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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鲁迅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象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象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象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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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采多姿 挥洒自如
——喜看李仁堂在影片《泪痕》中的表演
李孟尧
电影《泪痕》里，李仁堂同志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成功地创造了一位性格鲜明的县委书记形象。这个形象是可亲可敬的，又是可学可攀的。李仁堂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有以下一些特点和长处。
表演上感情真切，富有生活气息。表演艺术贵在情真，只有情真才能动人。李仁堂在《泪痕》中的表演有此特点。县委书记朱克实是个贯穿全剧的人物，戏较零散，稍有疏忽，难免会出现有意做戏的痕迹。可贵的是，李仁堂无论是感情浓重的戏，还是感情轻淡的戏，他都挥洒自如，没有牵强做作之感。如：一，夜遇姜大牛。姜大牛怀念前任县委书记曹毅，一个人在小树林中祭奠他，被朱克实发现了，朱克实并没指责姜大牛的封建礼俗，而是极为温和亲切地询问姜大牛在祭谁？姜向朱克实哭诉对曹毅的怀念之情，朱克实被曹毅的光辉事迹和姜大牛真挚的阶级情谊感动了。朱克实做为一个新来的县委书记，不可能也不应该和姜大牛一样，泪洒满怀地痛哭一场，可是，他那被感动了的浓重的情感又难以完全控制，这时李仁堂的表演是：两眼徐徐地滚出了泪珠，沉静的脸上似乎没有一丝表情，泪珠在眼眶里不停地滚动着，欲滴不滴，欲收不收，持续了许久许久。这样，既表现了朱克实被感动了的深厚真情，又体现了这位县委书记理智上的克制力。贫下中农对曹毅的怀念，也是对他自己的期望和督促，他百感交集，无法述说。临别了，朱克实饱含着热泪，紧紧地握着姜大牛的手，久久不释，然后缓缓离去。此时无声胜有声，朱克实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催人泪下。二，情感浓重的戏需要情真，情感轻淡的戏同样需要情真。且看初访戚念慈一场戏。朱克实收到了“木村有地雷，小心踏响”的匿名信后，决定只身去木村访问会计戚念慈。从墙上挂着的胡琴，问知戚会拉琴，朱先让戚来一段。戚拉起了山西流行的曲牌，朱克实一面听着戚的琴声，一面缓步环视室内的一切布置。环视，只是用眼看的戏，怎么看？胸中无戏，眼中无物，必然失真。但李仁堂从人物的规定情景出发，从人物的内心动作出发，他一面听着琴声，一面貌似毫不在意地缓步环视，还不时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下巴，那副轻松自信的神态，如同一个美术爱好者在画廊中信步。他胸中有戏，眼中有物，但表面上又不显露对客观景物的态度，真是：“无言中看思想，含蓄中见真情。”
第二个特点是性格多彩的表演。电影文学剧本中成功地塑造了朱克实的性格，李仁堂在对人物形象化过程中，通过再创造，使朱克实的性格更多彩了。例一，家访章洛林。去访问时是个雨天，朱克实似乎是践约而来。他一进门就欠身上炕，上了炕就盘腿而坐，坐下后接过了章洛林的旱烟袋就抽起来，一面抽，一面美滋滋地品尝着烟的味道，并饶有风趣地说：“这里边至少掺了一半豆叶子”。通过上炕、盘腿、品烟、笑语等一系列动作，体现了朱克实是一个非常了解群众，又平易近人的干部。他和章洛林在一起，不象一般的县委书记和一位普通社员的关系，倒象是农民之间的串门；象是两个老农在促膝唠嗑——在唠嗑中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例二，同吕明远谈话。孔尼娜不疯了，但前任县委书记曹毅究竟是怎么死的尚未弄清。公安局长吕明远自告奋勇，提出要亲自调查此案。朱克实听后非常赞许，问吕明远有何要求。吕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他喜欢的手段。朱克实听后，先有一个思想上的停顿，然后急促地在室内走动着，他在紧张地思考和判断：吕明远可能要采取那些手段，后果如何？暂短的思考后，决心支持吕明远，他斩钉截铁地说：“干吧，出了漏子我负责！”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话，通过说话前的艺术处理——停顿、急促的走动、激烈的思考、准确的判断等一系列动作，鲜明而强烈地体现了朱克实对党、对人民敢于和勇于负责的高贵品质，体现了一个无私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的雄伟气魄。这是朱克实性格方面的另一色彩。例三，对许飞雄。群众的大字报揭出了木村的问题，刺痛了敌人的神经。在县委常委会上，许飞雄这个坏蛋先发制人，甚至对朱克实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朱克实克制着强烈的激怒，严峻地制止许飞雄：“这里是常委会，不是赌场，有什么话坐下说。”许飞雄自不量力，决心同朱克实斗一斗，于是孤注一掷：“我要是不坐呢？”朱克实面对敌人的挑战，挺身而起，怀着满腔怒火严厉地逼视许飞雄，用力一拍桌子：“那就请你出去。”锋利的眼神，严峻的态度，命令似的语言，一齐压向许飞雄，许飞雄在强大的反击下软蛋了。在这短短的三个镜头中，通过李仁堂精彩的表演，我们看到了朱克实思想性格的另一色彩：在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他不退让、不手软，而是针锋相对，以无产阶级的雄伟气势压倒敌人，打垮敌人。
第三个特点是富有表现力的台词语言。演员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诸多手段中，台词语言仍是主要手段之一。李仁堂在台词语言上的造诣是较深的。他很善于用台词语言来塑造人物这一特点，早在《创业》中华程的身上有所表现。李仁堂的台词语言，动作性强，表现力丰富，节奏鲜明，音色悦耳动听。他对台词语言的体现设计是从如何更好地塑造人物出发的。例如，给张伟打电话。腊月二十七了，春节将临，朱克实想到了社员群众的生活安排问题，他立即给张伟打电话，要求：一、放假五天，不准搞变相劳动。二、保证家家吃上饺子。李仁堂根据角色的思想情感，对上述几句简短的台词，读得有紧有松，有起有伏，疏密相兼，情深意明。开始说放假五天时，他是流畅地脱口而出，紧接着来了个急促的变化：“放假就是放假，可不准搞变相劳动。”强调了“不准”二字，表现了朱克实对张伟等人工作上的不够信任，不甚放心，所以事先敲警钟，不准打折扣。接下去，“保证家家吃上饺子。”他强调了“家家”二字，就是说，不准张伟等人利用任何借口使一户、一人吃不上饺子，因而感受不到党的温暖和关怀。一个电话，几句台词，鲜明地体现了朱克实这个新来的县委书记对群众生活是何等的关心，工作上又是何等的细心周到！再如，与何诚共同分析戚念慈。朱问何对木村会计戚念慈怎么看？何说：
“他嘴里说的恐怕不是心里想的。”朱听后高兴地说：“对了！”“对了！”这只是两个字的感叹词，李仁堂念来却是那么韵味深长，他把重音放在“了”字上，并把“了”字拖得长长的，准确而鲜明地念出了朱克实对何诚见解的赏识和共鸣。
李仁堂台词语言的另一长处是口语化。他读的台词很少
“字”话，不生硬，不做作，凡是读起来绕嘴或不够口语的台词，他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性格把它口语化。在朱克实的台词上，他附加了一些“呀、啦、啊、哇”等虚字，听来很生动自然，有助于刻画朱克实的性格。听李仁堂读台词，既是一种艺术形象的美感享受，也是一种声乐美感的享受！
李仁堂的生活底子是比较厚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每次创造角色，他都坚持重新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求得对人物塑造上新的依据。这次对朱克实的塑造也如此。拍摄前他走访了山西的五、六个县，和十来个县委书记一起生活过。剧本中描写朱克实有吸旱烟袋的习惯，开始，李仁堂不甚理解，深入生活后，他求得了生活依据和性格依据。对角色的外部造型也如此，他坚持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性格出发进行外部造型。有人劝他，朱克实的外部造型不要太土了，县委书记嘛，总得有个干部样子。深入生活后，他坚持往“土”里造型。因此，他坚持朱克实留光头，穿一身发了旧的干部服和旧布鞋，毛衣是粗线手织的，经常挽着袖口、敞着怀。人物一出场，就给人以乡土、质朴、亲切感。
文艺创作源于生活，文艺工作者应不断地深入生活，不断地积累，这些道理说来不难，持之以恒，却也不易。李仁堂同志坚持不断地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寻求新的创作依据，这是他塑造角色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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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
——重读《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伊默
今年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全国文艺界正在进行热烈的庆祝活动。我又重读了鲁迅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五十年，但这篇不过三千字的对革命文艺具有纲领意义的重要文献，至今读起来，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鲁迅的这篇讲话，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鲁迅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的革命方向，并且指出，为了达到这个“坚决的广大的目的”，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因而，要求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况，看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亦即鲁迅经常讲到的坚持“韧”战的精神。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光辉胜利，终于造成了“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正是由于在鲁迅这种“韧”战精神的照耀下，左翼文艺家们高举战旗，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如毛泽东同志所热情评价的那样：使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败涂地”，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新的历史要求，进一步总结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仍然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建国十七年来，尽管在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上，我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总是接过了左翼的战旗，坚持了从五十年前就已开始了的“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革命方向，使社会主义文艺曾经有过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
林彪、“四人帮”统治下的十年浩劫，严重摧残了我们的革命文艺，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百花凋零的景象。但残酷的迫害，却把革命文艺队伍锻炼得更加坚强。历史证明，五十年前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左翼文化战线立下的不朽的功勋，这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正象鲁迅豪迈宣称的那样：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而且有不少左翼文艺家，是用他们的鲜血，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人民怎么能遗忘革命文化先驱者用血肉筑成的光荣传统呢？
鲁迅在这篇讲话里指出：“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在此以前，他还曾说过：“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今天，我国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奋勇进军，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斗争任务，也仍然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的斗争的继续。中国的工农大众及其同盟军知识分子、战士以及广大青年，都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革命的精神食粮，来鼓舞和激励他们为建设新生活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的文艺家们，只有努力坚持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才能接过前辈们手中的笔，在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无产阶级文艺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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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临其境 如闻其声
——《台湾散文选》读后
周金益 周丽华
三十年来祖国大陆首次编辑的《台湾散文选》，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选集里的三十二篇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有的抒发了台湾同胞思乡怀故的莼鲈之情；有的反映了台湾省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有的描绘了宝岛的奇木异卉、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读后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三十年来，由于人为设置的藩篱，使海峡两岸的亲人无法团聚。因此，念亲、思乡便成为台湾作家们创作的重要主题。收在《台湾散文选》中的不少作品，都抒发了这种深挚的怀念之情。林文煌的《故园情》，以缠绵的笔调抒写了“在异地成了家”，但“乡愁是割不断的”绵绵感情。归途上，作者想投入故乡怀抱的心情，是那样的急切；在故乡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是那样的令人心旷神怡；而告别故乡，又是那样的依依难舍……。爱之深，恨之切，作者在抒发眷恋祖国的深情的同时，严峻地鞭笞了那些忘却家乡人、家乡水，没有乡愁的人：“这样的旅人，他的生命里还有爱吗？他的鼻子里可以闻到花开的芬芳吗？他的耳朵里可以听到鸟叫的声音吗？”
借景抒情，是作者们表达这一主题常用的方法。选集中有不少作品，都是经过精心的艺术安排，通过景物来抒写个人的感受和期望，抒写过去和现在的乐观和苦恼，抒写对现实的态度。呼啸的《榕树》，通过“老家”的那株榕树，追忆充满欢乐、情趣的童年生活，感叹随着时间的悄然而逝，如今自己却成了
“一只无依无靠的小鸟，在旁人的树上觅食营巢，在密密的丛林里啁啾哀鸣！”游子孤独的感情跃然纸上。在《诗境·画境·心境》一文中，作者对两朵刚结合在一块的浮云忽然被一阵天风割开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我相信：纵使世事真变幻莫测，只要不失掉自己，你们的重逢终必有日。”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那热爱祖国，眷恋故乡，思念亲人的感情，表现得那样朴实，那样真挚，极为动人。
选集中的一些作品，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台湾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现实。老作家杨逵在《水牛》中，通过农家少女阿玉的遭遇，反映了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命运是何等的悲惨。阿玉是一位漂亮、勤劳而又聪明的孩子，在她还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就被迫停学在家放水牛。后来为了缴纳佃租，她父亲连水牛也卖了，阿玉也作为抵押品给地主作丫环。更惨的是等她长到十五六岁，地主便夺去她的贞操，把她变为小妾。作者告诉人们，在这一血淋淋的现实角落里，有敲诈，有剥削，有刽子手的凶残，也有劳苦大众的悲愤和眼泪。杨素娟的《开拓者》，描写一个清苦的作家，为了“不致为五斗米折腰而写出与自己心志理想不合的文章”，决心搞“副业”，开拓荒山变花园。他经过风风雨雨，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终于迎来了花果满园。作品歌颂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物质财富的发奋图强的意志，赞赏了宁愿饿死也不向权贵折腰的硬骨气，阐明了美好的生活是从艰苦中创造出来的道理。老作家钟理和的《旱》，则反映了贫苦农民久旱盼雨的焦急心情，十分真切感人。总之，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对台湾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思想动态以及社会风貌等等，都做了真实的反映。
选集中还有不少以台湾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为题材的游记。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富有艺术魅力的画卷，读后令人神往。
《拾得满林醉梦》的作者曾遨游过台湾的名山，观察过花团锦簇的高原，细致的观察，优美的文笔，使作品写得有声有色。如描绘绿色的森林，深有“阻去千里红尘”，“悠悠然恍若隔世”之感；描绘春山槭树的红叶，使人陶醉在这红叶谷里，感受到了那火一般的“奔放的生命力”。伍稼青的《寻秋记》，用娓娓动人的笔墨，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台湾八景之一”的“双潭秋月”（日月潭）的美景。日月潭朝晖夕岚，“当晨曦初上的时候，绿得象碧琉璃般的湖水，有如一面大圆宝镜，放射出绮丽的色彩，而且倏忽变易。”“薄暮，湖上笼罩着一缕轻烟，山容隐约，似绝代佳人”，真是神妙莫测。于是作者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一幅天造地设的山水画，是人间任何有名画家所难描绘得来的。”
台湾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库的组成部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台湾小说选》、《台湾散文选》、《台湾诗选》，对于帮助大陆同胞了解台湾文学，繁荣祖国文学艺术，促进祖国的统一，无疑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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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重版前言
碧野
一部被埋没了三十年的长篇，今天得以重见天日，作为一个作者，我的心情多么激动呵！
《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是我在太原火线生活的收获。作为一个入伍不久的新战士，从一个侧面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把这胜利的战果向全国人民汇报，我的情感是热烈的，心是忠诚的。这是描写太原战役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开国之初出版的第一批长篇作品之一。但是它所受到批评的严厉程度，当时是震惊文坛的。我们知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那种教条主义的批评，恰恰是与生活相违背的，凡是有生活内容有血有肉的描写，都被用僵硬的教条去框死，去否定。由于那种“左”的影响，无须讳言，使以后的创作思想受到了无形的禁锢，作品产生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这部长篇受到严厉批评以后，多年来个人的遭遇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但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开国初期不少作品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命运相同，也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批判，因而影响到整个文艺创作的发展和应有的繁荣。长期以来，在大棒之下，作家们随时都有挨打的可能，是令人不安的。
其后，我曾几次去部队深入生活，去朝鲜战场，去边疆，我写抗美援朝的通讯报告，写以开发边疆的英雄部队为题材的长篇《阳光灿烂照天山》，但我都是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去生活去创作的。当我听说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原先太原战役时认识的老首长还问起我的情况，我是十分感动的。应该说，我参加革命以后，部队给我的教育是很大的。因而，我对部队总保存着一种深厚的感情，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不论我生活在另外的战线，我总是怀念部队生活的。在作品中，我仍然不断去表现部队的英雄人物，在散文集《情满青山》中，我写红三军，写将军与报春早，写珠江岸上解放军满抱鲜花的塑像；在散文集《月亮湖》中，我写老游击队员；在长篇小说《丹凤朝阳》中，我写将军武阳和老战士林长泰和冯大钧。这都是我不能忘情于部队的缘故。
当然，一部作品不可能尽善尽美，不是有这个缺点，就是有那个缺点，但要看它的主要倾向和艺术表现。以《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为例，由于作者深入火线生活时间不长，所产生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但它总的倾向是好的，不应予以全盘否定，这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借这书重新出版的机会，我对这部长篇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在进行修改中，我重读《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觉得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运用，都还有些特色。这主要是从生活中来的，没有框框，因而生活气息较浓。相形之下，以后我的作品就求稳求全，思想有顾虑，感情受到束缚，不是大胆创作了。
现在，被埋没了三十年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得以重新和读者见面，这正说明党的文艺政策的落实与胜利。在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照满阳光的道路，是百花争艳的春天。
〔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