左翼文化团体的历史中吸取经验。
左翼文化运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左翼文化的传统是宝贵的。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对人民赤胆忠心。我们要从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我们一定要继承左翼文化的战斗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使社会主义文艺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们要接过前辈们手中的笔，坚韧不拔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历史继续写下去，写出更无愧于社会主义新时代、无愧于我国和世界人民的伟大篇章。让我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攀登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高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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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冯雪峰的《鲁迅的文学道路》读后
陈早春
冯雪峰同志是了解鲁迅的“通人”（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研究鲁迅的权威。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他的《鲁迅的文学道路》，内收作者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五六年有关鲁迅的论文二十九篇。
集中的第一篇《革命与智识阶级》，写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高潮中。那时，创造社、太阳社错误地把鲁迅当作推行革命文学运动的阻力，批判他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造成了混乱。正是在这个时候，冯雪峰以挥戈挽日的笔势，不同凡响地为鲁迅辩护，说他在知识阶级中，“做工做得最好”，革命应该团结他；同时又尖锐地批评了创造社的“狭小的团体主义”。这对澄清当时革命文学队伍内部的一些混乱情况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三十年代，在文艺界甚至在我们党内，一些做文艺工作的同志，并没有完全端正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冯雪峰同志却是对鲁迅持比较正确态度的一人。一九三六年，他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中说：“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却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一九三七年，他在《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中又说，鲁迅“是中国战斗的知识青年和文艺青年的马首，有了他，中国现代的文学者就有了自己的战斗目标和旗帜。”这些论述，肯定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文学中的鲁迅方向。冯雪峰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对鲁迅作出了这样的认识和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
解放后，冯雪峰写了不少有关鲁迅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着重研究了鲁迅的思想发展。他明确地指出：“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及其最后的到达，可以作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有力的旁证之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胜利的旁证之一，尤其可以作为毛泽东思想必然要胜利的旁证之一。”他在这种广阔视野中所从事的研究，是富有丰富的政治思想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斗争作用的；同时，也由于有了这样广阔的视野，便能够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轨迹中去探寻鲁迅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既勾勒得清楚，也把握得较为准确。
冯雪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鲁迅的思想分为前后期，他论证了鲁迅是“从进化论跃进到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跃进到无产阶级，从一般进步的唯物论跃进到革命的、历史辩证的唯物论。”这就既着眼于世界观，也着眼于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较前人的论断要全面些。他不仅分析了鲁迅思想“跃进”的质变情况，也论述了鲁迅思想在不同时期的量变过程，具体论述了各个时期的各个阶段。既严格地区分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前后期，又把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财富作为一个整体提供给读者。他既坚持了无产阶级立场，也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鲁迅的思想是以中国革命的方向为其发展方向的，但它又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有时革命正向前发展和深入，而鲁迅却又陷于苦闷、彷徨，经历着自己迂回曲折的道路。如何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鲁迅思想研究中的难题。冯雪峰深入地研究了这些难题，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只要看看这个集子中的《鲁迅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梗概》和《论〈野草〉》两篇，对鲁迅在辛亥革命后和“五四”退潮时两次迂回的分析，就不能不惊服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娴熟，和那烛微发隐的敏锐眼光。
冯雪峰在解放后写的有关鲁迅的文章，有不少是评论鲁迅代表作的，特别是那些思想内容丰富而却不易把握的作品，如《阿Q正传》、《野草》等。《论〈野草〉》，从诗的形象和意境的分析入手，紧密地联系时代环境和作者的阶级立场、世界观及其发展情况，既解释了各篇的思想意义，又论述了总的倾向，既高屋建瓴，又洞烛幽微。整个分析，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又如阿Q，这是世界文苑中一个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典型。冯雪峰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解放之后就曾写过两篇长文章，深刻地指出过阿Q主义的产生史是“奴隶的被压迫史”、“中华民族的被征服史”，揭示了阿Q典型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后来，他又力图用阶级分析方法贯穿到阿Q典型的分析中去。
总的来看，这个集子中的文章，遵循着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科学评价，论证了鲁迅作为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崇高地位，强调了鲁迅与民族、人民及其革命的命运是“血淋淋地相结合着的”，强调了他那爱憎分明、“睁眼正视”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他也没有把鲁迅当作革命神，象后来林彪、“四人帮”所作的那样。在他的笔下，鲁迅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个伟大的人。
由于作者是鲁迅晚年的战友和学生，对鲁迅的生平、思想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一些论点往往相当精辟、深刻，道人之所未道。他的论文，又往往能抓住鲁迅精神，融会贯通，尽管文字较为艰涩，但要言不烦，一语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