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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事业同经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
财政部科研所 李海 徐亚平
重视人才培养，增加教育投资，使教育事业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四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由人——劳动者进行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和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文化程度和生产技能分不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工业机器的广泛使用，需要更多熟练的劳动者和更多的科学技术人才。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复杂劳动越来越多的今天，经济发展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普及中等教育，还要求有更多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也是生产力。因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为了经济的迅速发展，都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把它看成是对人的能力的开发，把人才竞争看作是经济竞争的关键，努力扩大对教育事业的投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人才十分缺乏，更加应当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扩大对教育的投资，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物质生产和人才生产，经济的投资和教育的投资，都有其一定的客观比例。按照客观比例办事，我们的整个经济就能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反之，只重视物质生产的投资，任意减少教育的投资，就会导致人才缺乏，物质生产也上不去。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比例失调，教育费用太少，不成比例，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调整这种比例关系，适当地少建或缓建其它的某些项目，把经费用来发展教育事业，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五十年代，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建设发展的比例基本上是协调的。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快，教育事业也兴旺发达。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十一万七千人发展到八十一万二千人，增加了五点九倍；中等专业学校由二十二万九千人，发展到一百四十九万五千人，增加了五点五倍；普通中学由一百零三万九千人发展到九百一十七万八千人，增长了七点八倍；小学由二千四百三十九万人发展到九千一百一十七万九千人，增长了二点七倍；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九点三。但是，从此以后，国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总投资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成倍的增长，而用于教育事业投资的比例却不断下降。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教育事业受到灾难性的摧残。粉碎
“四人帮”以后，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与经济建设发展不相适应、比例失调的状况仍十分突出。这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普及教育落后。现在全国约有文盲一亿四千万至一亿五千万，小学教育的基本状况是，形式上入学的约占百分之九十，实际读完五年的占百分之六十，真正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只有百分之三十。这样多的文盲，势必影响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
二是高等教育落后。目前我国每一万人中只有大学生十人（在校人数），不仅远远落后于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高等教育落后，四化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从何处来？
三是中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的发展很不适应。大批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被砍，既造成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比例失调，高级科技人员和中、初级技术人员的比例失调，也严重地影响到就业工人的生产技术水平，影响到生产的发展。
四是成人教育落后。各种职工业余教育、函授教育等恢复和发展缓慢。现在在工作岗位的二十岁至三十岁左右的青壮年，是被“四人帮”耽误了的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未能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学业基本上荒废了，迫切需要提高文化，提高技术。因此，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成年教育，十分重要，任务也很艰巨。
要改变教育事业的这种落后状况，不下大力量是不行的。应当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教育事业也落后。为了改变“穷”的状况，下大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点，是人们普遍认识到了的。但是，对于如何才能把经济迅速地搞上去，教育对发展经济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怎样解决“白”的状况，使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有一个恰当的比例，许多同志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因此，长期以来，不少同志在考虑问题时，有一种重物质生产、轻人才生产的倾向，使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摆不到应有的位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中，在分配财政资金的时候，常常把发展经济的基本建设投资看得重，是硬头货，尽先满足要求；把教育事业经费支出看得轻，当作软任务，剩多少给多少。在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中，多年来都是重骨头（物质生产的建设）轻“肉”（教育等事业），比例长期失调。工厂建设起来了，没有学校，职工子女入不了学，也没有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安排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失策。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说：“必须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相应地加快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应当逐步补上前些年在教育方面的欠账，增加教育经费，扩大教育的基本建设投资，争取在一九八五年前，教育事业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使它同国民经济的发展基本上相适应。
第二，认真地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要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根据当前的现实情况，参照国外经验，研究确定两个比例关系：一是教育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比例，二是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或者教育经费按什么比例增长（比如按国民收入增长比例增长，按工农业生产增长比例增长等）。做计划，分配资金，安排基本建设，都要按照比例办事，除非有重大事变发生，不得任意变更，真正使教育事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第三，要重视培养人才的劳动者——教师，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同其他劳动者同样的地位和待遇。在当前，应当研究改变教师的实际收入和住房面积少于其他劳动者的状况，使他们得到同样的改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四，教育也要讲究经济效果。教育事业也要讲经济核算，讲“劳动生产率”，计算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潜力可挖的。比如高等学校师生的比例，美国一九七五年为一比十七，苏联一九七六年为一比十五，法国一九七六年为一比二十，西德一九七四年为一比八，日本一九七六年为一比十二，而我国一九七八年为一比四点一。虽然外国情况和我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比例显然是落后的，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附图片）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新建一千平方米的图书馆和八百平方米的情报资料室，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提供学习、研究的条件。
新华社记者 徐光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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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党委
理直气壮地依靠专家办所
全所出现同心协力搞科研的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屈维英报道：前不久，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发生了两件关于怎样处理依靠专家同依靠工人、行政干部关系的事情。由于所党委坚持原则，处理得当，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全所出现了同心协力搞科研的新局面。
第一件事情是：所党委一名副书记请刚从北京回来的八十四岁的老专家齐长庆在家里吃了一次便饭。不久，大门口便出现了一张匿名小字报，写了一些有损于党群关系的话，齐长庆一气之下回北京了。事情发生后，党委书记裴江陵在党员和群众会上指出，领导干部同知识分子交朋友，互相往来，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无可非议，并批评了那种匿名写小字报的做法。接着，党委给齐长庆写了一封解释情况、热切希望他再回兰州的信。齐长庆接信后深为感动，回到所里，撰写了本所发展历史的文章，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深厚情感。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所党委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给在“四害”横行时受到迫害的老专家兰春霖一家腾出一套楼房。个别干部和工人对此不满，并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党委负责同志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认识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列举事实说明，所党委对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是一视同仁、一样关怀的。通过这样的说服教育，原来有错误认识的同志改变了态度。
所党委这样理直气壮地依靠专家，耐心细致地做好那些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的人的思想工作，使这个所的专家、干部和工人的心情都比较舒畅。专家们有职有权，发挥了骨干作用。目前，八名所一级领导干部中，有六名是专家或熟悉生产管理的干部，另两名也是热爱科学事业、能执行党的政策的老、中年党政干部；全所十三个生产、研究科室的二十七名领导干部中，有二十一名是经验丰富的科技人员。最近，这个所在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依靠专家们的评议和鉴定，进行了科技人员的技术考核晋升工作。
现在，这个研究所的科研、生产和职工生活都出现了崭新面貌。各项重点科研项目取得了重要进展。后勤工作大有改善，初步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图书资料室里，国内外有关生物制品的书刊比较齐全，阅读用桌和皮椅整洁发光。托儿所里，六十多个活泼可爱的幼儿得到妥善的教育和照管，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职工食堂已将大锅煮菜改为小锅炒菜，随到随炒，自由选择。为职工生活服务的总务科，也搬到了福利区，主动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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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坚持领导就要坚持原则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经验证明：要改善并加强党对科教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党委必须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对于违反知识分子政策，歧视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动，要理直气壮地进行说服教育以至批评。
教育、科研和卫生单位，知识分子比较集中。这些单位的党的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保证出成果、出人才。鉴于林彪、“四人帮”长期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当前要特别强调依靠专家、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诚心诚意地同他们交朋友，热情关怀并尽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但是，目前这个问题在不少单位仍然没有解决好。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一九五七年以来对待知识分子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加上小生产习惯势力，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较深。他们看不到建国以来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也不认识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不了解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一些同志甚至把知识分子爱动脑筋、敢提意见的优点，当作骄傲自大、目无领导的缺点来批评。因此，在那些单位，不管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是合理地解决知识分子的困难和要求，都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就要象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党委那样，一方面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另一方面，还要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向那些对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看不惯”、“想不通”的同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明之以理，晓之以义，帮助他们克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只有这样，才算尽到了党的领导的责任，党政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才有可靠的保证，党的领导也才真正有威信。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对歧视、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动姑息迁就，听之任之，那就不可能形成齐心合力干四化的生动活泼局面，党委的威信也树立不起来。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批评不能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苏维埃工作人员时尖锐指出，不弄清这些专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有什么样的错误，就把他们统统叫作资产阶级专家的行为，简直是给共产党人丢脸。列宁还多次给被一位教授邀请但认为到教授家里作客“不方便”的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比留科夫打电话说：“消除一切成见吧！你一定要到教授家里作客，应该更进一步了解他，你要知道，十月革命使他们中间一些人受了惊吓。你问问他将来要做些什么，往后再把情况告诉我。”认真读一读列宁的这些批评，对于我们今天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如何坚持党的原则，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实在是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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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自治区拨款为高级知识分子建造住宅
新华社呼和浩特四月十四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最近决定拨款三百万元，为自治区所属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的各民族高级知识分子建造住宅，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准备在三年内基本上解决上述部门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今年拨出的三百万元是三年计划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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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贞观史话
——唐昭陵采访札记之三
昭陵博物馆收存和展出的许多碑、志和史料表明，唐太宗李世民等人在选拔、考核官员方面，也有一些革新的活动。
李世民曾经严厉批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该陷于日常事务中，叫他们注意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求访贤哲”。他还亲自管这件事，把都督、刺史等地方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随时记载“善事”。他令宰相房玄龄和王珪负责每年考核官员，要求官员们做到“四善”：一是品德受人称道，二是清廉、谨慎、明智、有成绩，三是办事公道，四是勤奋认真不懈怠。除这“四善”外，还有具体要求，称为“二十七最”。比如，善于权衡人物，擢拔人材，是最好的选官；褒扬好人好事，抨击坏人坏事确当，是最好的考核官；裁决判断问题干脆利落而又合理，是最好的判事；审案推事合乎情理，处断公允，是最好的法官；训导有方，学生学习成绩好，是最好的学官；重视调查研究，反映和揭发问题准确，是最好的监察官；耕耨及时，收获成课，是最好的屯官；社会秩序安定，奸滥不行，是最好的行政长官；等等。考核“四善”、“二十七最”时，还规定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诌诈，贪浊有状为下下。
这些考核标准当然具有阶级性，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全面贯彻，但是唐初朝廷注意考核，择优任用，同以前的一些朝廷比较，毕竟是政策上的一种改革，对调动官员，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作用，推动了各方面的革新。李世民说：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的，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能按关系亲疏、资格新旧定官职的大小。他所重用的文官武将中，既有隋朝的旧臣、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出身“低微”的宰相，还有奴仆出身的人。
唐太宗在选官和择将方面，执行着不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的政策对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促进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是起到了作用的。来自少数民族的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都受到重用。在一次战役后，武将薛万钧排挤少数民族将领契苾何力，想独享战功，两下闹得几乎要动武。李世民知道了，怒斥薛万钧，还要罢他的官职。
他为了破格起用一些有才干的、品位不高的人担任宰相职务，在制度上，也作了改革。初唐沿用隋制，由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长官共议国事，相互制约，行使宰相职权。太宗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改进，设置了参议得失的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当宰相使用，但官阶品位不高。这样做不受官品的限制，可破格使一些有才干的人担负重任。贞观时期比较注意通过学校培养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为择优任用和选拔官员，保证各项事业的开展与革新创造条件。贞观五年（六三一年）在长安设置了国子监。当时学风很盛。京师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画学、律学、算学等，又设弘文、崇文两馆。邻近诸国都遣送子弟来唐学习。在考核制度上，也有改进，由礼部考试选荐人才，由吏部考核选任官员，实际上是两次“择优”，鼓励人们要有真才实学。当时不光是择优加官进爵或破格赏赐，而且很重视各种荣誉奖励，对有贡献、有才学的人授以较高的荣誉地位和“学位”。比如，公元六四三年，在凌烟阁上画了二十四功臣像；一些大学问家被荣称为十八学士，画像也悬于凌烟阁。
李世民重视“择优”，又赏罚分明。公元六三七年，他颁行了唐律唐令，执法比较严明，对官员过失的斥责也较严厉。尉迟敬德经常在庆善宫出席宴会，如果别人的坐次在他之前，他就质问人家有什么功劳，“敢居我上”。有一次任城王李道宗劝他不要吵架，他竟勃然大怒，险些把人家的眼睛打瞎。太宗在席后提醒敬德想一想韩信、彭越为什么会被汉高祖刘邦杀掉，并且警告说，国家纲纪，离不开赏罚，不能光靠皇帝开恩宽容，应自己注意检点，否则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次谈话以后，敬德吓得呆在家里再三请求辞职，再也不敢闹地位了。由于他知道改过，唐太宗仍给他很高的荣誉，死前担任相当于高级顾问的职务。
在昭陵东南方，有一处被当地群众称为“牛犊塚”的小墓，远远低于一般功臣陪葬墓的规格。这却是唐太宗的长子，被废掉的太子李承乾的墓葬。这个太子的作风很坏，胡作非为，李世民曾一再公开斥责他。当他心怀叵测，罪过更大时，太宗就把他废为庶人，流放黔州，贞观十九年死在那里。要不是李承乾的孙子在唐玄宗时当了宰相，为他求情，是不能移柩昭陵陪葬的。
中国古代很多王朝在上升时期，大都注意“择优”、“求贤”，但是做得比较好，形成一套制度，维持较长时间的，却是初唐。李世民和“贞观之治”所以受到后世的称道，这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吧。
本报记者 王焕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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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卫生局举办医院管理学习研究班
黑龙江省卫生局为帮助全省城市医院的领导干部掌握医院现代化管理的知识和方法，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医院管理学习研究班，最近已结业。
参加这期学习研究班的有黑龙江省各城市医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共四十二名。三个月来，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医院现代化管理技术和方法，学习了部分基础医学理论知识、临床医学进展情况和管理知识等，还分别到八所医院进行了十五天的专题考察研究。通过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他们加强了对医院特点和医院工作规律的认识，明确了在医疗部门实施科学管理的方向。学习期间，他们还编写了《医院管理学》讲义，撰写了十三篇医院考察报告，提出了一些改进医院管理的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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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妇产科医院健全医疗护理制度
长春市妇产科医院恢复和健全一系列医疗护理制度，受到群众赞扬。最近，这个医院被评为省、市医疗系统的先进单位。
长春市妇产科医院开展了以加强基础护理、提高医护质量为中心的优质服务活动，全院的医护工作越做越好。现在，每个医护人员都能做到一日数次定时巡视病房，填写重病人和术后患者的交接班记录，把药物送到病人手里，按时给病人换送大小便器。在生活服务上，他们把热菜热饭端到病人床头，给行动困难的重病人喂水、喂饭、洗脸、梳头、剪指甲、整理床铺等。有一位患者，因产前感染、死胎、患尿崩症入院，经三次手术抢救，病情很重，生活不能自理。医护人员每天为她做皮肤、口腔清拭，定时翻身，给她洗换内衣，喂饭喂药等，一天也不要她的家属来陪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护理，没有发生褥疮和其他合并症，就痊愈出院了。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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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恢复医生二十四小时住院制
培养合格主治医生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医生二十四小时住院制，已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恢复起来了。
二十四小时住院制，要求住院医生除例假外，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不得离开医院，参加病房值班和具体管理病床，及时参加病房抢救手术和新入院急症病人的处理工作，做到随叫随到。
实践证明，这种住院制是行之有效的培养医生的好制度，可以系统地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及时地检查治疗和密切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很受病人欢迎。医生住在医院，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业务和临床实践，诊断治疗能力提高较快。
二十四小时住院制一般四年为一期。住院年限结束时，经考核作出的鉴定，是做为晋升主治医师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