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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案工作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本报评论员
有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党员，在一九六六年被定为“漏划富农”，开除出党。一九七六年初，又有一位高级干部给当地领导人写信，揭发他历史上曾两次向敌人告密，使当地一个红军小组遭到敌人袭击，三名地下交通员被日寇杀害。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查证核实，这位老党员家庭出身为中农，本人也没有向敌人告密的行为，红军小组遭袭击和地下交通员被杀害的事都与他无关。按理，应当根据查证结果，及时给他平反，恢复党籍。但是，办案单位因揭发材料是高级干部写的，感到为难，不便“表态”，以致这位老党员的平反问题一直拖着没解决。
这件事情，反映了我们有的同志对办案工作如何坚定不移地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思想上还存在某些错误观念，以致有的冤假错案不能及时纠正，影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这里涉及到的，不仅是一个具体案件的处理问题，而且是一个落实政策中的原则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办案人员不可不加以注意。
办案子，处理党员干部的历史问题，究竟以什么为依据？这个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改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这就是：只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党的政策为准绳，错了的就要纠正、平反，不错的就要坚持，决不能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见和不符合事实的材料为依据。
两年多来，全党全国大规模落实对人的政策，其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赢得了党心、民心，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主要就是因为办案工作坚持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要确属冤假错案，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哪一级组织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昭雪。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后，极大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最近，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又顺应党心民心，根据确凿的事实凭证，作出了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的历史性决议，恢复了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是一个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党，表明了全党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到底、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决心。
现在，根本反对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个原则，拒不平反冤假错案的人，确实很少了，但不能说没有。这种人，往往同前些年造成的冤假错案有牵扯。他们过去犯了错误，如果现在还坚持不改，继续抵制和阻挠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对他们采取适当的组织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实际生活中，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同志尽管在道理上承认这个原则，而在实践中有时却又不能坚持这一原则。他们明知是冤假错案，仅仅因为某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曾经讲过意见，或者作过批示，写过材料，就感到“为难”，“不便”明确表示平反、纠正的意见，不是把案子搁置起来，就是推给上级“发落”。虽然这是思想认识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时至今日，面对明白无误的冤假错案还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那就很有必要触动一下思想深处的东西了。
这些同志担心对谁“不便”呢？是怕对提供过不准确的材料，讲过不妥当的意见的领导同志“不便”吗？应当相信，我们的领导同志是会尊重事实，严肃对待党的政策的，是希望和欢迎办案人员从实际出发，尽快把事情办好的。他们积极提供材料、提出看法，目的也在于此。但是，任何人，哪怕是身居要职的领导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对事物的了解和认识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所提供的有些材料和意见，出现与事实不符或不完全准确的情况是难免的。办案人员经过查证，如实说明情况，提出改正意见，这恰恰可以为领导同志了解真实情况、正确执行政策提供方便条件，怎么会有什么“不便”呢？说穿了，那些同志真正担心的，恐怕还是考虑自己讲了真话，坚持正确的原则，“得罪”了身居高位而又不尊重事实的领导者，给自己带来什么“不便”。这种个人打算显然是不正确的。
应当看到，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不让说真话，谁违拗他们就打击谁的时代，已经过去三年多了。现在，当然不能排除还会有人出于不纯的动机，打击说真话的人，或者刚愎自用，压制正确意见，阻挠落实政策。但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哪里有这种情况存在，哪里就恰恰需要有一批刚正不阿、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办案人员，去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不讲党性，如果因为有个别这样的人物就掩盖事实真相，不敢伸张正义，置冤假错案于不顾，让那些长期遭受冤屈的同志继续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承受各种压抑和痛苦，以求得自己的“方便”，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安全”建筑在别人的痛苦基础上，这样做是有悖于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的。一件事的是非曲直只能依据事实本身来判断，一个人的功过优劣也只能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说明，决不能按哪一个人提供的材料和意见来作定论。那种按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来权衡一切，决定对待办案工作的态度，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很有害的。党的办案人员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排除这种陈腐观念。如果一个干部私心太重，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党组织就不能让他去做落实政策的工作。
据了解，在十年动乱中立案审查的案卷里，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在当时大搞逼供信的非正常情况下违心写出的，也有的是传闻失实、记忆不准或分析不当而误写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开展，已经有许多同志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作了说明或更正。但是，也有少数同志没有觉察到，或者遗忘了，一直没有说明情况。这就需要办案人员认真地调查研究，分清虚实真伪，加以甄别澄清。特别要注意同原来提供材料的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内，认真核实，统一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保证把党的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应当解决问题的同志身上。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某些受过失实的材料或不正确的意见影响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家属，也要积极做好思想工作。事实澄清了，问题解决了，政策落实了，就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四化建设上来，不应当不加分析地给凡是写过揭发材料的人，都反扣上“蓄意诬陷”的帽子。在林彪、“四人帮”横行，大肆制造冤假错案的时候，故意捣鬼，存心诬陷的人，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由于认识问题和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受到冤屈的同志，对这些同志也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只要他们在了解情况之后，负责改正过来，就要给以谅解，切不可感情用事，搞什么“冤冤相报”。古话说：“亲亲相仇，其乱谁救”。这一点很值得我们警惕！林彪、“四人帮”在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造成的伤痕和动乱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们的责任只能是彻底清除它，而决不能发展它，更不能做出可能造成新的矛盾、妨碍同心同德搞四化的蠢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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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善始善终抓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本报讯 记者顾雷、史博、阎晶昌报道：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善始善终地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经验收已基本结束。
塘沽区是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原区委十四名常委，有十一名长期被隔离、关押、强迫劳动。区委机关二百多名一般干部，除七人外全部下放。有六千多名职工的天津碱厂，三千多名老工人被诬蔑为旧势力，其中有九百名职工遭到各种迫害。全区市一级的八十七名劳动模范，有四十九人受到冲击。不少人被害得家破人亡。
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区委在两年多时间内，放手发动群众，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积极给受迫害的人落实政策。他们确定：凡是以莫须有罪名被迫害致残致死的；被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定为敌我问题的；把各种诬蔑不实之词装进档案的；已作出明显错误结论和处理的；本人受迫害，并株连亲属的；被抄家蒙受财产损失的，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案件等等，均在平反之列。现在，在需要落实政策的共九千七百多人中，除有二十人的某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外，其他人的问题已全部解决。
塘沽区委落实政策主要经验是：
第一、逐级建立了落实政策的班子。建立班子时，区委要求：一定要选拔党性强、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作风正派、没有派性、懂政策、有能力的人参加平反工作。并规定：凡是制造或参予制造过冤假错案的人，在他们没有转变立场、以实际行动表明改正了错误之前，一律不准干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群众说：“象陈士美那样的人决不会给秦香莲落实政策”。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落实政策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坚持领导亲自动手，一抓到底。两年多来，全区从区委书记、部长到各基层党组织的一、二把手，都亲自抓落实政策的工作。各级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亲自阅卷，接待来访，深入调查案情。在这同时，还组织工会、公安、检察、法院以及统战部门密切给以配合，保证加快这一工作的步伐。
第三、在健全各级落实政策班子，进行这项工作过程中，特别注意给做落实政策的同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一些顾虑。如，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有的人怕落个“翻文化大革命案”的罪名，有的怕人家说“右倾”、“替坏人说话”，还有的人害怕将来有反复等等。区委针对这些思想顾虑，组织各级落实政策班子工作人员和广大干部、群众，反复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规定，从正面教育大家认识落实政策的伟大意义，同时，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工作，随时帮助他们排除工作中遇到的障碍和阻力，从而保证了这一工作顺利进行。
第四、认真进行复查，组织层层验收，力争做到不遗留问题。塘沽区委在落实党的政策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先后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复查。第一次由基层单位开展自查和互查；第二次是以工交、财贸、渔农、文教、机关、街道六个系统，按系统进行检查验收；第三次是由区委直接组织的全区性大检查，由区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挂帅，组织干部、工人、劳动模范、民主人士、科技文教战线的知识分子等一百四十人，分成看卷、清理档案、召开群众座谈会、个别访问等若干组，进行验收。他们还邀请民主人士、科技人员找受迫害的人直接听取意见。这一工作前后进行了一个半月，复查了二千五百多个案件。通过复查，对某些结论不准的案件立即予以纠正，对结论留有尾巴的除个别非留不可的，都限期改正。同时全部做到在什么范围内搞错的，就在什么范围内平反，全区共召开各种类型的平反会八百三十多次，达二十五万五千人次；同时清理了三万八千多人的档案，销毁各种不实材料十九万份；他们还给六千四百多受株连的人进行了道歉，并发出六千多封函件消除过去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样做的结果，人心大快，精神振奋，焕发出为“四化”贡献一切的热情。许多人十分激动，有人赋诗抒发自己内心喜悦之情。如，区委文教部副部长张恩城写道：“一纸重千斤，阶级情谊深，万马奔腾时，才显主义真。”天津碱厂机械车间的三名主任，落实政策重新被群众选为主任后，齐心协力，早来晚走，星期日不休息，大抓生产和管理，仅半年时间，车间面貌大变，设备完好率由百分之五十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厂的工程师杨有余同志，右臂被打致残，落实政策后，用自己的钱买技术书，主动教授工人技术知识，右臂抬不起来，用左手在黑板上写字进行教学。工程师葛俊民同志，恢复工程师职务后，提出的一项合理化建议，就给国家节约四十万元。
根据记者了解，现在天津市和塘沽区信访部门，以及天津市新闻单位，近来很少收到塘沽地区有关冤假错案问题的申诉。这说明，党的政策真正落实了，群众上访也就减少了，干部、群众大干“四化”的热情也就提高了，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了安定团结，大干“四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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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
——记图们市信访接待员张寿哲
张寿哲同志原来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财政局副局长，一九七○年组织上分配他到市信访办公室做信访接待员。从此，老张一心扑在信访工作上。他家成了不挂牌的信访接待室，经常人来人往，全家休息不好，孩子学习受影响，连邻居也不满意。
去年市里为加强信访工作，又安排了三名同志。有人就对老张说：“你这个接待员干了这么多年，够辛苦的了，这回该换换了。”可老张寻思：打倒了林彪、“四人帮”，群众的冤假错案急需平反昭雪，我们更要做好信访工作。
张寿哲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大批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图们是后划的一个城市，有些案虽然发生在本市，却是过去的主管县处理的，照理可以推出去不管。可是，老张经手涉及到安图、敦化、汪清、延吉等六县市的信访案件十二起、二十四人的问题都得到妥善处理和落实。这些年，他经办的几百起信访案件基本上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老张不当那种“守门待客”的接待员。他常常把工作做在群众上访之前，他坚持用半天时间接待来信来访，半天时间下到基层，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解决问题。一次，他到红光公社了解到一名社员是一九六三年精简回乡的，他认为自己是错案，打算上访。老张主动同他促膝谈心，向他宣传党的有关政策，说明精简回乡是符合政策的，不是错案。这位社员打消了上访的念头，高兴地说：“你把政策送到俺家了，俺就不上访了，在农村干一辈子。”大伙称赞老张把接待工作做到“家”了。
象信访这样复杂的工作，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老张十分注意依靠各级党组织，发动各方面来办。老张凡遇到问题复杂、牵涉面广的案件，他把涉及到的有关部门主动找到信访部门一起研究处理，重要的请市委领导主持解决。仅去年头九个月，他们就会同各方面联合办案十七次，解决了五十四起积压多年的老大难案件。目前，全市积压的三百二十二起案子已经落实结案了三百一十四起。
盛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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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上海搪瓷一厂党委发动干部和党员经常到职工家里访问，关心群众生活，鼓舞了职工建设四化的干劲。这是厂党委书记臧德韦（右）在老工人杨玉美家里访问。
新华社记者 徐义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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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上访人员中，确有极少数人反映情况不实，但又强词夺理，长期纠缠不休。为了妥善地解决这类问题，辽宁省公安机关召开了有关人员参加的听证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说服了纠缠不休的上访人，也教育了群众。对纠缠不休的人，采取这种教育办法很好，但必须注意防止将这种现场听证会开成批斗会。
解决无理申诉的好形式
——记辽宁公安部门召开的一次听证会
辽宁省辽中县冷子堡公社业兴大队社员郑云安之妻杨云芝，精神不正常。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郑云安让杨云芝带上小儿子回娘家住两天。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发现杨云芝死在辽河里。经辽中县和沈阳市公安局勘查现场，检验尸体，证明死者不是他杀，而是落水淹死的，并向死者家属、亲友作了说明。但死者的姐姐杨云范对这一结论不服，长期上访，纠缠不休。
为了更好地处理这件长期结而不服的上访案件，不久前，辽宁省公安局、沈阳市公安局和辽中县公安局在杨家所在的大队召开了现场听证会。参加会的有上访人，死者子女，有关证人，知情群众，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以及上访者提出的见证人，共四十四人。会上，首先听取上访者的申诉，然后由知情群众作见证说明，公安机关作勘查现场的介绍，并允许上访人及其亲友推翻原证和提出反证。听证会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杨云范在听证会上申诉说，她妹妹杨云芝是郑云安加害致死的。其理由，一是郑对她妹妹不好，曾扬言要整死她妹妹；二是杨云芝死的当天早晨，有人看到郑云安扛着铁锹尾随杨云芝，将她打死后，扔在河里；三是死者右眼塌伤，腰和腿上有紫斑，牙掉了四颗。杨云范讲完后，由知情群众发言。死者的邻居徐荣珍证明说，杨云芝死的当天早晨，郑云安去林场上工，在门口遇到杨云芝，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杨云芝回到屋里叫孩子起床上学，后又到园子里干活，并没有吵架和怄气。社员刘风证明说，那天早晨，他在河坝上遇见杨云芝；杨衣着整齐，无人跟随。社员王者荣、刘全富等人证明说，杨死的当天早晨，郑云安五点多钟就去林场上班，根本没离开过林场。社员赵玉环对杨云范要她出反证的问题，说明了情况。她说：“一九七七年冬有一天，你到我三哥家说杨云芝死得冤，问我知道不？我说不知道。你说那天杨云芝在前头走，老太太拿两只鞋在后面追，郑云安拿铁锹把杨云芝打死后，扔进河里。这本是你说的，你要我们证实，我们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我们不知道，怎么能证实？”接着，法医介绍了死者身上既无外伤，也未发现内伤，至于死者掉了四颗牙，是陈旧性脱落，根本不是打掉的。身上所谓“擦皮伤”，是人死后反复移动造成的；所谓“紫斑”是正常的尸斑。
杨云范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仍不服气。这时，死者的大女儿郑玉菊发了言，她对杨云范说：“你硬说我妈是我爸害死的，这纯是瞎说。如果要闹清我妈是怎么死的，我倒要问问，我爸和我妈这两年感情挺好，没吵过架，怎么到我姥姥家串两天门回来，就死了呢？”杨云范所在单位沈阳市第三医院的领导同志也发言说：“从大家摆的情况看，说杨云芝是溺水死亡，我们认为证据是充分的，结论是正确的。杨云范同志，就不要再纠缠了。”杨云范在事实面前，只好认输作罢。
这个听证会不仅驳倒了杨云范的无理申诉，教育了她本人，对参加这次会的群众也是一次生动的法制教育。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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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县开展法制教育改变社会治安面貌
据新华社南京电 江苏省武进县配合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推动全县社会治安出现了新的面貌。目前，农村中的偷窃、赌博、流氓活动和打架斗殴等违法行为明显减少，犯罪案件不断下降。
去年底，武进县曾用四十天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法制教育，中心内容是学习从今年一月一日起实施的刑法。经过教育，全县逐步出现了“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风尚。湟里区三个公社联合开河，出动民工一万五千多人，工地上秩序良好，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纠纷事故，原定的土方任务也提前顺利完成。
经过法制教育以后，全县民事纠纷大为减少，过去一些子女不愿意赡养父母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东安公社安北大队原来有十三对夫妇不养父母，这次学了刑法后，都承担了赡养的义务。孟城公社有一个青年九年来一直拒绝赡养母亲，大队干部调解了几十次没有效果，这次经过学习刑法，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农村中许多老人说，共产党立法断家务，顺乎民心，合乎民情，实在是好。
许多生产队和企事业单位在学习刑法中，检查本地区本单位的治安情况，讨论预防措施，逐步提高了大家勇于同坏人坏事斗争的积极性。近四个月来，全县共收到群众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的材料和线索四百三十八件，这对帮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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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照登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本报刊登《眼科专家和他的眼睛》通讯以来，我们已收到群众来信两千多件。这些来信，热情地赞扬了程国林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近，我们收到程国林同志本人一封来信，现刊登如下。
——编者编辑同志：
你报于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刊登了《眼科专家和他的眼睛》一文后，全国各地不少同志来信来访。这是对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是一名普通的眼科医生。近年来，通过学习和实践，运用传统的“针拨”技术在治疗老年性成熟期白内障、外伤性白内障、先天性白内障等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在为人民服务中做了一点应做的工作。但我的医疗技术水平距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对其它眼病的治疗方法，与各地医院基本相同，加之我院食宿条件有一定限度，望广大眼病患者最好能就近治疗，以免徒劳往返。
我决心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
此致
敬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六医院
军医 程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