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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我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发表了冯建辉的《我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就有一批同志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创造了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群雄并起，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作者还具体分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过程，指出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为之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作出很大贡献。
文章共分三部分。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
作者指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许多领袖人物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我们党提出和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从理论和实际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邓中夏同志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发表的《农民运动》、一九二四年一月发表的《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九二五年五月写的《劳动运动复兴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恽代英同志一九二四年六月写的《农村运动》等文章中，都曾先后提出了农民问题，从事农民运动以及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以后，我们党又以统一战线形式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把革命理论与实际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有组织地对中国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使我们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从广度到深度都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一九二六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一九二七年初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集我们党从事农民运动经验之大成，系统地对中国农村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指出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这些思想，成为我们党以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就提出武装工农的问题。他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同年周恩来参加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和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他还注意从实践方面把革命武装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如派黄埔军校毕业生，到广宁举办“农军模范队训练班”，对农军骨干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到海丰任教官，协助农会训练自卫军。周恩来在广州农民讲习所专门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课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他在《人民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队之组织亦为势所必需”，只有“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广东半封建势力才能彻底打倒。”在北伐战争中，我们党又派林伯渠、李富春等参加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工作。由于全党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到大革命后期，我们已经领导和掌握了一批武装力量，成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以后开创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骨干。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海陆丰农民起义和成立的工农民主政府，是我们党创建农村革命政权的尝试。
二、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群雄并起，开辟了我国革命的崭新道路
作者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大屠杀，到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标志着大革命时期的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变成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革命的主要敌人。政治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化，迫使我们党必须离开城市。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党很快地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两年时间内的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在起义中，尽管由于认识程度不同，寻找“落脚点”的路途顺利与曲折有异，但大多数起义终归达到了共同的认识和行动——到农村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说明，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不是天才人物头脑的产物，而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大势所趋。
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我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序幕，从实践方面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如何结合的重大问题。南昌起义宣布：“我们的下级军官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行动，即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第一次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与广大农民密切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的军事行动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南昌起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感到需要有一个“站脚的地方”，开始有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叶挺在告战士书中提出：“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需找一个内不受军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朱德在回答战士们提出的“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时说：“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站脚的地方，然后就能发展。”周恩来听到南昌起义的一支部队安全到达海陆丰时，兴奋地说：“这就很好了，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焰又要在海陆丰猛烈地燃烧起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另一部进入湘南，与地方农民自卫军结合，以武装暴动成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南昌起义第一次以伟大的革命实践从根本原则上提出了我党工作重点转移的若干重大问题，并且进行了可贵的实践和探索。
继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由于正确地选择了“落脚点”，及时地整顿党和军队以适应新的情况，制定和执行了一套正确的政策，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根据地，成为我们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一面光荣旗帜。
由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是我们党实行战略转移中，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一次积极的英勇反击。起义的参加者们及时总结教训，把革命武装转移到海陆丰、左右江、海南岛和湘南，与当地农民斗争结合，点燃起农村割据的火种。
在党的“八七会议”指导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二九年底的两年多时间内，相继爆发了由冯白驹领导的海南岛农民起义，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河南确山农民起义，唐澍、谢子长领导的陕西清涧起义，吴光浩、曹学楷、潘忠汝等领导的湖北黄麻起义，方志敏领导的弋横农民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边武装起义，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领导的闽西起义，刘志丹、谢子长、唐澍领导的渭华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王维舟等领导的川东起义，周维炯、漆得伟、徐其虚领导的商南起义，姜镜堂等领导的六霍农民起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等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形成群雄并起、百川汇流之势，共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三、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作者指出，毛泽东从搞城市工作到重视农民运动，以及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有一个实践、认识的发展过程。大革命前，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中去搞一搞。毛泽东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一九二五年他回家乡养病，开始注意农民运动，多次到农村调查研究，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初，对湘潭、长沙等五县农村的系统调查，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谈到这段情况时曾说，他在搞湖南农村调查之前对党的机会主义错误认识是不够的，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看法，并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他说：这是农民指挥着我发言的。
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革命实践中，初步形成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一九二八年十月到十一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年，全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着毛泽东的认识不断前进。一九三○年初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地提出一条路线，明确地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初步制定了一套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它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正式形成。
很明显，毛泽东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作了最有系统的贡献。但是不能由此就断定，这个理论就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历史表明，这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的功绩最大，而周恩来、朱德和老一辈革命家为之也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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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张乐群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当前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为什么呢？
首先是要尽快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三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的出生率长期保持在每年平均千分之三十以上的水平，自然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千分之二十。一九七○年以后，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一九七九年为千分之十一左右。但是，现在人口总数已大致为九亿七千万（不包括台湾省和海外华侨），年出生人数仍在一千万以上。人口年龄构成也轻，解放后出生人数约为六亿，十五周岁以下人口约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六，二十九周岁以下人口约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四。我国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中后期人口出生率出现两个高峰。当时出生的人现在已达到生育年龄，如不有效控制，即将出现更高的生育高峰。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这种趋势，已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
人口发展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人口增长太快，实在阻碍经济发展和生活提高。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地感觉到人口太多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严重影响。三十年来，我国农村人口增加一倍以上，全国农民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由解放初的三亩减少到一亩半多。农业的积累不多，农民生活改善不大。以四川省为例，一九七八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六百一十九斤，比一九五七年只多十七斤。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五年这十年人口平均每年净增千分之二十七点四二，而粮食平均每年增长只有千分之十三点二。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新增产的粮食不够新增长的人口的口粮。再如云南，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粮食每年平均增产百分之一点七，而全省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四；人口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粮食的增长率。人口过多也限制了资金积累和工资增长，人民生活的提高相当缓慢。现在，每年有两千万以上的人进入成年，使得升学、就业、婚姻、生育、住房等，都成为一时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要求尽快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
解决人口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经济，但同时也要严格地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逐步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下来。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五左右，争取在本世纪末降到零。实现这个要求，就要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最近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从中比较了五个方案。如果从今年起到一九八五年做到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且维持这个水平，我国人口还要再增长二十五年，到二○○四年人口增长为零，总人数为十亿五千四百万。这是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的最理想的方案。如果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为二，人口还要再增长七十二年，本世纪末总人数为十二亿一千七百万。如从今年起平均生育率为一点五，人口还要再增长四十七年，本世纪末总人数为十一亿二千五百万。几个方案的比较说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争取在本世纪末使人口增长率降到零，是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有效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唯一可取的方案，太快了做不到，太慢了也不允许。
象这样的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测算，四川省大邑县也作过。一九七八年该县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作了三种测算方案。测算表明，如果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零要二十几年；如果平均每对夫妇生一个半孩子，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零要五十年以后；如果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要一百年以后。经过这种比较研究，该县在一九七九年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
上述全国的和地方的人口预测都说明，如果在一九八五年做到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再过二十年即可达到自然增长率为零。这个时期是个人口下降趋势；而同时期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持续上升趋势；这样，社会主义强国的建成，人民生活的提高，就是一个可以指望的前景。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否可行呢？从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分析，只要工作得当，是可以做到的。经过坚定而艰苦的努力，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表现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控制住了前一时期两个高峰带来的生育回升趋势，涌现出四川、上海、江苏、湖南常德县、武汉钢铁厂等一大批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省市和单位。四川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八年间，由千分之三十一点二一下降到千分之六点零六，一九七八年已有七十一个县市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千分之五以下。一九七九年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已达一百二十五万多对。四川的大邑县，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已有九千二百八十八对（一九七九年八月以前数字），占全县育龄夫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一。截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全国自愿报名只生一个孩子并已领到证明的育龄夫妇已达四百三十六万多对。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是有利的。四川大邑县，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中，人口增长每年平均高达百分之二点八，而粮食只增长百分之一点八。国家占有、集体提留和个人平均现金收入与口粮都下降了。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四点八和千分之二点一四，而这两年粮食增长率达百分之三十以上，集体和个人的现金收入与口粮都增加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许多群众已经在事实上明显地看到了少生子女和多生子女对国家、集体和家庭的好处和害处。
当然，在生儿育女这个问题上，矛盾还是很多的。现在农民缺少男壮劳动力会影响家庭收入，降低生活水平，就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仍然存在。这些传统思想，归结起来不外“多福”、“防老”这两点。如果无子可以多福，不养可以防老，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北京、上海郊区以及辽宁部分农村开始实行的社员退休制，就是一个较好的尝试。这样的社会保险措施还会不断增多，广泛施行。在采取各种经济措施的条件下，农民的生活和老年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有助于农民在思想上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事实上，自从各地采取经济措施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好做多了，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数目迅速增加。这些都说明，每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做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思想教育、经济政策和技术措施都必须跟上。一对青年夫妇一般在二十五岁就可以生一胎，但是他们的生育期长达二十年以上，巩固他们只生一个孩子的思想，采用有效的避孕药物是非常重要的经常工作。至于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社会后果，也必须及早研究。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家庭结构将会改变。独生孩子可能成为家庭的宠儿，父性世系将不再存在，家庭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都将变化，老年人的比例会增大，无子女照顾的人数会增加，等等。对于这些只生一个孩子会引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都要加强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措施和办法。应当看到，我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各种政策措施有待总结经验逐步完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和繁重的，必须把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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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谓“人口决定论”
侯文若
在人口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议论说：花这么大气力抓人口控制，是不是有“人口决定论”之嫌？我想对此谈一点看法。
纵览人口理论发展的历史，断言人口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总的说来，不外有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人口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人口越增长，社会财富越雄厚，人口增长决定社会发展。这种观点是生产力落后的产物。在生产工具极端简陋，生产发展主要靠体力和手工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创造的财富越多，因而奴隶主和农奴主都把广增劳动力视为扩大其财富的根本途径，小生产者也把增加家庭劳动力视为发家致富的源头。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日新月异，提高劳动生产率愈益成为生产发展的主要途径，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从量的一面转向了质的一面。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是失业、贫困、饥饿的根源，只有抑制人口、减少人口才是唯一出路，任何社会改革都无济于事。新老马尔萨斯主义者都持这种观点。这种理论主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机器排挤工人，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而产生的。这种观点建立在生活资料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理论”基础上，视人口增长为万恶之源。但是，根据一九七四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全世界食物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分别为百分之三点一与百分之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间分别为百分之二点七与百分之一点九，食物始终超过人口的增长。事实给了这种“理论”以有力的回答。
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似乎是对立的，一个强调增加人口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意义，一个强调减少人口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意义，但实质上均属“人口决定论”，都是过分渲染和夸大了人口变动的作用，因而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既反对“人口决定论”，也反对把人口排除在生产之外，以为人口变动对社会发展没有什么作用的观点。要把社会推向前进，主要依靠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但同时也要过问人口的发展，因为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会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具体到我们这个底子薄、人口众多、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更应当一面用主要力量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始终把四化建设置于首位，一面又要努力做好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使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发展相适应，以便加快四化的进程。
七十年代开始，全国各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倡晚婚、晚育和少育。短短几年，就使我国人口的发展开始走向低出生率、低增长率的新阶段。一九七二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水平开始向千分之三十以下有规律地下降，一九七八年已降到千分之十八点三，与欧洲、北美洲，和亚洲低出生率国家的水平逐渐接近。出生率降低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罕见的。
尽管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还要做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解决人口问题，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发展经济，因为我国人口增加过快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和文化、教育落后。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人口增加过快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要在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五左右，争取在二○○○年以前降到零，这就要求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即使这样，我国人口还要再增长二十多年。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在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思想上，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现在，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已经多起来了。但象四川省大邑县那样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重，在全国还没有第二个。截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止，全国自愿报名只生一个孩子并已领到证明的育龄夫妇，也仅四百三十多万对。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同过去相比，成绩显著；同我们要达到的目标相比，却差距甚远。我们的工作是做得不够，绝不是做得过头了。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人口决定论”之嫌，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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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举行扩大理事会
新华社记者吕志宏报道：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最近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理事会议上说，开展社会学研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制定正确的社会措施，克服不利于四化建设的社会因素，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大力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工作。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扩大理事会，就如何开展社会学研究进行了讨论。六十多名社会学工作者以及有关业务部门的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研究社会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以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会议认真分析了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婚姻、青少年犯罪问题等。社会学家们认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当前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会议总结了研究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就制定社会学研究的五年规划提出了意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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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成立
我国首届非洲史学术讨论会最近在湖南省湘潭市举行。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会由十一人组成。西亚非洲史专家纳忠教授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湘潭大学校长张勇任名誉会长。 （新华社）