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悼念田家英同志
——邓力群同志在田家英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我们的老战友田家英同志，由于受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的诬陷和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含冤逝世。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年仅四十四岁。多年以来，对于家英同志不幸逝世的哀悼和怀念，一直深深埋在我们的心里。
田家英同志是四川省成都市人，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由于贫困，曾在中药店当学徒。他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和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不满十六岁的家英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大后方的四川，经历了艰难险阻，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并于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工作。从一九四八年起，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解放后，又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一九五六年被选为“八大”代表；一九六四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能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
家英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许多年中几乎用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同志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为党做出了贡献。他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他认真领会毛泽东思想；他为在人民群众中普及毛泽东思想，倾注了大量心血。
家英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抱着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崇高目的，许多次深入农村，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他即使身在城市，也时刻关心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了许多重要情况，提出过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中央有关农村政策的许多文件，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等等，他都参加了起草工作。
家英同志在主持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期间，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为人民群众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他十分注意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使党和人民群众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支持和保护来信来访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
家英同志出身比较贫寒，自小生活在社会下层，习惯于体察民间疾苦，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不但在战争年代和土地改革中，即使进城以后，条件变了，他仍然自觉地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保持联系，保持一致。他进行农村调查，常常到最艰苦的地方，住在贫苦农民家里，细致地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他们的要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为国为民，忧心如焚。当他亲眼看到一些农民生活极端困难时，常常忍不住流下眼泪，难过得吃不下饭。为了早日恢复国民经济，尽快改善群众生活，他常常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在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一度受到损害时，他也不顾个人安危，真实地、负责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群众疾苦，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一九六五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就被一个混进党内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当着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家英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保护同志，不惜牺牲自己，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家英同志也犯过错误，向党组织提过错误的意见，但他绝不躲闪推诿，更不牵连别人。家英同志的这些好品质，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更加显得难能可贵，更加使每个同他一起工作过或者受过他保护的同志，感到他的可亲可敬。
家英同志对于混进党内并身居高位的坏分子，象陈伯达、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这伙人的恶劣品质，曾长期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被他们恨入骨髓。
家英同志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废寝忘食，奋不顾身。一九五四年他参加我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工作，有一段时间经常通宵不眠，累得吐血，但仍坚持不懈，直到按时完成任务。
家英同志的好学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从小主要靠勤学自修，达到了相当的文化程度。参加革命后，几十年如一日，用功读书，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并努力用马列主义原理指导自己的工作，逐步成为党的一个比较博学能文的干部。
就是这样一位从少年时代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忘我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一份贡献、并且具有许多共产主义优良品质的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忠实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却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及追随他们的居心不良的人，诬陷为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置之于死地。当我们今天悼念家英同志的时候，想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害大批革命同志的罪行，怎么能不感到悲愤难平！
如同任何一个忠诚的革命者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错误一样，家英同志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家英同志刚直不阿，但比较脆弱。在顺利的环境里，他往往锋芒太甚；而在受挫折的情况下，又缺乏韧性。他胸怀坦荡，但有时会犯点自由主义的毛病。家英同志虽然有这些弱点，但他勇于接受批评，当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总是力求改正，避免重犯。不管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怎样诬蔑，家英同志不愧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党员。
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使我们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家英同志是其中的一个。时光如驶，家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十四年了。作为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作为他的同志、朋友，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悼念他，心情是十分悲痛的。他的真诚、坦率、亲切、鲠直的生动形象，好象还在眼前。对于所有他的老战友来说，对于同他接触较多的同志来说，这一形象是不会消失的。
现在，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艰巨任务，摆在大家的面前。如果家英同志还在人间，他是一定会更加发奋工作，发挥他的才干和智慧，做出更多贡献的。但这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应该以共产党人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百倍努力地进行工作，以弥补家英同志和其他革命前辈、战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幸去世对党造成的沉重损失。
让我们假定家英同志还有知觉吧，让我们告诉他：家英同志，你曾经为之奋斗终生的我们的共同事业，一定会得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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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读这篇别具风格的悼词
萧韵
邓力群同志在田家英同志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我认为很值得向读者推荐。
这是一篇别具风格的好悼词。好在叙事、说理、抒情融洽无间，如战友促膝谈心，功过了然，是非分明，活现出了家英同志的个性，使读之者感奋，闻之者共鸣，由此加深对于林彪、“四人帮”的仇恨，激起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封建社会有所谓“为长者讳”的传统。几千年来，死者坟头上的“墓志铭”，常常堆满了溢美之词。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实事求是，不为生者掩非，不为死者讳过。这是政治上有力量、有勇气的表现，是我们伟大事业的要求。家英同志的悼词，优点、功绩历历在目，缺点、错误恰如其分。如赞扬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很少”二字，合乎实际，用得颇有分寸，使一位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挺身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的正直的共产党员的品格，跃然纸上。然而人们也可以看出，即使耿介如家英同志，也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这样写来，娓娓动人，亲切自然，又决不丝毫贬低家英同志的形象。悼词中有一段话，写得很动人。讲到他从少年时代参加革命，几十年忘我工作，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忠实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然后笔锋一转，说这样一个好同志，
“却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及追随他们的居心不良的人，诬陷为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置之于死地”。在追悼会上，当邓力群同志读到这里时，几至泣不成声，到会同志也深为感动，由此想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害大批革命同志的罪行，不禁悲愤交集。
悼念亡故的战友，自然总想多说好话，以尊敬死者，抚慰家属。然而叙事失真，抒情夸饰，不能启发后人据实考察前人一生的行迹，得到有益的借鉴，也就失去了悼念的本意。言及缺点、错误，只要准确恰当，不仅不会有损于死者，而且正是无产阶级光明磊落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写法，益见其情挚意深，有助于激励后人切实总结经验教训，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鲁迅写《〈守常全集〉题记》，引大钊同志为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也指出他的理论在当时未必精当。著文纪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作家白莽和柔石，却也批评前者译文的错误，后者旧作的悲观。如果悼词一定要把死者写得白璧无瑕，甚至不惜人为地拔高，说一堆过头话，或者满篇陈言套语，结尾再加一句带几分宗教气味的“××同志，安息吧！”读起来自不免索然无味。它使死者千人一面，只要改换简历，一篇悼词可以通行于天下；它使生者伫立默哀之后，印象模糊，不易引起感情、思想的波澜。这样的悼词，是起不到应有的社会作用的。
随着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群众团体陆续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一代革命家和革命同志平反昭雪，报刊时有悼词和纪念文章发表。这里确有一个端正文风的问题。树立好的文风，核心是实事求是。我们希望，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能够见之于各项工作，能够见之于理论宣传，也能够见之于悼词和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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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告慰马克思
汪静之几千年的阶级斗争，
充满壮烈的惨痛的教训，
渴望着空想的美妙的幻影，
有了革命导师才能集大成。你从吸血吸髓中
发现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你从无边黑暗里
创造了绝非虚幻的光明。饱尝了斗争的火焰，
消化了一座图书馆，
孕育了太阳的种子，
预告了光辉灿烂。黑暗中的幽灵，
是你怀着太阳的孕。虽然是一点星星火，
吸血鬼已担着隐忧万吨，
在胸前画着十字，
称你为赤色恐怖博士。太阳的产婆列宁
迎接了太阳的诞生。破晓的太阳火样红，
美得崇高，美得豪雄！但是在吸血鬼心里，
却成了霹雷轰。工人阶级的圣经，
是用火焰写成，
是阶级斗争的结晶，
是革命的指南针，
是开启天堂的钥匙，
是焚毁地狱的火种。至理明言就是春雷震，
唤醒了工人阶级巨龙：
有了透视闷葫芦的双眼，
有了无坚不摧的宝剑，
有了脱胎换骨的金丹，
有了捶碎乾坤的肝胆。你播下了龙的种子，
已经腾跃起千万真龙；可是也有一些跳蚤
混杂在群龙飞舞之中。跳蚤化装得维妙维肖，
妄想做真龙的领导。真方假药，以假乱真，
打着你的旗帜做商标，
要照着蚤头蚤脑
修改真龙的面貌。断不许跳蚤装假冒充，
剥下害虫披的龙套！你是国际的灵魂，
是人民的万世师表。但你不能给我们万应神丹，
包医百病都灵验的仙药。没有万年不变的原则，
你的教导不是死板的框框套套。一切要经过试金石的考验，
实践是一切法宝的法宝：
这才能保险太阳不出轨，
这才能避免太阳触暗礁。永远要发展，要革新，要创造，
但万万不能把灵魂阉割掉！太阳的火焰热力高，
点燃亿万人心怒火烧；太阳的引力无穷大，
吸引亿万人心起海潮。歪风要倒转太阳的航向，
要叫太阳半路上抛锚；邪气要偷天换太阳，
要用冷光鬼火代替阳光照。太阳的舵手把稳了舵，
直开向你指示的目标。我们登上共产主义高峰，
看他们邪门歪道卑而小。千淬百炼的太阳，
正大光明，至大至刚。谁能把太阳斩断？
刀斩阳光光更长；谁能把太阳浇熄？
火上浇油光更亮。太阳在刀光血影中成长，
越战斗越光大发扬。强烈的光辉不可抗，
永远胜利的是曙光！壮丽的理想是无穷的动力，
定能实现共产主义天堂！
1963年5月5日初稿，
1964年5月5日修改，
1979年8月28日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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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人聂华苓
萧乾
一 由怨到爱
一到衣阿华，我就向女主人聂华苓表示了一个愿望：想通过深谈，了解一下海外中国作家这三十年所走的道路，并且打算从她开始。这个愿望立刻得到她热烈的赞许。然而她是个比旋风转得还要欢的大忙人，时间只能由她来定。
这一天早晨，我们各坐在她那间宽敞雅致的客厅的长沙发一端，开始了交谈。
“我是个湖北人”，她用浓重的鄂中口音开了头。我听得出，这句话里蕴藏着多么深厚的乡土感。“生在宜昌。我祖父中过举，放了个知县。赴任的半途，辛亥革命爆发了，他折回来，随后参加了讨袁。我父亲是桂系的，长期在家赋闲。偏偏在一九三四年去贵州当了八个月不大的官。红军长征经过那里。兵慌马乱的年月，谁分得出他是桂系嫡系，就把他当作蒋家的人办理了。
“我十四岁就当流亡学生，跟着湖北联合中学满处转。一路上吃的真是‘八宝饭’——砂子、老鼠屎，什么都有。满身是疮，净打摆子。后来考上四川长寿国立第十二中。毕业以后，大学先修班要保送我去西南联大，可我连木炭车钱也筹不出。这样就进了中央大学。四九年我亡命台湾。当时我怕革命。我怕共产党。在家里我是老大，逃的时候还带着妈妈弟妹，一家五口，狼狈得很哩。
“对，说说我怎么跳出个人恩怨，重新认识历史的吧。
“为了养家，在台北参加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象你一样，我也管文艺栏。十一年的编辑工作，我认识了许多台湾作家。我们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就一直受到干扰和攻击。什么‘自由’中国呀！刊物上一点改革的话也不许登。雷震这么忠实的老国民党员，写了篇《抢救教育危机》，立刻给开除了党籍。五六年‘老头子’做七十整寿，我们在‘祝寿专号’里批评了他在人格上一些缺陷，批评了台湾的特务统治。那期刊物再版了七次。读者痛快了，雷震后来可坐了整整十年的牢。
“首先使我睁开眼睛的就是台湾那帮特务。为了躲他们，我们的刊物得换七家印刷厂。六○年九月四号那天，一帮特务早晨九点闯进我们家。他们什么也没搜出来。在这之前以及以后，经常有特务在门口监视着我们。日子过得好揪心呀，连给朋友们写信都不敢。
“刊物关了门，我这个嫌疑犯也失业了。六二年台大中文系的台静农先生冒了好大风险把我请去教写作，这才算有了饭碗。后来台中的东海大学也请我去教创作，可是六三年我妈妈患肺癌去世的时候，我连安葬费也拿不出！
“那阵子我开始偷偷看了点大陆上的作品。先向东海大学借到鲁迅的书，也看了旁人的（那也是冒了大险的）。对国民党的‘法统’呀，‘自由’呀，我看穿了。可是同大陆，好象还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个人恩怨。
“这个疙瘩还是同保罗一道翻译《毛主席诗词》（注1）的时候解开的。我们是七○年底动手这项工作的。当时尼克松还没去北京呢，所以不是为了赶浪头。
“为了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我们参看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书，象斯诺的《西行漫记》。所以我们那个译本有个特色：不但在每首诗词后边都注了时代背景，并且写上我们的体会。
“对我来说，最深刻的一点体会，就是毛主席心里只想着革命，绝不从个人恩怨出发。长征对毛主席个人来说，损失有多么惨重！三个孩子半路丢在农民家里，正怀孕的贺子珍身上给炸伤了二十处。毛泽覃牺牲了。几百位妇女参加长征，只有三十位活着到的延安。论仇，这有多深啊！可是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只考虑民族大义，完全不计较个人恩怨。我这才认识到，在历史转折点上，去算个人的恩怨账是多么渺小！
“我也明白了几十年来国民党向我宣传的‘匪’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了几万万人民，为了子孙，为了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什么艰险也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从诗词格律的严谨，我佩服毛主席的学问。但是更打动我的，还是他那伟大的胸襟：驾驭自然，战胜瘟疫；为了改变人性而变革社会、政治制度。他抒发的不是个人的感情，而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昆仑》里的‘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那是多么崇高的境界！
“上次回来探亲，又受到一次启发，在那以前我们走了七八个亚洲国家，我心里有个比较。特别是印度。在那里我好象见到了旧中国：饥饿、贫困、懒散、消极，好象什么也不想变。在新德里，印度作家们请我去作客。在宴会上我讲了我对新中国从怨到爱这个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我说，我爱中国，因为它是一个不满足现状、永远向上的国家。”
二 象征的写实
说来聂华苓的创作生涯还是在南京开始的。四九年她就用远思这个笔名写文章了。她说有一篇《变形虫》是讽刺投机者的。她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写从大陆逃到台湾的小市民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的。《失去的金铃子》是她的第一个长篇，通过女主人公苓子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描写抗战时期一个女孩子庄严而痛苦的成长过程。作品构思新颖，文笔细腻，很富感染力。例如写秋虫金铃子那段：
“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若断若续，低微清越，不知从何处飘来，好象一根金丝，一匝匝的，在田野上绕，在树枝上绕，在我心上绕；越绕越长，也越明亮。我几乎可以看见一缕细悠悠的金光。那声音透着点儿什么？也许是欢乐，但我却听出悲哀。不，也不是悲哀，而是点不同的东西。只要有生命，就有它存在，很深，很细，很飘忽……”作者在本书的后记中回答“苓子是我吗？”这个问题时说：“文学除供欣赏乐趣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
聂华苓更大胆的一个尝试，是她的寓言体小说《桑青与桃红》。在创作方法上，她企图综合中国传统的以及现代西方的技巧。主题是通过女主人公的精神分裂，来象征国家政治上的动乱在这一代中国人内心所造成的悲剧。桑青和桃红是同一女主人公的双重人格。作品以书简和日记形式，把现在与过去交织起来。
全书分四个部分。故事从全面抗战开始，纯朴的桑青为了躲避日本侵略军，同一批流亡学生乘船在三峡的激流里颠簸漂荡。第二部分的背景是兵临城下的北平，时间是四九年初。作品通过桑青的翁姑——一个头脑腐朽、全身瘫痪的女人的胡言乱语，烘托出蒋家王朝的日暮途穷。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台北一阁楼》，时间是一九五七年夏至一九五九年夏。描写尘埃满布、老鼠横行的一座即将坍塌的阁楼，那里，僵尸从墓中爬起来吮生人的血。小说在台北《联合报》上连载，登到这部分，台北的书刊检查老爷就把它腰斩了。在第四部分中，逃到美国的桑青变成了桃红。她受到移民局的追缉。当她就擒、移民局问她递解出境后投奔何处时，她颓然回答说：“不知道。”这个简短答语深刻有力地概括了一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流亡者的悲惨命运。
此外，聂华苓还写了中篇小说《紫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和《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散文集《萝谷集》以及传记《沈从文评传》。今年，哥伦比亚大学将出版她编译的《百花齐放文集》（两卷）。
最近她在给笔者的一封信里兴奋地写道：“今天接到国内消息，我的两本书（注2）将在国内出版，我很高兴。我的书在台湾已被禁，现在可在国内出版，对我个人而言，是作为作家的我又复活了。”
三 桥梁建筑师
托尔斯泰把幸福的家庭说成是千篇一律，未免武断了些。起码有青梅竹马、一帆风顺的，有吃尽婚姻的苦头，走了漫长一段坎坷道路之后，才找到归宿的。华苓和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结合就属于后一种。正由于两人在生活上都有过一段辛酸史，所以结婚后，他们十年如一日地相亲相爱着。
文学事业——他们所共同献身的事业，是两人之间的坚实纽带。这既包括他们各自的创作——他们两人都是勤奋而有成就的作家，也包括他们为国内外其他同行创造写作条件而做出的崇高努力。
早在一九四一年，安格尔就在衣阿华大学创办了作家工作室。在西方大学教育史上，那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一个学生可以不需写学究式的论文，仅凭一部小说、一首长诗、一个剧本，就可以获得学位。在学院派的先生们眼里，那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然而四十年来，这个工作室培养出象田尼西·威廉斯那样的剧作家，菲立普·莱文那样的小说家，Ｗ·Ｄ·斯诺德格拉斯那样的诗人。
一九六三年，保罗·安格尔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走访亚洲。在驻台北美国领事馆举行的酒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华苓。次年，她就挣脱了台湾特务的监视，赴美参加了这个作家工作室。一次在克拉威尔水库上划船，华苓忽然心血来潮，向保罗建议办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国作家请到衣阿华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并促进各国作家间的思想交流。保罗听了，连连摇头。这个想法太大胆了——简直发了疯。那得筹措多么大一笔款项啊！华苓争辩说，先谈这件事值不值得办；如果值得办，再考虑实现的办法。国际文学界这个绝无仅有的组织，就这么在他们头脑中诞生了。
为了筹款，他们牺牲了写作时间，四处奔走：从私人，从公司企业，大数目小数目地拼凑起来。一九六六年衣阿华大学为他们开了绿灯，第一届写作中心是六七年举行的。那一届十八位作家中间，有来自香港的戴天和台北的痖弦。从那以后，每年九月至十二月，衣阿华城的五月花公寓里就住进三四十位来自五大洲的作家，大厅里出现各种民族服装，电梯里说起各种语言。七○年以后，又得到美国国务院在经费上的支持。十三年来，这个组织已接待了来自五大洲六七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位作家，在国际文学界，他们得到日益广泛的群众的支持。
除了一年一度的聚会，这个组织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各国作家的选集，如罗马尼亚的史提芬·杜伊纳士和希腊的嘉特莲娜·诺克的诗集，中国作家叶维廉选译的《现代中国诗选》以及日本诗人木岛始编选的《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诗选》。
一九七六年，以南斯拉夫作家阿哈密德·伊玛莫利克为首的二十六位作家（代表二十四个国家）倡议推举他们二人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很快就有二百七十位各国作家在倡议书上签了名。倡议书说：“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伊玛莫利克说：“安格尔夫妇是创作力十分旺盛的作家。然而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创作，他们情愿作出个人牺牲。这种无私的精神实在难得。”
一九七七年，六十九岁的保罗退休了。聂华苓接替他为这个组织的主持人。保罗仍是这个组织全时间工作的顾问。
七九年秋，我国作家第一次参加了这个国际写作中心，而且今后将继续参加下去。这就为这个组织又增添了一种崭新的功能：它已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在文学方面的一道重要桥梁，而华苓和她的保罗是这道桥梁的建筑师。
（注1）：《毛泽东诗集》（Ｔhe Ｐoetry of Ｍao Ｔse—tung），一九七三年伦敦Ｗildwood Ｈouse出版社出版。
（注2）：《失去的金铃子》及《桑青与桃红》将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