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br/>专栏：心香一瓣<br/><br/> 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者<br/> ——怀念“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同志<br/> 夏衍<br/>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念起现在很少为人知道的童长荣同志。<br/> 童长荣同志是太阳社成员，“左联”发起人之一。但“左联”成立不久，党中央派他去东北工作，从此他和左翼文艺界的战友们就失去了联系。<br/> 一九三九年在桂林的时候，李克农同志告诉我长荣同志在东北遇难，但不清楚具体情况。<br/> 一九七七年，骆宾基同志一次与我闲谈，偶然提到长荣同志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他那里才知道，长荣同志到东北后，在“抗联”工作，抱病率领游击队跟日伪作战，歼灭了大量敌顽，在战地壮烈牺牲。据说，在“抗联”中对他最熟悉的是李延禄同志。那时李正在医院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手术，不便惊动他。这个“悬念”就这样一直挂在我的心上。<br/> 很巧，前几天我到北京医院看病，碰到了李延禄同志。我们素不相识。经医生介绍，我们在候诊室作了一段谈话：<br/> “听说你在写东北‘抗联’的回忆，写完了没有？”<br/> “写了一部分，身体不好，还没有写完。”<br/> “我早想向你打听一个朋友的事情，就是童长荣同志。他是你的部下吧？”<br/> “不，不，他是我的领导。”<br/> “我看了一些关于‘抗联’的材料，也曾问过冯仲云同志，他们对童长荣同志的情况都不了解。”<br/> “那是因为他到东北以后改了名字，我们都叫他‘老张’，代号是张麻子，知道他叫童长荣的很少。”<br/> “据我的记忆，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不久，他就到东北去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东北的？”<br/> “长荣同志是一九三○年中共满洲省委四月大破坏后不久从上海到东北的。”<br/> “他在东北担任过些什么工作？”<br/> “先在满洲省委负责工人运动，‘九·一八’后，省委要他到南满组织游击队，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他一直在‘抗联’担任领导工作。”<br/> “我很想知道他在‘抗联’的一些具体情况。”<br/> “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虽然他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是作家，但是他没有架子，政策水平很高，同士兵和群众共甘苦。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件事：‘抗联’初期，我们做一些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当时写在墙上的大标语有‘彻底歼灭法西斯日寇’这样的口号，长荣同志看了，同大家商量说：应该把法西斯政府与被迫出来打仗的日本士兵区分开来。于是，他亲自用日文写了许多颜色不同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你记得离家的时候你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和码头送别的时候你妻子的眼泪吗？’等等。长荣同志常说，一般的日本士兵多半是从农民、工人中征集来的，他们也是受害者，对他们要攻心，谩骂没有用，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感。”<br/> 我还想从李延禄同志那里听到关于长荣同志更多的情况，医生叫他去看病，谈话没有再继续。<br/> 我认识长荣同志，是在一九二五年。我们都参加了东京日本进步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偶然相识，以后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一九二七年五月我回到上海，他已经在上海党的某个区委机关工作了。他和蒋光慈、钱杏邨同志经常来往，因为他们都是安徽人。他有时也参加第三街道支部的小组会。他写过一些散文、短篇小说和诗，用笔名发表在太阳社的刊物上。我曾在蒋光慈那里，看到过他写的一部描写安徽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说的原稿。“左联”刚成立，他离开上海，接着光慈又病故，因此他这些手稿的下落就难以查考了。<br/> 李延禄同志告诉我，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了长荣同志。关于长荣同志在东北的情况，他和骆宾基同志有过长谈，并希望骆也能写点纪念回忆他的文字。我想，这些被遗忘了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先行者，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
第8版()<br/>专栏：<br/><br/> 重视社会科学<br/> 一知<br/> 青少年往往是富于幻想的。我在高中读书时，就曾作过各式各样的美梦。首先是幻想当小说家，接着又幻想当文艺评论家，最后又幻想当历史学家。总之，没有离开社会科学这一门。今天回想起来，虽觉天真得近乎可笑，但也还是满有兴味的。<br/> 最近，有人在某城部分中学生中搞了一次关于理想问题的调查，其结果是：有想当工程技术人员的，有想当医生的，有想当工人的，有想当解放军的，还有的干脆答道：“只要不下乡就行”。理想虽然五花八门，可是却偏偏没有想当社会科学家的。<br/> 人们重视和热心于自然科学，学技术之风大兴，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件大好事。但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需要社会科学的发展，忽视和回避社会科学的研究，就不好了。<br/> 为什么过去幻想当社会科学家的青少年不乏其人，而经过十余年的“战斗洗礼”之后，却寥寥无几了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臭”的，说得客气一点还不太“香”，却是重要原因之一。<br/> 自然科学有任科学家翱翔的广阔天地，社会科学却仍被人们认为有点危险。公开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占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焉能不臭？近三年来，自然科学界又是开科学大会，又是定奖励条例，而社会科学界措施不多。这也就难怪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迅速地“香”起来了。我以为现在应该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第8版()<br/>专栏：<br/><br/> 保护好生活环境（宣传画） 葛万明
第8版()<br/>专栏：<br/><br/> 文学和污染<br/> 李百臻<br/> 郭沫若在一九二○年写的《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对喷吐着浓烟的烟囱作过这样的描写：<br/>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br/> 牡丹呀！<br/>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br/>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br/> 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诗里号召人们“要汇集千万种音响……呼啸着前进。”他还要：<br/> 蒸汽啊，<br/> 你的汽笛<br/> 嘶声叫喊吧。<br/> 时代的特点，特定的政治需要决定了这些作品所讴歌的对象。今天，人们是不会去非议前者的“歌颂浓烟”，后者的“赞扬噪音”的。<br/> 如果说环境污染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引起人类的普遍重视的话，早在三十年代，夏衍在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里，就曾对纱厂工房里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和令人窒息的尘埃作过淋漓尽致的描绘。对这“环境污染”的鞭挞和控诉，又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由于本质上的迥异，今天人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愤怒去对待存在于我们社会主义大地上的污染。<br/> 近来浏览报刊，偶尔见到了这样的句子：<br/> 那轰鸣飞动的天轮，那喷吐着浓烟的囱林，都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新生之感！新长征中阳光灿烂的一天开始了……<br/> （从颜料厂流出的）红水河啊，你不分昼夜、奔流不息，象征着我们的祖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br/> 作者们的“比”、“兴”何以非寄托于这些污染不可？歌颂国家的兴旺、政权的稳固，除了诸如此类的噪音、浓烟、废水之外，就没有其他可寻觅的形象吗？我想，上述两位大诗人是不会替他们辩护的。夏衍三十年代之怒固不可有，但作者们在掂量其作品的社会效果时，是否也应同时兼顾一下这个节外之枝呢？
第8版()<br/>专栏：<br/><br/> 东山诗抄<br/> 徐放<br/> 答友人登山爬砬子，遥山遍野喊牛，我就是这样又度过了一年一度的重阳，虽然还没安锅立灶，但在园边篱畔，却有盛开的菊花正吐艳飘香。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应该说：<br/> 念书人耕田种地，<br/> 未必不是革命事业；尽管山穷水恶，也不愁就写不出<br/> 那丰富多采的诗词和文章。是的，看苍鹰盘旋在摩天岭上，我有时也会想到振翅奋飞；听大雁鸣叫在连山关前，我有时也不能不警觉到这鬓已染霜。呵，是谁讲：即使是故乡，离别久了，也似他乡？可我觉得，只要心里有党，任天涯海角，南土北疆，在我们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里，就没有一处不是自己的家；只要心里有一个永不磨灭的理想，任荒谷老峪，草地雪山，这生命就不能不时刻地在放热发光！<br/> 怀念杨柳刚刚发萌，老砬子顶上雨雾蒙蒙。千花都等着开放，百草正争着冒青，涧里的水呀，日夜向东！<br/> “三月三，燕穿天”。小燕儿穿天，鸟雀在争鸣，看眼前是一派什么样的风光情景？梨树沟呵，放羊的妇女歌声阵阵；样子岭呵，开矿的炮声轰隆轰隆；喊牛扶犁闹春耕，沟里沟外，家家户户，都是用锁看门。这时候歇息在地头上，仰望云天，我真想写封信：<br/> 告诉你，亲爱的<br/> 东山的春色正撩人，<br/> 一年一度的谷雨节，偏偏又近。
第8版()<br/>专栏：<br/><br/> 采蜜忙（年画） 刘吉厚
第8版()<br/>专栏：读书随笔<br/><br/> 要多一份“傻”气<br/> 金近<br/> 我非常喜欢读鲁迅先生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篇短文里，很尖锐地刻画出三种类型的人：逢人叫苦的奴才和所谓识时务的聪明人；再就是那种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做、心直口快不考虑个人得失的傻子。时间过去已有五十多年了，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也还会碰见这三种人。<br/> 远的不说，就说“四人帮”到处横行的这段时期吧，聪明人为了保自己，原则也不要了，真理也可以随便丢掉，正义更谈不上了。但他为了要表现出不同于傻子和奴才，他要装出一副主张公道的姿态，说几句漂亮话，名曰应付，其实是迎合，甚至是紧跟。因此，在“四人帮”称霸时期，他能混得下去，揪出“四人帮”后，他摇身一变，又是很正确了，结果还能站得住，尽管会有人在背后议论，总还没有人指着他的鼻子骂，只因为他是“聪明人”。当然，也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终于弄巧成拙，混不过去了。傻子呢，正是“四人帮”的打击对象，在那个时候，谁要做傻子，就得准备蹲监狱，准备受批判，准备劳改，尽管这样，那时候的傻子还是不在少数，可见得有人是甘愿做傻子的。至于奴才，按理说，解放以后，中国人民都当家作主人了，哪来的奴隶、奴才呢；可是中国的封建思想意识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在人们的头脑里要想去掉它，还不是那么容易。因而还有那么一些人甘心当“四人帮”的奴才。我们总还记得，有人在你面前诉“四人帮”的苦，等到你帮他说话，帮他指出该怎样去对付“四人帮”时，他不但不感激你，反而把你说的做的去向<br/> “四人帮”告密、打“小报告”了。说明中国解放已经那么多年，奴才并没有绝迹。<br/> 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很需要“傻子”，只有“傻子”才能脚踏实地地为四化作出贡献。他们一心为公，勇往直前，只要对大家有利，就不顾一切地去做。雷锋就是一个有名的“傻子”。<br/> 我们要大大提倡这种“傻子”精神，愿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多一分这样的“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