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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鉴真
汪向荣
中国和日本，由于地理相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就十分频繁。见于文字记载的，就有二千年之久。在这悠长的年代中，有很多先辈为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献身。唐代东渡的高僧鉴真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直到今天，虽已隔了一千二百多年，他还受到两国人民的尊崇。
七、八世纪时的中国，即盛唐时代，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和技术各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因此周围国家都派遣使节、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
日本当时处于奴隶社会，封建制的萌芽已逐渐增长。七世纪以后随着和中国的交往的增加，他们冒鲸波之险，直接向中国派遣使团和留学生，学习中国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大化革新发生了，它奠定了以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基础。
大化革新实行班田收授法，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还仿效中国实施租调制度，并且输入了中国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但同时阶级矛盾也发展起来，皇室想各种办法解决这些矛盾，真正统一全国。
鉴真被邀聘东渡，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出身于佛徒家庭，七○八年二十一岁时在长安实际寺受戒，正式取得僧籍。五年以后，一直到他东渡为止的四十年中，他讲经、建寺、造像，由他授戒的僧侣先后达四万多人，其中有不少是以后成名的高僧。七三三年，他被誉为江淮一带的授戒大师，在佛徒中的地位很高，成为一方的宗首。
七四三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到扬州请鉴真东渡弘法。荣睿、普照是七三三年由日本派遣，来中国邀请高僧去日本传法授戒的。他们在中国先邀聘了道璿，以后经过十年的访察，才找到了鉴真。
鉴真听到他们所述的来意，很快就同意，并准备东渡。在他的决心感动下，有弟子祥彦等二十一人随行。可是第一次，因受到官厅干涉而告失败。
鉴真又准备第二次东渡。他买了军船，采办了不少佛像、佛具、经疏、药品、香料和干粮，随行的弟子和技术人员达八十五人之多。可是船出长江口，就受风击破损，不得不返航修理。修好后，第三次出航，又在舟山海面触礁而告失败。一行被安置在宁波阿育王寺，两位日本僧受到迫害。他并没有灰心，七四四年，又准备由福州出海，可是在前往温州途中被官厅追及，强制回到扬州。这样，第四次又没有成功。当荣睿、普照到扬州崇福寺再次和他计议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仍决然再次出航。七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一行从扬州出发，在舟山群岛停泊三个月后横渡东海，又遇到台风，在海上漂流十四天后，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几经周折，才返回扬州。第五次东渡又告失败。在这次航海中，不但失去了一开始就支持他的弟子祥彦和日本僧荣睿，甚而连他自己也双目失明了。
又经过了五年，即鉴真六十六岁高龄的那年十月，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特意在回国时到扬州看他，并告诉他唐朝政府虽已拒绝了日本方面请他东渡的要求，但仍希望他自行决定。鉴真虽已年老失明，五经挫折，但仍毅然再度出航。七五三年十月十九日他离开扬州龙兴寺，十一月十六日乘第二艘遣唐使船从沙洲的黄泗浦出发，直驶日本。十二月二十日中午，这位夙志不变、决心东渡弘法的盲僧，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在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的秋目浦上陆，随行的有普照、法进和思托等人。
四十多天后，即七五四年二月初四日，鉴真一行到达当时日本首都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欢迎。不久日本朝廷派吉备真备为特使来宣诏慰问，并委以授戒权。接着圣武上皇和部分过去已取得僧籍的高僧，都随他受戒，次年又有八十多名高僧舍旧戒而随鉴真受新戒。东大寺也建立了戒坛院，由他主持。七五六年，又任为大僧都。这样的优遇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日本的保守势力还很强大，在佛教方面也是如此。由于鉴真控制僧籍，旧教团感到利益受到威胁，从各方面攻击诽谤鉴真。
在这样逆境下，鉴真并没有灰心和气馁，又和弟子们一同建立了唐律招提，即现在日本著名的唐招提寺，为教育训练僧侣建立了制度和基地。七六三年五月初六日，这位高僧以七十六岁高龄寂化，埋骨在他五次渡航失败而终于到达的日本。
鉴真在日本生活了十年，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当然这种功绩不是他个人的，但没有他的领导和坚持，是不可能有这样成功的。
鉴真东渡和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文化繁荣的时期，而他又有意识地率领一批有实际知识的人，带去不少书本、工具和技术。他把盛唐文化传到日本，经过日本的消化吸收和发展，成了天平文化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天平文化是可与盛唐文化相媲美而夸耀于世界的。
当然，鉴真的贡献主要在日本佛教方面。现在日本佛教史上，以鉴真为律宗的开山祖，授戒制度也由他开始。他对日本佛教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鉴真一行的功绩，不止是把盛唐文化带到日本，而且是同日本固有文化相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鉴真最后一次所率领的人员中，有不少在文化、艺术方面是很有造诣的。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对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天平文化的影响是不小的。
天平文化的中心是佛教文化。在佛教艺术方面，如在寺院建造方面，向来日本佛寺中安置本尊的金堂是采用双层结构的，这和日本建筑很不相称。到唐招提寺的金堂，才开始改用单层结构。这是以中国寺院建筑为根据，并具有日本民族特点的。自此以后，日本寺院的金堂等建筑有了日本风格。
佛像的雕塑方面也是这样。天平以前只有铜铸和木雕两种，在手法、姿势和全体比例上，也没有日本风格。天平以后这种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造型上有写实主义风味，但这些不是唐式的翻版，而是具有日本的民族特点；材料也开始使用砖石和干漆。这些方面，鉴真一行是起过作用的。
干漆像是天平艺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种，鉴真坐像就是夹纻干漆像。这种雕塑方法是由鉴真弟子们传入，而且还由他们帮助日本艺术家们制作、掌握的。现在日本保存下来最大最宏伟的干漆雕像，即唐招提寺金堂的卢舍那佛坐像，在一九一八年修补时，发现台座有铭文，说明当时曾有日本艺术家参加制作。鉴真和他的弟子不仅把盛唐文化传到日本，而且还帮助他们使之融化到日本文化中。
在文学上也是这样。思托是始终跟随鉴真东渡的两个弟子中的一个，他到日本以后，就应道璿的要求，为其弟子讲经；以后又撰述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延历僧录》两书，虽然文字并不流畅，但在日本佛教文学和史料文学中，却创立了僧传的一格。
历史上记载，在光明皇太后患病时，鉴真献药，结果医治有效，说明他们对医药交流方面也是有贡献的。鉴真一行人数较多，而且都是经过有意选拔的，所以能在各方面作出贡献。
只要对人民有过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鉴真虽然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一个僧侣，可是今天还受到两国人民的纪念，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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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贝林格同志在北京大学集会上的讲话
（四月十六日）亲爱的韩天石同志，亲爱的周培源同志，亲爱的北京大学师生员工们：
我感谢你们的热烈欢迎，我谨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人向你们表示亲切的问候。意大利共产党人怀着友谊和对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现实的认识注视着你们的国家。从这个现实中我们看到为改造，为进步，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艰巨努力，而你们是这个现实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你们在今天的中国的工作和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这要求你们同你们的同志们，同其他成千万中学、大学、工厂、农村的青年们一起为你们的人民的未来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我要对给予我们这次会见的机会向你们，也向邀请我们访问贵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感谢。
今天我们同你们，一个丰富而悠久的革命传统的继承者交谈。我们知道你们这个大学在本世纪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突出作用。通过这座大学，通过一代代老师和学生传播了革新和进步的思想。我们知道，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是怎样从这里开展起来的，这次运动在你们人民的斗争中是个决定性阶段。捍卫民族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侮辱，在当时是同消除落后的强烈要求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而这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萌芽。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为开辟社会主义前景的可怕冲突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所有各大洲的其他人民一道，一个希望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人民的力量出现了。由于许许多多人士的教导和工作，其中有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和胜利斗争中占据一个首要位置的毛主席本人，社会主义思想也就是从你们这个大学传播开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斗争是多么艰巨，你们的人民在争取解放的漫长道路上遭受了多少牺牲。这是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革命者、进步力量由于他们的行动具有普遍的解放与和平意义而肩并肩地团结在一起的一段历史。难道这只是过去的事情吗？在当今世界这种困难复杂的情况下是否也可能找到汇合的基础呢？我们确信，不管过去的经历如何，不管所走的道路是如何的不同，不管看法和立场是如何的不同，在反对战争威胁，反对一国对另一国生活的任何干涉，争取正义和革新世界方面可能而且应当作出共同的努力。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有可能进行会见和相互了解的一个说明。我们两党表现出善于对话的才能。这种才能是从意大利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借以维护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想要撇开他们的分歧寻求有益的相互了解的愿望那股力量中产生出来的。
请允许我向你们简略地谈一下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党的斗争。意大利是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在那里，民主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运动斗争的成果。因此，我们把这些民主成果看成是开展我们争取实行朝社会主义方向变革斗争的一个条件，我国社会迫切需要实行这种变革以便克服其本身的发展所造成的不平衡和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解决因国际秩序的危机而产生的种种问题。
我们在制订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时考虑并且仔细地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我们主要以我国的独特条件为依据，不仅拒绝其他的模式而且也拒绝那种认为只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的观点。这是从我党整个历史留传下来的一种抉择。如果我们党的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斗争和牺牲中没有遵循这条道路，把我国全体人民的愿望作为我们的愿望，意共就不会象今天这样起到在选举力量和政治影响方面成为意大利第二大党的作用，也不会是资本主义西方最强大的共产党。意共在全国五千六百万人口总数中有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二百九十七名党员并且在政治选举中获得近一千一百万张选票，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四。我们党同社会党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同其他左派力量一起，在我国二十个大区中的六个大区，在几十个省份以及在意大利一些最大城市里（罗马、米兰、都灵、那不勒斯、热那亚、威尼斯、波仑亚、佛罗伦萨）是主要的执政力量。
我们这个斗争坚持了很长的时间。共产党人曾经在二十年中一直站在反法西斯地下斗争的最前线。意共在一个广泛而团结的人民运动所进行的反对纳粹侵略者的武装抵抗运动中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和伟大的民族力量。战后，我们为保卫和扩大民主成果及推动我国经济和文明的发展进步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今天意大利是受到遍及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危机的最沉重打击的国家之一，这种危机本身孕育着倒退，政治和文明的倒退的危险。这是个激烈的、艰难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反动的和野蛮的势力不惜使用血腥的和暴力方式来摧毁民主制度。多年来在我国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首先就企图让作为劳动者运动的一个不可放弃的财富和一个使运动本身发展壮大的手段的那种民主无法前进和发展。今天，恐怖主义正是在劳动者运动中遇到了不能逾越的抵抗，这种抵抗是要击败反对全体人民和他们的成果，企图破坏人民对自己的信心和对一个正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的一种进攻。
意大利共产党认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决定性的，它的全体党员都在进行这场斗争，它邀请和呼吁其他政治力量进行有效的合作，因为意大利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在争取拯救和变革我国的斗争中，我们致力于各种信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即：在大部分人是天主教徒的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天主教人民群众，社会党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人民群众的团结。这些人民群众每当他们能够找到共同的愿望并且进行共同行动时就表现出他们善于完成重大的任务，不久以前，他们就这样作了。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确实巨大，我们为实行使经济发展，平等地满足公民们新的需要，限制大资本的权力的改革而斗争。
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确认我们的民族要求，确认这些要求的民主性以及确认在当前这个世界危机阶段，在意大利的发展将会听命于西方最富有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决定这种危险严重存在的阶段，使这些要求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原因。如果人们确认这样的选择，但又仍旧丝毫也不考虑解决我国和我国人民的种种问题的必要性，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我首先是指就业问题，这同青年群众尤其有关，他们特别受到危机造成的经济、文化和道德后果的影响。今天的青年在建立他们个人生活的同时也想了解和参与左右他们前途的那些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决定。相反地，排挤他们意味着有使丧失信心和绝望扩大的危险，这种丧失信心和绝望在一些人身上表现为转向极端主义和其它倾向、放弃斗争、自私地追求个人的特权、在日常烦琐单调的生活中消极地随波逐流。这种危险也波及我国人民其他广大的一部分人。例如，妇女群众。今天意大利妇女以过去从未见过的活力和决心进行斗争，争取不再受到歧视和被排挤出从事生产的生活，争取在充分肯定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方面不再受到阻挠。还有意大利南部的居民，他们在忍受古老的而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造成的痛苦后果，所有意大利人的未来在许多方面是同这个问题的解决相联系的：就是实现包括南部在内的全国生产机构平衡发展的问题。
这些就是资本主义无能积极而公正地满足已经发展的社会中极其广泛的人民各个阶层的切身要求的一些最明显的表现。但当然还不止这些。意大利社会的全部问题反映和证实这样的危机那就是：怎样捍卫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而不使通货急剧膨胀？怎样更有成效地组织工厂中的劳动而不缩小工人阶级对生产宗旨和目的以及对投资发展的干预权力？怎样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条件更合乎人道？怎样使国家机关更好地为公民服务？怎样健全公共生活？这些公共生活现在充斥着腐朽的丑闻，这些丑闻涉及到那一部分同社会治理的弊端有密切关系的政界和金融界，这些弊端把我们带到了当今的危机。但是，这些问题，除了揭示这么深重的危机的性质和复杂性以外，也是我们进行斗争的场地，我们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命运，也就是说把国家重新纳入秩序、民主和革新轨道的可能性，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而这意味着认真治理国家。但是没有象意共这样一支力量参加领导我们的国家，不仅难以治理意大利，而且尤其无法走上应付和克服意大利危机的道路，因为意共体现着意大利社会中那一部分最孚众望和最渴望进步的人们的要求。
我们非常清楚，这不是一场很快就会过去的、暂时的危机。只要朝我们国境外面看一看，就会看到那些早已把一国的每一件事情都同世界的错综复杂情况联系在一起。第三世界人民的崛起，他们要自主掌握自身命运、掌握本国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的愿望，揭示出工业化资本主义世界即使在它显然是最稳固和最繁荣的几个地方也不可能依靠把困难的重担转嫁给迄今还是不发达地区的那些人民来解决自己的困难。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已经能够衡量那些由于国际关系中缺乏公正和合作而产生的没有得到解决的、对大家都是日益增长的危险的世界性问题是何等严重。在位于能源生产最富地区中心发生的伊朗革命、尼加拉瓜的桑蒂诺革命、津巴布韦进步力量的胜利，再次向世界传达了这个信息，即民族解放道路和摆脱新殖民主义的解放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今天所有工业化国家需要考虑的正是这些现实。但必须尊重新兴国家人民最关心的事情，即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平等。这些要求并非只是对正义的一种必要的、过迟的敬重。这些要求被强行提出来，应当接受它们，因为从那些野蛮压迫和掠夺当地人民几个世纪的老殖民帝国的废墟中，产生了这种情况：在客观上和结构上不可能再走它们的老路和重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强制推行并已失败的模式。硬要重新建立和维持旧的国际剥削制度会意味着世界战争。
由于整个这些政治、经济原因，并且面临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西欧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和民主力量的斗争只能以世界和世界各地的和平与正义的目标为依据，只能遵循缓和紧张局势、在一切存在争执和冲突的国家之间重新开展对话、进行谈判的意图。
帝国主义势力对各国人民施加严重的威胁。在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中再次出现令人惊恐的冷战气氛，这种气氛加剧了对抗集团各自的强硬态度和闭关锁国的状态。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增多了，而且尽管新兴国家的人民肯定自己是自身历史和全人类历史的主角，工业化世界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在扩大。在旧的不稳定因素之上又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但从来没有得到全面而积极的解决。在国家关系中使用武力和各种形式的压力的倾向在发展。因此，世界上所有那些愿意保卫和平并保卫各国人民享有他们的主权和独立权利的力量之间寻求理解和合作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迫切，这些力量认识到这个危险：军备竞赛除了成为新冲突的势头以外，还破坏把人类拥有的财富用于和平与发展目的的努力。今天抉择的范围越来越缩小为一种两难的抉择，即或者建立基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自由协作与合作的世界新经济政治秩序，或者发生一场可怕的灾难。
我们看到世界上对这个令人惊恐的难题的感觉和担心在增长。在意大利和欧洲，我们通过复杂而不总是容易的对话向一切左翼和民主力量（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各种倾向的进步力量）呼吁，这种对话尊重各种力量的自主，目的是找到同它们一致之点，以采取行动，给西欧打开一条摆脱危机的道路。但是，这种行动必须找到同世界上努力争取缓和、裁军、和平、正义和合作的一切政党、运动、国家和政府——从“不结盟国家”起——的联系并建立同它们的关系。
但是，在国际上这种行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放弃的部分是，争取深刻地革新我们欧洲大陆各个发达工业国家和整个欧洲共同体的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
同志们，本世纪的革命变革和各国人民的解放历史表明，和平、民主和独立具有全球性的价值；也表明，无论走什么样的道路，注意并遵守这些价值，是任何对话、任何希望相互了解的愿望以及共同努力争取全人类的进步、争取摆脱资本主义和建立更高级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今天存在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的关系的意义（虽然存在着差异和分歧），我相信我们这次在这个大学的会见必将有助于使这个关系变成更加有益。
我再一次向亲爱的同志们表示感谢，祝你们学习好，祝你们的科学研究获得成就，祝你们同你们的国家和全世界一道获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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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简介
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需要大批掌握企业经营规律的科学管理人才。如何培养管理人才？在这方面，美国的一些经验，对我们可能有借鉴作用。美国现有六百所大学设有管理学院或系科，负责培养企业管理干部。不少大公司还设立专门部门进行培训。他们注重选拔有实际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到管理学院深造。选拔要求相当严格，保证有培养前途者取得深造机会。管理学院的教学内容注重实际，目的在于培养确实胜任的人才。学习期间，不仅要学习若干理论知识，还有机会到公司实习，到国内其他地方访问政府有关人士。教师往往兼任公司董事，熟悉企业情况，使教学内容可以有的放矢。他们的学制相当灵活。学习期限有长达两三年者，也有几个月的，甚至有仅仅三天的研究班。
上面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一书的部分内容。此书是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去年应邀访问美国后写成的。全书十章，分别介绍美国管理专业教育的体系、管理学院的学制、课程、学生概况、教学方法、教师队伍、科研工作，以及美国公司培训管理人员的情况。
（高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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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文老档》的整理和翻译
《满文老档》是清入关前用满文写的唯一官撰编年体史书，是研究清初社会性质、早期满族历史、东北地理的珍贵文献，是研究我国满族语言文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是研究清史所必需的第一手材料。中外学者很重视《满文老档》的整理和翻译。一九一八年清末进士金梁在沈阳发现《满文老档》，当时即找人翻译，后曾抽印一部分，以《满文老档秘录》为题发表。
一九三一年，在北平故宫博物院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时发现《满文老档》原档三十七册，一九三五年九月又发现《满文老档》三册，至此，《满文老档》共有四十册。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将这批档案运往台湾。
一九六二年九月，台湾大学广禄和李学智合作，将五千余页杂乱无序的《满文老档》整理一遍，接着又将清太祖朝二十册译注完成，曾以《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为书名，先后出版二册。
日本史学界十分重视这份历史文献。一九○五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在沈阳故宫发现了乾隆四十三年重抄的《满文老档》，一九一二年内藤将这部《满文老档》拍成照片，带回日本，于京都大学、东京帝大和东洋文库各存一份，一九二三年又将这份照片译成日文，一九三二年影印出版。
为了研究和译注《满文老档》，日本成立了《满文老档》研究会。一九五五年作为“东洋文库丛刊”出版了第一册，一九六三年陆续译完，共出七册。
一九七八年四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合作，成立了《满文老档》译注工作组，迄今已初译完毕，正在进行校对工作。（深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